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
1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以前，在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中间就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者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当初是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中的左派，也就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们提倡科学与民主，以此为武器对中国的旧伦理道德进行批判和斗争。然而“他们的世界观，一般地说，都是属于形而上学唯物论的范畴。他们相信世界的不断进步，相信社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观基本上也是形而上学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观，还不是辩证法的发展观。例如当时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机关刊物《新青年》的编者陈独秀的哲学思想，就可以作为代表。”陈独秀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亡。”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李大钊也说：“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受之者，舍青春中华（花）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他们两人都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且都分别在五四前后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
如前所述，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在1918年7月以后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介绍俄国的十月革命。他特别指出第—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真正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和平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世界意识认识得很清楚：“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中的中间……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样，李大钊便从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的论文《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发表之后，表明了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该文首先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最后该文说：“你们若是能够再恢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否则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陈独秀也是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不过他的转变较迟，是在五四以后。1919年暑假，北京各大院校起草了一个《北平市民宣言》，痛骂段祺瑞政府，列举其祸国殃民的罪状，并要求枪毙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这个宣言印成传单由陈独秀和高一涵在中央公园（中山公园）茶客中散发，大为轰动。第二天他们又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当陈独秀在新世界屋顶花园平台上向下撒传单时被暗探抓住.绑架到警察厅关押。三个月之后才由几个在北京的安徽政客连保释放，辞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职务，乘轮船南下上海。本来陈独秀与胡适因办《新青年》而意见不合，陈主张《新青年》要谈政治，胡则主张要把它办成单纯研究文史哲的学术性刊物。因此，此次南下，陈把《新青年》从北京迁回上海，在环龙路渔阳里二号自己的寓所建立了编辑部。从京迁沪出版的《新青年》第一期（总8卷1号，1920年9月），刊登了《谈政治》的社论。陈独秀在该社论的最后说：“我承认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但不承认行政及做官、争地盘、攘夺私的权利这等勾当，可以冒充政治。……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一期《新青年》封面上有一幅图案，那就是两只大手一东一西在地球上紧握。这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苏联人民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1920年底，胡适攻击沪编《新青年》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这样，陈独秀也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了。后来茅盾说：“我认为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革命家。凡事要一分为二，对陈独秀也是要一分为二。当初的时候，在北方是李大钊写了好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而陈独秀为了反对胡适要《新青年》不谈政治，愤然把《新青年》移至上海编辑出版。上海版《新青年》的第一期就有《谈政治》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阐述一下，文献俱在，这是不能抹煞的。”
前述“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公开分裂，并向左右两方面分化，也就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日益广泛深人，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许多人日益脱离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走上了所谓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如少年中国学会的分化，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等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曾琦、李璜、左舜生等组织青年党，出版《醒狮》杂志，堕落为极端的右翼分子。又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领导的新潮社则完全向右转，反对罢课、请愿、游行等，要社员去研究学问，局势愈乱愈要去求学问。《新群》杂志也反对空谈主义，主张要去研究实际问题。知识分子大分化，使愈来愈多的人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并按地区出现许多点：（1）北京，以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中心。（2）上海，以1923年创建的上海大学和1919年至l920年陈独秀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为中心。（3）武汉，以中华大学及其附中为中心，李汉俊、恽代英在那里执教。（4）长沙，以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的新民学会为中心。（5）广州，以陈公博、谭平山等在那里执教的一些学院为中心。（6）广东的海丰、陆丰，以彭湃组建的农会为中心。（7）陕西的榆林，以吴玉章、恽代英执教的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此外，还有在日本、法国等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法国，作为资料信息的来源和对外联络的窗口，起很大作用。
