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宗教
唐朝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所以日本僧侣入唐学习的也是这些宗派，并将这些宗派照样移植到日本。
三论宗由鸠摩罗什传到中国后秦，后来吉藏加以发扬光大，唐代三论宗极为兴盛。高丽僧慧灌入唐从吉藏受教。推古三十三年（625）慧灌到日本开讲三论宗的“八不中道”教义。这是日本三论宗的开端。慧灌在日本的门徒很多，著名的有福亮、智藏、慧师、慧云、慧邻、智国等，他们都入唐求法。慧灌是日本三论宗的始祖，智藏承受慧灌的法衣为三论宗二祖。智藏的弟子道慈律师于大宝元年（701）乘遣唐使船入唐，从吉藏的法孙元康受教，回国后住大安寺，弘传三论宗，为三论宗三祖。
法相宗是唐朝玄奘从印度传入中国的。道照大僧都于白雉四年（653）五月随遣唐使入唐，受教于玄奘。学习7年，回国后住元兴寺，盛开法席，为日本法相宗始祖。齐明天皇四年（658）智通、智达乘新罗船入唐，跟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慈恩大师）学法相教义，回国后弘传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二祖。大宝三年（703）智凤、智鸾、智雄等人奉旨赴唐，跟智同学唯识教义，回国后弘传法相宗，为日本法相宗三祖。
中国华严宗是根据东晋佛驮跋陀罗（觉贤）翻译的《华严经》而创立的，杜顺（557—640）为创始人，至法藏（643—712）集大成。法藏的弟子很多，其中有一个叫审祥的，他是新罗人，后来学成回国，还到日本去传教。天平十二年（740）良辨请他在舍钟寺讲《华严经》，这是日本正式传播华严宗的开始，故审祥被推为日本华严宗的始祖，良辨为二祖。在审祥开讲《华严经》以前，《华严经》早已传到日本了。元正天皇养老年间（717—723），天皇为追善修福就曾让人抄写《华严经》。
律宗是中国佛教中以研究和传持戒律为主的一个佛教宗派。日本律宗和其他宗派一样也是由日本僧传入的。天武天皇（673—685）时道光律师入唐传受戒律，故道光为日本律宗的始祖。洛阳大福先寺道璿接受日本的邀请于天平八年（736）随第十次遣唐使赴日，带来许多华严经章疏及《律宗行事抄》等经卷，在大安寺讲学并授戒，日本把道璿推为日本律宗二祖。天平胜宝五年（753）扬州龙兴寺鉴真应日本僧荣叡和普照的邀请来到日本，在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像前建立戒坛，给天皇以下贵族公卿授戒，故鉴真为日本律宗三祖。日本兴福寺荣叡和大安寺普照733年随第10次遣唐使入唐，从满意的弟子定宾学律宗，后来荣叡死在唐朝，普照回国弘传律宗。
唐中期，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于是从奈良中期起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一种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在深山老林，在深邃幽静的环境中修行。
延历二十三年（804）七月，最澄率领真义等人随第17次遣唐使入唐，在台州龙兴寺谒见道邃，受天台心要和圆教菩萨大戒，又跟行满学“天台三大部”，在天台山5个月，直传天台圆教圆戒。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国，在比叡山开创日本天台宗。后来天台宗风靡全日本，大有压倒旧佛教之势。空海和最澄一起入唐，在长安青龙寺跟惠果受密教的灌顶。大同元年（806）携带许多密教经典和法具回国，在高野山开创佛教基地，弘传真言宗和密教。后来圆仁于承和五年（838）入唐，登天台山、五台山、学天台教义和五台山念佛法门，永和十四年（847）回国，在比叡山延历寺弘传天台宗，为日本天台宗三祖。仁寿三年（853）圆珍入唐，在天台山国清寺跟物外和尚学天台教旨。天安二年（858）回国，携回经典441部千余卷，在比叡山的山王院弘法。859年在三井（滋贺县大津市）开创园城寺。868年为延历寺第五代座主。此后，圆仁、圆珍两人把天台宗和密宗（教）调和起来，创立所谓“台密妙义”。
后来圆载于838年入唐，也登天台山巡拜，桔皇后还托他献袈裟供奉天台智者大师智岂页。从此以后，中国的天台山和五台山成了日本僧侣最向往和憧憬的地方，出现了天台圣迹巡礼热，凡到中国的僧侣没有一个不想到天台山、五台山去巡拜圣迹的。于是日本以比叡山和高野山为两大中心的山岳佛教兴起了。
（3）教育
关于教育，日本基本上也模仿汉唐的教育制度。大化改新前日本没有学校，公卿子弟在学者门下受教。天智天皇二年（663）设置大学寮，高向玄理、僧旻为最初的博士，担任教授。后又设置学头（后改为大学头）官职。天武天皇（673—685）在京城设大学，在地方设国学。文武天皇（697—707）在《大宝令》中详细规定了大学国学的制度。学科是礼乐、明经、明法、算术、音韵、籀篆六艺。
关于修学年限及考试，《养老令》里没有规定。根据《唐六典》，大经各3年，中经各2年，小经各1年半，《孝经》、《论语》为1年，日本年限大致相同。考试分旬试和岁试。旬试是在每旬休假前一天考试平常所学的功课，岁试是年终考试全年所学的功课。岁试成绩分上、中、下3等，3年连续为下等者，令其退学。
