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1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19世纪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有来有往，因为那时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超过欧洲，使中国文化向欧洲输出成为可能。如前所述，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为在中国上层阶级即官僚士大夫中间传播天主教，本着中西文化融合论的精神，对中国古典进行深入研究，发觉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相合，便采用“合儒、补儒、超儒、附儒”的方法，争取更多的中国人来信教。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儒家经典的研究，包括翻译、注释和著作等，他们一边进行研究，一边将研究成果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到欧洲。他们这样做固然是为自己的传教政策——中西文化融合论辩护，但客观上起到了将中国儒学介绍到欧洲的作用。此时正值长达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欧洲知识界都在集中注意力研究中国问题。宗教界方面，除耶稣会以外都认为儒学与基督教不同，攻击耶稣会。而思想界方面，则将不同于基督教的儒学用来当做他们的启蒙运动的大旗，如德国的莱布尼茨（C.W.Leibniz）和法国的伏尔泰（Voltaire）经常为耶稣会辩护。礼仪之争给中国学术思想传入欧洲带来了绝好的机会，使欧洲人研究汉学成为一种风气，从而使中国文化传入欧洲，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耶稣会士当初没有预料到的。现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记述：
（1）哲学
在华耶稣会士竭力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儒学，不是宋代儒学（后儒），而是原始儒学（先儒）即孔孟时代的儒学，以附会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思想完全相符，吸引中国上层分子信教。对于宋儒理学，他们是一概反对的，以为“理”和“上帝”根本不同，理不能造物，太极、理气也不外是物的元质，与物同体，非万物之源。所以从1586年罗明坚的《天主实录》、1603年利玛窦的《天主实义》、1673年陆安德（Andreas Lobelli）的《真福直指》、1698年卫方济（Franciscus Noel）的《人罪至重》，一直到1753年孙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的《性理真诠》，都认为理气和太极是唯物主义的流毒，拥护原始儒学，而攻击宋儒理学。但是欧洲一般知识分子对两者是不能区分的，在与接受原始儒学的同时，把宋儒理学也接受过来。由于宋儒理学传入，欧洲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哲学时代”或“理性时代”，也就是欧洲哲学接受了中国理学影响的时代（17至18世纪）。而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启蒙运动重视理性，主张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提倡自由平等，攻击罗马教会并批评在教会精神统治下的愚昧和迷信；有的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变政体，希望出现一位“明君”，自上而下实行改革。
因为罗马教会证明中国儒学（孔子哲学）是“异端邪说”，所以欢迎中国儒学就是攻击罗马教会本身，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就是这样做的。“他是反宗教运动的急先锋，同时也是介绍中国哲学文化的先觉者。他拿着从耶稣会的学院肄业得来的关于中国哲学的知识，即以此为武器，拿来攻击教会，攻击耶稣会。18世纪中法国教会的衰落在思想战线上很多出于这一位中国文化的信徒之力。耶稣会士介绍中国思想原意是为自己宗教的教义辩护的，无如中国原为哲学的先进国，介绍它的哲学文化、理性文化并不足为宗教的思想辩护，反而给予反宗教论者以一种绝大的武器，这当然不是耶稣会士所能预先料得到的。”（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188页）“在某些人眼里，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中国的孔子变成18世纪欧洲思想界的目标之一，孔子的哲学理性观也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遂及于法、德、英各国；虽然各国所受影响不同，而要之以异端的孔子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义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孔子学说成为时髦的东西，引起了欧洲一般知识界人士对孔子著作的兴趣，大大耸动了人心。”（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189页）
