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
说到公益，一种观念认为就是“学雷锋，做好事”，比如雪天扫路、上街捡垃圾等等，是无事的闲人去做的，从而不屑；另一种倾向将之作为施舍，认为是自己实力或者身份优越的象征。事实上，我们恰恰能够在一个平等、繁荣的社会，发现普遍活跃的公益精神。那么，公益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如何可能形成发达的志愿参与机制，从而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益呢？
首先，为什么个人会有公共价值追求？公共道义、关怀他人，总是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那么，对于予以者，仅仅是一个付出者吗？其实我们可以感知，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比如金钱、健康、心理、年龄等等处于弱势，因而，对于“弱者”的关怀和对于公共环境的改善，就是在改善我们自己的社会处境。当我们予以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以关怀，就意味着在社会上累积了对弱者关怀的精神；当我们参与一项公益事业的发展，就意味着我们发展了改善公共环境的能力。所以，公益精神首先是一种正义心，它的本质含义不在于牺牲自我，而在于唤起每个公民的个体责任，实现一个人人有责、社会关爱的公民社会。
中国传统有“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它将奉献和牺牲自我作为为公精神的核心。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已”与“人”、“公”与“私”、“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通过舍此而及彼。它迫使人们在两者之间作出单一地取舍，舍弃个体固有的追求。这样，当利益激励被显化、被认可时，放弃利益和自我的“高尚”就成为一种“傻”的选择，特别是一旦人们的舍弃所换来的不是真正的公共利益，甚至被某些利益群体所利用时，就会产生被利用感，对道德行为失去信任，对公共价值反感、冷漠，乃至形成过度的极端自利、破坏公共事务的倾向。为什么“雷锋”一度成为“傻子”的代名词？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心里失去了志愿、公益的意愿，而在于旧有的道德观不足以整合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了。我们面对一个法治秩序形成的过程，公共精神应被视为对平等的私人领域的保障，公共利益的提升实际是对每个个体利益的同等提升。个人是众多个人中的一员，“公”成为众“私”的集合体。我们看到，现代公益精神并不必然与个人、私域相对立，相反，它需要具有的是一种人本心，即平等地善待每个个体的精神，博爱的精神。它也包含着自爱和独立责任，因为个体的自由意志，是其可以实现其社会责任的前提；具有自由意志和公民责任的个体，就是自治社会的基础。
当我们将公益视为一种社会自治、共同提升的模式，就会意识到它不是一种超于我们生活的特殊的品质。关注世界和平、人类生存环境，固然是公益行为，但是关怀身边的人、接受外来工作为自己的邻人、为社区事务尽责等，同样体现着公益的精神。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方面是弱者；同样，它意味每个人也都有某些方面是强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有可以贡献给社会的东西，人人都可以参与公益事业。比如一位捡垃圾的老人可以向灾区捐献一件新衣，一位残疾人可以开设心理健康热线等等。因而，公益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而在于他是否意识到对社会的关怀。公益精神更重要体现在平常心。换言之，公益不是一种地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体现的是人人帮助人人的精神，是公民自治的理念。
慈善公益是一种态度
自从2008年5月12日之后，公益慈善成了这个社会的热点话题，仁富榜的发布也是应着这样的潮流所做的一个趋势性的判断。因为所拥有的财富，富人首先受到了社会关注。
仁富榜只反映了富人贡献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一个显著的观念转变就是从改革之初的“羡富”变成今天的“仇富”，但是富人的慈善行为实际上却在增长。为什么富人群体做了更多的捐助却形象下降呢？这是因为，一些反市场的因素，比如通货膨胀、国进民退等，压制了老百姓的致富空间。过去羡富是因为大家都有致富的广阔空间，现在仇富则是因为致富空间变小，很多人直观上把自己的致富空间变小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他们希望富人做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仁富榜”把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和他们的财富增长进行对比，有助于大家更好地了解富人的形象，化解仇富情绪。但是仁富榜反映的只是富人贡献的一个方面，即他们在慈善方面的贡献。实际上，仁富们在积累财富时，就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这样说的前提是，那些财富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
仁富是市场自发生长的，而不是靠政府管出来的。仇富情绪让很多人呼吁政府多对富人进行管制，一些官员、学者拿着书本教诲富人说，亚当·斯密不仅写了《国富论》，赞扬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写了《道德情操论》，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实际上，这些人并没有认真地读这两本书。《道德情操论》写作于《国富论》之前，“看不见的手”已经包含了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斯密看来，人类天然就有同情心。理性人假设和助人为乐并不矛盾，因为助人为乐本来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也可以看成一种交易。而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人类能更好地发挥同情心、帮助他人。慈善心本来就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不是官员、学者发明的，如果人类天生没有慈善心，那么政府也不可能管出慈善心来。
并不是只有富人才做慈善，穷人一样会做慈善，但是富人做慈善的能力的确要强很多。富人做慈善有两种目的：第一，满足自己的慈善心；第二，满足他人的慈善心。因为人类普遍存在的慈善心，富人会意识到，如果自己多做慈善，会改善自己的形象，赢得或者稳固客户的认可。不管是哪种目的，都是慈善。
富人做慈善，不管是出自内心的慈善心，还是为了树立形象，都需要真心地替穷人考虑。如果不真心替穷人考虑，他们要么无法满足自己的心灵需求，要么无法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因此，他们的效率比政府效率要高得多，他们比政府更爱穷人。
富人一般把善款交给专门的民间基金打理，这些民间基金之间存在着竞争，谁使用善款的效率高，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善款，竞争压力让它们不得不提高效率。并且，由于他们没有特权，因此会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他们用专业的慈善手段取代政府的官僚习气，这是穷人的福气。
仁富榜不仅应该以展示富人的慈善形象为己任，还应该理直气壮地为富人呐喊。只有富人的发展环境更好，仁富榜才能越来越辉煌，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才能提升。
人与人之间帮扶互助的仁富行为是建立在一种自发基础之上的内心行动的体现，而自然会有一种自发的规律在社会中间起着作用，但其中若是夹杂任何的强制行为，都会使之变味变质，甚至走向反面。