关于教育内容，完全和中国一样也是儒学，以道德为根本，宣传仁爱礼义。如“列圣以至仁至爱之大德恤亿兆万民”（元正天皇语）。“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文武天皇语）。“凡为政之道，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谦天皇语）。把儒教主义施之于实际生活，把政治基础置于伦理道德上。上述圣旨都是重礼，和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完全同一趣旨。还向学生灌输孝悌忠烈、三纲五常等道德标准，竭力宣扬孝悌忠烈思想，并加以奖励。每有祥瑞，免除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的徭役，还赐爵位，旌表门闾。贞节之女赐邑50户，孝子身死赎父罪，特给减罪二等。
嵯峨天皇进一步奖励汉学，除国立大学外，贵族可以为本族子弟建立私立学寮，培养人才。当时著名的私立学寮有弘文院、学馆院、劝学院、奖学院等。延历末年和气广世继承父亲清麻吕之志，在任大学寮别当时将20町垦田充作劝学费，定明经四科，聘请诸学者教授学生。学寮设在大学的南面，取名弘文院。学馆院是嵯峨天皇的皇后桔嘉智子于文德天皇嘉祥三年（821）藤原冬嗣为本族子弟而建立的，因在大学寮的南面，叫做“南曹”。元庆五年（881）在原行平为了培养本族及嵯峨源氏一族的子弟，将私宅充当校舍建立了奖学院。
806年空海在唐朝看到中国民间都有私塾，而本国没有，极为感叹，回国后便开设综艺种智院。后来儒家善渊、大江、庆滋、菅原等家纷纷建立私塾。
日本还仿效唐朝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录取许多明经、明法、秀才、进士，并授予官位加以录用，打破从前族阀垄断官职的局面，使有才能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还仿照汉代制度在政府机构中聘请许多博士，如大学博士、明经博士、明法博士、文章博士、音乐博士、书棋博士、医博士等。
（4）修史
前述推古天皇时圣德太子为修史而制定历法，后来天文历算逐渐进步，持统天皇四年（690）改用元嘉历和仪凤历。元嘉历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作成的。仪凤历是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作成的，又叫“麟德历”。仪凤历于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传到日本，但此历行后73年，发现天时误差很大，于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废除，改用“大衍历”。大衍历是唐玄开元年间由僧一行按易的推理而作的，“大衍”一语见于《周易·系辞传》。据说这个历本很优秀，由吉备真备从唐带回，一直使用了93年，至文德天皇天安元年（857）大衍历和五纪历兼用。五纪历作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光仁天皇宝龟九年（778）由遣唐使录事羽粟翼带来，天应元年（781）由大春日真野麻吕奏请，批准使用。此历只使用4年，因误差很大，清和天皇贞观四年（862）改用宣明历，一直使用到日本人自己作的贞享历（贞享二年即1685年），使用了830多年，所以日本前后使用中国历达千余年。
唐朝非常重视历史编纂工作，专设史馆，由宰相监修，所以唐朝官修史书很多，如《晋书》（唐太宗）、《隋书》（魏征）、《梁书》和《陈书》（姚思廉）、《北齐书》（李百药）、《北周书》（令狐德棻）、《南史》和《北史》（李延寿）等。这种官修史书的风气自然也影响日本，日本的国史都是在唐文化影响最盛的奈良时代和平安前期完成的。
①《古事记》，和铜四年（711）太安万侣奉敕撰述，次年完成，此书上起神代下至推古分为3卷。自开天辟地到鹈韦草葺不合尊为上卷，自神武天皇至应神天皇为中卷，自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为下卷，斋藤拙堂对《古事记》的评价是“征古典雅，文辞烂然，不得以排偶之文贬之”。
②《日本书纪》30卷，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奉敕撰述，养老四年（720）五月二十一日完成，记述上起神代下迄持统天皇的事迹，汉文编年体，模仿荀悦的《汉纪》，其名称也由来于《汉纪》。
③《续日本纪》40卷，石川名足和淡海三船奉敕合撰，延历十年（791）完成。
④《日本后纪》40卷，藤原冬嗣和藤原绪嗣等撰，承和七年（840）完成，上起桓武天皇（782）下迄淳和天皇（833），汉文编年体。
⑤《续日本后纪》20卷，藤原良房等撰，贞观十二年（870）完成。
⑥《文德实录》10卷，藤原基经等撰，元庆三年（879）完成。记述文德天皇（850—858）的事迹。
