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部事业和行为方式，虽然遵循家庭的准则、社会的调节和公共制度，但是事物的实际进程都表明了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哪里还有什么责任感可言？那教育、忠告、布道、谴责和惩罚又有何补益？如果法律不是人们的普遍信念，人们不把它作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来普遍遵守，那么，法律又有什么作用呢？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坚守良心表明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
意志是完全属于我们的东西，人生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也仅仅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积久的习惯和物欲的诱惑不应当成为奴役我们的主人，相反，我们是它们的真正的主人。即使我们向它们屈服，良心也会告诉我们应该抵制，即使我们真正下决心要成为习惯和诱惑的主人，我们也不需要超出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更坚强的意志。
有一次，莱蒙雷斯告诫一个年轻小伙说：“现在，你已经到了该自己拿主意的年龄了。否则，将来有一天，你会置身于你自掘的坟墓中呻吟哀嚎，你无力推开堵住坟墓出口的岩石。对于我们来说，最容易形成习惯的就是意志力。你应该好好学习，然后坚决果断地做出决定。这样，就会使你漂泊不定的生活安定下来，不再像秋风中的落叶，随风飘零，任意东西。”
柏克斯顿坚信年轻人做事喜欢意气用事，随兴趣之所致，除非他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决心并能持之以恒。柏克斯顿在给他的一个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你已到了该对人生方向做出自己的选择的关键时期，你必须制订出抵御不良影响的保护性原则，必须果断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否则，你就会陷入无所事事的困惑之中，养成漫无计划和目标、做事效率极为低下的习惯和性格特征，成为一个懒散拖沓的年轻人。而一旦你堕落到这种地步，你就会发现找回失落的自我可绝非易事。我坚信年轻人喜欢随心所欲，凭一时兴趣行事，我曾经就是那样……我生活中的乐趣和全部的成功，都源于我在与你现在的年纪相仿时所做出的转变。如果你在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时候，下决心勤勉用功、做事严肃认真，那么，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会感到欣慰和愉快，因为你的决定是明智的。”意志，如果不考虑人生方向问题，那它就只不过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和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但是，显而易见，任何事情都有赖于正确的方向和良好的动机。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方向是感官的快乐，那么，坚强的意志可能是可怕的恶魔，而聪明的才智只不过是它的下贱的奴仆。但是，如果一个人追求的是真善美，那么，坚强的意志就是造福人类的君王，而聪明才智才是人类最高财富的侍臣。
打通前进的道路
一分劳动，一分收获，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拒绝的要求！货币工资应足够维持你的工人的生活，使他继续工作下去。除非你想要干脆把你的工人从这个世界消灭掉，对于最高贵的劳动者和最不高贵的劳动者，这样的工资都是必不可少的。
应该说的明的是，这特别关系到前一类劳动者，即高贵的和最高贵的劳动者，但也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类劳动者和工资这个难题。
而且，归根到底，你需要任何报酬吗？难道你的目的和生活目标，就是要用英雄行为去享受快乐，去过一种豪华舒适的生活，成为众人所称之为的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幸福”的人吗？不是的！时代的整个精神秘密就在这里，就在于你能以完全清醒的心智替自己郑重地回答“不”。
勇敢的人必须把生命舍出去。把生命舍出去吧，你总不希望为了相当的价格就把生命都出卖了吧。比如说，多高的价格才能满足你？对于你来说，你的生命的合理价格就是整个的空间宇宙，整个无垠的时间，以及时间和空间所包含的一切，这才是能满足你的价格，如果你是正直的人，你的价格就是一切，一点也不能比这少。这一切都是你的，你会因此而享有一切。你永远不会把你的生命，或生命的任何部分很圆满地出卖掉。
把生命舍出去吧，像一个高贵的灵魂，不要求任何价格。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你就会因此得到一切。在一切时代和情况中，英雄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最英雄的时代，还是在最不英雄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些解决工资问题的措施中，必须深刻地体现这里所说的道理，否则，那些措施就决不能说是圆满的。
总的说来，我们完全赞同古代那些修道士们所说的“劳动是神圣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真正的工作是值得崇拜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在一个从事劳动的人身上，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属于世界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实在的形体；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一首精美的小诗。他的思想，哪怕他只是一个贫穷的陶工，也是一首壮美的史诗。这首诗，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或者是隐隐约约地看见。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它是属于世界的东西，是不可能看见的。对于自然界本身来说，它也是属于世界的东西，因为它仍然还是一种“虚无”。对于这样的人，世界的力量会给予他关照；他也是在世界里工作，为世界而工作。如果一个人仅仅只看到物质世界的力量，那么他可能会离开这一职业；在他舱里“虚无”就永远不会变成有形的东西，“虚无”就只能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一种虚伪的东西，这种东西还是没有的好！
