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昙花一现
1公车上书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确实如此，空前的民族灾难使中华民族觉醒。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即下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文本上赫然规定五大项：一、中国认明朝鲜为独立自主国家；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给日本；三、中国将库平银二亿两交给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八次交清；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开厂，各项机器交所定的进口税；五、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4月22日，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捧着条约文本进宫，让光绪帝御批。光绪帝犹豫不决，三次提起朱笔，终未落笔。翁同龢见皇上踌躇，便跪奏道：“倭人所订和约如此苛刻，实出情理之外，望陛下以祖宗基业为重，从缓钦准。”说罢叩头不已。在旁的李鸿藻见状，也脱帽叩头不止。光绪帝心如刀绞，扔下朱笔，将两位老臣扶起。4月23日，条约已订的消息一经传出，群臣纷纷上奏反对条约。当天收到封奏10件，都系联名，奏者共120人。其后数日，奏折雪片般飞来，内有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有各省督抚、前线将领，莫不谏阻；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也呈请都察院代递，痛哭流涕者不在少数。其中梁启超上书道：“伏乞皇上俯察民情，深计后患，保全疆土，严饬李鸿章订正和款，勿割台湾。”户部给事中洪良品上奏：“立毁和约，勿徇一切纷纭，以杜妄议。”吏部候补主事鲍心增等奏道：“奸臣秦桧主和，坏天下于中原既失之后。今李鸿章实误国事于金瓯未缺之时，恐又非奸桧之比。”光绪帝看了这些奏折，有很大感触，头脑中浮起了废约的念头。其实光绪帝还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此时拒约再战的呼声已震撼整个北京城。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导联合18省举人，有一千两百余人（现存公车上书的题名是16省603人）参加的“公车上书”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
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在闻得《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愤怒万分，他这样写道：“呜呼噫嘻，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可有此约哉！夫今非战败之损也，非有开罪之失也，而一纸书来，取南满、东蒙、山东、福建万里之地，及国命之铁，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缚之，以财政军政顾问相要，以全国之要地警察，国命所托之兵工厂相索，是以我为保护国也。保护国者，亡国之别名也。高丽、安南、印度……诸国是也。凡人闻而怵惕伤心，岂有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能闻之受之，而今若罔知者哉！”为了要求清政府拒绝批准《马关条约》，继续抗战，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18省举人千余名，共同上书请愿，坚决反对投降。经康有为一昼二夜的努力，请愿书拟成，共1.8万余字，要求拒和、迁都和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即举人）上书”。请愿书拟就之后，康有为召集各省举人于5月1日至3日在宣武门松筠庵谏草堂讨论，打算在5月4日到都察院投递。但是清廷恐怕有变，一面派人到各省会馆（举人在北京的住所）造谣恐吓，一面逼迫光绪帝批约。5月2日，翁同龢持北洋大臣王文韶捏造事实的来电到养心殿见光绪帝，上奏道：“4月28、29两天，天津大风雨，加之海啸，新河上下各营被冲，水深四五尺，淹毙甚众，计60余营受害。北自秦皇岛，南至埕子口，都是如此。此时值此奇变，岂非天意？”光绪帝闻奏，也以为此乃天意，绕殿急步多时，最后顿足流涕，奋笔疾书“钦准”两字。5月3日盖用御玺。5月5日，钦差换约大臣伍廷芳、联芳两人由天津乘轮船赴烟台换约。5月8日夜10时，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顺德饭店互换条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因此，生米已煮成熟饭，原来打算5月4日把请愿书送交都察院转呈的计划只好放弃，“公车上书”始终没有呈交清廷。关于公车上书的详情，康有为记道：“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者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4月22日）、三十（4月24日）、四月初二、初四、初六（4月26、28、30日）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沓，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书上数日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者，素有时名，尝以著书被谤议于时，主其事，草疏一万八千余字，集众一千三百余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文既脱稿，乃在宣武门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庵者前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5月4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5月1日至3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5月2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是日天本晴丽，风日暒咦；忽于晌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逾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谂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欷歔，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5月3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