正当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改信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其中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拒绝接受中国因l900年义和团起义所付的赔款。……苏维埃政府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愿意摆脱协约国在凡尔赛给中国人民所安排的命运，不成为第二个朝鲜或第二个印度，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惟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中国各群众团体和舆论界对于苏联对华宣言的反映相当热烈，纷纷致复文，这里抄录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的复文如下：“我们在水深火热被侵掠的当中，忽接到贵国政府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通告，把从前贵国专制政府所得于我们的一切权利，根据贵国立国的精神，无条件的归还了，我们对于贵国此种公正友谊的处置，不但表示十分诚意感谢的心与赞美贵国所取的立国的精神，为世界外交史上树立了未曾有的模范，并且觉得在这公道、正义、互助的新世界下面，也有同等的责任，应该努力奋斗，使国际的压迫，国内的专制阶级，都从此消灭；更使博爱、自由、平等的精神，益见彰明。”
通过上述事实，中国人对苏联发生好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了。特别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与工农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他们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劳动场所去进行调查研究。192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投身工农运动的强烈表现。这一天，全国各大城市几乎都进行了集会、讲演或示威游行。在北京，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工友在李大钊亲自主持下在理科开了纪念会之后，高举“劳工神圣”和“资本家的末日”等旗帜，乘汽车上街游行，散发《五月一日劳工宣言》的传单；平民教育讲演团则分组到街头讲演。在上海，陈独秀组织了上海工业会等七个团体举行庆祝大会，到会群众千余人，会上高呼“劳工万岁”等口号，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等要求。在广州，由机器工会等发起，举行了提灯会和纪念大会。其他长辛店、九江、长江、唐山、漳州、汕头、哈尔滨等地也举行了纪念会。全国各大报刊（如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报》和《申报》等）都报道了各地庆祝劳动节的情况或发表纪念文章。《新青年》、《觉悟》、《新社会》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出版了纪念“五一”专号，《新青年》的专号上刊出了李大钊的论文《五一运动史》。
与工农运动掀起的同时，北京、武汉、济南、广州、长沙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此外，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分别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l920年7月，由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六人发起，建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来茅盾和邵力子由李汉俊介绍加入该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一面改组《新青年》（前述）一面创办半秘密的月刊《共产党》，主编是李达。他经常向茅盾约稿，茅盾便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国际联盟对美国劳动者同盟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等刊出。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是分不开的。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的意见，即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意见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运动的权力。于是共产国际派代表斯内夫利特（又叫马林）和沃伊京斯基（又叫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来华协助建党。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筹建过程中就学习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以它为模式，所以中国产党完全是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至1920年底，党已经形成。1921年7月1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选出了12名代表，在上海法租界一所女子学校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后来代表们担心巡捕监视，乘火午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开会。会上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出席大会的12名代表都是20多岁的青年，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是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荩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刘仁静等。那时李大钊在四川讲学，陈独秀在广东改革教育体制，两人都没有出席大会。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是包惠僧。
2大革命失败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组织发展迅速，党纪严明，受到孙中山的称赞，要国民党向共产党学习。孙中山与国民党改组同步，下令建立黄埔军校。这是孙中山向苏联学习，以主义建军的具体实践。黄埔军校蒋介石为校长，孙中山为总理，廖仲恺为党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伦为军事顾问。1924年6月16日军校开学，孙中山夫妇出席开学典礼。孙中山在礼堂演说约一小时，其中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此地开这个军官学校，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诚然军校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在三年后的北伐战争中军校毕业的军官英勇杀敌，取得了胜利。然而校长蒋介石却叛变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即5月5日，国民党中央成立“清党委员会”，邓泽如任主席，继续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大革命根据地广州，清党由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李济深、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第五军军长李福林、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指挥。在此以前，即4月14日夜，全城戒禁，解散省罢工委员会等工农运动的领导机构，冲击，捣毁中共组织和外围机构，被破坏的进步组织有200多个，被捕的达2100多人，当场被杀的有200多人。在武汉政府控制的中心地区湖南、湖北，发动武装政变。5月13日，鄂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和参加北伐军不久的刘佐龙部队，在湖北南部的沙市、嘉鱼、汀泗桥一带发动叛乱，捣毁工会农会，逮捕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并向武汉发动进攻。叛军不久被叶挺部队消灭。在长沙，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因此日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部队破坏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讲习所及其他革命团体，进行反攻倒算，杀害中共党员和工农运动的干部近万人，逮捕数千人，武汉政府中心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之武汉地区商品奇缺，物价飞涨，不法商人兴风作浪，谣言满天飞，武汉政府处境十分困难，大革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6月23日，作为武汉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竟然发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的宣言，强调国民党的领导权威，意在排挤中共。
