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于碑刻石经不仅仅是收藏，而且潜心研究。每知一石出土，就要知道它的字体内容、多少字、哪里出土、流传过程、今藏谁家。宣统年间，有人在四川勘矿，从山洞中得一块石碑，人称“延祐（年）石室题字”。此碑为隶书，三行，每行四字，据说此碑运到京师，不知确切去向。方若千方百计寻找下落，后托友人王孝禹打听到此碑收在清皇室贝子溥伦家中。又“沮渠安周造像碑”光绪年间出土于新疆，后被德国人所得藏在柏林博物馆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端方出使柏林，手拓以归。方若得知后，曾托去德国的朋友传拓，遭到拒绝，一直耿耿于怀。后来罗振玉从端方家中借得拓本照相，送给方若才了却心愿。
宣统年间，方若的《校碑随笔》问世。这部书记录了上自周秦，下至五代，计507块碑。根据石刻损毁的情况，考订拓本的先后新旧，指出翻刻与原刻的区别，为初学者指点迷津。书内还记载了石刻的流传情况、今藏何家，为考据家提供研究依据。书后还附列伪刻，让收藏者辨识真伪。此书一出，受到国内外收藏家的重视，清末民初，翻印不计其数。后人周煦良先生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方氏的见闻不可谓不广；搜集不可谓不勤；辨识不可谓不细；著录不可谓不备，所以大半世纪过去，这部书仍然没有代替它的。”潘景郑先生说：“清季定海方若，以毕生之力，沉酣石墨，创为《校碑随笔》一书，就所见墨本之先后，校订其同异，虽点画之差异，不轻易放过，循是以求墨本之新旧，毫厘不爽。按其书溯周秦迄五季，都碑刻五百余种，举凡海内名碑，约类可见，椎轮之功，自不可没。”1981年7月上海学者王壮弘历几十年，出版《增补校碑随笔》，使方氏的校碑学得到弘扬。
方若除了收藏石刻、古泉外，还收藏古玉。其收藏的商代小臣残玉、元代的玉牒皆为古玉之华盖。方若还擅长绘画，取法张僧繇，后在中国画的基础上吸收了日本画的元素，独具一格。当时方若的润格很高，一般人买不起。他的画颇受日本人的欢迎，当时旅津的日本人，以得方若的画和曹汝霖的字为多，方若因此获利不少。方若在书法方面也有造诣，书学米芾，柔中带刚。
六、结交遗老政客摇把持同乡事业
方若在天津期间，结识了许多前清遗老，如张彪、罗振玉、陈宝琛、熙洽、郑孝胥、溥心畬等。还结交了许多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客，如张弧、王揖唐、曹汝霖、龚心湛、徐世章、陆宗舆、丁士源、李思浩、吴鼎昌等。与亲日派张弧的关系最近。
民国初年，在浙江会馆举办同乡公宴上，方若结识了时任长芦盐运使的张弧。他们初以诗文相交，过从甚密。当时张弧在天津没有住宅，方若为其在日租界福岛仁寿里附近购置一所三层楼的楼房，成为邻居，双方交情日深。后来张弧调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仍来往于京津之间。1915年张弧以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罪状被参劾免职，并通缉拿办。张弧早已得信，避居在天津日租界的寓所。袁世凯又命令天津警察厅厅长向日本领事馆要求引渡张弧。由于方若事先接到日本领事馆透露的消息，及时将张弧家人接到家里，并将张弧本人安置在福岛街井上医院二楼病房，由日本警察保护起来，使得杨以德派来的警察扑了空。不久，经王揖唐等人向袁世凯疏通，取消了通缉令。1921年12月张弧出任梁士诒政府财政总长时，又因发行公债被参，遂又经过方若的帮助逃到井上医院藏匿。不久直奉战争爆发，参案被搁置下来。由于得到方若的两次救助，张弧感激不尽。1923年高凌蔚组阁，张弧二次当上财政总长，极力推举方若当榷运局长及财政参事等职。方若以北洋政府的官都是五日京兆，拒绝上任。张弧为了报答方若，遂将三女嫁给他的儿子方式。
方若还利用自己在天津的地位，笼络浙江的同乡，被浙江籍人士推举为浙江会馆会长。浙江会馆建在天津城里，浙籍同乡来津可在会馆暂住，如有困难可适当予以解决和介绍职业。会馆每逢春节、万寿节、新年以及其他佳节，必举行旅津同乡团拜，并演戏祝贺。方若担任会长，因而接触了许多浙江绅商和官吏，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成为当时天津的社会名流。其担任会长期间办了几件事：一是开办浙江义园及公墓。义园在谦德庄，占地数十亩，房屋数百间。主要经营殡葬事宜，如吊祭、僧道佛事、停放灵柩、代售棺木等。另有公墓在唐家口，占地数十亩，四面有围墙，属于浙江义园管理。还有浙江义地在南郊占地26亩，专供无力购墓地的同乡埋葬。二是设立浙江中学。学校地点在英租界（今河北路小学），对面还设有分校。方若担任学校董事长，主要吸收旅津的浙江籍子弟入学。此外于1912年，与沈椿年、李拙等人捐资3600元，在家乡成立定海县立女子学校。三是兼管广仁堂。广仁堂原是李鸿章在津时建立的，最初只收淮军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女，后来又扩大至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同乡，并由三省会馆会长兼任广仁堂的负责人。