此次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拒约再战虽然没有达到，但它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禁例，敢于集会论政，敢于联名请愿，甚至敢于要求变法自强，这实在是破天荒。它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
2变法纲领的提出
维新运动的兴起，中日甲午战争是其近因。它一方面促使中华民族危机尖锐化，许多爱国志士发愤变法自强；另一方面它证明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成功，刺激了中国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把日本明治维新看作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借鉴：“夫凡有兴作，必有失弊，几经前车之覆，乃得后轨之遒。今我有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之。虽国势不同，民俗少异，有不可尽用者，则斟酌补苴，弥缝救正，亦何难焉。……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大抵欧美以300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30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胡燏棻也说：“日本一弹丸岛国耳，自明治维新以来，力行西法，亦仅三十余年，而其工作之巧，出产之多，矿政、邮局、商政之兴旺，国家岁人租赋共约八千余万元，此为西法致富之明效也。”胡燏棻还强调，中国除向西方学习之外别无道路可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以日本为榜样向西方学习的大方向既定，那么具体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呢？康有为从光绪十四年九月（1888年10月）至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2月）先后向清廷呈递7个奏折，提出变法纲领，这里逐一记述如下：
《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0月）。康有为向清廷提出三大建议：一是变成法，二是通下情，三是慎左右。关于变成法，他说：“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不敢伺，况以中国之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何弱不振？生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关于通下情，他说：“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去堂陛之阶，使下臣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今若增设训议之官，召天下耆贤，以抒下情，则皇太后、皇上高坐法官之中，远洞万里之外，何奸不照，何法不立哉？”关于慎左右，他说：“去谗匿而近忠良，妙选魁垒端方、通知古今之士，日侍左右，兼预燕内以资启沃，则德不期修而自修矣。”
《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1895年5月2日）。此信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为与日本继续作战而加强国力的紧急措施；后一部分是为救亡图存而提出的变法纲领，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关于前一部分的紧急措施有三项：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其中包括三诏：第一诏为“罪己之诏”，第二诏为“明罚之诏”，第三诏为“求才之诏”）；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
关于后一部分的变法，康有为把它分为富国、养民和教民三个方面：第一肯定变法：“《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者更张，乃可谓理。’若谓祖宗之法不可变，则我世祖章皇帝何尝不变太宗文皇帝之法哉？……不变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驯至于亡，与变法而光宗庙之威灵，可以大强，孰轻孰重，孰得孰失，必能辨之者。不揣狂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第二关于富国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六项措施：一是创设银行，发行纸币，即所谓钞法；二是修筑铁路，发展交通，即所谓铁路；三是制造机器轮船，发展民用工业，即所谓机器轮舟；四是开采矿藏，即所谓开矿；五是设立铸银局，铸银元以抵制洋元，即所谓铸银；六是全国建立邮政网，即所谓邮政。总之，这六项措施就是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第三关于养民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四项措施：一是设立农会和丝茶学会等，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即所谓务农；二是全国各地遍设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之书，提高制造技术，即所谓劝工；三是各省设立商会，降低税金，发展商业，即所谓惠商；四是移民垦荒，救济老弱病残，设立警惰院收容无业游民从事生产，即所谓恤穷。第四关于教民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四项建议：一是全国广泛设立学校，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二是普遍设立图书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三是翻译出版各类书籍，推广文化知识；四是奖励设立报馆，既可广见闻，又可通时务，有益于政教。最后康有为说：“伏惟皇上英明天直，下武膺运，历鉴覆辙，独奋乾纲，勿摇于左右之言，勿惑于流俗之说，破除旧习，更新大政，宗庙幸甚，天下幸甚！”