6月28日，第35军军长何健在汉口发表《反共宣言》，而第8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则派人秘密查封中共秘密机关和总工会，逮捕共产党员。此时汪精卫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扬言军队已无法控制，要中共自行解决分共问题。此时中共中央由右倾投降主义者陈独秀把持，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主张的坚决回击国民党右派叛变行径的正确意见，通过了丧失原则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宣称工农民众团体应该接受国民党的监督和领导，工人纠察队应该解散。因而湖北省总工会发出了《解散工人纠察队》的布告。中共的妥协和让步并没有使汪精卫停止行动。
7月13日，汪精卫在家中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宋庆龄拒绝出席，派陈友仁（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参加。陈友仁在会上代表宋庆龄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为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孙科听了陈友仁的发言，站起来发言，跟陈友仁大吵一场，会议陷于混乱。
7月14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秘密会议，决定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汪精卫则形象地说，一条船不能有两个掌舵的，分共以后还可以和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仍旧可以反帝反蒋。就在此时，宋庆龄独自一人在武汉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一间屋里紧张地工作，打字机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原来她在写作那篇震惊中外的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导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现在，我认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这篇声明是宋庆龄一生奋斗中的一座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成为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的中流砥柱。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回上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取缔中国共产党，全面实行“清党”；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和行动。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向各级党部发出“分共”的训令。后来汪精卫又从“和平分共”转为“武力清共”，叫嚷“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8月6日，国民党正式下令开除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恽代英、张国焘、邓颖超、夏曦、于树德等人的党籍，开始全面搜捕共产党员。这样，第一次国共合作结束，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大革命失败。这里附带说一下，后来（1927年9月15日）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在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执监委员在南京紫金山，分别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央特别委员会名单和《统一宣言》，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合并。政治投机分子汪精卫因没有取得理想的职位，离开南京，后来出走法国。
3三大起义
鉴于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政变，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7日召开紧急会议，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换了他的领导职务。同时决定以武装起义的方式来表明自己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和斗争的态度、立场，从而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
（1）南昌起义
为决定今后的行动和方针，中共中央派遣李立三、恽代英和邓中夏三人前往江西九江调查，决定下一步以何种行动才能使敌人造成最大的杀伤。1927年7月25日，李立三向中央提交了在南昌进行武装起义的报告，其理由有三：一是南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方志敏和邵式平曾在这里开展过革命活动。二是宁汉分裂时由武汉南下讨蒋的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在江西。其中已被中共掌握的部队有贺龙的暂编20军，叶挺指挥的11军中的24师，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官教导团和南昌保安队，共约2万人。三是南昌城里只有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万余人，力量较为单薄。后经开会专门研究，除张国焘外，中央一致认为可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以打击反革命力量，揭起中共武装斗争的旗帜。会议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恽代英、谭平山、彭湃、李立三、张国焘为委员。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的参谋长为刘伯承，成员为贺龙、叶挺、周恩来、蔡廷锴。贺龙为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7月30日前敌委员会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不料消息泄露，提前两小时起义。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枪声响起，到天明起义结束，南昌城被起义军占领。2日上午城内举行军民联欢会，下午成立党政合一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宁汉两国民政府闻讯，急调大量部队赶往南昌。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从3日至6日起义军全部撤出南昌城。因为没有制订撤退计划，临时决定撤往广东海陆丰和东江，准备在那里开展土地革命。起义军从南昌经抚州、瑞金南下广东，前有敌军阻击，后有追兵，经过会昌、汤杭二战役，起义军被打败，叶挺部队只剩下700人，退到甲子港后解散。朱德、陈毅等部队退到湘南暂时投靠军阀范石生。贺龙部队的2000余人虽然到达了海陆丰，但不久被打散。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南昌起义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永载史册。