一般说来，中国理性主义的影响对法、德两国比较深远。在法国，从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开始，经过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无神论，影响到政治革命。在德国，德国古典哲学从莱布尼茨、沃尔弗（Christian Wolff），到康德（I.Kant）、费希特（J.C.Fichce）和黑格尔（Hesel）的观念论哲学，影响到哲学革命。但是由于法、德两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这两国的思想界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大体说来，同在孔子哲学的影响之下，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哲学当做唯物论和无神论来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则把它当做辩证法和观念论来接受，尽管两者认识不同，但无疑同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分别成为法国政治革命和德国哲学革命的推动力之一。
（2）经典翻译和学术著作
如前所述，中国儒学是通过在华耶稣会士的翻译和著述而介绍到欧洲的。最早将中国古典经籍翻译成西文的是利玛窦，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继之，天启六年（1626）金尼阁（法国教士）译出《五经》，并著述《中国历史编年》一书。后来殷铎泽（Prosper IntorceRa，法国教士）和郭纳爵（1gna flus da Costa）合作译出《四书》，将其中的《大学》译名为《中国的智慧》于康熙元年（1662）在江西建昌府出版，将《中庸》译名为《中国之政治道德学》，分别于康熙六年、八年（1667、1669）在广州和印度果阿出版。比利时教士柏应理及其他3名教士奉法王路易十四之命译出《大学》、《中庸》和《论语》，中文标题为《西文四书解》（实际上未译《孟子》），西文标题为《中国之哲人孔子》。1682年柏应理将教士所译中文书400册献给教皇，其中即有此书。后来柏应理又将此书献给法王路易十四，故又名《上法王路易十四书》。此书1687年在巴黎出版，包括导言《中国哲学解说》（说明中国经籍的性质，并述及儒家与佛老的区别）、本文（《大学》、《中庸》、《论语》）和附录《孔子传》，还插入孔子画像。此书出版后大受法国人欢迎，次年再版，掀起了一股以中国为欧洲模范、尊孔子为天下先师的学习热潮。其后柏应理还著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史年表》、《拉丁汉文小辞汇》和《汉语初步》四书。1711年比利时教士卫方济以拉丁文译出《四书》、《孝经》和《小学》，合称为《中华帝国经典》，并著《中国哲学》一书。法国教士宋君荣译出了《书经》，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巴黎出版。他后来又译出了《诗经》和《礼记》，还著述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全朝史》、《蒙古史关系论考》、《大唐史纲》、《历史地理考证》和《中国纪年论》五书。
法国教士白晋研究《易经》，写成《易经大意》，他还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志》和《古今敬天鉴》。莱布尼茨给予中国的《易经》和白晋的《易》研究以高度评价，1701年至1702年间莱氏在给白晋的一封信中说：“再提到大函的重要问题吧，这就是我的二元算术和伏羲易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有名的哲学家，是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4000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当大师正在努力理解这个记号的时候，我依大函便能给它以适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的，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吧。”（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第231页）
法国教士雷孝思也研究易，翻译了《易经》，题名为《中国最古典籍〈易经〉》，于1839年在英国斯图亚特出版。法国教士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re）对《易经》做了注释。
翻译《诗经》的有赫苍壁（Jul Placidus Hervieu）和傅圣泽（Joannes Francicus Foaguet）两教士，他们都是法国人。傅圣泽还译了《道德经评注》，马若瑟（Jos Maria Premare）也节译过《诗经》，他还译过《书经》，写了《六书析义》、《在书经之前时代之中国神话》和《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3部专著。其他译《诗经》的还有孙璋，译《书经》的还有蒋友仁。蒋友仁第一个译出了《孟子》。韩国英（P.M .Cibat）译过《大学》和《中庸》，还写了《中国人之孝道》一书。
