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矮而壮实，鬓发斑白，他的脸色和肤色，都是健康的铜色；长耳阔肩，方头大脸，眼珠乌溜溜的，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有十足的广东人神气，又胜过他们多。广东人有的长处他都有，广东人的性格是豪爽慷慨，明朗实在，刚强，韧性，不屈不挠，而又像剃刀一般锐利而且睿智，经商时大刀阔斧的气度，遇到挫折时的达观态度，他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记忆力、理解力、领悟力都特别强，不仅毅力特别，而且有一种使不完的“傻劲”，如同航海家一样的气质，每逢山重水复，总是能开辟新路。
他，笑容可掬，声音洪亮。站在那里，宛如一口大钟、一尊佛。就是他的名字，“王云五”三个字也很像是一座叠着的塔。见过他的，或听过他讲话的任何人，不懂看相的，也一定说，这是一副寿星脑壳。平时多穿长褂，以国民外交的使者到英国访问时穿了藏青色西装，有点像日本的大工商业家。
这是一九四三年记者笔下的王云五，那年他五十六岁。
相隔三年，一九四六年，他出现在记者的笔下时多了白发须眉：
个子不高，躯干粗壮，面孔方正，步履稳重，说话急促而清亮，头发和须眉全染透了纯一的雪白色。
遥望二十五年前的上海，王云五初入商务印书馆，头上没有白发，双眼有神，壮实的身材好像浑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正是他，从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经过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事变，再到一九四一年的香港“一二·八”之变，至少三次挽救商务印书馆于千钧一发，将中国出版业的这艘大船稳稳地驶过急流险滩，受到举国上下的注目。在百废待兴的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起用他为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无非是看重他复兴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希望他能手创奇迹。然而，国民党气运已尽，满头白发的王云五并没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从政与从商完全不一样，他可以力挽狂澜，拯救商务于危难之中，使老商务在他的手里发扬光大，但他救不了国民党这条即将沉没的大船。金圆券政策失败辞职时，正值他六十二岁的生日，他的内心思绪万千，然而回望平生事业，凄凉之中仍有几分豪迈，赋五言诗一首，其中就有“片言判轻重，三度挽危亡”的诗句。即使多少年后，中国出版史、文化史都会铭记他再造商务的贡献。与此相比，他黯然离开政治舞台的一幕幕，终究如同过眼云烟，不足道也。
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这家已有二十四年历史的出版企业，占据着中国教科书市场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份额，是当时无可争议的出版业“航空母舰”，但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商务高层已明显感到了压力和挑战，力图革新，所以才会力邀闪亮的文化新星胡适加盟，出任至关重要的编译所所长一职。胡适做了一个多月的考察，最终不愿接下这个担子，选择回北大教书，但他力荐中国公学时代有过师生名分的王云五自代。这一年，王云五三十四岁，在此之前，与出版业并无很深的关系。当年九月十六日，他进入张元济创立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是商务的核心机构），最初不愿接受所长的名分，只愿居副所长之位。高梦旦托胡适劝他接受。到十一月十三日，他提出一份《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内容包括：一、所内人员更定考成标准；二、以新方法利用旧资料；三、规定所内外编辑事业范围；四、全所人员当作为一有机体的组织；五、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六、新设机关为事择人，旧有机关不妨为人择事；七、改定暑假例假办法。