（2）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召开紧急会议，由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主持。会议举行了一天，8月9日又继续一天。两次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而决定具体的行动，则是举行湘鄂赣粤四省农民起义。根据《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湖南，领导湘赣两省的农民起义。他到长沙后，立即改组湖南省委，由彭公达接替易礼容担任省委书记，夏明翰、毛福轩、毛泽东等为省委委员。8月18日，新省委在长沙郊区沈家大屋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方案。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不能全省发动起义，只能在长沙周围举行，最后围攻长沙。会议选举毛泽东为起义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起义军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红军）第一师，卢德铭任师长，余洒度任党代表。下属四个团，分别由卢德铭、王新亚、苏先骏、邱国轩任团长。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开始，第一团向平江发动进攻，平江敌人的援兵赶到，又因与第一团一起行动的第四团叛变，不得不向浏阳方向撤退。9月10日第二团开始起义，敌人赶来围攻，也不得不向浏阳方向撤退，但9月17日被敌军包围，损失三分之二。9月11日第三团开始起义，在进攻浏阳时失败。9月19日，起义军1500人在浏阳文家市会合，毛泽东为保存实力，率领起义军向湖南、江西边境的井冈山进发。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地方进行改编。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区，创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的伟大意义，在于以农民为基本力量，冲破了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城市暴动经验，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之先声。
（3）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失败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和黄琪翔的第四军一路追击起义军而进入广州。后来他们根据汪精卫的指示，为挤走控制广州的桂系李济深部队，在广州建立与蒋介石对抗的基地。1927年11月下旬，张、黄部队在外地与桂系第十五军发生激战，广州城内空虚，只剩下没有战斗力的5000左右兵力。因此，中共中央决定乘机起义，指派张太雷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回粤具体负责。11月26日，由张太雷主持召开广东省委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太雷担任行动委员会总指挥。12月10日叶挺从香港回到广州，担任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叶剑英担任副总指挥。聂荣臻任军委书记，周文雍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
1927年12月11日凌晨，张太雷、叶挺亲自至军官教导团进行动员成功，率领他们包围了炮兵营，俘虏800余人，缴获大炮25门。起义军以军官教导团士兵为主力，联合工人赤卫队和郊区农民共3万人。当天中午战斗结束，在万人大会上宣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广州公社）成立。叶挺为吸取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建议将部队带到海陆丰，以免被敌人集中力量消灭，但张太雷深受苏联城市暴动经验的影响，没有采纳。果然不出叶挺所料，在广州附近打内战的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部队联合起来，重兵包围广州城。起义军无路可退，只有在城内死守。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失败，起义军战士大部分牺牲，多达五千七百余人，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突围出城的起义军，一部分到左右江地区，后来参加邓小平领导的起义；一部分到海陆丰参加徐向前的红四师；还有一部分北上韶关。参加朱德、陈毅的部队，后来参加湘南暴动。
三大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它的意义重大。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抛弃苏联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模式，革命重心转向农村，走上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4”围剿”与“反围剿”
前述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然后于1927年10月3日到达宁冈县城，开会决定今后战略：建设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而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加强根据地建设。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茨坪，11月间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境第一个工农兵民主政府，谭震林任政府主席兼县委书记。这样，毛泽东领导的第一团便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其后，即1928年6月18日，中共在莫斯科郊外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清算了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会议决定，党的任务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当前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此次大会虽然没有彻底消除党内后来以李立三、王明等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但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大的根据地计有：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陕北根据地。此外还有琼崖、海陆丰、川陕、陕甘、湘鄂川黔及江苏崇明、南通等地的红军小股活动。在这些根据地中，最有影响的是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自1928年三支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发展到近万人。至1930年底，各地红军总数在10万左右。
蒋介石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红军，不得不为之震动。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亲赴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议。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决定半年内消灭共产党。12月4日蒋介石给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下令：“限三省剿共军于一个半月内夺回已失城池，消灭赤匪，否则以违令论罪。”
第一次反“围剿”。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约10万人兵力，采取“并进长追”的战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其主力五个半师于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万寿宫、樟树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进攻。面对敌人进攻，毛泽东率领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抵上杭，采取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节节阻击，以消耗敌人。红军主力则先由新喻（今新余）、清江（今临江）一带东渡赣江，转到樟树、抚州以南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粮饷并整训部队，然后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市地区隐蔽集中，并在根据地内深入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实行坚壁清野，为反攻作好准备。