关于中国历史的译著，有法国教士冯秉正译的《通鉴纲目》及葡萄牙教士曾德昭著的《中华帝国志》和《中国通史》；还有法国教士刘应（Mgrclaudus de Visdelou）著的《鞑靼史》及意大利教士卫匡国（即马尔蒂尼）著的《中国史初稿》。其他有法国教士张诚（Joan Franci cus Gerbillon）著的《鞑靼纪行》、李明（Aloysius Le Comte）著的《中国现状新志》和波兰教士卜弥格著的《中国植物志》。法国教士钱德明（Joan Joseph Maria Amiot，1718—1793）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于乾隆十五年（1750）来中国之后，多方面从事研究工作，写了许多专著，计有《中国乾隆帝和鞑靼权贵的农业观》、《御制盛京赋》、《华民古远考》、《中国历代帝王纪年表》、《纪年略史》、《孔子传》、《孔子弟子附传》、《四圣略传》、《历代名贤传》、《中国兵法考》、《孙吴司马穰苴兵法》、《中国古代宗教舞蹈》和《中国学说列代典籍》等13部。以上著作都是个人撰写的，还有两本大部头著作是集体编写的，一是《耶稣会士书简集》，二是《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前者26卷，体裁为书信形式，1703—1776年在巴黎陆续出版；后者16卷，体裁为论文形式，1776—1814年在巴黎陆续出版。
最后，再提一提两部百科全书性的著作，即刻射（A.Kircher）的《教内外文献中之中国》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教内外文献中之中国》是根据来华传教士所提供的材料撰成，作者刻射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但内容非常丰富，堪称中国的百科全书。其内容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第二部分是概述古代至17世纪基督教的东方传道史，附中国服装的余谈；第三部分是关于崇拜偶像，详述儒、佛、道三教和民间信仰的各种偶像，并附以各种中国神像的插图（包括孔子、老子）；第四部分是关于地理、政治、矿物、动植物的记述；第五部分是关于建筑、桥梁、运河和室内装饰等的记述；第六部分是语言。该书附图极为精彩，1664年在罗马出版拉丁文本，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再版。1668年出版荷兰文本，1670年出版法文本。
《中华帝国全志》是作者杜赫德根据27位传教士的报告而撰成的。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记述中国各省地理，附录夏至清23朝的历史大事记；第二卷论述政治经济，并对中国古典《易》、《书》、《诗》、《礼记》、《大学》、《中庸》、《论语》、《孝经》和《小学》等作简要的介绍；第三卷记述宗教、道德、医药和博物等，还收录元朝杂剧《赵氏孤儿》；第四卷记述蒙古、朝鲜等的情况。该书插入的10余幅铜版画极为精美，有实测的中国地图、孔子和康熙的肖像、北京观象台等。该书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次年再版。1738、1739年先后在伦敦出版英译本两种（一种为四册，一种为两大册）。北京大学藏有1736年法文原本和英译本第二种。
（3）文字文学
继承沙勿略遗志的耶稣会东印度巡察使范礼安，主张东西方文化融合论，所以当初罗明坚、利玛窦先后从印度调来澳门时，就让他们学习中文。他们以聪颖的才智，不久就掌握了中文；后来罗明坚写了《天主实录》（或称《圣教实录》），利玛窦写了《天主实义》。当初他们刚学中文时想来也很艰难，利玛窦的《西字奇迹》1卷（1605年北京刻本）恐怕是他为学中文而编写的。该书以拉丁文音注汉字音，为中国汉字拼音之始。1625年金尼阁撰成《西儒耳目资》3卷，这是中国第一部汉字文法书，对外国人学中文大有帮助。与此同时，鲁德照著《字考》，其后柏应理著《文字考》、《拉丁汉文小辞典》和《汉语初步》。随着时代的推移，辞典、文法书等相继出现，如钱德明的《满法字典》、《满蒙字典》、《满洲语文典》等。
在中国语言文字西传的同时，中国文学也随着传教士和商人等传入欧洲。清初出版的长篇小说《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名教中人撰）颇为流行，该书共18回，叙述铁中玉与水冰心的婚姻故事。其主人公既美且才，美而又侠，对恃强凌弱的社会恶势力有所揭露。1719年《好逑传》由在广州经商的英国人魏金森（Jallies Wikinson）翻译成英文，后经英国文人汤姆士·潘塞（Thomas Percy）加工改译，于1761年在英国出版，受到读者的欢迎。该书末附录《中国戏曲提要》、《中文谚语》和《中国诗选》，介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就。《好逑传》1766年被译成法文和德文，1767年又译成荷兰文。至19世纪初，《好逑传》被改译改编的达20种之多，在欧洲广为传播。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或作《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代的一种杂剧剧本，由纪君祥所作。该剧本文词豪放，戏剧性强，描写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并搜捕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由程婴抚养成人，最后报了仇。