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在德胜门外的惨败，造成时局的进一步恶化，无论是军心还是君心都已经达到崩溃的边缘，再也经受不住任何一点战败的刺激了。如果广渠门外再稍有失利，京城内外、朝廷上下势必人心惶惶，乱作一团。一旦士气民心解体，大溃败的局面就将重演。当此国家存亡、京城安危的关键时刻，孙承宗毅然从只有5000人马的通州简派出一支3000人的队伍杀向广渠门，直逼右翼敌军背后。3000人的队伍对于10万大军无异于杯水车薪，然而当这样一支短小精悍的队伍突然出现在敌军后翼时，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亚于3万、30万！孙承宗终于让皇太极体会到这背后一击的厉害！
袁崇焕的5000关外将士加上孙承宗的3000通州援军，在广渠门外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奇迹，京师的局势也因此稍有缓解。袁崇焕是孙承宗昔日的部下，尽管孙承宗在督师关外期间对袁崇焕所提出的构筑宁远新城、建立宁锦防线的计划鼎力相助，但他们之间绝无私交可言，是“守关外以御关内”的共同信念沟通了两颗忠臣之心，而此刻，又是防卫京师的神圣使命，使得他们并肩而战。
从广渠门外到运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刺鼻的血腥味弥漫在方圆几十里的土地上。那殷红的热血是生命的源泉，但在战场，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非正义的一方，无论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所付出的都是血的代价。
广渠门外的这场恶战，强烈地刺激着皇太极，他为左翼军的败退而感到愧疚。虽然皇太极怒不可遏，但他还是竭力使自己回到理智、冷静、现实中来。连续四个时辰的苦战，足以证明左翼军将士的毅力与耐力，如果不是老谋深算的孙承宗从背后进行钳制，形势绝不会急转直下。
惟一使皇太极聊以自慰的就是豪格，在左翼军中只有豪格按照原定路线进军，只有豪格敢于同袁崇焕、祖大寿对战，在四个时辰的苦战中也只有豪格始终冲陷在前。他为儿子所具有的“巴图鲁”（满语雄鹰）气魄而自豪，在此败军之际，他就是要用满洲人所崇尚的“巴图鲁”精神去激励他的贝勒，去激励他的将士。
对任何创业之主来说，宽容与大度都是必不可少的。皇太极拒绝了诸贝勒大臣关于治罪阿巴泰的奏请（阿巴泰擅自改变进军路线使得豪格隐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只是对临阵逃脱的康古礼、郎球以及因军容不整而遭惨败的札鲁特贝勒分别予以削职、罚俸。这种宽严相济的做法，既维护了汗的尊严，又保证后金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
袁崇焕的威名震撼着满蒙联军的上上下下，广渠门一战却敌10余里的战绩，更令明廷君臣、朝野上下一扫愁云。就在这场血战结束后的第二天，另一个奇迹出现了，兵临城下的敌军在一夜之间突然开拔（1月5日），这突如其来的后撤足以令京城上下如释重负。敌军的突然后撤，却也在明廷内部诱发着一种急于求胜的情绪，既不考虑皇太极在撤军后会采取什么行动，也无视5000关外将士早已疲惫不堪、急需一段时间稍事休整的现实。从皇帝到市民所期待的是一个血战接着一个血战，一个大捷接着一个大捷直至把敌军逐出塞外。
失利固然令人沮丧，但胜利也未必全是欣慰，一种潜伏在胜利后面的危机正一步步向袁崇焕和他的将士袭来，就在敌军从京城撤退一天之后（1月6日），袁崇焕接到令其督兵追剿敌军的圣谕，一个比喋血而战更严酷的考验摆在袁崇焕的面前。南海子是一座几经修缮的猎场，皇太极让他的盟友、兵丁在历经艰难险阻、浴血苦战之后在这里尽情休憩数日。
满蒙联军的到来，使得冷清多年的南海子骤然人声鼎沸，连续几天的射猎也使得八旗贝勒紧张的心绪得以松弛，人们沉浸在追逐猎物的欢快与喜悦之中。这暂时的休战使得皇太极有更多的时间去思索过去与未来，去思索此次用兵的成败得失。
广渠门外的那场血战已经成为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太极不仅平息了胸中的怒气，而且终于能以冷静、理智、客观的态度分析自己在这场较量中的得与失。平心而论，从策划假道喀喇沁时起，他就很少认真地考虑他的对手有可能采取哪些应变措施，说到底是他低估了袁崇焕的应变能力及其在八旗将士中的威慑作用。因而当袁崇焕奇迹般地坐镇蓟州、横截他西进道路的时候，他只能舍蓟镇而走三河；当他为抢先兵临城下、取道人烟稀少、地势开阔的东南郊与东北郊而不是按照惯例从通州直插朝阳门（朝阳门外人烟稠密，大队人马很难迅速行进），袁崇焕却早已在那片沙窝地扎营以待。凡是他能想到的招数，他的对手也能想到；凡是他要采取的措施，他的对手似乎都能未卜先知，而且总能抢先一步运筹帷幄，严阵以待。
