我总是有一个小的朋友集团，一直存在，以青年为友。一班人以我为中心跟随着我。抗日时退入四川，小集团还在，二三十人。生活是负责一个学校。闲居时有一段，是朋友接济，在经济上帮助的有三个人，一是李济深，二是陈铭枢，三是张难先。
与李相处，初是听伍庸伯讲学。连襟关系，我的婚姻是他介绍的。张长我19岁，北京“五四”新思潮影响到全国，他到北京来看看新思潮，本着好学之心。之后，把家乡儿女带来北京，住西直门大街新街口路北小庙，送孩子上学。他的朋友熊十力（子真），湖北人，南开中学做教员，教国文。张当初是军人，在张之洞学兵营任职，通文墨的，当兵的，曾任过黎元洪都督府参谋。辛亥革命学兵营起来革命。他三人都在广州，张是财政厅长，兑钱给我是后来在广东的事。
（我问：养生之道？）
少吃多动（四个字）。
1986年11月6日 星期四下午
谈教育思想
就事实说一下，很早在北大教书，民国6年（1917）受聘在北大，蔡校长约我讲印度哲学。当时我很忙，没有能够任职，在司法部任职，不能兼北大事，实际上来不及，就托一位朋友——许丹，请他代课。蔡先生要我到北大教什么？因为他看见我写的一篇论文，发表在《东方杂志》，题目是《究元决疑论》，内容是一个：对古今中外学者诸子百家，都有一个批评、评论，单独推崇佛家。这么一篇文章，蔡先生看后认为作者好像能够古今中外都通吧，很有哲学价值，他由此要我到北大教书。这是民国6年（1917），我正在司法部当机要秘书。
当时北京政府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西南护国军倒袁之后出现的。蔡锷与其老师梁任公，从北京暗中偷走到西南的广西陆荣廷、云南、贵州等省，号称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在广东肇庆组织军务院，袁世凯因为各省响应，气死。这时，当时说法，恢复法统。之前，袁把国家宪法篡改，另外开过一次约法会议，把政治制度都变了。他把大权独揽，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下设各局。我记得有机要局、印铸局，诸如此类，总其上是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等。简单说吧，大权独揽，妄想做帝——“八十三天皇帝梦”，引起护国军、各省响应，气闷而死。
段祺瑞开始反对。反对不成，辞官不做，隐居西山。……袁死前，找段回来，将后事交给他。段请黎元洪出来。而当袁世凯做皇帝时，把他封为亲王，他闭门不纳，表示反对。黎的态度是正确的。
段回来后，请黎继任大总统，黎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当时称为恢复法统。
倒袁、恢复法统是西南护国的力量，段就请西南各省推出人选，来北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代表西南来京的是张耀曾。张是云南人，代表西南参加北京政府，而张耀曾是我先母的堂弟，素来我称他镕舅（镕西是号），自来喜欢我。他从上海坐花车开到北京，火车上扎红缎子。他在北京车站下车，亲戚也去欢迎，一个个握手，看了半天，他问我胞兄，寿铭没有来？胞兄说，他没有来。他说不行，叫他来，叫他搬到我的新居，住在我家，在我身边，给我做秘书。那我只好听话。我为什么不去迎接，因我不赞成。一次组织政府不得当，不好。段资历很高，其他阁员，分量不够，包含张公本人，我认为年纪太轻。他从民国起就有名，在议员中是孙中山这派的头子、领袖，是众民所归的，说的是过去。那还是回到袁世凯毁坏法统时，他原在北京教书。暗中回云南参加反袁，都是倒袁派。
袁死后，黎、段出来了。
（就全国来说不够，张本人也是如此。）还是军人掌权。假如说是岑春煊出山、梁任公出山，他们有分量，那各省的掌权者对北京政府就尊重。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分量就很重。张做个秘书长，联系各方面就合适。可惜事实上没有这样办。这说明我不大赞成，所以没有去欢迎。
可是木已成舟，我同他的关系，并非寻常，我还是只好搬他家去住，做亲信秘书。当时住在政府安排的住宅，机织卫胡同，房子很好。秘书，按时组织，四个秘书，两个云南人，我、沈钧儒。云南人是薛善珍，还有是杨学礼，不重要的人。