1732年该剧本由在华耶稣会士马若瑟（前述）翻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4年部分刊登于巴黎《法兰西时报》杂志，次年收入杜赫德著《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从而《赵氏孤儿》随着《中华帝国全志》各国译本的相继出版，风行全欧。尤其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将它改编成新剧本《中国孤儿》，于1775年8月20日起在巴黎上演，博得广大观众的好评，于是同年在巴黎出版单印本。后来英国剧作家穆费（Aahur Murphy）将《中国孤儿》加以改编，于1759年底在伦敦德鲁里兰上演成功，一跃成名。德国大诗人歌德熟读《赵氏孤儿》的译本，并将它改编为剧本《埃尔彭罗》（Elpenor），在德国上演，轰动一时。
其他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剧也在欧洲风行一时，因为中国式的喜剧适合于小剧场上演，被意大利喜剧演员看好。如《中国人》（1692）、《道士隐形术与中国宫廷》（1713）、《中国女王》（1729）等戏剧受到意大利人欢迎。以中国为题材的通俗小说也不亚于戏剧，如拜尔（deBml）的《著名的中国人》（1642年在巴黎出版），维尔提厄（Villedieu）和笛查尔丹（Desjardins）的《中国小说情史集》（1712年在里昂出版），卡桑格（Cassangne）的《中国间谍欧洲侦察记》（1744年在北京出版）等。
（4）工艺美术
如前所述，16世纪中叶由葡萄牙人开辟的澳门—马六甲—果阿—里斯本航线，既是贸易通道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葡萄牙船满载中国传统商品——丝绸、瓷器和漆器运入葡萄牙市场，再输入法、德、英诸国，牟取巨利。17世纪初，荷兰与英国先后崛起，打破葡萄牙垄断远东贸易的局面，他们的商船在战舰的护航下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漆器输入欧洲，据说其中三分之一进入法国市场，这大概是由于这些商品本身就是艺术品，加之法国宫廷贵族崇尚奢华的缘故吧。法国参与远东贸易较迟，至1701年方始由“阿姆费特莱”（Amphitrite）号直接从广东输入中国商品。整个18世纪，每年都有一至数艘法国商船将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漆器，一捆捆、一箱箱地运入法国，满足国内各阶层的需求。当时中国工艺品及其仿造品成了必备的室内装饰品，它和社会上流行的一股中国热一起，在法、德之间掀起了一个“洛可可运动”。
洛可可（Rococo）的涵义是“贝壳形”，源于法语“Rocaille”。它也叫“路易十五式”，指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统治时期（1715—1774）所崇尚的艺术。最初它是作为反对路易十四时期凡尔赛宫及其他官方艺术的繁冗浮华风气的新风格而出现的。洛可可式样的特征是：比例关系偏于高耸和纤细；造型均取C形、S形或涡旋形的曲线，以不对称代替对称；色彩明快柔淡，象牙白和金色是其流行色。洛可可式样主要表现于室内装饰和园林建筑两方面。
室内装饰方面，丝绸是必不可少的，用途极广，可用作室内挂物，特别充作帐幕与壁纸之用。中国丝绸因其图案精美别致，深受欧洲人欢迎。当时巴黎是中国丝织品流行中心，里昂是中国丝织品模造中心。中国的刺绣也受欧洲人的青睐，尤其是锦绣，由彩色丝线绣成，杂以金银细丝，光彩夺目，最受欢迎。这锦绣最后取代了哥布兰（Gobelin）花毡的地位。当时欧洲住宅里装饰用的壁纸，中国4世纪时就已发明。制造壁纸的技术，16世纪由荷兰人、17世纪由英国人传入欧洲。后来法国和英国模仿中国图案的意匠，制造出“中法合璧”和“中英合璧”的壁纸，中国趣味浓厚。
中国瓷器和中国丝绸一样，深为欧洲人倾倒，在欧洲早享盛名，但是在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开辟以前，由陆路输入欧洲的瓷器为数极少，现存欧洲最古老的一件中国瓷器是匈牙利大公路易斯（1348—1383）所有的“吉纳列瓶”（都柏林的爱尔兰国立博物馆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吉纳列（Gaigniéres）于1713年为这个花瓶所作的水彩画，因此而命名（文德泉神父：《中葡贸易中的瓷器》，《东西方文化交流》，第207页）。16世纪初东西海上航线开通之后，葡萄牙人最早从事瓷器贸易。1562年的特伦托会议（即天主教第十九次普世会议）期间，布拉加大主教马蒂列（Frei Barlomeu dos Mártires）盛赞中国瓷器说：“在葡国，我们拥有比黄金和白银更有价值的东西——瓷器。我希望所有的王子们都购买这种东西，而不再使用银器。这种瓷器来自印度，但产于中国。它精美光洁，像玻璃和石膏一样美丽。他们用蓝花装饰瓷器，其图案如青云一般。”