以上称为六国史。此外还有《三代实录》50卷，延喜元年（901）藤原时平、菅原道真等奉敕撰述。记述清和、阳成、光孝三天皇约30年的事迹。
除了以上的记纪、实录等正史外，日本还编了一部叫做《风土记》的地方志性质的书。《风土记》这个名称是沿袭晋平西将军周处的《风土记》。和铜六年（713）元明天皇下诏命令诸国编纂郡乡名称的由来、土地的肥瘦、物产、古传说等的地方志，取名为《风土记》。诸国中最完整的是《出云风土记》，其他常陆、播磨、丰后、肥前的《风土记》只有一部分。关于《风土记》的逸文，现有明治三十一年（1898）出版的粟田宽《纂订古风土记逸文》。
根据《隋书·经籍志》，隋大业年间普诏天下，将各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编成《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国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由此可见，日本的《风土记》显然也是模仿中国的。
（5）文学
自王仁献《论语》和《千字文》以来，日本一直使用汉文，所以汉文学兴盛，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都是用汉文写的。但大多数为记叙体。现存最古的汉诗集是《怀风藻》1卷。撰者未详，相传为淡海三船所撰，有天平胜宝三年（751）的序。此书按年代次序收集了天智天皇至奈良时代64名诗人所作的诗120篇，是日本模仿六朝诗风的汉诗集。天智天皇在万机之暇，招请学士大夫赐宴赋诗，这是《怀风藻》的嚆矢。当时在花鸟风月之间寄托咨嗟咏叹的人不少，但其诗流传下来的只有这64人，如文武天皇、弘文天皇、孝谦天皇、藤原不比等、阿倍仲麻吕、大伴家持、淡海三船、山上忆良等，不是天皇，就是公卿博士。当时日本汉诗的水平已相当高，不亚于唐朝诗人，如《怀风藻》中的《侍宴》：
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
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
当时日本尊奉儒学，诗中也必然流露出儒学思想，如神纳言的《过神纳言墟》：
君道谁言易，臣义本自难。
奉规终不用，归去遂辞官。
放旷游嵇竹，沈吟珮楚兰。
这里的“君道”一句系来自《论语·子路》的“为君难，为臣不易”。
除《怀风藻》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三部汉诗集。
《凌云集》1卷是平安前期小野岑守奉嵯峨天皇的敕命与菅原清公、勇山文继、贺阳丰年合撰的，收集桓武天皇延历元年（782）至嵯峨天皇弘仁五年（814）的33年间的诗，凡24人，91篇。书名出典于《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反映了在唐诗影响下日本汉诗的兴盛。
《文华秀丽集》3卷是藤原冬嗣奉嵯峨天皇之命与仲雄王、菅原清公、勇山文继、滋野贞主合撰的，完成于818年，收集了嵯峨天皇等28人的诗148首（缺5首，实际是143首）。此书摹拟《文选》的编者梁昭明太子（501—531）所编的《古今诗苑英华集》及唐朝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全书分成11部：游览、宴集、饯别、赠答、咏史、述怀、艳情、乐府、焚问、哀伤、杂咏、除《梵问》外，全部模仿中国，如《宴集》模仿《文选》中的《公宴》，《艳情》模仿《文赋》中的《赋情》，等等。
《经国集》20卷是827年良岑安世等奉敕撰述的，收集了庆云四年（707）至天长四年（827）间78人的作品。内容有诗917首、序51篇、对策38篇，2帙。“经国”这一名称出典于魏文帝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语。
当时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从唐朝带回大量经史和诗集，如空海除佛典外，还带回许多诗文集，他在《献杂文表》里开列了以下书籍：
《急就章》1卷、《王昌龄》1卷、《杂书集》14卷、《朱书诗》1卷、《朱千乘诗》1卷、《杂文》、《王智章诗》1卷、《赞》1卷、《诏敕》1卷，《译经图记》1卷。
尤其是白居易的《白氏文集》70卷，在仁明天皇承和十一年（844）由惠萼第二次入唐时（844—847）带回日本，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极大。醍醐天皇曾说：“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具平亲王（村上天皇第六子）附和高阶积善的《梦白乐天诗》赞道：“古今词客得名多，白氏拔群是咏歌。”并且自己注释道：“我朝词人才子以《白氏文集》为规摹，故承和以来言诗者，皆不失体裁矣。”由于白诗平易流畅，传入最早，还富有佛教精神，所以在佛教流行的日本格外受人欢迎。特别是千古绝唱《长恨歌》，曾给《源氏物语》的创作以很深的影响。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也爱用白居易的诗。