我年纪24岁，太轻；沈老，42岁，本是浙江副议长，很有地位，因为与张公交情素来很好，也被拉来任秘书。
这有个情况要说明一下（重要）。即从民国2年（1913）开国会以来，议员都有党派关系。最有名的是：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国民党偏左，在同盟会的底子上组织起来的。进步党梁任公未出面，实际上是梁的朋友、学生在搞，因为他不是议员，所以未出面，实际上汤化龙、林长民等在搞。政见彼此不同，一个偏左，一个偏右，在制定宪法“地方自治”这章，争吵得很厉害，宪法未制成。
再多说一点，推出5个人来起草宪法，这一直被称为天坛宪法。5个人开会起草，5人之中有偏左、偏右的，故拟出的有两部草案，交由国会定案，一读、二读、三读才能定的。起草出来的两部草案：一部是梁任公执笔；一部是张耀曾执笔的。这么两部，有待国会讨论。结果记不清了，是交国会已否？这就出了乱子。简单说，袁世凯派军警收缴国会议员的证书，说某些议员参加二次革命反袁，所以袁世凯（湖口之役）收缴证书。这么议员少了，不够规定人数，国会开不了，等于解散，都是在民国3年（1914）或民国4年（1915）时期。
再回头说，袁死，黎、段出山，恢复法统，召集国会开会。各省来京者经过上海，大量的。多数人来京之前，大家商量，都有一种觉悟，说国民期望我等，希望宪法制出来，大家不要存党见。相约到京，两大党不提，制宪第一，共同任务。那么好，当初的话就不提了，两院有800人之多，自然有些组织。这个组织，宪法研究会；那个组织，宪法商榷会；又有宪法讨论会；还有叫丙辰俱乐部的，因为这年是丙辰年，马君武是首脑；还有益友社（好朋友）；如此等等。
末后要说一个大的团体，人多，为政友会。有不少参众议员参加，人数较多，头脑人物不少，如李根源、谷中秀、张耀曾、钮永建等100多人。杨永泰（政学会）延续不少年，在广东（研究系、政学系）跟宪法有关系。后来组织没有了，只是说当初是哪派的。杨是政学系的人，做蒋介石亲信，拉几个人合作，著名的有张群、熊式辉。三人合作在蒋方面很红、很掌权。因为被人嫉妒，被二陈（立夫是主要的）嫉妒。他亲口对我说：“我专杀共产党，死在我手的有过千。”但他是北洋大学工学院出身。
有两件事顺便说一下。
一是有个外国朋友，德国人，国家银行总裁的儿子，天才很高，在德国入大学，入这不满意，又入另一类也不如意，又转学学医、学文……最后学音乐，以音乐博士毕业。学的东西很多。音乐与心理学有关系，故又研究心理学。由心理学很反对德皇、军国主义。那么他就经朋友介绍，可以找个知音，是法国人音乐家。他去访问法音乐家，法人说，你的音乐很适合于东方。他去伦敦图书馆查询后，向往东方音乐，高雅、好。他又访问了一个教育家梦德索雷（女，办幼儿园小学）。他经过印度、日本到中国。他跟我谈话，很满意。至于日本音乐界情况，他认为日本、上海也是在模仿西学，他看不上。那么中国音乐界，也在搞西洋音乐，我认为粗鄙的，很失望。请他讲演，有人翻译，他总是直言不讳，反对学西洋的音乐。很多人不了解他，言论放纵，很奇怪，有人认为他是疯子、骗子。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欧洲战争，德国被包围，家里钱寄不来，很落魄。他写了一篇德文论文，寄给严复求其翻译发表，严因故未审阅。故又再改了，申述己意。他听人说，中国人里面最懂得外国的人，不过于严复，他投书给严先生，说没有遇到一个知音，欧战起，家里不来钱，我要自杀，写最后一篇论文，也许你看后，我可能死了。严在床上抽大烟，在烟盘上看见，马上写信给他，说我帮你翻译，不要死。后在《庸言》上发表《论中国教育议》，先有介绍的话，就是上面所说的话，严的按语，介绍的话。
这就回到我。我从这上面知道这个人，知他的思想。一方面很注意，一方面不知其要点。他称赞中国古文化。
正是他穷困时候，这时，也算一个救星，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聘他做音乐教员。他学中国话，半通不通，学不好。在保定高等师范，做他助手的叫杨文清。他从杨等学中国话。
我与他的关系，就是我到太原应聘算是讲演，这时这个朋友叫卫西琴，在太原与他相遇。
简短说，我在太原参加全国性教育会议，各省都有教育会，大家来开会，如黄炎培是江苏教育首脑。这年刚好在太原开会。