等等。一九二二年，他才正式出任所长，并按计划一步步开始整顿编译所，编订编辑计划，改组编译所，请专家来主持各部，创编各科小丛书，扩充原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改称函授学社（原来只有英文为一科，增设了算学科与商业专科）。这些都是他的手笔。到一九二三年，经过一年的整顿，商务新出的出版物达到历年之最。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开始筹备著名的“万有文库”，并获得成功。一九二九年九月，因为商务工潮迭起，深感头痛的他提出辞职，离开商务，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做研究员。
一九三〇年二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商务元老高梦旦、张元济主张请王云五回商务出任总经理。他再四拒绝，经不住高梦旦等人的力劝，他提出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取消商务当时实行的总务处合议制，改为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董事会接受了他的条件。三月七日，他接任总经理后，马上出国远行，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国考察。这年六月一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一文，对他在商务印书馆的贡献赞誉有加：
当中国的军阀们用数以千百万计的民脂民膏从事于个人权力的维持与扩张的赌博时，一位卓具才华的中国老百姓却以巨大的资财为中国人民教育的普及而赌博。这位勇敢的人物就是王云五先生。……
王先生的巨大赌博已经赢定，它不是为他个人增加分毫财富，而是出版了一部被称为“万有文库”的巨著，这部巨著共二千册，不仅囊括了中国历史典籍的精华，而且将世界各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诗以及科学著作译为现代的中国文字，悉数纳入。
……王先生所领导的公司主要并不在牟利，而在使中国的教育的机会更容易，费用更低廉，这确是解决中国重重灾难的基本途径。
当年九月，王云五在归国途中草成了“科学管理计划”，十一日在董事会通过。十三日上午，他向重要职员宣布“本馆采行科学管理法计划”。下午，他对四个职工会即印刷所职工会、发行所职工会、总务处职工会、编译所职工会代表发表谈话，说明实行“科学管理计划”的内容。九月十九日，他问职工四会全体干事组长联席会议做说明。十二月十八日，他召集编译所重要职员和职工会代表谈话，宣布编译所改组计划。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他正式宣布手定的“编译所编译工作报酬标准施行章程”，共二十六条。主要包括，资格分三级，工作种类分四级，品质之高下分三级，报酬分级计算等。不料编译所职工群起反对，在职工会外另组特别委员会，专门办理这一交涉。一月十五日全体大会议决，总经理不得越权干涉编译所内部事务，全体反对绝对不合科学方法的新标准。印刷、发行所也起来响应，加入反对科学管理计划的行列。《申报》《大公报》等许多报纸连续报道商务发生的这场风波。王云五当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对计划进行重大修改，缓和职工会的反对，维持自己的体面；二是撤回全案，不顾体面，但逐步推行科学管理计划。科学管理的对象是人、物、财，他的尝试太急，三者同时着手，所以不能成功。
在这种情势下，王云五毅然撤回原案，决定先把人放在一边（实际上从下个月就开始悄悄实施了），而在不动声色中，先对事物和财务实施科学管理。此时，国内企业没有实施科学管理法的。在他之前，穆藕初在德大纱厂实施也因为职工反对而作罢。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胡适写信安慰他，不要因为改革计划受阻而灰心，劝他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而宜采取渐进、商量的办法，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看似迂缓实则快捷，不妨暂时迁就：