除白居易的诗集外，当时还流行王勃、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等初唐诗集，王维、李白、王昌龄等的盛唐诗集也有五六种（根据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诗不仅影响古代日本，现代日本把唐诗看成自己的古典，仅岩波书店一家就出版了唐诗二三十万册，可见影响之大。
在汉唐文学的学习中当时汉文学家辈出，如阿倍仲麻吕（701—770）、吉备真备（693—775）、菅原道真（845—903）、空海（774—835）、藤原冬嗣（775—826）、和气广世（9世纪初）。嵯峨天皇更是才华超群，经史诗赋无不精通。如其《秋日别友》：
林叶翩翩秋日曛，行人独向边山云。
唯余天际孤悬月，万里流光远送君。
空海写了《文镜秘府论》10卷，这是一部论诗文格式的修辞书，分成10篇，受唐代学风的影响。其中引用元兢的《诗髓脑》、皎然的《诗式》、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沈玉的《东阳著辞》。在《定位论》中作为“或曰”的引文是唐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序，《集论》中作为“或曰”的引文是晋陆机《文赋》的文章。
（6）书法
孝德天皇（645—654）以后，崇唐热逐渐高涨，圣武天皇（724—748）时到达顶点。当时相当于唐玄宗时代，各种学问传入日本，书法也随之而来，名家墨迹陆续流入。书法是汉字特有的一种书写艺术，在日本叫做“书道“。随着汉字传入日本，书法在日本也逐渐成为一种艺术，受到上层知识分子的爱好。日本初期书法受魏晋，特别是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影响很深，王羲之墨迹成为日本人的模范，广传于世。《东大寺献物帐》里记着：“书法二十卷，拓晋右将军王羲之草书。”《万叶集》里将“羲之”读作“てし”即“手师”（善书者），称为“大王”，将王献之称为“小王”，可见当时如何尊重王羲之了。鉴真带到日本的字帖有《晋王右军真迹行书》1卷，《小王真迹行书》3帖。留学生、留学僧带回王羲之墨迹也不少，其中有一部分保存下来，藏在日本正仓院里，如《丧乱帖》、《孔侍中帖》等。天平时代（729—748）学习王羲之书法蔚然成风。
王羲之是东晋人，孝武帝太元四年（379）59岁死，相当于日本仁德天皇六十七年。中国自东晋经南北朝到隋唐，书法名家辈出，如虞世南的《孔子庙堂铭》成于推古天皇三十四年（626），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碑》成于舒明天皇四年，即遣唐使犬上御田锹及留学僧侣回国之年（632）。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成于孝德天皇白雉三年（652）。孙过庭的《书谱》成于持统天皇时代（687—696）。这个时代正当遣唐使入唐的时候，给留学生、留学僧研究书法带来方便，吉备真备入唐就向张旭学书法，回国后努力提倡中国书法，是日本“唐风“（中国风）书法的开始。吉备真备又将张旭书法传给菅原古人。菅原氏代代相承，最后至菅原道真集大成。最澄早于“三笔”（嵯峨天皇、空海、桔逸势）而学王羲之书法，他的遗墨有《传教大师将来目录》、《入唐牒》、《自笔尺牍》、《天台法华宗年分缘起》等。还有女书法家光明皇后（701—760）。光明皇后是圣武天皇的皇后，名叫安宿媛，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女。她的书法导源于王羲之书法。天平十六年（744）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杜家立成》。小楷遒劲，被誉为日本第一。
圣武天皇是当时第一流书法家，写得一手谨严的楷书，作品有《宸翰杂集》1卷（天平三年）、《铜版敕书》（天平胜宝元年）和《贤愚经》，一见就知有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风格。孝谦天皇的书法也很好，奈良“唐招提寺”的四字匾额是他写的，劲健高古，现在被定为国宝，超过唐代众多书法家。其他还有惠美押胜和良辨两人。惠美押胜的作品有《封户议定敕书》，良辨的作品有京都智恩院所藏的《显无边佛土功德经》、《造东大寺牒署名》（天平胜宝八年）。鉴真书法也很好，留下了墨迹是《尺牍》（正仓院藏）。
圣武天皇天平时代佛教极盛，抄经的风气也很流行。抄经生一定要求书法好，助长了日本书法的发展。正仓院里藏有许多杰出的抄经墨迹，和中国比较也绝不逊色。
（7）音乐
日本的雅乐是外来音乐，它包括左舞与右舞。左舞是唐乐（包括林邑乐），右舞是高丽乐（包括百济乐、新罗乐、渤海乐）。雅乐是雅正音乐的意思，在中国主要作为祭祀乐。在日本，狭义上讲是指奈良时代前后从中国、朝鲜等亚洲大陆输入的乐舞以及模仿这些乐舞的日本制乐曲。广义上讲是指日本的古乐（神乐、久米歌、东游等）及包括在唐乐、高丽乐影响下制作的新声乐（催马乐、朗咏等）的全部宫廷乐。