在皇太极17年的戎马生涯中，曾遇到一个个强劲的对手，诸如乌拉贝勒布占泰、明大将刘●（●=将“缂”右边的“革”换成“廷”，请造字）、叶赫贝勒布扬古、金台什以及察哈尔林丹汗等，而今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除了林丹汗侥幸西逃外，其余的或被击毙，或被生擒，早已在政治舞台消失。惟独这个袁崇焕竟让他大伤脑筋，从宁锦到广渠门，两次交战，两次受挫，可真是他皇太极命里注定的一颗克星。
5 蒋干盗书——反间计
皇太极苦思良久，终于找到破强敌之计。硬刀子不行，就得换软刀子杀人。于是一个计划在胸中形成了。
这天，皇太极烦恼的时候，顺手拿起《三国演义》这本随身携带的书，当“群英会蒋干中计”这一回展现在眼前时，皇太极不禁心中一动，一个奇特的念头闪电般进入他的脑海，他要施行反间计，让明朝皇帝替自己除掉袁崇焕！
正当皇太极挖空心思寻找机遇之时，传来一个难以置信却又是千真万确的消息：明朝皇帝拒绝袁崇焕所提出的率部入城休整的奏请，而在此之前接连败北的满桂已然率军入城。袁崇焕和他的5000将士竟被拒之都门之外！虽然皇太极还不可能洞悉其中原委，然而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崇祯已然把猜忌的目光对准袁崇焕。
为什么崇祯要拒绝袁崇焕的合理要求？为什么对满桂与袁崇焕不能一视同仁？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明朝皇帝看来却是天经地义。自从大安口、洪山口、龙井关被突破，崇祯对袁崇焕的不满、怨恨就与日俱增；拒敌于蓟东设想的破灭以及改军取道三河、通州而兵临城下的现实则无异于火上浇油；至于1月6日的一纸追击圣谕，所酿成的便是君父同臣子关系的急剧恶化。
在关外的1.5万援军抵达之前，袁崇焕不可能冒险轻出，以数千之兵追击20万敌军，因为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然而在君父看来，臣子的择机而战就有些抗旨不遵。于是当袁崇焕希望入城休整时，享有万乘之尊的天子断然予以拒绝，君父对臣下的不满，亦因此公开化，表面化。
崇祯对袁崇焕的不满诱发着一种极端危险倾向，在这种倾向的掩盖下，那些被私欲所蛊惑的人，鼓舌掀簧，竞相对袁崇焕进行造谣中伤，他们中既有崇祯身边的太监，也有达官贵人。正是袁崇焕的血战保住了他们的身家性命，然而这些嗜财如命的家伙对于毛文龙被诛、滚滚财源被切断一直耿耿于怀，对于京畿被后金兵侵入，这些“新仇”与“旧恨”就在一己私利的驱使下急剧膨胀起来，以至根本不顾及国家、民族的安危、不顾及强敌压境的严峻局势，大造起倒袁的舆论。于是，“袁崇焕逍遥城下，迁延避战”，“袁崇焕纵敌深人，挟敌议和”，“袁崇焕欲以城下之盟了结五年平辽之局”，“袁崇焕擅杀岛帅毛文龙以践敌约”等讹言与谣传，顷刻间就遍及京城的大街小巷。几经重复、翻新，上述荒诞不经的谣传就变成铁证如山的“罪行”。这些铺天盖地的谣传，一时间甚嚣尘上，刚愎自用的皇帝又焉能辩得出真伪？崇祯心头的疑云也自然愈聚愈厚。
皇太极终于从一则消息中捕捉到实行反间计的机会。皇太极开始物色“蒋干”，此次出师虽然也俘获一些明朝的文臣武将，但这些人官卑职微，难得一睹天颜，纵然让他们“逃归”，也不可能实现预期目的。他必须寻找一个能随时见到崇祯、又备受信赖的人。皇太极要行反间计，只能从被俘的太监中去物色“蒋干”。
经过皇太极的精心策划，明清之际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便被揭开。1月10日清晨，皇太极亲率大军杀气腾腾直扑左安门、广渠门，两军对峙一段时间后金竟不战而退，又撤回南海子。这种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的做法不仅使他的敌人感到困惑，也使八旗将士莫名其妙。南海子顿时像开了锅一样，议论纷纷。人们的议论，旋即飞入两名被俘太监的耳中。这两名太监是后金军队在京东20里的牧马厂俘获的，一直由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以及达海轮流监守。
