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山东机器局和兰州制造局
地方洋务派干将丁宝桢（1820—1886）因协同李鸿章在山东镇压捻军有功，1867年升任山东巡抚。他用洋枪洋炮亲手杀害了数十万农民起义军，深感近代武器的厉害，积极主张山东也要创办近代军用工业。他上奏道：“东省现筹海防，臣定以修筑炮台与安设制造药丸及修理枪炮之机器两事为先务。”“既用外洋枪炮，必须外洋子药，而内地所用皆取购于外洋，为费甚巨，且恐有事之时，药丸无处购办，枪炮转为弃物。”要求办厂，制造枪支弹药。总理衙门认为“东省存款闻将300万，财力大有可为”，所以准奏，着丁宝桢筹建。李鸿章推荐江南制造局的技师徐建寅（西学家徐寿之子）为总办，协助丁宝桢筹建。
光绪元年（1875），山东机器局在省城济南郊区泺口正式兴建，徐建寅赴上海购买机器设备。不久机器设备运抵山东，由徐建寅指挥安装。不到一年，火药厂、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库房、文案厅、工匠住房等一概告成。各厂大小烟囱有十多个，最高的达四五十丈。这里应该特笔提出的是，山东机器局的厂房建造和机器安装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的，不雇用一名洋工匠。
山东机器局主要生产枪炮弹药等军火，产品大部分拨给本省驻军使用，小部分拨给四川和吉林驻军。该厂还附设煤矿，使用两部机器采煤。一部是8马力，另一部是6马力，用于矿井抽水。从井底运煤到井口，也使用机器。局里还有一条3尺宽的小铁轨，用于运输货物。该局开办费共计18.68万两，年经费约6万两，全部由山东省自给。该局管理人员和工人全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洋人，可以说是自力更生办厂的典型，这在当时是难得的。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山东巡抚李秉衡将山东机器局加以扩建，规模较前增大三分之二。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1900年）又进一步扩建，成为省级机器局之冠。
另一位地方洋务派干将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期间创办福州船政局。正当他在积极筹建之时，被清政府任命为陕甘总督，赴西北镇压回民起义。1867年左宗棠一上任，就以西安为根据地，纠集陕军、甘军和嫡系湘军共120营，对回民起义军发动猛烈进攻，大规模军事行动使西北地区军需激增。本来西北地区军需大部分由上海洋行采购而来，小部分由湖北省制造后运到陕西。鉴于洋军火价格昂贵，而湖北省自造的运输不便，左宗棠决定就地制造。所以他一到西安，首先开办军火厂，西安机器局也就应运而生。左宗棠先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招募一批工匠和技师，然后以三十多万两银子购买机器，很快就成立了西安机器局，生产军火供应前线需要。西安机器局和山东机器局一样，也是自力更生的产物，负责人是广东人记名提督赖长。赖长是左宗棠旧部，“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
1872年因战争重心移到甘肃，西安机器厂也随之迁到兰州，并加以扩充，改名为兰州制造局，由赖长担任总办。后来回民起义平定，兰州制造局也于1882年停产。
省级机器局除了上述山东机器局和兰州制造局以外，还有四川机器局、吉林机器局、云南机器局、浙江机器局和汉阳枪炮厂等。这些机器局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引进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进入实践阶段，其意义重大。中国和日本一样，近代化是从军用工业开始的，这是亚洲后进国家必经之途。
3近代民用企业的创办
（1）轮船招商局的成立
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打开了长江的大门。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这样，外国船舰便可从外洋直入长江，上溯汉口，游弋中国江河。最使人痛心的是外国轮船公司垄断了中国航行事业，如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和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活跃于长江航线；英商怡和轮船公司的轮船，活跃于北洋航线，因此外国轮船公司大发横财。据统计，1866年旗昌公司的利润为22万余两，1871年增加到95万余两，它的资本由100万两增至250万两。与此同时，中国传统航运业受到致命打击，船主破产，输运工人失业。1826年起开办的漕粮海运，聚集在上海载粮北运的沙船多达3000艘，现在几乎都被外国轮船排挤掉了。这就不得不使中国有识之士提出创办轮船运行，以争回利权的建议了。
最早提出试办轮船航运的是商人吴南记等，但没有结果。1867年候补同知容闳请求政府劝谕商人购买轮船，开设轮船公司，春夏承运漕粮，秋冬揽载客货。容闳还提出一个开办轮船公司的章程，但也没有结果。
开设轮船公司之事得到李鸿章的关怀和支持，他向朝廷陈述了办公司的理由：“伏查各国通商以来，火轮夹板日益增多，行驶又极迅速，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且海防非有轮船不能逐渐布置，必须劝民自置，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借纾商民之困，而作自强之气；且各华商，因无官办章程，多将资本附入洋商轮船股内，尤非国体所宜。”李鸿章认为开设轮船公司很重要，不仅是“夺洋人水上之利”，而且还是从军用工业转向民用企业、从求强到求富的一大契机。当时（1872年）正好清政府内部发生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造船的争论，李鸿章于1872年6月间呈《议复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曾提及开设轮船公司一事。不久总理衙门奏复：“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因此，李鸿章便于同年8月命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办轮船招商局。朱其昂是江苏宝应人，世代为沙船运输商人，本人经办海运十余年，有丰富的海运经验。朱其昂奉命立即草拟《招商章程》20条，其性质为官商合办，以闽、沪两局船只作为官股，承运漕粮，纳税方面享受外国轮船同等待遇。李鸿章不同意官商合办，主张官督商办，由官统管大局，一切由商自理。1872年12月轮船招商局成立，局名使用“招商”两字，原意是指先由官办，再行招商承办。