左舞唐乐的三管即笙、筚篥、龙笛，三鼓为羯鼓、钲鼓、大鼓。右舞高丽乐的三管即笙、筚篥、高丽笛，三鼓为羯鼓、钲鼓、大鼓。日本雅乐组织受唐的乐舞制度的影响。唐的音乐由属于太常寺的太东署和鼓吹署掌管，日本一般雅乐由治部省雅乐寮掌管，军乐由兵部省鼓吹司掌管。雅乐寮是日本教习歌舞的机构，由治部省领导。雅乐寮的官位是头助、大允、小允、大属、小属，担任这些职位的都是归化人。如神护景云二年（768）百济人昆解沙弥麻吕任雅乐寮头助，天平胜宝四年（752）百济人林连久麻吕任头助，天平神护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任头助。演奏的乐人也是唐人和朝鲜人。
唐乐是留唐学生、僧侣带回来的，如吉备真备带回《乐书要录》10卷、铜律管1部，永忠带回《律吕旋宫图》。《乐书要录》相传为武则天所传，到宋代已失传，日本现在只保存3卷。此书是论乐律问题的重要资料。律管有竹、玉、铜三种，是定乐律的标准仪，对日本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属于唐乐系统的林邑乐是林邑国僧佛彻带到日本的。唐乐的乐队编制是乐师12人，乐生60人，共72人，人员编制相当庞大。唐乐共有37曲，其中包括七八曲林邑乐。传入日本的唐乐，来历明确的有皇帝破阵乐、团乱旋、春莺啭（以上由文武天皇时遣唐使粟田道麻吕传入，据研究，他就是第八次遣唐执节使粟田真人）、春庭乐（延历年间由遣唐舞生久礼真藏传入）、贺殿（承和年间由遣唐判官藤原贞敏传入）等。其他来历不明的唐乐有北庭乐、三台盐、万岁乐、裹头乐、甘州乐、五常乐、喜春乐、赤白桃李花、央宫乐、感城乐、轮台、青海波、秦王破阵乐、倾杯乐、贺王恩、太平乐、打球乐、还城乐等。
奈良正仓院里还保存着许多古代乐器和舞蹈用的服装器具。其中一部分是圣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东大寺大佛开光供养大会上所用的。从中国引进的唐乐，后来逐渐按日本风格改变了形式，并缩小规模，被称为雅乐。而这种雅乐是日本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今天日本音乐中还显著地保存着唐乐的要素。
（8）绘画
飞鸟时代，初唐成熟的、西域影响显著的“净土图”传到日本。法隆寺金堂的《净土变》、《八菩萨》等彩色壁画就是继承初唐的壁画手法的。金堂的四大壁画就是南面的《释迦净土》，西面的《阿弥陀净土》，北面的《弥勒净土》，东面的《药师净土》。昭和二十年（1949）四月金堂的壁画因失火而遭到损坏，现在已经复原。金堂壁画从画题到画风都是摹拟中国的。在中国，6世纪初开始出现了梁张僧繇及其子张儒童，北齐曹仲达，隋展子虔和郑法士，初唐张孝师和范长寿等壁画家，特别是人物画家阎立本，写实画风最为杰出。日本法隆寺金堂壁画不仅在规模巨大这一方面继承了大陆的传统，而且无论在表情、服饰及手法上都表现出丰丽的唐代画风。壁画上菩萨的肉身和衣纹施以浓厚的阴影，线条有弹性，富有立体感。壁画中还含有印度阿旃陀壁画及西域壁画的成分，这显然是通过中国而接受的印度、西域艺术影响。
奈良时代朝廷奖励绘画，授予画师官位，灵龟元年（715）画师忍胜被赐为从六位下。与画师地位提高的同时，还建立画工司。718年《养老令》规定，画工司属于中务省，在令史之下置画师4人，画部（画工）60人。后来随着元兴、药师、大安、福兴等寺的建造，画工司组织逐渐扩大。
奈良前期的《圣德太子像》受唐朝贵族肖像画的影响。把圣德太子画得很大，两侧的皇子画得比较小。这种构图也见于佛像的三尊形式，使人联想到祭孔的“释奠”时所挂的肖像。此画大概是模仿初唐的《帝王图卷》和《职贡图》等人物画风，继承了中国古来人物描写的传统，即不光是形象的写实，还要表现其风格即所谓传神。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是把唐代流行的丰满的美人作为神来描绘的。
天平十四年（742）成立金光明寺的抄经所，盛行抄经。于是产生了图文并茂的绘画，如《观音经画》、《因果经画》等。京都知恩寺里的《因果经画》是临摹中国原本的，既遵循北周、隋代的风格，又具有初唐式样的山景树石的构图。
奈良全盛期，围绕东大寺的营造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画师。他们以“唐本”为粉本，在狭小的师徒关系的范围内传承技艺。天平胜宝四年（752）鉴真献给宫廷的《紫帐金墨阿弥净土画像》及其他唐画本成了画师们作画的依据。受唐风影响最显著的要算正仓院所藏的《鸟毛立女屏风》，其上画着一位唐风美女，因屏风上贴着色彩鲜丽的鸟羽毛，所以叫做“鸟毛立女”。美女有一对粗浓的眉毛，额上画着叫做“花钿”的四朵浅绿色的花，血红唇边还有笑窝。这些都是唐人嗜好的风格，十足是一幅盛唐的仕女图。还有正仓院所藏的《水精庄香木画箱》和《芳染金银山水画箱》，上面都画着山水。前者画着海浪和仙山，后者画着山岳、瑞云、飞鸟。这些画都是模仿盛唐的山水画。西域出土文物中也有这种画题。还有原来在东大寺法华堂被叫做“根本曼陀罗”的《灵山释迦说法图》，现在藏于波斯顿博物馆。这幅画上的山水据说是灵鹫山的真景，也是唐山水的笔法。
（9）建筑