国民党军进入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地之后，兵力增至九个师，于12月中旬由吉安、建宁一线，分八个纵队继续进攻。25日至27日，敌军第50、第24、第8师先后到达源头、洛口、头陂。29日敌军第18师师部率两个旅由南垄进到龙冈，第28师一个旅由因富向约溪进攻。红军则实行中间突破，当即以一个团箝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另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则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晚，将其全部歼灭，俘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000人。红军乘胜追击，又在东韶地区将敌第50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撤退。红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之后，调集20万大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于1931年4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万余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然采取歼灭敌人于根据地之内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消耗敌人。红军主力则从根据地边缘区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粮饷和整训部队，作好反攻准备，然后按预定计划于4月下旬隐蔽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东固、龙冈地区，待机歼敌。
5月15日，敌军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红军乘敌离开其富田坚固阵地的有利时机，于16日突然发起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其大部分歼灭，取得反攻首战胜利。19日在白沙歼灭北逃之敌第43师大部。22日在中村歼灭西援之敌第27师一个旅。27日攻占广昌城，歼灭守敌第五师一部。30日攻占建宁城，歼灭守敌第56师3个多团。15天内横扫700里，连获5次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仅一个月，又调集30万大军，亲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于1931年7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分散在福建西部做群众工作。为粉碎敌人“围剿”，红军以地方武装部队牵制敌人，节节阻击，使其疲惫、消耗，而主力则从福建西部绕道千里，于7月下旬回到赣南根据地的兴国集中。此时敌军已分路扑面而来，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将敌主力部队七个师吸引到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而主力则于8月4日夜间从敌人一个20公里的空隙带向东突进。6日在莲塘歼敌第47师一个多旅，7日在良村歼敌第54师两个多团，11日在宁都县北部的黄陂歼敌第8师四个团。六天之内连打三仗，三战三捷，缴枪万余支。此时所有向西、向南的敌军主力全部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8月16日夜，红军以部分兵力将敌军吸引到东北方向，主力则由东向西，从敌人一个10公里间隙的大山偷越过去，回到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军发觉再向西进时，红军已整息了半个月，精力充沛。而敌军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只得退却。红军乘敌退却，在老营盘歼敌第9师一个旅，在高兴圩给敌第19路军以沉重打击。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3万余人，即第19路军第52师全部。至此，历时二个半月的第三次“围剿”结束。
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空前发展，拥有21个县，300万人口，赣南和闽西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第四次反“围剿”。蒋介石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经过长时间准备，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1933年2月，其中路军12个师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地向广昌进攻。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值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面对敌人强大进攻，1932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要利用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大力发展革命形势，一寸土也不被国民党践踏，要积极进攻，消灭敌人主力，造成占领南昌和包围武汉的形势，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首先取得胜利。这样的过高要求显然超过红军的作战能力，盲打硬拼的战略不符合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际情况。
此时红军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在符合党中央总体指示精神的前提下，考虑到红军的实力，继续贯彻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先是佯攻重兵把守的南城和南丰，调动敌人主力，于1933年2月27日在南丰西数十公里以外的黄陂地区，消灭前来增援的敌中路军第一纵队罗卓英部李明的第52师，陈时骥的第59师，两位师长被红军俘虏。3月21日，在草台冈、徐庄附近消灭第一纵队中萧乾的第11师大部和第三纵队中李延年的第9师一部。萧乾被打伤，纵队长罗卓英只身逃脱。敌军遭受如此重创，需要休整补充，蒋介石只得结束第四次“围剿”。此时日本侵占东北后不断蚕食华北地区，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的三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职务由顾祝同接替。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主要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入人心，红军官兵熟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战术，而朱德和周恩来又能继续贯彻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其次是此时由王明路线控制的党中央刚开始向中央苏区伸展，还未全面干涉军事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以“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附近进行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主力决战，消灭红军。此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端错误的战略已在红军中取得完全的统治，德国人李德成为中共军事顾问。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只是把军事学院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照搬照抄，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而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结果把第五次反“围剿”一步步推向失败。反“围剿”一开始，敌军占领黎川，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命令红军北上，进攻黎川以北硝石、资溪桥等白区敌人的坚固阵地，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线，红军损失很大。其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短兵接触，大打阵地战，使红军东堵西截，陷于被动的地位。在反“围剿”中，毛泽东曾提出正确的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但没有被采纳。这样，红军虽然在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下苦战一年，始终未能打破“围剿”。