17世纪荷、英两国参加瓷器贸易，从中国输入大量瓷器，但它仍是新奇品，为宫廷贵族所收藏。至18世纪初，瓷器随着吃茶习惯普及欧洲而成为上层家庭的必需品。当吃茶时，非此不足以表示其为时髦人物，收藏中国瓷器成为一种时尚。尤其宫廷里特设“中国室”，陈列各种中国瓷器。而当时中国的瓷器生产情况是怎样呢？清朝是中国瓷器的顶峰时期，17世纪后半期青瓷流行，从而青花瓷风靡欧洲；18世纪中国青花瓷让位给玫瑰红釉瓷，它也征服了欧洲市场，其造型、图案更为高贵典雅。关于中国的瓷器生产基地景德镇，曾德昭在其《中华帝国志》中谈到江西省时说：“这个省因其宏伟的楼阁更因其瓷器而闻名，事实上仅有一种瓷器且只产于一个镇（景德镇）上，但却遍布全国、全球。这个镇没有制造瓷器的坯土，由其他地方运来，但却有水，正是因为这种水才得以制造出完美的瓷器。如使用其他地方的水，就不会制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瓷器。”（文德泉神父：《中葡贸易中的瓷器》）。
由于欧洲人普遍爱好中国瓷器，需求量大，光靠进口不能满足，于是开设瓷厂进行仿作。康熙十六年（1677），法国人查尔定（Char din）在希撒诺（Pierre Chicaneau）地方开办瓷厂，仿照中国瓷品工艺制造青瓷成功。康熙五十六年（1717），在华传教士殷弘绪（F.X.d'Entrecolles）把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想在法国开发高岭瓷土。30年后的乾隆十五年（1750），杜尔列昂（Turegon）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并开发高岭瓷土。乾隆三十三年（1768）模仿中国瓷器在色佛尔（Sdwres）开窑烧瓷，最后取得成功。色佛尔窑不仅造型、纹样上模仿中国，在意匠上也有所创新。德国的迈逊（Meissen）、英国的博屋（Bow）都开设瓷厂，生产中国瓷器仿作品，大有乱真之感。
漆器是中国传统工艺品，秦汉时代就很发达。但它传入欧洲较迟，直到17世纪漆器在欧洲尚属珍品。18世纪初，法国商船“阿姆费特莱”号第二次至广东时，运走不少漆器，如手提箱、桌子、描金衣柜及大小屏风等，被称之为“阿姆费特莱漆器”。到18世纪末期，法国才开始仿造中国漆器，著名的漆器仿造专家是马丁四兄弟（Martin family）。漆器在欧洲的用途除作为室内家具之外，还应用于轿子上面。轿子本是一种中国文物，17世纪初欧洲人加以仿造，当时欧洲贵族很爱坐，因为可以抬高其身份。
（5）绘画、园林建筑
洛可可式样除工艺美术外还表现在绘画与园林建筑上。随着中国趣味的流行，欧洲王公贵族的家里居然出现了中国风格的山水花鸟画，作为室内装饰，使室内具有一种清新的、贴近自然的中国气派。刻射《教内外文献中之中国》、白晋《中国现状志》和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中的铜版插图，给欧洲画家提供了丰富的中国题材。法国风景画家华图（Watteau）最早受中国画影响，他的《远航》酷似宋代风景画。其他受中国画影响的还有拉莫特（La Muette）、高升（John Robert Cozen）等人。特别是高升的山水画，先用中国毛笔画轮廓，然后用西洋的水彩画法上色。这种中国风的画法由他的学生克利斯托尔（Joshua Christall）、利物塞治（Henry Liversedge）所继承。据说印象主义先驱者英国画家透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1775—1851）也曾受中国画影响。
从风景审美观来看，中国人偏于抒情，重在意境的创构，意在对理想美的寄托；西方人偏于写实，重在形式的塑造，意在对现实美的享受，两者对建筑美的追求迥然不同。中国建筑依附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而西方建筑则突出个性，强调实体，向上伸张。中国建筑的这种与自然相适应、相协调的特点，出色地表现在园林建筑上，成为欧洲洛可可运动所追求一大对象。
欧洲人对中国园林建筑很陌生，到18世纪初才看到一些苗头，如洛可可建筑中以佛塔、凉亭为点缀。后来德国华肯巴特河（Wachenbarth）上的彼尔尼兹宫（Pillnitz）开创模仿中国式屋顶之一实例，接着德国波茨坦（Potsdam）附近及荷兰、法国、瑞士的一些地方均出现了中国建筑，还有中国的钟楼、石桥、假山、门窗和室内装饰。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园林建筑真正给欧洲以影响，在华传教士巴德尼（Jean Denis Attiret）著的《北京附近的皇室园亭》开此种影响之先河。巴德尼以圆明园为例，认为中国园林的特点在于能以艺术融入自然，而且园景变化无穷，使人心旷神怡。这一篇文章作为传教士的通讯在欧洲发表之后，广泛引起欧洲人的注意。英国园艺家威廉·张伯尔士（William Chambers）曾两次去中国实地考察，先后写成两本专著即《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集》和《东方园林论》。前书于1757年出版，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建筑及服装、家具等工艺美术；后书于1772年出版，盛赞中国园林之美：“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是无与伦比，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像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黄启臣：《16—19世纪的中学西传》，《东西方文化交流》第44页，澳门基金会，1994年）威廉·张伯尔士还亲自参加英国园林改造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1750年他为英王太子的孀妃奥古斯塔（Augusta）按中国技法改造了逑园（Garden at Kew）。改造后的逑园有假山、亭榭、瀑布、湖泊、曲径、丛林，还有一座九层四角形宝塔耸立在湖边；塔角端悬着口含银铃的龙，塔旁筑有孔子楼，到处可以看到受中国的影响。这座逑园是欧洲第一座中国式花园，被誉为“中英式园林”。1763年威廉·张伯尔士还把逑园的园林建筑撰成专著《逑园设计图》出版。在威廉·张伯尔士改造逑园的这一年，英国建筑师哈夫佩尼（W.Halfpenny）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使英国的中国式园林建筑在理论上日臻完善。