《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6月3日）。此信的宗旨是：“为安危大计，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宇。”此书有关变法内容基本上与第二书相同，有关练兵之法增加了新的内容：一为汰冗兵而合营勇，二为起民兵而立团练，三为练旗兵而振满蒙，四为募新制以精器械，五为广学堂而练将才，六为厚海军以威海外。此外，与第二书相比，还增添了奖励出国学习一条：“内弊既除，则外交宜讲。……激励士庶，出洋学习，或资游历，并给凭照，能著新书，皆予优奖，归授教习，庶开新学，上之可以赞圣聪，下之可以开风气矣。”以上两次上书均未到达天庭，而此次上书时康有为已中了进士，为朝廷命官（工部主事），都察院不敢扣压，将上书代递军机处，由军机大臣翁同龢呈上光绪帝。康有为的上书终于到达天听，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因为第三书只谈到通变之方法，没有发挥其体要及先后和轻重缓急，故上此信加以补充。在此信中，康有为提出了两项应该率先进行的改革措施，即一是立科以励智学，二是设议院以通下情。所谓立科以励智学，就是仿效西方诸国，致力西学，凡有人著述新书，发表古来未创之学说；或制造新器，开创古来未有之机巧，均给予奖励，许其专利，使大家竞创新法，加速中国富强。所谓设议院以通下情，就是仿效西方诸国设立议院，消除君臣隔阂，使上下情通，民间疾苦得以上闻，朝廷意旨也可下达，一切本于众议，避免奸臣弄权，杜绝贪官中饱。为使上下情通，一定要实行以下五项措施：一是下诏求贤。设立上书处，准许人民到午门递折。二是开门集议。设立御门会议，令天下郡邑每10万户推选一人参加会议，共商国是。省府州县也开设此种机构。三是辟馆顾问。即设立皇帝顾问团，顾问20人，分班侍值，为皇帝提供咨询。四是设报聪达。即在直省要郡开设报馆，既可传递国内外消息，又可普及知识。五是开府辟士。即朝廷设立幕府，选举贤才参政。督抚、县令也仿此制。最后康有为对光绪帝抱着巨大期望：“伏乞皇上讲明理势之宜，对较中外之故，特奋乾断，龚行天健，破积习而复古义，启堂构而立新基，无为旧俗所牵，无为庸人所惑，纡降尊贵，通达下情，日见贤才，日求谠论，以整纪纲而成大化，雪仇耻而扬天威，宗庙幸甚，天下幸甚！”但是事情没有那么顺利，此信因顽固派阻碍没有上达天听。
《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此书写于德国因“巨野教案”占据胶州湾之后，我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康有为悲愤地写道：“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者安南之役（中法战争），十年乃有东事（甲午战争），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事变）。……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接着康有为提出三个转乱为治的方策：一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二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六部九卿诸司百执，自有才贤，咸可咨问”。三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夫直省以朝廷为心腹，朝廷以行省为手足”。但是此书也没有上达天听。
《上清帝第六书》（又称应诏统筹全局折，1898年1月29日）。此信是康有为在总结他历次上书的基础上全面论述变法的主张：“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暍而沦胥者也。……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敝法，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变法的具体措施，康有为主张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第一，“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第二，“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励众志”。第三，“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两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第四，“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皇上每日亲临商榷”。此外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个局，办理新政。地方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一民政分局，办理新政。民政局督办地位与督抚平等。此书上达光绪帝手中，日加披览，并下发到总理衙门讨论。
《上清帝第七书》（1898年2月）。此信没有新的内容，只是强调上下相通，君民相亲是治国之基本：“人主不患体制之不尊，而患太尊；天下不患治安之无策，而患不取。”“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历观自古开国之君，皆与臣民相亲……自古危败之君，并与其臣相隔绝，隋炀（帝）之畏闻盗贼，万历（帝）之久不视朝，所以致国祚之倾也。”其他康有为还上了许多奏折，如《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请告天祖誓群臣以变法定国是折》、《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以上皆1898年6月）、《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折》、《请开学校折》、《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请裁绿营放旗兵改营勇为巡警仿德日而练兵折》（以上皆1898年7月）、《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以上皆1898年8月）等。这些奏折均置于光绪帝的案头，成为下诏变法的主要依据。
3变法的具体内容