夜已经很深了，那位姓杨的太监仍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白天偶然听到的只言片语使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变得更加烦乱。负责夜间看守的高鸿中、鲍承先哈欠不断，为了驱赶睡意，他们只得天南地北地轻声闲聊起来。不知是谁竟扯到皇太极不战自退之事，他们的声音压得更低了，鲍承先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高鸿中好奇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鲍承先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交谈的一方窃窃低语，惟恐走漏半点消息；窃听的一方侧耳细听，惟恐有所遗漏。这才是说者有意，听者有心，所谓袁崇焕与敌有密约的绝密情报就这样被一名被俘获的管马太监轻而易举地“窃取”了。两名看守终于打起了瞌睡，待他们睁开眼时，杨太监已不翼而飞，皇太极的锦囊妙计便在这一说、一纵中得以实现。
1月12日清晨，那位仓皇逃归的杨太监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天晓得他是怎样混过敌军的一次次盘查与一道道封锁的。由于杨太监安抵紫禁城，那出在南海子揭开序幕的传奇便被推向高潮。
杨太监所带来的绝密情报令崇祯皇帝愕然，震惊。被倚为良将的督师竟同敌酋订有密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尽管自京城被兵偷袭以来，崇祯对他的督师大失所望，尽管由于他的督师拒绝乘胜追击而使他大为恼火，尽管由于谣言日盛使得他难免心生疑窦，但说到底这种种不满与猜忌也绝到不了这般天地！
无论如何，崇祯也是难以接受这一绝密情报的。用袁崇焕为督师是崇祯即位以后为明室中兴所采取的关键一举，他要结束把国家拖得疲惫不堪的辽战，他要收复辽河以东的大片失地，他要取缔辽饷加派、与民休息、恢复国泰民安的盛世，这种种希望都寄托在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许诺上。然而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他为恢复鼎盛所做的种种努力就因皇太极的大举内犯而前功尽弃。他委以重任的蓟辽督师竟然与敌酋勾勾搭搭，通敌谋叛！对于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年轻气盛的皇帝既无证据加以否认，又不甘心予以承认，否认与承认竟是同样的艰难！
如果承认袁崇焕通敌，就等于否定了崇祯的初政，否定自我总比训斥别人要困难得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找出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何况一位享有万乘之尊的天子。此刻崇祯正挖空心思为袁崇焕，确切地说是为他自己开脱。“袁崇焕既已通敌，为何还要一再强调加固蓟门防御？为何还要抽调部队增援蓟督？为何还要舍生忘死，千里勤王，背城血战，身捍神京？”另一个声音却又在说：“为什么袁崇焕能未卜先知，料事如神，这不恰恰说明他通敌有据！为什么袁崇焕能以5000敌10万，显然是敌酋有意让他立功以便遮人耳目！为什么皇太极会突然撤至南海子？为什么袁崇焕逍遥城下，屯兵不前，不肯乘胜追击？为什么袁崇焕在关外那样热衷与敌议和，竟至遣使吊丧？为什么袁崇焕刚一上任督师就迫不及待地擅杀岛帅毛文龙？”崇祯极力维护的心理防线，终于被一个个疑窦给轰毁。尽管这是痛苦的，难堪的，却又是无可奈何的。
正当崇祯以沮丧的心情面对杨太监的绝密情报时，一个新的疑虑又在那猜忌甚重的心底出现：袁崇焕为什么要通敌？莫非他禁受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莫非他难以兑现五年平辽的许诺而走投无路？莫非他……当这一个个设想被排除之后，崇祯不禁又以警觉的目光重新审视起那份情报：这情报毕竟来自敌营，无从辨其真伪；被俘获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杨监一人逃回，而且还绝密情报，莫非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一个施行反间的骗局？！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礼部尚书温体仁的一份密奏，使得刚刚挣脱谬误羁绊的思维，又重新折回到谬误中来。温体仁弹勤袁崇焕与师座朋比为奸，贻误封疆，已成尾大不掉、大权旁落之势。“朋比为奸”、“大权旁落”系人主之大忌，于是这八个字就成为袁崇焕通敌动机的最好脚注而被认可。“通敌有据”就像一个驱不散的幽灵纠缠着崇祯那颗日理万机的心，在内忧与外患的权衡中，终于做出下诏诱捕袁崇焕的惊人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