法、德、荷等国不甘落后，对中英式园林进行模仿。在法国，建筑师卡牟（Le Camus）、培兰革（Belanger）、奥古斯丁（Jean Augustin）、累那（Renare）等人均以仿造中国园林而闻名，形成了所谓“中英法式园林”。在德国，1773年派遣园林设计师塞开尔（F.L.Sekell）往英国留学，学习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同年出版了翁则尔（Ludwig Unzer）的《中国园林论》。在实践上，卡塞尔伯爵（Landgrave of Kassel）在威廉索痕（Wilhelm Shohe）营造的中国村很有名。它叫“木兰村”（Moulang），村旁的小溪叫“吴江”（Hu Kiang）。村里的房屋及其摆饰和景观均模仿中国，一派江南乡村风味。
（6）其他
中国是世界一大文明古国，数千年来形成了各种优良的风俗习惯，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物质文明，这些东西一传到欧洲各国，可以说受到举国上下一致欢迎。特别在路易十四（Louis XIV）时代（1643—1715）的法国，宫廷内外流行一股中国趣味风，即崇拜和吸收中国的学术思想，收藏中国的美术品（如丝织品、锦绣、瓷器、漆器、绘画屏风之类）和各类文物，仿造中国的建筑和园林，模仿中国的风俗习惯，可以说达到了极点。如1667年的某一大祭典中，路易十四化装成中国人，使参加祭典的人为之一惊。1699年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穿着中国服装参加布尔哥格（Bourgogne）公爵夫人举办的舞会，博得全场喝彩。次年王弟在凡尔赛宫举行舞会，以中餐宴客；在马德里宫（Madried）开化装舞会时的余兴节目，有《中国皇帝》一剧。18世纪第一个元旦，法国宫廷举行中国式祝典。这样的中国趣味风，不单是路易十四一代流行，还延续至路易十五、路易十六。其间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文物趁势流入，如点中国花灯，放中国烟火，坐中国轿子，荡中国秋千，养中国金鱼，种牡丹、芍药等中国花卉。中国的折扇也是这个时候传入欧洲的。一般说欧洲气候不太热，不需要扇子，宫廷贵族妇女盛行持折扇是作为一种装饰品，出于游乐生活的需要。在中国趣味风流行之下，大量中国文物输入欧洲，如法国商船“阿姆费特莱”号1703年第二次来华返航时，除铜、生丝、茶和香料外，运回陶瓷品142捆，屏风42捆，雕漆衣柜35捆，漆茶盆22捆，南京七宝烧1捆，挂灯笼12捆，扇子4捆，梳妆台及印花布7箱，其他还有两广总督所赠武器和古瓷器。
随着中国茶叶输入欧洲，吃茶的风俗也传到欧洲各国。1610年荷兰最先兴起吃茶风气。1636年吃茶风气传到法国巴黎。1650年吃茶风已盛行英国伦敦。1659年吃茶风传到了俄国。1685年海牙的一位医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奇妙的草药——茶叶》，介绍吃茶的方法和好处。英国的吃茶风气极盛，这与女王安妮（Anne，1702—1714在位）爱吃茶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茶叶从广州源源不断运入英国，19世纪初每年输入英国的茶叶达2000万磅以上。
中国独特的医药也被介绍到欧洲。1671年在广州的一名法国人将晋代名医王叔和的《脉经》译成法文，寄回法国出版。1658年耶稣会士卜弥格著《中医津要》，其内容包括翻译《脉经》和介绍中医的舌苔、气色诊病法，还列有中药289味。1688年此书出版后，被译成各国文字出版，流传颇广。前述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译出了《脉经》、《脉诀》、《本草纲目》、《神农本事经》、《名医必录》和《医药汇录》等著作及一些中医处方，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独特的医药学。
2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文化给日本的影响，贯穿整个日本古代史，其影响最深最广的，则是唐文化对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和平安前期（794—894）的影响。现分别记述如下：
（1）政治
①政府机构
唐朝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日本学者叫做皇权主义。日本中央集权思想在圣德太子的宪法中开始强调，到大化改新完成后所建立起来的就已经是破除地方分权的氏族制度残余的完全的中央集权国家。其国体完全是仿照唐制的。