然而因招商局资本不大，购船设栈、开辟航线和建立码头等都需要巨额资金，初创期只好靠借债度日，同时经营业务也不高明，不到半年已亏本2.5万两，李鸿章只得改组，通过盛宣怀介绍吸收上海大买办唐廷枢、徐润等入局。改组后的轮船招商局，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唐、徐两人负责轮运、招股业务，朱、盛两人负责漕运和官务。李鸿章则全力支持招商局，采取了三项有力措施：一是筹拨官款50万两予以接济，二是增拨漕粮及承运官方业务，三是延期归还官款。因此轮船招商局在19世纪70年代不仅摆脱了困境，而且至80年代业务有了很大发展。1881年轮船招商局实现了招股100万两的计划，股票价格由每股100两增至200两，股金额达到200万两。在此前提下，轮船招商局击败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3月兼并了该公司。还与实力雄厚的英国怡和、太古两轮船公司签订了“齐价合同”，即协调价格、分摊利益的协定。为了开展业务，轮船招商局在国内外19个港口设立分局，它们是天津、牛庄、烟台、福州、厦门、广州、香港、汕头、宁波、镇江、九江、汉口，以及国外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槟榔屿、安南、吕宋。
1885年轮船招商局又进行一次改组，盛宣怀任总办，马建忠、谢家福任会办。盛宣怀任总办之后，制订了《用人章程》和《理财章程》各10条。制定这两个章程的主要用意，一是降低商办成分，加强官督性质；二是保持企业自主权，免受洋人的干预和控制；三是树立样板，使业务蒸蒸日上。然而由盛宣怀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因借外债而陷于困境。原来该局于1883年因资金不足，以地产和栈房作质，向天祥、怡和两洋行贷款74.3万两。这笔贷款于1885年到期，又不得不以房产作质向汇丰银行贷款180余万两，年息7厘，10年内还清。李鸿章对此十分着急，为不因借外债而丧失企业自主权，为不丢中国人的面子，全力援助。经朝廷批准，他采取了以下三项补救措施：一是该局漕运回空载货，可免纳北洋三口出口税二成；二是该局船从湖北装茶运至天津，每100斤茶只纳出口正税6钱；三是该局船的漕运水脚，按沙船每石4钱3分1厘付给。这样便逐步摆脱了困境。
总的说来，轮船招商局在清政府所办的民用企业中办得较为出色。初创时只有轮船3艘，到1877年拥有33艘，水脚收入平均每年为200万两，每年净利达30万两。尤其是1885年起盛宣怀督办的18年间发展迅速，当初盛接办时只有华商资本200万两，至1902年袁世凯接办为“商本官办”企业时，资本增加10倍，达2000余万两。由李鸿章亲手创办和积极支持，并与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的轮船招商局，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它为争回中国的航行利权、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国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875年，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所作出的成绩就看得很清楚了。他呈《轮船招商请奖折》，要求清廷嘉奖：“该员绅等苦心经营，力任艰巨，竟底于成，频年叠加开拓，渐收利权。计有自置轮船并承领闽厂（福州船政局）轮船八号（艘），现又添招股份，向英国续购二号（艘），分往南北洋各海口及外洋日本、吕宋、新加坡等处贸易，叠次装运江、浙漕粮。上年秋间，承载铭军赴台湾，转运粮饷，源源接济，均能妥速无误。从此中国轮船可期畅行，实为海防洋务一大关键，所裨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该员绅等不无微劳足录，自应及时鼓励。”（1875年3月24日）
（2）煤矿的开采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北方沿海和长江流域，外国兵舰和商船在这些地区横冲直撞。当时轮船的动力燃料是煤炭，随着外国轮船来华增多，煤炭的消耗量也相应增加。据统计，19世纪60年代初期至中期，外国轮船所消耗的煤炭达40万吨，每年输入上海的煤炭，由50年代后期的3万吨，增至70年代初的16万吨，其中大部分是供应外轮所需。另外，60年代中期起中国自办的机器厂、造船厂相继建成投产，也需要大量煤炭为动力，而中国自己没有近代化煤矿，只有从外国进口，造成白银外流。李鸿章对此种情况大为感慨道：“窃惟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之立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常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只以风气未开，菁华闷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一大宗。”（1881年5月20日）其实李鸿章讲这番话以前，早已在直隶磁州开办煤矿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之后，清廷内部掀起筹办海防大议论，李鸿章上折提出自己筹办海防的意见。其中关于开采煤矿这样说道：“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西士治地质学者，视山之土石，即知其中有何矿。窃以为宜聘此辈数人，分往遍察，记其所产，择其利厚者次第开挖，一切仿西法行之。或由官筹借资本，或劝远近富商凑股合立公司，开得若干，酌提一二分归官，其收效当在十年以后。臣近于直之磁州山中议开煤矿，饬津、沪机器局委员购洋器、雇洋人，以资倡导，固为铸造军器需要，亦欲渐开风气以利民用也。”这里李鸿章提出办公司开煤矿的主张是完全正确、适时的，既满足了军用工业的需要，又开创办民用企业之风。1875年5月30日，清政府批准李鸿章和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
于是，李鸿章委派江南制造局冯焌光和天津机器局吴毓兰筹建磁州煤铁厂，由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垫资10万两，另外招商集股10万两，由天津英商海德逊（James Henderson）赴英订购机器。不久发觉运输困难和矿藏不旺而中止。1882年重新再办，计划在上海招股40万两，但集资不到一半，次年只得退还股金停办。