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似可用“满天讨价，就地还价”之法，充分与大众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及其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
之后，他在商务步步为营推行科学管理计划。对人，严进退，慎赏罚，明责任；对事，兼具名与实的全责；对财，强调责任心，严密立法；对物，注重标准化，精选及严密监护。一九三二年发生“一·二八”事变，从二月一日到三日，刚刚度过三十五周年的商务在战火中化为废墟，包括总厂、编译所、货栈、东方图书馆、附属的尚公小学，大批珍藏的善本、文稿化为灰烬，四处飘散。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浩劫，仅可计算的财产损失就达一千六百多万元。与张元济一样，王云五无比痛心，他在《两年中的苦斗》中说：
室内有一个终夜未曾合眼的人，一方面应付这许多人的要求和呼吁，一方面倾听外间的枪炮和炸弹声，一方面内心正在打算，趁此摆脱一切，以谋一己的安逸和一家的安全呢？或是负起一切责任，不顾艰苦危险，不计成败利钝，和恶劣的环境奋斗，以谋打出一条生路呢？
他在商务只是小小的股东，和这个机构的关系不过十来年，比起许多元老前辈，他不过是个后进。即便他退出，也不至于有人责备他。他上有八十岁的父母，下有抱中的幼儿。然而，经过一月二十九日彻夜苦思，他最终决定担负起复兴的责任。虽然这样做可能陷入极度的危险中，“但是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可为民族之耻。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他明知前途很危险，但是他被战场的血兴奋了，而不觉其危险。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
一月三十日，他给商务全体员工每人发放十元救济金，以供两、三日的食宿。三十日，他在商务董事会紧急会议上提出，为了不致于因债务而倒闭，谋求将来复兴，只有将上海的职工全体解雇，除还清他们在馆内的存款外，依法付解雇金。经讨论，董事会同意了他的提议。二月五日，董事会通告上海职工全体停职，发资遣散。在三月十六日的董事会上，他再次提出，为了挽救商务，不能不采取断然手段，如继续救济商务总馆职工三千七百多人，则财务负担太重，阻碍复兴，如果解雇又会引起纠纷。解雇是一个冒险但有利于公司的措施，但此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董事会经讨论决定接纳他的意见，公告已停工的职工全部解雇，引起轩然大波，他成为众矢之的，被群起而攻之。胡适写信给他：“南中人来，言先生鬓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从三月十六日起到八月一日商务复业，半年中，他几乎无时不受辱骂和威吓，亲友都劝他脱离商务，他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不肯听从劝告，对任何攻击一概不予理会，一心扑在商务的复兴计划上。到五月九日，已有两千九百多名职工接受他的方案，部分职工以工会或职工会被难善后委员会名义请律师准备诉讼，上海商界领袖虞洽卿、王晓籁等出面调解，商务印书馆做出让步，再拿出三万多元补给他们，于五月十七日晚签订和解合同。
八月一日商务印书馆复业当天，发行所挂上了他所拟的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了复兴商务，他着力在减轻成本和积极推广营业这两个方面下手。十月，他就开始筹备“大学丛书”，十月六日，《东方杂志》将要复刊，他亲自起草了简短而有力的《卷头语》：
谁都知道在商务印书馆被毁以至复业的程途中，我至少也算是挣扎得最苦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这般的挣扎？这或许是许多人所想知道，却没有知道透彻的。
为的是维持企业吗？像商务印书馆这样企业，固然大有维持的必要；但我不过是其中一个很小的股东，而且和它的关系也不算很久。为个人计，似乎不值得这般的挣扎；为事业计，似乎也还有更值得致力的地方。
为的是维持文化吗？过去的商务印书馆，对于文化事业固然有相当的贡献；但是可为文化致力的地方也很多，不限于一个商务印书馆；似乎也不值得把它看做第二生命。