日本的中央机构是两官八省制，即神祇官和太政官，太政官下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而唐朝则是三省六部制，即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下州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的地方机构是国郡两级制，国设国司，郡设郡司，而唐朝则是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唐官制是皇帝统辖三师、三公，下设三省，尚书省之下设左右仆射，其下设六部。另设九寺。三师是周代官名，三公、九寺是两汉的官制，三省六部是魏晋以后的新官制，所以唐官制是新旧并用，组织复杂，冗员较多，如掌管礼乐祭祀的太常寺与礼部是重复设置。日本比较简单：a.天皇之下设置神祇、太政两官，太政官相当于唐朝的尚书省，所以太政大臣相当于尚书令。b.相当于唐朝中书省的中务省列于八省之一。c.大纳言相当于唐朝门下省的门下侍中，将大纳言置于太政大臣之下，掌握实权。d.将相当于唐朝大府寺的大藏省列于八省之一。
如上所述，尽管日本按照国情有所简化或变动，但原则上以唐朝官僚机构为模式的。
此外，日本的官位制度基本上也是模仿唐朝的。中国的官位称“品”，是由一至九品组成的品阶制度。而日本的官位称“位”，是由一至九位组成的品阶制度。第九不称九位，而称初位。初位还有大初位与小初位两种。唐朝的地方监察制度也被日本照搬过去。监察官中国最初叫按察使，后改称采访处置使，最终改称观察使。日本也是如此顺序称呼，只是采访处置使改称问民苦使。
②律法典章
日本仿效唐朝的律令制。律就是刑法，令包括民法、行政法、诉讼法。日本最早的律令是在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老留学生的指导下由中臣镰足等按照唐朝的律令而起草的，即所谓《近江朝廷令》22卷。天智天皇（中大兄皇子）为了避免旧势力的干扰，从飞鸟迁都近江（645—710），所以这时制定的律令叫做近江朝廷令。这个近江朝廷令后由天武天皇（673—685）改订，持统天皇（687—697）颁布。此外，还制定大宝令（律6卷，令11卷）和养老律令（律10卷、令10卷）。文武天皇四年（700）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和粟田真人等十余人奉敕制令，次年完成，六月公布，八月派明经博士到诸国道讲新令。702年正式执行，这就是《大宝令》。元正天皇养老二年（718）藤原不比等又奉敕修律令，编成20卷即律10卷、令10卷。这就是《养老令》。现代，人们把养老令称为《大宝律令》，把大宝令称为《古令》。这些律令就是以唐朝的新律令（624）和律令格式（637）为样板的。
③土地制度
大化革新后实行土地国有制即所谓公地公民，把收为公有的贵族的土地班（分）给农民，分给的田叫做“口分田”。这种所谓“班田收授法”脱胎于唐制的“均田制”，唐朝均田制所分给农民的田地叫口分田。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
a.公田条。凡诸国公田，皆国司随乡士估价赁租，其价送太政官以充杂用。
b.六年一颁条。凡田六年一班。
c.神田条。凡神田不在收授之内。
d.以身死应收田条。若以身死应退者，每至班年即从收授。
e.官人百姓条。凡官人百姓不得将田宅、园地施舍卖易与寺。
f.荒废条。凡公私田荒废三年以上，有能借佃者，经官判供之。私田三年还主，公田六年还官。
唐朝均田制：
a.天下之田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度其肥瘠宽状以居其中。
b.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有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
c.凡田分为二，一曰永业田，二曰口分田。
d.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
e.凡官户受田，减百姓田之半。
f.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人五口以上给一亩，五口加一亩。
g.凡给口分田，皆从便近，居城之人本县无田者则隔县给受。
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唐朝的均田制，在具体内容上尽管有些不同，但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分给人民土地即口分田这一点上完全一致。正因为日本古代国家的经济基础与唐朝一样，政治制度上才有可能模仿唐朝。所以大化改新所建立起来的，以土地国有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其实是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东方专制国家政治制度的翻版。
④户籍赋役
根据正仓院收藏的大宝二年的户籍和大谷光瑞（1876—1948）从新疆带回来的户籍片断，可知日本实行过模仿唐朝的户籍制度。645年为了实行班田收授法，检查畿内（奈良及其附近的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五国）人口，造户籍，校田亩，50户为里，设里正。16至20里为大郡，12里以上为上郡，8里以上为中郡，4里以下为下郡，2里以上为小郡。670年在畿内、东海、山阳、南海、西海的广大地区编制公民、部民、奴隶的户籍即著名的“庚午年籍”。690年又制作户籍，即所谓“庚寅年籍”。根据养老律令，户籍6年一造，班田6年一班。与实行户籍的同时，对国土进行规划。京师以坊为单位一，每坊置长1人，4坊置令人1人。在地方实行条里制，60步（每步6尺）4方为坪，各纵横6坪即36坪为里。横方向的土地叫条，纵方向的土地叫里。