由于佛教的兴盛，天皇及贵族相继竞造佛寺。天智天皇在近江京建造崇福寺，持统天皇在藤原京（平城京的前身，在奈良县橿原市）建造大官大寺，天武天皇在藤原京建造药师寺。这些寺院都受中国北齐、北周建筑的影响，但天武天皇（673—686）以后就受隋唐建筑的影响了。最典型的是法隆寺西院伽蓝的金堂和五层塔，以及中门回廊的一部分，模仿隋唐式样，深受隋唐建筑的影响，属于白凤时代。进入奈良时代，佛教兴隆，大和国有寺院百所，地方有数百所，建筑引进盛唐式样，以轻快丰丽为特色。从藤原京迁到平城京时，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大官大寺）等也迁移到平城京，按照唐朝式样重建。这些寺院在重建过程中，留学僧提供了许多参考资料。如天平元年（729）大安寺的迁建是718年留唐归国的道慈设计的。根据《续日本纪》天平十六年十月辛卯条记载：“迁造大安寺于平城，敕法师（道慈）勾当其事。法师尤妙工巧，构作形制皆禀其规模，所有匠工莫不叹服焉。”道慈是根据留唐时所描绘的长安西明寺图纸建造的。圣武天皇天平十六年（744）在各国修建七层塔，分别安置《法华经》10部。这是受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在雍州等30个州分别建塔的影响。圣武天皇天平十三年（741）各国建立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这是模仿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
称德天皇（765—770）建造的西大寺是模仿盛唐时期的建筑式样。天平十七至天平胜宝三年（745—751）建成的东大寺大殿，正面7间宽约86米，侧面宽约50.5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东大寺伽蓝的布局即南大门、中门、金堂、讲堂等在一条中轴线上，受中国（唐）影响显著。天平宝字三年（759）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在奈良市西京五条，律宗的总本山）与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佛光寺正殿在风格上都是一致的。南禅寺、佛光寺的正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前者建于782年，后者建于857年。
推古天皇二十年（612）一名百济工人，利用朝鲜半岛传来的技术在宫殿旁建造吴桥（中国桥），这是日本庭园建筑的嚆矢。当时苏我马子邸宅里也建有庭园，园中有池，池中有岛，时人称苏我马子为“岛大臣”。平城京的宫内有南苑、西池宫、松林苑、鸟池塘、城北苑等，现在宫城1平方公里的东侧还有250米宽的突出部分，这里有庭园的遗址。平城京的庭园都是长方形的，前后院的门都开在中央，在庭园的中轴线上布置着左右对称的殿堂，殿堂之间用回廊连接。这些特点都表明受中国庭园建筑的影响。
（10）雕刻
日本雕刻受中国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其式样按时代的不同异，根据现存遗品记述如下。
①北魏式样
飞鸟时代（538—645）的雕刻主要模仿北魏式样，其实例如下：
奈良飞鸟的元兴寺即俗称飞鸟寺本尊释迦如来坐像（奈良安居院）。
安置在法隆寺金堂东间的药师如来坐像（奈良法隆寺）。
安置在法隆寺金堂中间的释迦如来及两胁侍像。
法隆寺东院正堂（梦殿）的本尊观音菩萨立像（奈良法隆寺梦殿）。
法隆寺宝藏所传的小型释迦三尊像（奈良法隆寺宝藏）。现在此像缺一尊胁侍菩萨。
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金铜（涂金铜像）观音菩萨立像，作于651年。此像与法隆寺金堂释迦三尊像的胁侍菩萨像及梦殿的观音菩萨像是同一系统。
②北齐、北周式样
飞鸟时代除北魏式样外，还有中国六朝时代北齐、北周等式样。所谓北齐和北周式样就是中国中部地区流行的式样，通过百济、新罗而传到日本，时间和北魏系统雕刻差不多，或稍前，其实例如下：
京都太秦广隆寺的弥勒菩萨半身像（京都广隆寺）。
法隆寺所传的金铜48体中的弥勒菩萨半跏像（东京国立博物馆）。
奈良中宫寺的本尊菩萨半跏像（奈良中宫寺）。
法隆寺金堂的四天王立像，即持目天、增长天、广目天、多闻天（法隆寺金堂）。
兵库鹤林寺的圣观音立像（兵库鹤林寺）。
法隆寺所传的金铜48体佛中的阿弥陀三尊像（东京国立博物馆）。
大阪观心寺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大阪观心寺）。
大阪野中寺的弥勒菩萨半跏像，天智天皇五年即666年制作（大阪野中寺）。
③唐式样
大化改新以后，正值唐朝鼎盛时期，日本疏远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而和唐朝亲近，在唐朝的一系列文物制度源源不断输入日本的同时，唐式样雕刻也传到日本。其实例如下：
奈良兴福寺东金堂所传的佛头即药师如来的头部，685年完成，受初唐雕刻的影响。
奈良药师寺金堂的药师如来及两胁侍像（686）和东院堂的本尊观音菩萨立像也是同一系统，受初唐雕刻的影响。
奈良当麻寺金堂的本尊弥菩萨佛坐像和四天王立像，686年完成（奈良当麻寺）。