七、弃报从政摇公开为日本侵略者卖命
长期以来，方若为日本人经营报纸，又娶了日本领事馆的日籍职员为老婆，因此与日本人又拉近了距离。他在日本领事馆的关照下成为巨富，与寄居在日租界的溥仪小朝廷、落魄的北洋军阀政客、外国洋行的买办来往密切。由于方若与日本人的特殊关系，这些人在日租界有事基本都找他从中斡旋，由此他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1916年，他被日租界华人绅商联合会推举为会长，与日本居留民团长臼井忠三并列日租界中日民间组织的两巨头。
由于方若在日租界有显赫地位，日本领事馆对他更加倚重，历任总领事到任时必到方宅拜访。而且总领事在日租界宴请中国官1时必有他作陪，甚至每逢日租界举行日本国庆活动或天长节举行阅兵典礼必让他参加。当时日本领事馆有个习惯，凡有日本军政要员来津了解中国情况，军政事宜访问张弧，财经情况访问曹汝霖，社会情况访问方若。方若与日本臼井忠三的关系最为密切，经常交换日租界的社会动态，协商租界的治安问题。方若还与日本在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参谋吉冈安直关系密切，二人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后来吉冈安直在伪满洲国当上了康德皇帝的御用挂（即宫廷大臣）。以后每逢吉冈安直到津为溥仪清理关内财产时，都要看望老朋友方若。
1930年，方若约亲家张弧一同到日本、朝鲜游历，在日期间拜访了阪西利八郎、吉田茂等友人，还会见了一些日本政要。在朝鲜，游览了风景名胜金刚山。
1937年，蓄谋已久的日军在中国发动七七事变，天津岌岌可危。7月25日由天津日本驻屯军特务头目茂川秀和少佐主持，由张弧召集，在方若家里召开了一次筹划建立天津伪组织的预备会。会议参加者有高凌蔚、钮传善、刘玉书、沈同年、孙润宇等。会后确定了伪天津治安维持会的名单共十人，其中就有方若。7月29日天津沦陷，8月1日伪天津治安维持会粉墨登场，方若除任委员外，还兼任伪天津法院院长。从此方若放弃了天津《日日新闻》报社，转入了政坛。
1938年潘毓桂担任伪天津市市长，方若调任市公署首席参事，地位又有所提高。后来，温世珍担任市长，方仍然担任首席参事，温世珍考察日本时，他曾代理伪市长三个月。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日本驻屯军派出极部队接管英租界，实行军事占领，设立极管区行政公署。方若被日本人推举为公署署长。
八、由座上客到阶下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天津。当时方若以汉奸论罪，逮捕入狱。在审判汉奸时，方若聘请大律师胡宝林为其辩护。当法官问其罪状时，方若一再表白自己是“廉吏”、“清官”。法官斥问他：“为什么在日本人手下做官？能说在沦陷时做‘清官’，就不算汉奸吗？”方若无言应对，只好认罪。方若是一个聪明人，知道总要有这样的结局，曾事先将一些值钱的物品和古董装成四大箱，寄存在物华楼金店藏匿，不料被人揭发，由国民政府接收。石经等大件文物加封未动。1949年天津解放前夕，方若被释放。方若一生曾三次结婚。结发夫人沈氏，到津不久病故身亡。续娶日籍华人汤小豹为妻。当其事业发达时，又私纳张氏女为外宅。汤小豹在沦陷期间病故，张氏夫人正式迁到方家。方若膝下有一双儿女，女儿是自幼抱养，儿子是汤小豹所生。女儿嫁给民国交通部长丁士源的儿子；儿子方式娶民国财政总长张弧三女为妻。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派文物鉴定专家将方若所存文物进行了鉴定，作了妥善处理，并留下部分财物作为他的生活费用。1955年方若在津病逝，终年86岁。
方若在考古和书画方面的成就，受到后世的重视。他的《校碑随笔》曾多次翻印出版，成为研究者的必读之书。他的书画和藏品经常出现在拍卖会上，成为后人收藏的佳品。2005年嘉德拍卖了方若曾收藏的一枚金代楷书小平泉；瀚海拍卖了他的一幅花鸟立轴。而其在古钱方面的研究，经常为人们所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