慈善公益是一种文化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慈善事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慈善事业必须有良好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需要有文化的承载和激励。于是，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热闹”过后，在行政动员缺乏对慈善事业持久影响力的状况下，我们又如何去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建构慈善文化，发展慈善文化。
基于慈善事业的宗旨，弘扬利他主义价值观，就要确立如下理念：
1.平等互助的理念
政府组织为第一部门，企业组织为第二部门，非营利组织为第三部门。三个部门具有各自社会职能，建立起社会的组织架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我国现代慈善事业作为公益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超越了施舍恩赐的含义，而具有建立在人格平等基础上的互助互爱、共同进步的新内涵，帮助了弱者就等于帮助了自己，帮助了社会，实现了自身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目标。
2.依法行善的理念
我国慈善事业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在1998年抗洪以后，慈善事业冲破种种观念的束缚，全面走向前台，改变了曾经有过的“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尴尬局面。随着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也给积极扶持和规范管理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慈善事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建立健全法规政策的制度环境。依法治国同样需要依法行善。
3.企业公民的理念
“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慈善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慈善家。现代社会的“企业公民”理念告诉我们，企业是国家的法定公民，企业有权利也有责任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作出贡献。评价一个企业的成功，不单是实现超额的利润，理所当然还要包括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宣传“企业公民”的理念，就要为建立“慈善家”队伍开辟道路，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4.慈善无界的理念
慈善事业的重要标志在于高度的开放性和社会化。“慈善”是我们的共同的“机构品牌”和共有的“精神家园”。要克服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的狭隘地域观念，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要克服由于“行政力”影响形成的地方封闭式援助机制，因为这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价值观。要创新工作机制，构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协作平台，强化“大慈善”的社会观念，扩大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程度。
5.开拓创新的理念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在大踏步前进，在这个每天都在发展变化的时代里，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将大有可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已把慈善事业摆上了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必将起重要的推动作用。必须看到，由于体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我们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慈善事业的先进经验的同时，结合本土实践，开创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现代慈善事业的新局面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在建构慈善文化价值理念的同时，要从社会发展的大视野中把准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磨合中凝聚共识，整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以德治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弘扬慈善文化发展慈善事业理应成为两者的重要载体。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为我们建设慈善文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慈善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文化应该为塑造人性德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贡献。营造“以人为本”“助人为乐”的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是慈善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当前的紧迫任务。
2.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许多优秀的成分，至今影响着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何应对这把“双刃剑”，是我们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旧的道德传统已不适应新的环境，新的道德体系尚未成型，这中间的“断层”如何衔接？慈善文化应该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新的道德体系做更多的事情。“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迪，我们要做的实在太多。
3.与企业文化相结合
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离开了企业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核心竞争力离开了质量和品牌也是不可想象的。慈善机构的准市场化策略告诉我们，慈善文化必须积极主动地溶入企业文化，慈善机构要与企业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强化服务意识，努力为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要积极倡导“公益营销”，利用公益平台，推动企业“品牌”的发展。要当好企业的“公益”顾问，使企业参与慈善事业视为一项有良好经济效益的社会投资。使企业为善不仅是“最乐”，并且是“好生意经”。要通过慈善文化与企业文化的结合，培养企业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慈善机构与企业达到双赢，并逐步培育一支慈善家队伍。
4.与社区文化相结合
要加快发展慈善事业，光靠几个机构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人文关怀的重心在基层。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推进，使慈善事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凸现。社区的原则是以人为本、互助互利、奉献爱心，民主自治。社区文化的核心是“志愿和奉献”，慈善文化与社区文化的结合，对于改善社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建设一个现代新型社区离不开慈善公益事业，慈善公益事业在基层社区建设中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