奈良长谷寺和千佛多宝塔，又叫“法华说相图”，698年完成（奈良长谷寺）。
岛根鳄渊寺的观世音菩萨立像，892年完成（岛根鳄渊寺）。
通称为“桔夫人念持佛”和阿弥陀如来及两胁侍像（奈良法隆寺）。
奈良中期相当于盛唐，唐式样已经成熟，材料由木和铜换成塑土和乾漆，出现塑造和乾漆造（用麻布和漆反复涂刷制造），其实例如下：
法隆寺中门的金刚力士像以及同寺五层塔的泥塑像群（围绕塔的中心柱而制作的许多佛像）。
法隆寺西院堂的本尊药师如来像（717—724）。
奈良兴福寺所传的乾漆造的十大弟子立像和八部众立像。
法隆寺传法堂的阿弥陀如来及两胁侍像。
泥塑造的执金刚神立像（奈良东大寺法华堂）。
奈良新药师寺本堂的十二神将立像（729—749，奈良新药师寺）。
东大寺的大佛即卢舍那坐像。根据木宫泰彦研究，此像是模仿唐高宗在洛阳龙门造的卢舍那大石像（高35尺，座台10尺）或武则天在洛阳北邙山白司马坂建造的铜大佛像。东大寺大佛于治承四年（1180）被平重衡的兵火毁掉，重建后又于永禄十年（1567）被松永久秀的兵火毁坏头部、两手及躯体的一部，现存的是江户时代元禄、宝永年间即18世纪初修理过的，不能说是奈良中期的作品。
奈良时代雕刻的顶点是东大寺三月堂（法华堂）的14尊天平佛，受盛唐的影响。这些佛分两边排列，一边是本尊不空羂索观音、梵天、帝释天、四天王、二力士，都是些超过1丈的乾漆像；另一边是执金刚神、日光、月光、吉祥天、辩才天，都是等身大的。其中吉祥天可以想像到丰满的唐美人的姿态。
肖像雕刻方面有唐招提寺开山鉴真和尚坐像及法隆寺东院梦殿的行信僧都坐像。前者是日本最古肖像雕刻，作于鉴真死（763）后不久的神护景云元年（767）。
（11）生活
留唐学生和僧侣长期在唐朝学习，在生活习惯上已唐化了。他们除了把唐文化带回日本外，自身唐化的生活习惯对日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有产生很大影响。
①养老二年（718）遣唐大使多治比县守回国后，在谒见天皇时穿着唐朝赠给的朝服。次年天皇下令将老百姓的衣服都改成右襟。吉备真备任太宰府大贰时，给东海、南海、西海诸道节度使各制棉胄20250件，模仿唐朝制度以4050具为1组，分成5组，按五行颜色分别染成绿、红、黄、白、黑五色。弘仁十一年（820）二月规定，天皇及后宫除祭神的御服外，一律用唐风服装。
②汉高祖之孙淮南王刘安开始制作豆腐。奈良时代豆腐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最大众化的菜。8世纪，豆板酱经朝鲜传到日本，当时叫做“密祖”或“高丽酱”，大和朝廷还设置酱院来制造和管理。鉴真直接带到日本去的豆板酱叫做“酸酱”。中国的烹调法也传入日本，如延历二十二年（803）三月，第十七次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的告别宴会上吃的是中国菜。嵯峨天皇弘仁四年（813）九月在清凉殿开设的御宴用中国风的烹调，宴会的正宾是皇太弟，即后来的淳和天皇，可见淳和天皇也喜欢中国风烹调。嘉祥二年（849）九月仁明天皇40寿辰时，嵯峨太皇太后赠给的各种礼物中有黑漆柜20个，其中装着唐饼。官吏任官叙位时，朋友间设宴庆贺，这种宴会叫做“烧尾荒镇”。它起源于唐朝士子登第时开设的“烧尾宴”，意为虎变为人，唯有尾巴不变，必须将它烧掉乃得成人。
③官职在五位以上的贵族邸宅均按唐式邸宅建筑。日本所谓寝殿式住宅就是从唐朝的传统式样演变而来的，具有中国建筑对称的特点。富裕的平民建造白粉墙的瓦房，而一般日本人的住房则是木造的。宫城诸门的名称改成唐风名称。弘仁九年（818）四月下诏，平安京（京都）宫城诸门除上东、上西二门以外，一律改作中国名称，即殷富门、美福门、安嘉门、伟鉴门、藻壁门、待贤门、阳明门、达智门、谈天门、郁芳门，并用中国风书法写在匾额上。
如前所述，平城京和平安京的建设规划是依照唐长安城的，甚至也有叫做朱雀的大街。驿道两旁种植果树也是从唐朝学来的。《旧唐书·玄宗本纪》开元二十八年条记载：“春正月，西京路及城市苑内种果树。”开元二十八年（740）正是普照留学唐朝期间（732—754），所以普照回国后建议朝廷在畿内各国的驿道旁边种植果树。
④弘仁九年（818）三月下诏，朝会和平时的礼仪不论男女一律按唐法，卑者要向尊者下跪。平安初期风行薄葬。仁明天皇承和七年（840）五月六日，后太上天皇（淳和天皇）下遗诏命令薄葬，并将它取名为“送终”。此外，淳和皇后、正子内亲王、宇多天皇等都有薄葬的遗诏。这股风气恐怕是受中国墨子思想的影响。《墨子》卷六《节葬篇》主张薄葬，棺厚三寸，死人穿衣三件，墓穴要浅等。
当时日本固有的祭神也受到唐风影响。从仁明天皇（834—849）起，祭神的音乐使用外邦乐。“大尝祭”前原进行3个月的斋，改成1个月。特别是天长十年（833）十一月举行的大尝会，旗帜上竟有五色卿云、鸾凤、麒麟、连理吴竹、偷仙桃等中国风的图案。
⑤桓武天皇1个月内要到近郊游猎四五次，将它叫做野行幸，大多是鹰狩。弘仁九年还编《新修鹰经》，颁布天下。此书上卷记述鹰的形象、种类，中卷是饲养法，下卷是治病法，还有插图和序文。《凌云集》中也收录关于天皇游猎的御制诗，这是效法《文选》的。《文选》上有许多关于游猎的文章，如《上林赋》、《长杨赋》、《射雉赋》等，所以桓武、嵯峨二天皇的爱好游猎，不得不说是受中国的影响。