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颁布了二三百件变法上谕，使维新运动达到高潮。但是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反对，这个运动一开始就表现出先天不足，经不起一击。变法第一天颁布的国是诏说：“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里变法决心不大，内容含糊，而且是以中学为根本，西学为辅佐。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强调：“制度局之设，尤为变法之源。”因为当前的官衙都是守旧之官，很难实行改革。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时，康有为仍强调设立制度局领导变法：“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法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但作为变法中枢的制度局始终未设，因此百日维新中的变法项目是没有系统和次序的。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它的内容，从而察知西学对变法影响到何种程度。
（1）选拔人才
正因为没有设立制度局和待诏所，全面选拔人才组成变法领导班子，所以只在原有中央机构中增添一些贤才，而且由大臣保举，人才选拔显得有零零星星之感。
6月11日上谕：“方今各国交通，使才（外交人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带领引见。”
6月13日上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着于本月二十八日（6月16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梁启超按：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梁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
6月16日上谕：“康有为着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
7月3日上谕：“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是日召见梁启超）
8月11日上谕：“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着开缺以二品京堂候补，充出使日本，命速来京。”
8月29日上谕：“少詹事陈宝箴、王锡蕃奏保通达时务人才，湖南候补道夏献铭、试用道黄炳离、降调前内阁学士陈宝琛、内阁候补侍读杨锐、礼部候补主事黄英采、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广东候补道杨枢、试用道王秉恩、江苏试用道欧阳霖、江西试用道恽祖祁、杜俞、湖北候补道徐家干、江苏候补道柯逢时、湖北试用道薛华培、候补道左孝同，以上各员在京者，着各该衙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其余均由各该督抚饬知来京，一体预备召见。福建兴泉永道周莲，业经电谕饬令来京，预备召见。现尚在籍之四川候补道沈翊清，北洋差委候补道严复，着边宝泉、荣禄饬令该员来京，预备召见。内阁候补中书林旭，着该衙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
9月5日上谕：“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梁启超按：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后此新政，皆四人行之，密诏传授，亦交四人焉。）
9月12日赐康有为密诏：“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
9月15日上谕：“张英麟奏酌保人才以备任使一折，广西候补道林贺峒、候补道林怡游、分省补用知府刘恩驹，均着来京预备召见；刑部候补主事陈春瀛，着该部传知该员预备召见。”
9月17日上谕：“江苏补用道钱德培、特用道阮祖棠、记名道罗嘉杰、试用道陶森甲、候补道沈敦和、安徽候补道张佩绪、江苏试用道刘思训、江苏候补知府柯逢时、江西候补知府袁树勋、江苏候补道丁葆元、江苏候补知州章邦直，着该督抚即饬各该员来京预备召见。其另片奏保之河南候补道易顺鼎，即着刘坤一传知该员一并来京预备召见。”
总之，选拔人才实行得很不理想。光绪帝想重用康有为而被后党所阻，只能让他做个总理衙门章京（秘书）。礼部虽然改组，但后党的裕禄仍为礼部尚书。总理衙门中只有倾向帝党的张荫桓是大臣，倾向维新派的张元济是原来的章京，新委任的康有为只是个办事的章京。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宋伯鲁是倾向维新派，没有增添新人。军机处虽然选拔年轻的维新人物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章京，暗夺守旧大臣之权。但他们任职只有半个月就政变了，所起作用不大。以上种种情形，光绪帝也是不得已的，他赐杨锐密诏说：“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后党）所误，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2）政治改革
首先是鼓励官民议政，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
7月26日上谕：“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其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处报馆，凡有报单均着该督抚咨送都察院及大学堂各一份。……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
8月2日上谕：“朝廷振兴庶务，不厌讲求，所赖大小臣工，各抒谠论，以备采择。……其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着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清朝规定，不仅人民，即使四品以下的京官和三品以下的地方官也都不许上书。）
9月2日上谕：“前经降旨，土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嗣后都察院，凡接有条陈事件，如系封口呈请代奏，即着将原件进呈，毋庸拆阅。其具呈到院者，即将原呈封进，不必另行抄录，均着随到随递，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