我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把商务印书馆恢复；并没有什么高远的目的，只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十一月一日，王云五公开宣布商务“日出新书一种”，教科书除外。从一九三四年起，确实做到了每天至少出新书一种，多则二、三种。他说：“无论怎样无能力的人，只要肯把全副精神应付一件事，多少总有一点的成就”。这年二月，还推出了有名的“小学生文库”。
一九三六年是民国以来全国新出版物最多的一年，全国新出版物的总数是九千四百三十八册，商务一家就占了四千九百三十八册，占百分之五十二。到一九三七年三月，王云五任商务总经理已七个年头，历经浩劫的商务在他手里恢复了五百万的旧有资本额，不仅度过了“一·二八”的危机，而且业务正蒸蒸日上，处于商务历史上的巅峰时期。此时，他却萌生退意，想辞去总经理的职务，专心编纂《中山大辞典》。
这一年，王云五五十岁。无奈张元济诚恳挽留，他决定再留一年，留意物色适当人选接替他。不料当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商务再次陷入危机，他不得继续留下，以应付危难的时局。这一留又是整整八年。
七月十六日，王云五上庐山参加国是座谈会时，已想好了应变之策，沿途与商务各分馆有所交代，回到上海与张元济密商，沿海各地终究不保，最后还是要到内地，过渡时期可利用香港，抢救物资的暂时地点是公共租界的中区。抗战初起，他即派人到长沙购地，准备设厂；在庐山已急电上海把部分机器、纸张运到长沙，上海的物资也紧急动员往租界集中，并着手筹划商务的战时体制。
上海“八一三”事变使商务的出版工作中断，到十月一日才利用临时工场恢复出版新书。当年十二月，上海租界受日方压力，已经不能作为文化供应的基地，他留在香港，利用香港的印刷厂和其他方便继续出版，并供应大后方，直到香港沦陷。每年除了一两次到内地参加参政会外，他几乎都在香港。长沙分馆印刷厂建成后，他又筹划在江西赣县和桂林、昆明等地设厂，昆明、桂林最后未成。为适应战时情形，商务的考核办法做了改动，出版物的版式也从节省纸张出发，作了改变。另外为战时创编了中小学的补充教材，并陆续推出“战时常识丛书”“抗战小丛书”“抗战丛刊”“战时经济丛书”“大时代文艺丛书”。
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王云五在香港青年讲习班演讲，题目为《几个“专家”的头衔》，这是他的自我定位，也是自我解嘲。他在商务分为几个阶段，最初的九年是编译所所长，并无困难，第二个时期做总经理就不同了。此前，他没有做生意的经验。外国考察回来，他宣布科学管理法，立马碰壁，想在他的旧部先实行，结果想不到他们奋起反抗。人们以为以他令出必行的脾气，不会轻易妥协，却想不到他毫不犹豫地撤回了。他认为做事要顾全实际，不要专讲面子，因此不顾旁人讥笑，做了一回“撤回专家”，表面上撤回，实际悄悄施行。总结这次失败，他说得到了三个教训，一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凡是看来容易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失败的。正如司机在险要的地方小心翼翼，到了平坦处往往出事；二、大锣大鼓的做法往往失败，要成功必须不动声色；三、任何改革，必有阻力，遇到阻力，万万不可灰心，否则永无成功之望。
遭遇“一·二八”突发事变，在火光的余烬中，他只有忍着骂声，解雇职工，解雇费达二百万元，幸而此前暗中实行科学管理，存了二三百万的款子，才能先大刀阔斧地解雇，再做复兴。他因此得了“解雇专家”的名头。半年后商务复业，多数人回来，待遇也提高了，人们这次逐渐理解他的苦心、公心。那时他的政策，是要使每个人都使用全副的力量，机器也不使空闲。这是工商业中科学管理的两个要点，五年之间就把商务完全恢复。
“八一三”炮响，人们以为按“解雇专家”的作风一定会故伎重演，想不到他一变而为“维持专家”：在职的减薪，失去岗位的发生活费，暂时维持。他不仅没有解雇一个还在工作的员工，甚至因战事而失掉工作岗位的一千多人也一一给予津贴，维持他们的生计，随后陆续安排。他当时的方针是有饭大家吃，无饭时大家吃稀饭。因为“八一三”和“一·二八”不一样，“一·二八”，其他出版同业、其他行业没有受损失，解雇的职工可以去其他地方。“八一三”是全面抗战，覆巢之下已无完卵。
到了抗战时期，原料涨了，生意打了折扣，运输困难，薪水又少不了，相比之下书价涨得不多。所谓“科学管理”就是打算盘，会打“小算盘”，还要打“大算盘”。所谓“大算盘”，就是把眼光放远，目前纵然亏损，为着国家的关系和出版家的职责，他向来就有七本书赚钱，三本书亏本的原则，只要做到内维持职工的工作、外适应国家需要即可。当然，“小算盘”还是要打，节省耗费，维持长期的办法。他对中国人通常的“差不多”和“大概”很不满，对于任何事，都以算盘专家的态度，处处精打细算，决不马虎。不断摸索找路，试验，不怕失败。因此又得了个“算盘专家”的称号。