圣武天皇（724—748）时，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牡丹，在平城京大量种植，和唐朝一样掀起了一股牡丹热。
唐朝的喝茶习惯也传到日本，上层社会和留唐僧侣之间也染上吃茶的风习。政府还令畿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地区种茶树。
⑥当时“唐物”（中国货）非常风行，宫廷公卿之间好用唐朝物品。平城天皇大同二年（807）正月二十七日将大唐的信物（贸易品）绫、锦、香、药等赐给参议以上的公卿。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十月将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带来的一些唐物品献给伊势大神宫，并在建礼门前搭棚放置唐物品，让内藏竂的官吏及内侍等来选购，取名为宫市。同时分遣使者向光仁、崇道、平城、桓武等天皇的园陵献唐物。
⑦中国的琴棋也在这个时候传入日本。承和五年（838）随第十八次遣唐持节使藤原常嗣入唐进修的准判官藤原贞敏、良岑岳松等是琴筝能手，贞敏不惜赠送砂金200两，师事唐朝琵琶名家刘二郎。仅3个月学成，刘二郎叹为天才，赠琴谱数十卷，并将其女嫁给他。次年回国时还赠送紫檀紫藤琵琶各一。贞敏回国后历任雅乐助、扫部头等，促进了日本琴筝的发展。
中国围棋在隋代就已传到日本，有的说是吉备真备将围棋带到日本的，不管怎样，奈良时代和平安前期日本围棋已很流行了。辨正因善围棋而受宠于唐玄宗。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日本王子随遣唐使到中国。宣宗命令国手顾师言和王子比赛，王子取出“冷暖玉棋子”与他对奕。据说这种冷暖玉棋子产自日本以东3万里的集真岛凝霞台，黑白天然自分，冬暖夏凉。
⑧现今日本的民间风俗习惯大部分是中国文化第一次大移植传入的。
盂兰盆会盂兰盆梵语叫做ullam bana，译为倒悬，非常痛苦的意思。盂兰盆会源于《佛说盂兰盆经》所说目莲求佛拯救落在饿鬼道中的生母之灵的故事，每年七月十五日举行超度历代祖宗的佛教仪式。中国相传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在同泰寺开设盂兰盆斋。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卷四说：“（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作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奉，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至宋朝，供佛及供僧的意义减少，变成讽经施食，明朝则以荐亡度鬼为其主要内容了。
初唐盂兰盆会相当流行。日本文献上记载最早的是推古十四年（606）七月十五日设斋会。齐明三年（657）在飞鸟寺开设盂兰盆会，这是日本盂兰盆会之始。接着659年在京内各寺讲《盂兰盆经》以报七世之祖先。天平五年（733）又命大膳设盂兰盆供养，其后便为宫中常行仪式，内藏竂及寺院都设盂兰盆会和观音会，供养三界万灵。在民间，农耕礼仪和佛教的盂兰盆会结合。现在每逢七月十五向祖先供奉各种食物，施饿鬼，祈求祖先的冥福，拯救他们的痛苦。一般还进行扫墓、祭灵，通宵跳舞，因地而异。
松之内日本的“松之内”相当于中国的春节，家家户户门上挂松枝，时间约15天，过去是正月初一至十五，现在是初一至初七。
田游相当于中国的踏青，即唐人上巳（三月初三）“赐宴曲江，倾都禊饮踏青”。
雏祭或叫女孩节或叫桃花节，相当于中国的上巳（最初的巳日），即三月三日，所谓重三。中国生了小孩就制作偶人祈求健康地成长，这种习惯约1300年前传到日本，每逢三月三日，有女孩子的家庭就制作偶人祝愿平安。偶人用竹制成，外面穿着纸做的衣服。雏祭又叫桃花节，因为那时候（旧历三月三日）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
菖蒲节相当于中国的端午节，奈良时代传入日本。五月五日那一天，宫中一切用菖蒲装饰，所谓菖蒲舆、菖蒲殿、菖蒲幔、菖蒲髮，还睡菖枕，饮菖蒲酒，洗菖蒲澡。菖蒲节还叫男孩节，那天家中装饰着威武的偶人，屋外树立竹竿，上面挂着活鲤鱼，祈求男孩像鲤鱼那样健康地成长。日本菖蒲节也吃粽子，不过日本不叫粽子，而叫“茅卷”。所谓茅卷就是用茅叶包的东西，这个名称在《和名类聚抄》（935）和《新撰字镜》（9世纪末）中已经有了，因而粽子在日本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
棚机相当于中国的七夕，日本和中国一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夜。所谓棚机就是织机的意思。相传六日夜到次日晨地狱门开了，为了迎接祖先之灵而制作“七夕马”放在门口，以迎祖先。这是日本“盂兰盆会”的发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