由沈葆桢创办的基隆煤矿却办成了。他先派英国采矿技师翟萨（David Tyzach）到台湾去选矿址，选中了基隆附近的矿区，然后又派翟萨到英国去选购机器及聘请矿师、工匠。1876年5月动工，同年12月便进入直井的开凿工程。与此同时，铺设一条从矿区到海边的轻便铁路，专门运煤。同年成立了台湾矿务局，福州船政局总监、候补道叶文澜为督办，其经费由闽浙总督从饷银中拨给。1878年基隆煤矿正式投产，直到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为止。该煤矿计划日产300吨，但因经营混乱，只能日产100吨左右。所产之煤，以略低于市价卖给福州船政局。
李鸿章在放弃直隶磁州煤矿的同时，积极派人勘察新矿。1876年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偕英国采矿技师马立师（Morris）到唐山开平镇勘察煤铁矿，发现开平矿山的煤铁成色好，与英国中上等的煤铁成色相似，蕴藏量丰富。于是李鸿章决定开采，指定唐廷枢除负责轮船招商局外还兼任开平煤矿总办。为防止地方势力阻挠，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现任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为会办。该矿是官督商办，集资二十余万两，主要投资人是唐廷枢、徐润及与他们有关系的港粤富商。1879年2月第一号矿井的挖凿工程开始，3月第二号矿井又开始挖凿。为运输煤炭，1880年从煤矿到丰润县胥各庄修建了一条单轨铁路，全程约15里。矿务局为避免社会守旧势力干扰，不用机车牵引，而用畜力拖拉。1881年4月开凿了一条从胥各庄到芦台的河道，全长70里。同时还疏浚了芦台到天津的河道，以水陆兼运的办法解决煤炭外运问题。
1881年开平煤矿开始采煤，日产300吨左右。根据李鸿章自己所说：“按西法开二井：一（井）提煤，一（井）贯风抽水。其提煤井开深60丈；贯风抽水开深30丈。地下开横径三道：一在提煤井20丈，开洞门作旋风之用；一在30丈，一在56丈，两道系取煤之用。所有地下横径直道均与两井相通。其第一条横径南开4丈，得见第一层，煤质略松，煤层过薄，预备不用。北开8丈，得见第二第三层煤，两层相隔只有一尺，其质坚色亮，燃料耐久，性烈而蒸气易腾，烧烬之灰亦少。就目下20丈深之煤论之，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将来愈深愈美，尤胜东洋。”
开平煤矿投产后，生产能力逐年提高。1882年日产500吨左右，1883年超过600吨，1884年7月以后日产量长期维持在900吨以上。开平煤矿开办成功，李鸿章沾沾自喜，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1881年5月20日）便呈折向清廷陈述办矿始末，最后说：“当夫筹办之始，臣因事端宏大，难遽就绪，未经具奏。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与大局关系非浅。”确实如此，开平煤矿开办前后，全国出现一个办矿小高潮，民族资本纷纷投入矿业。新开办的中小型煤矿计有：湖北荆门煤矿（1879年，官督商办，创办人盛宣怀）、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官督商办，创办人戴华藻）、广西富川县、贺县煤矿（1880年，官督商办，创办人叶正邦）、直隶临城煤矿（1882年，官督商办，创办人纽秉臣）、江苏徐州利国驿煤铁矿（1882年，官督商办，创办人胡思燮）、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1882年，官督商办，创办人盛宣怀）、安徽贵池煤矿（1883年，官督商办，创办人徐润）、北京西山煤矿（1884年，官督商办，创办人吴炽昌）、山东淄川煤矿（1887年，官办，创办人张曜）、湖北大冶王三石煤矿（1891年，官办，创办人张之洞）、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1891年，官办，创办人张之洞）。
（3）金属矿的开采与中国最早的钢铁厂
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和开平煤矿的成功鼓舞了李鸿章，他以更大的热情来创办金属矿。其创办目的，与其他民用企业一样，无非是对内求富，对外争利。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开平煤矿开办见效，一时间上海出现一股集资组织公司、开采金属矿的热潮。从1881年至1894年，先后组成金属矿公司或厂矿达24家之多，其中有铜矿8家，金矿6家，银矿、铅矿各4家，铁矿2家。这些企业都是借官督商办的形式，尽量与李鸿章的北洋集团挂钩，以求立足。它们是热河平泉铜矿（1881年开，1886年关）、湖北鹤峰铜矿（1882—1883）、湖北施宜铜矿（1882—1884）、热河承德三山银矿（1882—1885）、直隶顺德铜矿（1882—1884）、安徽池州铜矿（1883—1891）、湖北长乐铜矿（1883—同年）、山东登州铅矿（1883—同年）、福建石竹山铅矿（1885—1888）、贵州青豁铁矿（1886—1890）、山东平度金矿（1885—1889）、山东淄川铅矿（1887—1892）、云南铜矿（1887—1890）、热河土槽子、遍山线铅矿（1887—？）、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1887—1888）、广东香山天华银矿（1888—1890）、广西贵县天平寨银矿（1889—？）、黑龙江漠河金矿（1889—1900）、吉林天宝山银矿（1890—1896）、山东宁海金矿（1890—同年）、山东招远金矿（1891—1892）、热河建平金矿（1892—1898）、吉林三姓金矿（1894—1900）、湖北大冶铁矿（1890，官办）。以上24家金属矿，大部分开设时间短，成绩不大，但还有少数是成功的，如漠河金矿。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瑷珲西北千余里的高山峻岭之中，地处边陲，与俄国接壤，有“金穴”之称。19世纪80年代，有不少俄国人越境到漠河采挖金矿，黑龙江将军恭镗闻报，派兵将俄国人驱逐出境，并奏请清政府拟由中国自己开发金矿。清政府便命恭镗和李鸿章选派得力的人，前往矿区勘察，李鸿章便命无锡人李金镛担任此项工作。李金镛本是李的部下，曾在珲春管理过屯垦，对黑龙江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李金镛深入矿区作实地调查，并携回样品。