论旧学，他没考过科举；论新学，他没进过学校，更没有出洋留学，但是他兴趣广泛，什么方面都涉猎过，从社会科学的法律经济到自然科学的化学、算学，甚至医学，外文也通几种，而且用笨方法读过《大英百科全书》。好博而不能专一，所以他自称“涉猎专家”。
他说：“一个人固须有文明的头脑，却不可无野蛮的身体，两者配备，便能应付艰难的环境。”这场长期的抗战对中国出版业是个空前的考验，“日本人的目的是打倒我，可是我倒了还可以起来，我是不倒翁”。
香港沦陷，长沙焚于战火，商务的“本周新书”在大后方依然源源不断地出版，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当然他不是没有失误。在他之前，商务也曾承印过钞票、公债等，不过为数有限且断断续续。他出任总经理后，对于商务的业务方针，始终抱定以出版为本业。一九四一年七月，因屡受内外压力，他被迫放弃平时的主张，商务的香港印刷厂为中国、交通两银行印钞票。因太平洋战事发生，受到严重损失。每一念及，他就痛心不已，深悔自己不能坚持，认为这是他战时一切决策中最大的失误。十二月十八日，日本人在香港登陆当晚，就要搜捕他，幸而他不在，家人也因两天前门前中弹，避到亲戚家去了。内山书店主人登报寻他，巧言诱他。当时，他正好在重庆参加参政会，如按原定机票日期回港，就危险了。近十年前，“一·二八”事变那次，他也差一点被便衣浪人逮捕，这次又脱了险。他说，“一·二八”、“八一三”两次准备为商务而牺牲，写过两次遗嘱，可惜随他十年的日记，这次在香港被焚毁了。
香港沦陷，商务价值百万的存书都被没收，以后竟以五块钱一斤的价钱在沦陷区贱卖，他在广州还买了一小部分回来。第二年四月上旬，他的家人脱险来到重庆，物质生活很清苦，靠他商务的薪水和版税维持，但他精神很愉快。他在商务服务数十年，除了上海有一处房子及上海、香港的六七万册书，并无其他资产。在香港这些年，节约下来不过七八千港币。一九四二年十月底，他以无党派的身份成为参政会驻会委员，实际上对政治的参与才开始多起来。
主持商务二十五年，王云五已心力交瘁。一九四六年五月上旬，他从重庆回到上海，即向商务董事会主席张元济辞职，打算在南京从事著述，时年五十九岁。哪知放下商务的担子，蒋介石又邀请他出任经济部长，五月十五日正式发表任命。蒋介石和国民党内一些人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用他自己的话说：“或因过分重视我复兴商务印书馆的成绩，故希望我担任实际的政务。”这与他本人的意愿不合，但推辞不了，只好接受下来。之前，抗战期间在重庆，蒋介石多次请他入阁，他都以肩负商务责任，婉言谢绝了。从政毕竟与主持一个商务这样的文化企业不一样，当年十一月十七日，他就提出辞职，次年三月一日他第三次坚请辞职。对他，书生从政也只是尽公民之职而已。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重庆《商务日报》曾连载郑君实的《经济界的文化人：王云五》一文，首先说他是“标准文化人”，文化界的企业家，一面做学问，一面经营企业，没有人不认为商务是一个大企业，“中国的真正企业家，自始就不多，有企业精神，够得上称现代企业家的更屈指可数。以真正的企业家来办出版事业，我们的新文化才算有长足进步。这功劳，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他的生活，刻苦朴实，“我的生活好像一只牛，牛食的是草，而靠它的劳力却产生了人食的米。就这一点看，恐怕我还不能充分适合牛的资格，不过我常常把它作为模范，藉以自勉。”他和牛一样不求美食，糙米粗面，煮不熟的，煮焦了的，隔夜的饭，任何简单的小菜，都可以果腹，一顿饭通常几分钟解决。偶尔感到消化不良，就不吃。他曾经绝食多次，有一次绝食两天半，照样做事。绝食是加餐的准备，这是他的经验之谈。
他对住也没有什么讲究，旅行喧闹都能安睡，不怕臭虫。有一次在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别人都为“南京虫”所苦，他却若无其事，一夜安睡，身上添了不少吃饱而眠的臭虫，回到上海体重增加了。这一点也有点像牛。
精力旺盛，工作不倦，步履强健，也与牛相似。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星期日也不休息。重庆时住在汪山，每天上山下山两次，总是步行爬坡，从不坐轿。和牛不同的是，这一切是他自觉、主动的选择，牛是在驱策下被动的。
