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自从去年12月下旬以来，出版社来催书稿后，暂没有去向梁老请教了。）
6月7日，本所陈民同志介绍新加坡著名华裔画家潘受先生来访。他要我带他们去医院见梁老一面。当时，梁老住院，病重谢绝会客。他已跑了几个地方都没有被允许接见，所以才找到了我。既然是不远千里而来，又是只见一面，盛意难却，故我带他们直赴协和医院外宾病房，拜见了梁老。
梁老安详地躺在床上，旁边有保姆在侍。我简单作了介绍。潘先生走向前，向梁老鞠躬问候，说道：梁老先生，您好！我代表海外学术界华侨向您致敬，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说着并把手中的两本书递上说，这是我的两本小书，请梁老指教。梁老和衣枕着被，微点头示意，保姆接过书。接着潘先生取出早已经准备好了的照相机，大家围在梁老身边轮换地照了几张相，便匆忙告辞了。
这次照的相，潘先生拿回去后，冲洗时曝了光，没有成功。真遗憾！没想到这次的相片，竟然成了梁老在世的最后一次留影，可惜没保留下来。
6月21日，打电话到梁宅问候，保姆接电话，回答说：梁老已经输血。我以为会好起来了。不料，23日去世了。
6月24日，上午到协和看望家属，未见到。下午打电话到梁宅。培宽同志接电话说，追悼会拟下月初举行，其弟29号可由国外返回，善后统由政协办理云云。
是日下午，有《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来约稿，要我写一篇悼念文章。义不容辞，写了一篇怀念梁老的文字，以表达我三年来与梁老的交往及所受教诲与崇敬的心情。此文刊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7月16日，为了永志不忘，现将该文附于是篇之后，以示纪念。
悼念梁漱溟先生
我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不幸因病逝世，终年95岁，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之至。
我是1985年始拜识先生的。那时《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主编高增德先生，约我为梁漱溟先生写传。据说他已经与梁老先生洽谈过，并征得他本人同意愿意与我合作，叫我直接去找梁老先生，于是我怀着崇敬和求知的心情，于同年春天到复兴门外22号楼拜访了梁漱溟先生。因为事先进行过联系，所以见面寒暄一会儿后就转到了正题上。开始我的意思是请梁老讲我来记，做一个口述自传。梁老认为这样不好，他说，我年纪大了，许多事忘了，也有记不清的，还是你提出问题，我来讲。我说，这样也好。于是我与梁老的交往和请教就这样地开始了。起初约定一个礼拜谈一次，具体时间，临时打电话决定，免得与其他事务发生冲突。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谈话逐渐减少，但每个月最少得有一二次见面。
回忆三年多的时光，拜访梁老三十余次。每次当我到达时，梁老已经坐在客厅，服装整齐，手里拿着书或报，集中精力在看。显然，这是在等人来的样子。对此我总感到很抱愧。由于我要倒两次车，所以常常迟到；同时我也感到梁老的生活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令人崇敬！先生每次谈话，大部分谈自己的往事，但常常提到当时的一些风云人物，比如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杨度、黄远生、胡适等人，其中讲得最多的要算是胡适了。因为胡适的文化观点、学术思想与梁先生的主张是对立的，所以经常会被提到。我们那时还在写《胡适传》，所以很愿意听听梁老的看法，同时就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及时请教。梁老总是诲人不倦地讲给我听。先生逝世后，我粗略翻阅了一下笔记本，竟有好几处谈到胡适，从这些谈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梁老的为人和道德风貌。
他说：胡适先生是留学美国的，聪明得很！在美国留学时，与任鸿隽等组织科学社，就出名了。他入北大，跟我同年，也是在民国6年（1917），这时他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结婚。他进北大在我后，我先他两个月。当时他跟高一涵住在一起，地点在东城墙眼儿竹竿巷，地方很偏僻。胡适贡献不小，贡献就在于，过去一谈学术、讲学问，总是用文言文，而他的大功劳，就是主张用白话文来作诗、做文章、谈学术、讲学问。这是个大解放。当时蔡元培是北大校长，积极支持。但反对的也有，著名的是章士钊和林琴南。林公开写信给蔡元培表示反对。他的意思总结起来就是白话文不能谈学术，不能表达精深的学术。蔡先生也公开答复他，对他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批驳。当然有些名词术语，可以一面用一面加以解释。
白话文解放学术思想，带来了新思潮，这是胡适、陈独秀打开的局面。胡适这个人思想活泼，头脑活泼，很有长处，但气魄不足，气魄还是要数陈独秀。我问：梁老如果要把他二人排个名次，您看谁排在前面比较合适。梁老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胡适排在前面。然而停顿一下又说，不过陈独秀是前辈。谈到这里，没有继续深入：稍作沉默，又谈到其他问题上了。
梁老说，《新青年》不是北大出的，而是借北大畅销于外。编辑，是几个教授轮流编。当时鲁迅不算北大的，但也兼过课，讲中国小说史，出名文章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这时开风气之先的不只一人，但胡适当算头一名。
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出了上卷，后来写不出来。虽然谈哲学、写哲学，实际他的头脑是以浅明取胜，而哲学这东西，光浅明是不行的。哲学要精深、精密而深奥，不精没有多大价值。梁老说到这里，便作了一个小结。他说：总起来说，胡适很有长处，能打开局面，之所以能轰动一时，正因为他能浅，不仅能浅，而且能明，以浅明取胜。
接着梁先生又说，胡适讲中国哲学，后来写不下去，特别于中国佛教禅宗，无法写，想写，隔着十万八千里，想谈，没法谈。
对现实问题，所见也太浅，如流行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些话，他都不取，不这样谈。他说，五大魔（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是中国社会的五大病痛。他反对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独唱五大魔之说。
至于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针对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还有人提基尔特主义、工团主义，等等。他不谈主义，要谈问题。他特别害怕共产主义；共产党一来，他就跑了，跑到台湾，人是胆小！
梁老最后总结说，一个人有长有短，胡先生是很有见长的一面的。
这是梁先生第一次向我比较全面地谈胡适，后来谈过几次，也不过是这次的具体补充和扩大而已。我觉得梁先生对胡适的评论，是站得高，看得远；评论深刻、尖锐，而且也是公平、切合实际的。其中蕴含着深厚的同时代人的情意，是非界线也很清楚。读后令人叹服。
今天梁先生与我们永别了，但他的思想、人格和那不断探索的奋斗精神，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下来，我们要认真研究、好好学习，努力继承它，为建设新中国的新文化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老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