9月4日上谕：“朕近来屡次降旨，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均着即行革职。至该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特谕。”
9月13日上谕：“各省藩臬道府，均得上书言事。……其州县管官言事者，仍由督抚将原封呈递。至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即径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阻。”
其次是精简机构和裁减冗官：
8月30日上谕：“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着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部办理。又外省如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惟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着一并裁撤。其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均著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东河总督应办事宜，即归并河南巡抚兼办。……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疏销之盐道，亦均着裁缺，归各省藩司巡守道兼理。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有但兼水利盐捕，并无地方之责者，均属闲冗，即着查明裁汰。”此外，光绪帝还下令裁减绿营、准许旗人自谋生计。
最后是立宪法与设议会。8月间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呈《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代拟），主张立宪法开国会：“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春秋改制，即立宪法，后王奉之，以至于今。……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上书，请求开设议院，正如杨锐在家信中所说：“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两人又未见安置。”杨锐推测开议院是为安置康梁，由他们领导议院。康有为也记述道：“于时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为什么康有为要阻止开议院呢？原来康有为认为，制度局不开，变法“琐碎拾遗，终无当也”，目前最重要的是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同时康有为认为，目前守旧势力太大，不能操之过急，“内阁学士阔普通武尝上疏请开议院，上本欲用之，吾于《日本变政考》中，力发议院为泰西第一政，而今守旧盈朝，万不可行，上然之”。守旧势力大固然是康有为不主张立即开议院的原因，但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立宪之前还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征集天下俊才于京师，大开懋勤殿，编纂政法，以备施行。
（3）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是戊戌变法的重点，它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科举制度；二是兴办新式学校；三是派遣留学生。
第一，关于改革科举制度。清代的考试制度是沿袭隋、唐以来历代的成规，通过考试制度选拔知识分子到政府中去做官，也就是培养国家干部。这个考试制度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考秀才，招考各府州县公立学校（每个府州县都有一所，校舍即孔庙，学生名额10至30人不等）的学生，正式称为生员，一般称为秀才。每三年招考两次，全国约2000个州县，共招秀才二三万人。当时中央也有一所学校，名叫国子监，其学生由地方学校选拔贡入，名叫贡生（纳资入贡的叫监生）。县学、府学和中央国子监的关系，并非是小学、中学、大学等级之别，一律都是学生，同样只具备考举人的资格。清代学校并无教学任务，徒有虚名，只是考试制度中的一级机构而已。主考秀才的官叫学政，轮流到该省各府去主持考试，三年期满回京。第二级是考举人，凡是秀才都可应试。每三年招考一次，录取名额每省约数十人，全国共约1000名。主考举人的官叫主考，驻在省城，考毕即回京。第三级是考进士，凡是举人都可应试。每三年招考一次，录取名额三四百名。发榜后再试，择优选入翰林，余下来的或放中央各部院的主事，或放地方的知县。从考试制度来看弊病不大，但考试内容却是僵死空洞的八股文，危害极大。维新人士对八股文都是痛心疾首，大加鞭挞。严复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时，康有为对光绪帝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光绪帝说：“然，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康有为说：“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光绪帝说：“可。”康有为说：“上既以为可废，请上自下明诏，勿交部议，若交部议，部臣必驳矣。”光绪帝说：“可。”于是下达上谕。
6月23日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取士。……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敝，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着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梁启超按：“昔人谓八股之害甚于焚书坑儒，实非过激之言也。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7月19日上谕：“乡、会试仍定为三场：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这是张之洞、陈宝箴拟定的改试策论的内容。
第二，关于兴办西式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的诏书，三年以前就下达了，但到百日维新开始的第一天才正式决定开办。