他主张，“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应该有文明的头脑，野蛮的身体。”
他是“有脚的百科全书”“职业的读书人”，在多方面有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云五字典，改革中文字排字方法，创“王云五式中文排字架”。
商务分生产、营业、供应、主计、审核、编审六部，编审部独立，他亲自兼任部长。商务的生产，实行标准成本制度，出版业的产品种类繁多，不能逐件计算成本，这一举措也是为出版界开新纪元。
在危难面前，他保持冷静、达观，“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他称自己虽然不是宗教家，却信天，认为不可挽回的，听之于天。力可为者则尽最大努力为之，不放弃责任。
正在他手里，商务达到了创始以来的黄金时代，不仅占有全国教科书市场百分之六十的份额，加上其他书，一年的出版量占有上海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上海占全国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不过，他并不自得，与国外的出版业相比，他说全国出版业的营业数额总的还比不上英美公司一年的三分之一，他的买卖还是差得很，全国就是有十个这样的商务印书馆也不算多。他认为，出版家的财产不是机器材料栈房，而是实实在在的版权。商务印书馆以稳健著称，因为不出《孙文学说》而令孙中山先生恼怒，《资本论》《鲁迅全集》最终也都没有出成，这都是事实；但商务所出的书没有一本是滥印的，没有一年半载就速“朽”的书，没有出过什么三角恋爱、礼拜六、连环图画之类，也是事实。商务是商业机构、文化企业，更是文化重镇。王云五做出版不是单纯以赢利为目的，他是文化的保姆，赢得世界声望也不是偶然的。他率先引入科学管理，那个时代一谈到工商管理，人们都会以商务为模范，公文档案的管理方法也学商务，谈行政效率的也以商务为师。
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三遭巨劫，屡仆屡起，一度完全复兴，一度维持不堕，与王云五的性格分不开，与他的文化教养分不开，与他的责任心，也就是那种坚不可摧的企业家精神分不开。他身上有传统文化赋予他的浩然之气，所以他要为中国人争一点点气。他接受西方的科学管理方法，但他知道一国有一国的背景，一国有自己的社会特点，并不照抄照搬其形式，而是师法其精神内涵。他重视人，开办艺徒训练班，主张一面工作，一面受教育，提倡实学。在人事制度上，以学徒制而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全系，一个人进商务，可以由小工而职员，而为中坚干部，而为专家。他也是处理劳资问题的专家，他常说自己是劳方，其实代表资方，他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资方的权利是进退赏罚的权利，劳方的权利是生活安乐的权利，双方只要相互理解，学会换位思考，体谅对方，就可以化解矛盾；但这谈何容易。商务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几次危机最终都妥善解决，尽最大可能做到了双赢，靠的就是妥协、谈判、商量、和解。尽管在调解这一问题时，他也曾几次陷入尴尬境地。
在经济界，他是第一流的商人。在工业界，他是科学管理专家。在读书人看来，他是百科全书（英国人甚至称他是“行动的百科全书”），是学者，是文化保姆，是出版家。在少年来看，他是发明家。在参政会看来，他是“宪政叔叔”。他是白发的青年，日本人的眼中钉，打不倒的不倒翁，而他自认为是一条“野牛”。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王寿南编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初版。
王寿南主编《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初版。
王云五著《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初版。
《王云五文集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