一个人如果不听从灵性世界和沉默者的忠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可见性，也不会听到真实的语言。你必须追索到事物的根源，必须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忍受长期的痛苦，经过长期的劳动，这样，在你面前才会出现胜利的曙光。
这就如同在战场上或跟战斗中的冲锋一样，——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战斗呢？——你也应该不怕流血牺牲，不贪图安逸，不贪生怕死；想象中的乐土上的欢歌笑语，贪婪的地狱中的嘈杂声，都应该像谎言一样，被你静静地踏在脚下。你的工作，将和但丁的工作一样，是你永垂不朽的支柱。
尘世和它的工资、它的批评、忠告、帮助、阻碍，都像泛滥的海水一样毫无用处。你在混沌中畅游，在混沌中扬帆，能够作为向导的不是那汹涌的波涛，也不是那些杂草丛生的海湾的涡流，而只有心中的梦想。
只有心中的梦想，有时给你混浊的世界投入一道清晰耀眼的亮光，它有时又会陷入一阵可怕的黑暗，这就只有靠你自己去把握时机。这就是从混沌和地狱的黑暗中给你自己开辟道路的途径！
更精确地说，一路之上，你纯粹是和“疯狂”结伴而行，——它确实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伴侣！你到处寻找“疯狂”，可它却是隐藏着的、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夜”的王国。从中你可以获取新的智慧。所获得的智慧越高，那你就越是和疯狂比邻，离疯狂越近。精确地说就是如此。当你看到那种进入尘世的最高智慧，总是带着这种诱人的疯狂的气息，并且总是和疯狂相辅相成的，你的心里或许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性质，这是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宗教的狂热。
没有这种狂热，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完成。要么是你没有工作，否则，你就只会在雇主眼光监视你的情况下才认真工作。你会贪得无厌地要求工资，死命抓住工资的时候，你会像生产流水线那样敏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不会戴着做工考究的毡帽，而是戴着一顶纸板和灰泥做的帽子，坐着马车在街上东游西逛。你不是做或现世的灵魂的向导，而是让“黑色还是白色的争论”充斥着人们的心灵。所有这一切，使得让人心烦意乱的地球人满为患，黑暗得快要爆炸了。他们这种伪装的外表，对人的感官和眼睛来说，是最舒服的；但是，对人的肉体和灵魂来说，是最值诅咒的。
这种伪装的外表，就像虚假的织物编织的衣服或者是一个浅薄者制定的法律，绝不是真正的羊毛和货真价实的东西；这些只不过是魔鬼扬起的灰尘，是对上帝和人类的诅咒和亵渎！如果没有笃信宗教的虔诚，任何人都不会工作，或者说不能够工作；即使那些贫苦的从事日常劳动的人，包括缝制大衣的裁缝，制作鞋子的手艺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监工的巡视就不劳动，或者工作就出错，那么，工作对你和他们来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
调整稳定的心态
“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
我们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至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E·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
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些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
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
虽然不能说一定能成功，但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关于“正常”的各种意义上解释的尝试。
人类行为的调查可被人为地缺乏完全评价，因为它只告诉了我们事实是什么，实际存在是什么。很不幸，大多数人，甚至连科学家在内，都不够强健，以致顺从地赞同一般水平，赞同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尤其是如此，它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强大。
例如，金西博士对性行为的杰出的调查因其提供的原始资料而于我们非常有益，但是他和其他人却不能避免随和地谈论什么叫正常（指适意）。
病态的性生活（从精神病学角度看的病态）在我们的社会中是正常的，但这并不使病态变得合乎需要或健康。我们必须学会在我们意指正常时才使用正常一词。
另一个对科学家很有用的是格塞尔的婴儿发展标准。
但是，假如婴儿在行走或从杯子里喝水的发展上低于平均水平，大多数母亲都很容易感到焦虑，好象那是坏事或者可怕的事。显而易见，在我们找出了平均标准后，我们还必须问：“这种标准是合乎需要的吗？”这个词通常被用来表示赞成习俗的依据，因为人们已无意中将其与习俗、习惯或惯例等同起来。与神学的标准一起来掩盖习俗，是这一用法的另一个不同形式。所谓圣书，经常被看成是行为制定的规范，但是科学家对于它也像对其他任何习俗一样，很少放在心上。
文化作为正常、健康、良好或适意的一种根源，可以相对看成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当然，人类学家起初曾在使我们认清种族主义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更广泛的人种学知识已驱散了许多这类见解。
并且，人们普遍认识到，种族主义是一种严重的危险。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10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
这一错误的主要变体是适应人的概念。看到心理学家们竟变得敌视这一看来合理、显而易见的概念，非专业的读者也许会感到迷惑。每个人毕竟都希望他的孩子善于适应，作为团体的一员，受到相同年纪朋友的欢迎、赞扬和爱戴。我们的重要问题是：“适应哪一个团体？”能够适应纳粹、犯罪、违法、吸毒等团体吗？受谁欢迎？受谁赞扬？在H·G·威尔斯奇妙的短篇小说《盲人的峡谷》里，人们都是瞎子，而有视力的那个人却被视为不正常。
一个人对自己文化及外部环境的适应往往是被动的顺应。但是，如果它是一种病态的文化呢？或者再举一例，我们正缓慢地学会不再以精神病为理由武断地认为青少年罪犯必然很坏或者有害。从精神病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犯罪以及青少年中的犯罪和恶劣行为也许代表着对于欺诈、利用、非正义和不公正的合理反抗。
适应的过程是被动的而不是积极的。母牛、奴隶或者任何没有个性也能很快活的人就是它的理想典型，我们甚至有适应良好的疯子或者囚犯。
这种极端的环境论意味着人类无限的可塑性和扭曲性以及现实的不可变性。因此它就是现状，体现了宿命论的观点，同时它也是不真实的。人类的可塑性并非无限，完全能够改变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