经化验，样品含金成分很高，与美国旧金山之金相等。李鸿章便与恭镗反复磋商，决定集资开采，一面让李金镛拟订开发章程，一面上报朝廷。1881年1月朝廷批准开采漠河金矿，李鸿章任命李金镛为总办，到上海召股。但所集股金只有3万两，不得不从黑龙江省借来公款3万两，从天津商人借来10万两，作为开办资金。在交通、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李金镛百般努力，1889年正式兴办，招工500名，二年后增至2000名。同年建成投产，产金1.8万余两。1890年10月李金镛病逝，由前山东巡抚袁大化代理局务。袁大化一面购置机器扩大生产，一面整顿内部管理，续招新股1.2万余两。至1891年成效显著，除李金镛任总办时建立的漠河、奇乾河两分厂外，又在观音山建立分厂。从而产量逐年增加，至1894年产金2.837万两。1900年俄国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派兵占领漠河金矿及各分厂，至1906年才交还给中国。
继李鸿章之后崛起的洋务派大将张之洞（1837—1909），在创办民用企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方面所作出的成绩是巨大的。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1884年5月至1889年12月），曾两次向清廷建议开办炼铁厂。第一次是1885年，他提议用西法开采广东惠州等地的铁矿，以制造枪炮。第二次是1889年，他提议在广州城外珠江南岸凤凰岗开设炼铁厂。关于开设炼铁厂的理由，他在《筹设炼铁厂折》（1889年9月20日）中讲得很明白：“窃以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查光绪十三年（1887）贸易总册，洋铁进口值银213万余两，十四年（1888）洋铁进口值银280余万两，而此两年内竟无出口之铁。……臣督同海防善后局司道局员暨熟识洋务之员，详加筹度，必须自行设厂，购置机器，用洋法精炼，始足杜外铁之来。惟是广东近年饷繁费绌，安有余力更为此举？然失此不图，惟事以银易铁，日引月长，其弊何所底止！计惟有先筹官款垫支开办，俟其效成利见，商民必然歆羡，然后招集商股，归还官本，付之商人经理，则事可速举，资必易集。”这里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先官办后民办建设炼铁厂的方案，以期堵塞白银易铁的漏洞。
1889年12月，因督办芦汉铁路，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朝廷批准建设炼铁厂，便将本来打算建在广州的炼铁厂移至湖北，准备生产修筑芦汉铁路用的钢轨。炼铁厂于1890年11月正式动工兴起，厂址设在武昌对岸的汉阳，位于龟山北麓，汉水和长江交汇处，占有水运之便，无原料缺乏之虞。至1893年9月，各分厂建成，计有炼铁厂、熟铁厂、转炉钢厂、平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6个大厂。另设机器、铸铁、打铁、造铁路用鱼尾板等4个小厂。炼钢炉两座，工人约3000名，1894年6月正式投产，所用矿石是湖北大冶铁矿生产的。当初使用的煤是大冶县王三石煤矿和武昌马鞍山煤矿生产的。汉阳铁厂总投资为569万两银，但所炼的钢含磷过高，容易脆裂；同时该厂支出庞大，每月需银七八万两，入不敷出。为此两事，张之洞被弄得心力交困，无计可施。1896年5月，张之洞只好委托李鸿章的幕僚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盛宣怀接办后，立即宣布招集股商，将企业性质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又向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万两，解决了资金问题。另一方面，派遣总稽查李维格赴欧美考察，并携带大冶铁矿的铁砂、萍乡煤矿的焦炭和汉阳铁厂所炼的钢铁，请英国专家化验。结果找到了产品不合格的根本原因——所用的转炉不能排除大冶铁矿的磷。于是盛宣怀下令拆除原有的两座炼钢炉，重新安装了四座平炉，并对全厂进行扩建，使产量逐年上升。至1900年，年产生铁2.6万吨，1905年增至3.2万吨，1907年达6.2万吨。其所产钢轨完全合格，用于铺设铁路。而大冶铁矿年产铁砂100万吨，萍乡煤矿年产焦炭也在100万吨。汉冶萍联合钢铁企业有工人2万名，实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当时有一家西方报纸对它这样评论：“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曩者华人梦寐醰醰，略无知觉，弃财于地，不足顾惜。今则狂睡初醒，眼光霍霍，振刷其精神，磨砺其胆略，以搜罗遗利，步武西法，宏兴工业，百废俱举，一鸣惊人。”
（4）铁路的筹建
自1825年英国率先建成世界上第一条铁路以来，其他欧美国家都先后在19世纪30年代建成了铁路。拉美的巴西、亚洲的印度和非洲的埃及，至50年代也都有了铁路。日本于1872年建成了东京—横滨铁路（18英里），而中国比日本还迟，至1876年6月才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沪淞铁路。这是一条由英商修筑，上海至吴淞的窄轨小铁路，全长13公里。关于该铁路建筑始末，一名英国作家写道：
英国居留上海的商人打算在上海、吴淞间建筑一条小铁路。要得到中国政府正式的许可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便想，先正式买地，然后突然有一天把铁路建造起来，他们想这样或者将受到中国当局的容忍。当时的上海道台私下是知道这个计划的，并且说他将不加阻挠。1876年夏，这条短小的先驱铁路线竣工，通车了。各处客旅趋之若鹜，车站拥挤不堪，每列车都坐满了人。但是这时已死的道台所预料到的来自官方的‘洪水’奔流了。一个人被火车轧死了。因此中国方面便提出‘以命偿命’的要求。不用说，这个控诉到英国初审法院就完了。之后，人们又发现中国官吏已经差不多要诉诸他们惯用的暴动方法，就是煽动农民拔铁轨。事态终于十分紧张起来，以致威妥玛（T.P.Wade）劝告火车暂时停驶。那时《芝罘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所以人们向华方全权大臣李鸿章申诉。但是李鸿章是北直隶的总督，不能支配两江总督，铁路是在后者的管辖区内。李鸿章甚至暗示，倘若他出面干涉，恐将使事态恶化。惟一的办法便是请中国政府指派官员和英国官吏谈商办法。事情就这样办了。最后商定条款，将该铁路售与两江总督，但铁道应继续行驶最少12个月。当时的希望是：在这期间，这条铁路将在财政上获得成功，加以本地人显然喜爱这条铁路，铁路或者可以继续存在。但是沈葆桢却命令把这条铁路拆掉。该路在12个月届满的时候便被拆毁了，器材被迁到台湾去，大部分堆在该岛的海岸上烂掉了。