6月11日上谕：“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7月3日上谕：“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现据该王大臣，详拟章程，参用泰西学规，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着照所议办理，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此次设立大学堂为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起见，该大臣务当督饬教习等，按照奏定课程，认真训迪，日起有功，用副朝廷振兴实学至意。”京师大学堂有两个特点：一是因各省中学堂草创，故大学堂兼小学堂、中学堂，其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二是因中国一向无师范学堂，各省学堂不能收效，故大学堂中另立师范斋，以培养教习。为解决教科书问题，上海开一编辑局，编译教科书。教材分小学、中学、大学三级。
除中央开办京师大学堂之外，地方也要办中小学堂：
7月10日上谕：“前经降旨开办京师大学堂，入堂肄业者，由中学小学以次而升，必有成效可睹。惟各省中学小学，尚未一律开办，着各该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州县之书院为小学，皆颁给京师大学堂章程，令其仿照办理。其地方自行指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以广造就。”此外，民间祠庙不在祠典内的，由地方官晓谕，一律改为学堂。
第三，关于派遣留学生：
8月18日上谕：“谕军机大臣等：电寄各省督抚、日本政府，允将该国大学堂中学堂章程，酌行变通，俾中国学生易于附学，一切从优相待，以期造就。着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学生，有志上进，略谙东文、英文者，酌定人数，克日电咨总署核办。”但不久即政变，此项计划没有实现。
（4）经济改革
提倡民办企业，发展农工商业，也就是发展资本主义，是维新派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张謇提出了经济改革的基本方案：“商务亟宜实办，实办之计有三：一是定法，二是筹款，三是定捐税。工务亟宜开导，开导之计有二：一是如各省开劝工会，此会江南近已拟行，事简费省，试办不甚难，但须上有提倡，并立奖格以鼓励之。二是派大员集合资本，博采各省著名精巧之器，入巴黎大会，并选携名商慧工同往，察视各国好尚风俗，以便推广制造。农务亟宜振兴，振兴之计有四：一是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二是未垦之地，先尽就近之人报买。三是凡开垦之地，水田免赋六年，旱田免赋十年。四是户部及各衙门费（用）宜明定成数。以上三条，大本在农，而入手在商，皆今日万不可再缓之图。”清廷大体上都按张謇的方案办了：
6月12日上谕：“遵议侍郎荣惠奏请，特设商务大臣……商务为富强要图，自应及时举办，前经总理衙门议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但能实力遵行，自必日有起色。即着各省督抚，督率员绅，妥速筹办……将办理情形迅速具奏。”
7月4日上谕：“农务为富国根本，亟宜振兴，各省可耕之土，未尽地力者尚多，着各督抚，督饬各该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兴办，不准空言搪塞。……上海近日创设农学会，颇开风气，着刘坤一查明该学会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覈颁行。其外洋农学诸书，并着各省学堂广为编译，以资肄习。”
7月25日上谕：“泰西各国首重商学，是以商务勃兴雄称海外。……着刘坤一、张之洞拣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事宜。……应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端，暨某省所出之物产，某货所宜之制造，并着饬令，切实讲求，务使利源日辟，不令货弃于地，以期逐渐推广，驯至富强。”
8月2日上谕：“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着各省督抚，认真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予优奖。”
8月21日上谕：“训农又为通商惠工之本，中国向本重农，惟尚无专董其事者，以为倡导，不足以鼓励振兴，着即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直隶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各省府州县皆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以为之率。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着一体认真举办，统归督办农工商总局大臣随时考察。各直省即由该督抚设立分局……所有各局开办日期及派出办理之员，并着先行电奏。”
8月2日上谕：“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着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各省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
以上各项经济改革措施，由于地方顽固派拒不执行，没有收到成效。对此，光绪帝悲叹道：“各省积习相沿，因循玩偈，虽经严旨敦迫，犹复意存观望，即如刘坤一、谭钟麟总督两江、两广地方于本年（1898年）五六月（7至8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迨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到，一电塞责。谭钟麟且并电旨未复，置若罔闻。该督等皆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然而光绪帝有什么权力来严惩那些顽固派呢？正如梁启超所说：“自四月（6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谆谕至于三令五申，仍复藐视具文。……然上虽盛怒，数四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者，以督抚皆西后（西太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因此，9月21日慈禧太后公开出面“训政”之后，便恢复了以她为首的顽固政权的统治。9月26日下令推翻新政（这个命令仍以光绪帝上谕的形式发表），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一切复旧。
4光绪帝之梦