卫领一班学生、助手也到场。奏音乐给大家听，乐谱据说是中国乐，见于《永乐大典》。给大家听，大家很欣赏，也很奇怪，外国人欣赏中国古乐，大家欢迎。请他讲演，痛诋德国的威廉，反对军国主义，说它是野蛮，应当世界和平。这个言论，刚好引起了当时太原首脑阎锡山注意，就留他在太原办学。办了一个外国文学校，教英语、德语等。……我去参观他的学校，非常引起我的注意：很特殊，一个外国人，非常佩服中国文化，客厅请人写中文字，写的是《四书》、《五经》的话。他最佩服《中庸》，可惜《中庸》我也背不得，他能背出来。（我劝停止，因我6：30存车时间快到了。）
（按：今天送《胡适传》给梁老，并请为单行本题签，3：30-6：00，谈锋甚劲。我因存车在东单6：30止，故提出暂告终止。今天只有谈“卫西琴”还未完。前面所说的两件事，才谈了一件。）
（梁漱溟评胡适，还可查看《梁漱溟卅后文录》，20页。其中《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我们同胡适之、陈独秀，都是难得遇着的好朋友！我总觉得你们所做的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幼声，鼓励你们。因为你们要领大家走的路，难道不是我愿领大家走的么？我们意思原来差不多的，这是说我们同的一面。”但也有根本不同的一面。）
1987年3月9日下午
（去探病。）
（已好。故谈了半个多小时，是接着上一次谈教育思想。受影响有二人：一是卫西琴，一是陶行知。）
陶是影响最大的人。向他那里借人，照他那里办学。
陶借（调用）三人：一位是杨效春先生，一位是张宗鳞先生，三是潘一尘先生。先后请来帮助我们办乡村教育的。三位思想不一样，有的偏左（倾向共产党），有的偏右（国家主义派青年党）。
如何与陶认识的？他在晓庄搞乡村教育，他的口号、宗旨：“教和做合一”，实际做不是空谈。如何教？如何学？陶先生本人了不起，留美，南京高师教授。辞教授，自己下乡搞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当年留学生是西装革履，而他却穿中装草鞋。地名晓庄，原是大小的小，后改拂晓的晓。深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蒋介石认为他走共产党道路，强迫他解散。抗战起来，他的作为是很可佩服的。有许多难民，从北京、天津一直往南逃，难民的孩子在武汉被他收容，收容之后，领着入川。他办乡村学校，地点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上游草街子。我是很佩服陶先生，我把我第二个儿子十一二岁送到他学校草街子。他办学很苦，没有经费，凑钱。收穷孩子。没法，周恩来去参观送了400元。他1946年在上海故去，周恩来在南京，赶去看他，料理身后事。周与我们在南京和谈时。
第一次见面，我从广东出来，到他那里参观访问他。
我办的是勉仁中学，在北碚与他办的都在嘉陵江边上，相隔不太远。
来往不用说了，各有各的责任和事业，各人忙各人的。在山东时向他借人才，帮我做事，在山东时期。
陶受杜威影响。那时杜威讲平民教育，胡适担任翻译，杜威来讲。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记不清楚了，文章在何处？不是在报上，现在不好找了。胡适在北大，杜威在北大讲。
1987年5月13日 星期六下午
（访谈，开始未记录，后来记了。）
先是熊十力，在《庸言》上发表文章反对佛学。
他不赞成佛家，站儒家立场。我在北大是佛家，发表《究元决疑论》时，我批评他。之后他写明信片，要北大转我说：你批评我的话很好，要放暑假了，我到北京访你，见面谈谈。他来北京住广济寺，收房租，他租一间住，通知我去见面，这样开始的。一见面就谈佛学，我说不懂不要乱说。我指点他到南京见欧阳竟无，南京内学院金陵刻经处。他到那里去，是因我介绍，进入此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讲玄奘那派（唐朝）。唯识论此为佛学中最严肃认真的一派。玄奘下是夔基，撰《成唯识论》。我以前就是抱着《成唯识论》钻研，一直是抱着这本书的。论文有《成唯识论述记》，这本书就多了，有20本。
我在北大，先是讲印度哲学概论，包含讲佛学，实际是讲古印度宗教六派。英国、日本学者都是讲六派。这六派在佛家看都是外道。我写的是一面讲六派，一面讲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