沪淞铁路虽被拆毁，但修建铁路的争论却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激烈地展开。洋务派代表刘铭传主张修建铁路的理由是“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顽固派代表张家骧反对的理由是影响民间田亩、房舍、坟墓，洋人借端生事以及耗费巨资。结果清廷以“无此巨款”为由结束了这场争论。洋务派虽然在争论中败诉，但实际上是获胜了，因为前述唐山开平煤矿为运煤，1880年修筑了一条轻便铁路——唐胥铁路，这是中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路。为避免当地民众反对，先用马拉，1881年6月以后改用机车牵引。
1884年的中法战争给清廷吃了一服清醒剂，觉察到铁路确实有利于调兵运饷。特别是英国从缅甸、法国从越南觊觎中国西南边疆、俄国从北方威胁中国东北，深感边疆危机日趋严重。为巩固国防，清廷接受李鸿章“请设海部兼筹海军”（1884年3月10日）的建议，成立了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为总理，李鸿章为帮办，曾纪泽为会办，还特别规定修筑铁路一事由海军衙门办理。这就给李鸿章实现修筑铁路理想创造了前提，但因缺乏资金，不能大规模修筑。李鸿章与奕□协商之后，决定在唐胥铁路的基础上延伸至芦台的阎庄。于是1886年成立了“开平运煤铁路公司”。该公司由伍廷芳任总办，唐廷枢任经理，开始招集商股。筑路工程进展顺利，1887年这条从胥各庄延伸至芦台阎庄的铁路建成，改称唐芦铁路（唐山开平—芦台阎庄）。该路延伸段全长65里，仅耗银10万两，未借外债。李鸿章见顽固派没有公开反对，便与奕□商议，将唐芦铁路再伸延至天津，改名为唐津铁路（又称津沽铁路）。唐津铁路修筑工程分两步走，先从阎庄筑至大沽北岸，长约80余里；然后从大沽筑至天津，长约100余里。同时计划唐津铁路建成之后，继续筹办从唐山开平到山海关的铁路。
李鸿章和奕□的筑路计划，1887年得到清廷批准。于是李鸿章便将“开平铁路公司”改组为“中国铁路公司”；以津海关道周馥为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原计划招集商股1万股，每股100两，官督商办。但商股只招得10万多两，离原计划甚远，只好举外债开工。1888年10月唐津铁路竣工，长约180里，再加上原来的唐山开平至芦台阎庄段80里，全长260里。唐津铁路建成后，李鸿章再接再厉，打算接造天津至通州一段的铁路，并得到清廷的批准。这个消息一经传出，顽固派群起反对，各种奇谈怪论出笼。在洋务派中有人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也有少数人反对，而当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则别有用心，建议暂停津通铁路，改筑一条由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试图限制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势力。清廷为了利用张之洞抑制李鸿章，于1889年5月宣布暂停兴建津通铁路，先筑卢汉铁路。同年12月，为修筑卢汉铁路而调任张之洞为湖广总督。正在此时，俄国加紧侵略朝鲜，严重威胁清朝的老家满洲的安全。1890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会衔上奏，缓建卢汉铁路，集中财力先建关东铁路，与俄国抗衡。清廷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授命李鸿章督办关东铁路。
1891年李鸿章在山海关成立了“北洋官铁路局”，确定关东铁路为官办，并将原卢汉铁路的常年经费200万两转作关东铁路用款。户部每年拨款120万两，16个省每年各摊派5万两，一起充作经费。此时唐津铁路已从唐山开平延伸到滦州林西镇，李鸿章打算从林西镇向东北延伸至山海关，再由山海关接修至牛庄、沈阳和吉林。至1893年林西至山海关一段的关东铁路通车，次年因甲午战争爆发，关东铁路便停止修筑。
张之洞办铁路的信心很高，甲午战争后决心把一度搁浅的卢汉铁路办成。但依靠政府拨款则根本不可能，只有利用民间资本或外资。而民间资本毕竟弱小，在上海招股的黄遵宪又到处碰壁，无人入股，于是张之洞决定引进外资。经比利时驻汉口领事牵线，向比利时借款。1897年4月比商代表马西（Masy）和海沙地（Rizzardi）来武昌议订合同。同年8月，“大清铁路公司”与“大比银行工厂合股公司”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向比利时借款450万英镑（合中国银3750万两）。借款以路抵押，5年完工。于是卢汉铁路由南北两端分段开工。北端卢沟桥至保定段于1899年2月通车，南端汉口至河南信阳段于1902年通车。1905年11月黄河大桥竣工。1906年4月1日，从汉口至北京正阳门的卢汉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全长1214.49公里。清政府派张之洞和袁世凯验收，并将卢汉铁路改名为京汉铁路。
（5）电信事业的创办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时候，创办电信事业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但当初因顽固派阻碍，步履维艰。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对近代先进的电信事业采取这样的政策：不准洋人在中国设电线，自己也不打算设电线。因为那时洋务运动刚起步，而且主要只是军用工业，电信事业尚未成为经济发展所必需。因此1865年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请求从川沙海口至浦东架设30公里的电线，遭到上海道的拒绝。同年上海利富洋行在浦东竖电线杆两百余根，地方官密饬人民全部拔除。当时洋务派中，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崇厚等都认为架设电线开通电报对中国毫无益处，顽固派畏惧西方势力，企图以消极的拒绝来阻止其不断深人中国内地。然而1870年西方列强改变手法，从海上入手来攫取中国电信主权。他们向清政府要求改陆线为海线，设置海底电线，这样便不存在损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当时清政府不知领海权，连李鸿章也认为海上是公共之地，可以不管。这就中了列强的奸计，各国都在中国沿海设置海底电线。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是最早在中国沿海私设海底电线的一家公司。关于这家公司设置海底电线，干德利记述道：“1871年，它（大北电报公司）打算在香港与上海之间沿海岸安设一条海底电线。……但是当电线安设到扬子江的时候，官吏们显露了极大的不安。因此要把电线装到江上去，并在上海登陆，便成了问题。他们便偷偷地在夜里把电线给接上岸去，在一个时期内，连外国人也没有人知道电线上岸的准确地点。”