日本赋役与唐一样实行租庸调法。租即田租，1段田课稻2束2把，山谷田相应减少。庸是劳役，每丁每年服公役10天。调是献土特产，每1町田课绢1丈、2丈、布4丈。
根据《唐六典·尚书户部令》第三，唐制赋役有4种，即租、调、役、杂徭。课户每丁租粟2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2丈，布加五分之一，交绫绢者棉3两，交布者麻2斤。每丁岁役2旬（有闰之年加2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3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5日免其调，3旬则租调俱免。
日本的赋役是在班田收授的基础上施行租庸调法，而唐的赋役则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施行租庸调法，两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数额上有所不同而已。
⑤军事组织
当时日本没有专业的士兵，所有的士兵都是从地方选拔，轮流服务，武器军粮自办。律令规定男子21岁至60岁为正丁，正丁中有五分之一或八分之一要服兵役。京都设六卫府，各国设军团部，北九州设防人。小国有士兵100人，大国有士兵500人。这种军事组织是模仿唐的府兵制。唐也没有专业士兵，平时兵即农民，战时农民即兵，即所谓“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凡民年20为兵，60而免。和日本所规定的正丁只差一岁。唐的府兵相当于日本各国的军团部。府兵分成三级，1200人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而日本的军团部则分成两级，大国500人，小国100人。在军事编制名称上也是学唐朝的，如校尉（团）、旅师（旅）、队正（队）等。凭符契发兵的制度也沿用唐朝。
⑥货币和度量衡
日本上古时矿藏没有开采，所以也没有货币，只进行物物交换，或用稻谷布帛作为通货使用，后来使用中国输入的银钱。持统天皇八年（694）三月开始有铸钱司的名称，田大宅朝臣和麻吕外两人担任铸钱司长官。后来大宝令规定，货币由大藏省掌管。由于武藏国秩父郡开采铜矿，出产和铜（日本铜），才有可能大量铸造货币。和铜元年（708）发行银钱和铜钱两种货币。铜钱直径2.4厘米，圆形中开方孔，背面有“和同开珎”四个字。这种铜钱东京国立博物馆有收藏。据说“和同开珎”是模仿唐的“开元通宝”的。当初一般民众不了解货币的用法，朝廷对货币流通予以奖励和提倡。后来又造了“万年通宝”和“神功开宝”两种货币。
为了使货币顺利流通，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度量衡没有统一以前是高丽尺（即中国的北魏尺，35.6厘米）和唐尺（29.67厘米）同时使用。和铜六年（713）定唐尺为标准尺。又仿照唐朝颁布田亩计算法，即田1段为360步，每步6尺。大宝二年（702）公布的量制是石、斗、升（10进位），1石为2800立方寸。权衡单位是斤、两、铢，1斤16两，1两24铢。两又分大两、小两，大两1两相当于小两的3两。这也是仿照唐朝的。
⑦城市建设
和铜三年（710）定都平城（奈良），自元明天皇至桓武天皇经历8代74年时间，建成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都城。
平城京南北36町（4.7公里），东西32町（4.2公里），由大路分成1町4方，再由小路将1町分成16块。京城中央有贯穿南北的大路，路东为左京，路西为右京。左右两有坊，坊内有坪，并编成号码，指示京内的地点，如右京6条2坊12坪，便知道该地的地点。在行政管理上，每坊置长1人，4坊置令1人。
这个都市规划和长安城、洛阳城在原则上是一样，尽管大小比例有所不同，但都是方的，呈棋盘形。宫城都放在城中轴线的北面，都有棋盘式的街道，宫城正门和大路的名称同样叫做朱雀门和朱雀路。宫城也是一样用城墙围绕，内面有若干长方形的庭园。每个庭园里都沿着中轴线布置几座主要的殿堂，左右对称地布置一些次要的殿堂。前后院的门都设在中央，并且主殿堂西侧都有回廊与旁边的殿堂相连。从这些共同点来看，平城京无疑是以长安为样板的。794年定都的平安京（京都）和平城京一样，也是仿照长安的。
日本的畿内制度是由中国引进的。唐朝把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一带地区称为京畿，把东都洛阳附近的地区称为都畿。但日本的畿内制度最初不是从唐朝移植过去的，而是从北朝（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或隋朝引进的。因为日本制定畿内制度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大化改新诏》，其中第二条：“初修京师，置畿内”。而大化改新的实行是在大化二年（646），相当唐太宗贞观二十年，那时唐还没有畿内制度，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才制定畿内制度。当初大化改新时的畿内是以难波为中心，东至伊贺国的名垦即名张的横川，南到纪伊国的纪川沿岸的兄山，西达播磨国的赤石即明石的栉渊，北抵近江国的狭波合坂山即逢坂。后来历次迁都，畿内也随着变动，至天平神护二年（766）九月模仿唐开元二十一年所制定的畿内制度，派遣五畿内及东海道等7道巡察使。这里的所谓五畿内就是指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5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