以德国占领胶州湾为始，中国大部分领土都已成为列强的势力范围，即英国占有长江流域，俄国占有东北地区，德国占有山东，法国占有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日本占有福建，中国即将被瓜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光绪是一个比较有志气的皇帝，不甘心中国贫穷落后，积极设法向西太后夺权，以支持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有一天，他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不料奕劻把这番话告诉了西太后，她大骂光绪负心，并说什么“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表示变法决心。16日亲自召见康有为，详谈变法步骤，开始了历时103天的变法维新运动。康有为在此百日内，共上奏折21道，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议光绪帝进行一系列改革，希望他像明治天皇那样，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于是光绪帝便把袁世凯从天津小站召到宫内，对他说：“新政马上就要实行了，这对国家社稷是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不过老佛爷也许不甚了解世界大势，未必能够赞同。为避免与老佛爷发生冲突，朕命你调一队兵去把颐和园暂时监守起来，在我们所决定实行的新政还没有发布之前，绝对不许一个人进园，也不许任何一个人出园。”袁世凯连声称是。当时袁世凯觉得这不过是使太后和外界交通暂时隔绝几天罢了，并无其他伤害，自己乐意为皇上效劳。
但是袁世凯出宫以后，心就变了。他想到太后的威风，不禁慄然，把光绪帝的话抛在脑后。不仅如此，升官发财的心驱使他泯灭天良，回天津后立即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密告。荣禄一听，大惊失色，但他很聪明，对此事不予表态，害怕自己被卷入漩涡。袁世凯心想，究竟依从皇上还是倒向太后？时间刻不容缓，必须立即作出决定。他急着问道：“荣大人，卑职对于这一次圣谕应该不应该遵行呢？”
荣禄再也没有回避的余地，只得吞吞吐吐地说：“袁大人，关于此事呢？——”停顿片刻，吸了几袋水烟，才正面回答；“我们做臣子的，对于皇上是首先必须服从的，所以皇上既下这个命令，你就不能不遵行。但是另一方面，对太后的尽忠也是我们做臣子的分内之事。而现在依你所说，皇上给你的口谕里并不曾提到要你不去告诉太后的话。”荣禄这样回答，已经足够使袁世凯明白了。他便告辞荣禄，当天坐火车赶到北京。
袁世凯到达颐和园的时候，天已黑了。他跪在太后面前，加油添醋地将光绪所说的话说了出来，诬陷光绪帝令他带兵围困颐和园，用武力冲破园门，在乱兵中杀了太后。
太后听了怒火冲天，痛恨儿子的背叛。这几年她把朝政全都交给了光绪，除非万不得已便绝不过问，而现在负心之子竟然要杀母亲，真是大逆不道。如果再让他执政下去，连老祖宗的江山也要毁在那个不孝之子的手里了。于是她下令次日（9月21日）銮驾回宫，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正当颐和园里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光绪帝还在做着好梦哩！——中国巨人站起来了，向来欺压他的洋人在他脚前变得十分渺小；中国因自己推行新政而顿时改变面貌：火车在原野上奔驰，轮船在海洋中乘风破浪行驶，电线杆到处林立，古老的庙宇改为新式学校，宫内成立了议院。——自己到处受到老百姓的爱戴，“万岁”、“万岁”的欢呼声响彻耳边……然而他渐渐地发觉自己不是在做梦，似乎确有人在枕边喊着“万岁”。他睁开睡眼一看，床帐外面有一个人跪在那里喊着“万岁爷”，不过不是老百姓，而是心腹太监王商。
王商见皇上醒了，立即一口气将从颐和园传来的消息说了出来。他告诉皇上，袁世凯如何上颐和园密告，太后又如何发怒，已经准备銮驾回宫了。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他立即意识到新政必毁，自己必受责骂。但是在这样仓促的时间内怎能挽回败局呢？完了，一切都完了。
不久王商带来了第二次消息：太后的銮驾已经出了颐和园，正在一路赶回宫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光绪帝仍没有忘记那几个帮助自己策划新政的赤胆忠心的大臣——康有为、梁启超和翁同龢，急派心腹去给他们送信：赶快逃出京城。于是康有为在英舰保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舰保护下逃往东京，翁同龢则乘火车逃回原籍常熟。
接着王商又带来了第三次消息：太后的銮驾正在进宫。光绪帝和珍妃急忙整好衣冠，走到宫外的一座大殿石坪上跪着接驾。
銮驾来了，一班侍卫神气活现地先进宫来。接着，满脸怒容的慈禧太后从轿上下来。
“孩子给你请安。”光绪帝边叩头边说。
太后只当没有听见，在李莲英的扶持下往宫里走去，一直走到光绪帝的寝殿。光绪帝和珍妃只得跟到那里。突然间太后转过来，厉声对光绪说：“现在我要问你，你可知道儿子杀父母在老祖宗制定的法律上该当何罪？”
光绪帝很觉奇怪，心想自己原来只是要袁世凯去隔绝颐和园与外界的交通，绝对没有伤害太后性命的意思。便惊讶地问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还不明白吗？”
“这是断乎没有的事，苍天在上，孩儿如有一歹念，甘受千刀万剐。请老佛爷明鉴。”
“你既然信奉了洋人的野蛮法度，心中还会有什么尊卑长幼呢？你连做人最起码的‘子不违父命’的小道理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孝道？”
“老佛爷在上，孩子可以起誓，断乎没有这个歹念。孩子心中统共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施行新政，为国家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
“别再说了，你是什么人？胆敢更改老祖宗制定的法度规则！如果再让你继续掌政，那么老祖宗打下来的天下非断送在你的手里不可。现在我问你，你到底配不配君临这个国家？”
光绪帝很明白，再不明智便会遭到毒手，便干脆回答道：“孩子懂了，明天马上下一诏书，请你老人家来掌管国政，孩子愚昧无知，实在不配。”
第二天早晨，光绪帝归政太后的诏书颁布，那拉氏复出“训政”。荣禄则大肆逮捕维新派。9月29日，“戊戌六君子”即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惨遭杀害。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运动就这样在血泊中消失了。此运动表明：只要清王朝统治着中国，改革很难有所突破，除非把它彻底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