与此同时，另一家英国的“大东电报公司”，准备从香港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设置海底电线。1870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出，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将海底电线的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行屋内安放。总理衙门答复，如果线端不牵引上岸，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则可以通融准办。于是大东电报公司便将海底电线接到停泊在吴淞口外的船上收发电报。鉴于此种情况，1870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建议自办电报，但没有被政府采纳。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中国因通信方法落后，延误了军机，李鸿章深感痛心，不得不自我反省。1879年李鸿章未经政府批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一条长40英里的军用电线，这是中国第一条自己建设的电报线。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呈《请设南北洋电报片》，建议设立津沪电报线。该电报片说道：“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国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电报）利，奉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如安置海线经费过多，且易蚀坏。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清廷立即批准了这个请求。
于是李鸿章立即设立天津电报总局，以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为襄理，还在紫竹林（天津租界）、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立电报分局。同时在天津开设电报学校，聘请丹麦技师为教习，培养技术人员。电线架设工程于1881年4月开工，同年11月竣工。当初李鸿章设立电报局完全是从军事上着想的，其企业性质也是官办。至1882年4月18日起，电报局改为官督商办，其作用也从军事逐渐转向商业了。
列强见中国办起了电信事业，1882年11月向李鸿章提出，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增设上海至香港的电线，但被拒绝。为不使外国人染指电信事业，保护中国自主权，李鸿章奉命增设电线，扩大电报业务，架设贯穿南中国的电线。为完成这项工程，电报总局从天津迁到上海；天津电报学校增招懂外文的学生45名；向社会续招新股64万元。1883年2月工程开工，从苏州经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潮州、惠州到广州，全线长达2800公里。在这条干线外，还有支线340余公里。由于得到沿线地方官吏的支持，1884年春夏之交竣工。与架设南中国电线的同时，由电报局总办盛宣怀筹办架设长江电线，经费由商人自筹，不支公款。由于商人看到了电报的经济价值，长江电线很快于1884年架设完毕。该电线全长800公里，从江宁南岸经芜湖、安庆、九江，由九江渡江，沿长江北岸到达汉口。1885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架设桂滇电线，得到政府批准，着电报局办理。电报局便采取从汉口延伸，经四川入云南的方案。桂滇电线于1886年开工，次年3月架设完毕，全线长2500余公里。1889年陕甘总督杨昌濬奏请架设陕甘电线，政府立即允准，着李鸿章办理。于是盛宣怀采取了从保定经太原，由蒲州渡黄河到达西安，再由西安到达甘肃嘉峪关的方案。1889年动工，1890年冬完工，全线长2500公里。其他还开通了许多军用电报线，如天津—旅顺口、营口—盛京、奉天—吉林、福州—台湾、新疆南北两线等。
（6）纺织工业的建立
鸦片战争以前，纺织品进口数量不多。战后情况发生变化，英国输人中国的商品中纺织品逐渐增多。据统计，1842年输人中国的商品总值约2500万两，其中鸦片占55.2%，棉花占20%，棉织品占8.4%，居第三位。到1867年，在全国进口商品总值6900余万两中，鸦片占46%，棉织品占21%，上升为第二位。中国洋务派对此早已觉察，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1874年12月10日）中说：“丁日昌拟设厂造耕织机器，曾国藩与臣叠奏请开煤铁各矿，试办招商轮船，皆为内地开拓生计起见，盖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1878年11月御史曹秉哲上一奏折，其中说：“泰西各国，凡织布匹、制军械、造战舰皆用机器，故日臻富强……中国若用机器开采、转运、鼓铸、制造，其价比来自外洋为贱，更可宏拓远谟。”主张与洋人争利。四年之后的1882年4月23日，李鸿章为“扩利源而敌洋产”，正式奏请试办织布局。其中说：“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2200万至2300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这里李鸿章讲得很清楚，办织布局是与洋商分利，完全是为了挽回利权，并借此赢利致富，不像办招商局、开矿、筑铁路那样有其军事目的。
李鸿章奏请创办上海织布局是1882年，其实早在1879年就开始筹建了。同年初，在上海杨树浦江边购地300余亩，作为上海织布局的厂址，计划兴建一座3.5万纱锭、布机530台的纺织厂。但初办时各方面进展不理想，李鸿章便对原有领导班子进行改组，最后决定以载恒、龚寿图、郑观应、经元善、蔡鸿仪为主要创办人和投资人，拟订“章程”招股集资。原计划招股4000股（每股100两），其中半数由主要创办人认购，其余半数向社会招募。招股很顺利，突破原定计划。1881年郑观应向李鸿章请求，要政府给予织布局专利权及减免捐税，李鸿章都一一办到了。至1890年部分机器开车生产。上海织布局投产后，取得较大的效益，每月可获利1200两。然而很不幸，1893年10月织布局清花车间失火，延烧全局，筹建10年之久的上海织布局毁于一炬。李鸿章岂能甘心，乃重建机器织布局，命津海关道盛宣怀会同上海道聂缉椝重建，并设法扩大。于是盛宣怀重招资本100万两，在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取名“华盛”，官督商办，其规模沪上最大。有人参观华盛后记道：“厂基百数十亩，围墙数仞，楼房拱峙，花木扶疏，溪流回绕，时方秋热，甫入其中，顿觉清爽。中央洋楼三层，乃盛公之甥总经理陈君咏珊所居，晤谈甚洽。少顷，监厂吴君作陪，周览各厂。其轧花机130部，每一部12点钟可轧子花500磅。附剥花子短绒机四部、锅炉两只、引擎240匹马力……”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还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设立分厂10个，总厂与分厂共有纱机32万锭、布机4000架。
此外，张之洞在湖北也办了织布局，它就是武昌文昌门外临江的湖北织布局。该局拥有纱锭3万枚、布机1000架，1893年1月建成投产。投产后获利颇丰，张之洞便加以扩充，计划在织布局附近添设南北两厂，向比利时订购机器，并任命知府盛春颐为北厂总办，南厂由织布局原委湖北试用道赵滨产兼管，分别筹建，1898年北厂建成投产，称为湖北纺纱官局。南厂始终未建成，所购置的机器设备4万余纱锭运抵湖北时，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于是机器随人移动，1896年被迁运到江苏，准备折价移交给苏州商务局招商办厂。但苏州商人抱观望态度，只好又将机器运往上海，存放在仓库里。最后由两江总督刘坤一请人估价，以50万两银卖给张謇。1899年和1902年先后由张謇运往南通，充做大生纱厂的设备。
1894年张之洞还在武昌望山门外创办了湖北缫丝局，资本10万两，官八成商二成。1895年投产，拥有缫丝机300台，工人300名。1898年张之洞又创办湖北制麻局，购置机器40台，聘请日本技师，生产各类麻布。这样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近代纺织工业被称为湖北纺织官局，就是指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而言。
左宗棠所办的兰州织呢局，比上海织布局还早几年。1877年原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仿制洋绒成功，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大喜，便命所试制的洋绒呈验。结果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比本地所产的土绒美观得多。于是左宗棠便命长驻上海的胡雪岩购置织呢织布机器。胡雪岩向德国购买了全套织呢机器设备，1879年由德国技师押运来华。机器设备到上海后，由招商局轮船运至汉口，再由汉口水陆兼用运到西安，有的机器很大，马车上装不下，只好将机器拆散，分装4000箱，从西安运到兰州，光是运输时间就长达一年之久，可见创业的艰难了。1880年11月兰州织呢局建成投产，共耗资31万两，全由公家拨给。由于兰州织呢局的产品质量比不上洋呢，价格也贵，无法与洋货竞争，经营不振，连年亏本。1883年被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关闭，但它仍有其历史意义：“处于100余年前的当时，左宗棠将沿海近代化事物带到陕甘，使穷乡僻壤的西北地区人民呼吸到近代新鲜事物的空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行动，从历史趋势说是正确的，体现了社会发展方向。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首创之功，不能因其失败而抹杀其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输入落后的西北地区之功。”
4洋务运动的穷途末路
所谓办“洋务”，就是有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意思。当时参加洋务活动的人，不管其动机如何，向西方学习的这种认识是一致的。向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包括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制度两个方面。所以洋务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应该是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清王朝开始，不断发展新的生产力，促使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政治上便要求把封建专制制度改为民主立宪制度，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这是洋务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
洋务派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了拯救封建统治却发展了与封建制度相对立的资本主义。当初他们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主要是要把农民革命运动镇压下去，维护清朝的垂危统治，然而他们在大办军事工业、发展民用企业的时候却不自觉地发展了新的生产力。与此同时，他们开设译馆翻译图书，引进西方近代科技，又积极推动了新生产力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但是洋务派中谁都没有想到这种变化，更不会想到去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与封建政治体制束缚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洋务运动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又蕴藏着阻碍潮流前进的因素。从19世纪60至80年代进行的洋务运动是适应潮流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至中法战争爆发的1884年，中国建立起一批军事、民用企业，以及新式正规的海陆军，尤其是陆军方面装备和力量得到了加强，在中法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过去有人说中法战争是洋务运动初步破产，甲午中日战争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或破产，夏东元先生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中法战争的‘不败’，是洋务运动初见成效；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对‘应该变专制为民主而不变’的惩罚。”对此我也有同感，洋务运动本身并没有失败或破产，两次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的清政府的政治腐败，不改革或彻底推翻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中国不能富强起来。这里以中法战争为例加以说明。
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在各种水陆战斗中双方互有胜负，总的说来打个“平手”，或者可说中国略胜一筹。打“平手”的原因很多，如刘永福所率黑旗军的勇敢善战，老将冯子材的足智多谋、崇高威望及士气高涨，等等，但主要的是经过近20年的洋务运动，中国军队武器、训练法和防御工事等大为改善，已不是鸦片战争时那样长矛、大刀、石矢等原始武器对西方的近代枪炮了。那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是后膛枪炮，和法军使用的武器不分上下，镇南关大捷固然是兵将作战英勇，但武器精良是大捷的一大原因。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败或可说取胜却签订了一个不平等的《中法越南条约》呢？这主要原因是清政府政治腐败。在个别战役中，清政府腐败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马江海战，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深入闽江数十里，清政府置若罔闻，造成马江惨败。原来1884年7月13日，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太，向总督署递交了一份照会。其中说：“我国兵舰两艘，乘执行任务之余暇，欲往马尾游历，请当局给与方便。”总督何璟接到这个照会，便和巡抚张朝栋、将军穆图善、船政大臣何如璋及钦差大臣张佩纶商量。刚上任的张佩纶说：“马尾系船政重地，亦即中外商船口岸，而中法和战未定，照约未便阻其入口。不过不能明许其入口，只有置之不问，立即电询北京总理衙门定夺。”众人听了张佩纶所说，颇觉有理，一致赞同这个办法。
副领事白藻太见当局无回音，便发电告知海军中将孤拔。孤拔心想有否回音倒无关紧要，反正已经发过照会，无可指责，便下令兵舰陆续入口。福建当局见法舰大批入口，大为吃惊。张佩纶连夜发电请示北京：“法船将至之先，经臣等电询总署，至今未得回音。近据电传，法人欲取福州为质，今乘议约未定之时，借游历为名，陆续驶入闽口，其包藏祸心，已可想见。臣以为，阻止则先启衅端，听之则坐失重险，实属左右为难。惟有仰承谕旨，再做妥善安排。”不久北京下达谕旨说：“彼若不动，我亦不发，一切严密布置，以免疏虞。”于是张佩纶便同何如璋商量，立刻派遣“扬武”、“福星”两战舰及“福胜”、“建胜”两炮舰，与法舰衔尾停泊，饬令各管驾严密预备，互相牵制。闽江在这一处的宽度不到千米，所以在空间上两支敌对舰队仅相距数百米，时间上已相持40天之久，双方都觉得不耐烦了。面对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福建当局怎么办？总督何璟秉性忠厚，一无才干，又极迷信，除拜佛念经以冀退敌外别无良策。巡抚张朝栋也是一筹莫展，只恐福州城被围困食物断绝，便抢购柴米及咸鱼等物囤积署中。钦差大臣张佩纶很自负，非三品以上官吏都不在他的眼里，致使众官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船政大臣何如璋为人诡诈，不仅每日宴饮，事先不加预防，而且下令不准先行开炮，战期未到不准发给子弹。
法国海军总司令孤拔则日夜筹划，最后想出一个奇策——退潮时攻击。当时法国舰队对中国舰队是处于下游，法国舰队可用船头威胁中国舰队。中国方面则相反，船尾对着法舰，必须做半圆形的回转才能攻击法国舰队。退潮攻击的策略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如果中国舰队在涨潮时侧转船身，先下手攻击法国舰队，那么优势便转到中国方面去了。然而中国人一直不敢妄动。正如翰林院侍读龙湛霖在其奏折中指出：“历办海防以来，各口炮台因奉有不准先开炮之旨，守台将士见兵轮出入，莫可如何。现在敌舰敢于游弋海上，正因为是我之不敢开炮。”孤拔紧紧抓住中国这一弱点，制定了这个战策。
同年8月23日下午1时半，潮水已经涨平，孤拔正欲下令开战，船政局工程长魏瀚奉命乘小船来到旗舰“窝尔达”号上会见孤拔，送回战书，要求将开战期改为明日。孤拔厉声说：“不行，开战之期已决。请贵使速速离舰，我将开炮。”魏瀚一听此话，仓皇无措，迅即赶回船政局。此时何如璋方始发令给子弹开战。战争结果，法舰一艘未损，中国则一败涂地，福建水师兵舰11艘、师船9艘、汽艇7艘被击毁击沉。法舰乘胜又击坏了马尾船厂，然后孤拔率舰队退出闽江，沿途把两岸炮台逐一破坏，而炮台毫无抵抗，因为炮口一律向前，不能旋转炮身向后射击。由此可见，中法战争中军事上的“不败”，表明洋务运动有成功的一面，但却告诉我们，洋务运动要最终成功，必须克服政治上的腐败，那就是必须实行政治上的改革，也即变封建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制度。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洋务运动一开始就规定了它的界限——“中体西用”，开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所以要变封建专制制度为民主立宪制度，只有让位给维新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