最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逃跑一途。1934年10月，仓卒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红军主力长征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文学家瞿秋白（1899—1935）因被认为犯过错误，强令留下，未能参加长征。当时处境十分困难，准备经福建绕道香港赴上海。1935年2月，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水口附近被捕。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留下诗句“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5两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并非中央红军的行动，而是南方红军主力全部向北方转移，脱离内战战场，北上抗日。早在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指挥的红第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10月间在黔东印江一带和贺龙指挥的红第二军团会师，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同年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撤出中央苏区。10月16日，由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组成的中央纵队（红星纵队）约7万人和中央机关约1.5万人开始行动。他们由红一、三军团开路，八军团为左翼，九军团为右翼，五军团为殿后，踏上长征之路。当初大方向知道是北上抗日，但具体路线不清楚，主要是脱出敌人包围。10月18日中央红军摆脱与一线敌人接触。10月21日红军突破赣南信丰、安远一带由广东军阀组成的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湘边境向西南方向前进。11月5日，红军突破湘南汝城和广东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在宜章、良田之间70里宽的狭长地带，突破湘军组成的第三道封锁线，直奔湘江东岸。此时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进行围堵，在广西全县以南的湘江东岸与敌军激战七天，终于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然而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蒋介石又遣重兵在前方阻击，红军四面受敌。
1934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特邀毛泽东参加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原来在湘西与红第二、第六兵团会合的计划，插入敌人军力较单薄的贵州。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消灭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四个团。1月7日占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坚决支持下，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四渡赤水，迂绕曲折地插入敌人重兵之间，歼灭大量敌人。其后又出敌不意，南渡乌江，直逼贵阳。4月23日，中央红军主力乘虚进军云南，抢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5月，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彝族人民的支援，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然后强渡大渡河，打破了蒋介石的梦想，像当年（1863）太平军石达开被清军消灭于大渡河一样，在此把红军消灭。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6月13日到达川西的懋功（今小金）。
同年3月红军第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于6月8日先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五天到懋功，于是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在此会师，共同北上。他们翻越梦别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毛儿盖地区。9月上旬又通过荒芜泥泞的松潘草地，到达巴西、包座、阿坝地区。此时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坚持退却逃跑路线，公然进行分裂活动，擅自率领第四方面军南下，向川康一带逃跑。10月15日在马尔康县的卓克基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伪中央，张国焘为总书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上，攻占腊子口，突破渭水、西（安）兰（州）大道等封锁线，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同第15军团（由陕北红军和1934年11月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第25军组成）会师。
第四方面军南下后，经半年苦战，始终不能立足，被迫于1936年2月退至西康甘孜（今属四川）地区。1935年11月，第二、第六军团在两军团指挥部率领下，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于1936年3月攻占贵州盘县，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接着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于6月到达甘孜地区，同第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第二、第六军团及其总指挥部与第32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经过同张国焘错误路线坚决斗争，捍卫了毛泽东正确路线，两个方面军（即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抗日。通过松潘草地，越过岷山，1936年10月20日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第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主力会师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第二、第四方面军传达党中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新精神。12月27日，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至此，长征胜利结束。
6西安事变
1936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已有五年了，日本非但没有停止其侵略行径，反而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蒋介石则坚持不抵抗主义，步步退让，而且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内战。他把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张、杨两人因受中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认为“剿共”没有前途，国共两党应该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因而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不但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而且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踌躇满志地飞抵西安督战，亲自指挥实施“通渭会战计划”。11月初，蒋介石正式改组西北“剿共”总部和兵力配备，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其后，蒋介石坐飞机去华北、西北穿梭活动，其目的是安排展开大规模围歼红军的计划。而张学良则尽力劝说蒋介石，以大局为重立即抗日。蒋介石不听，干脆说“抗日，抗日，等我死了以后，你再去抗日好了”。张学良无可奈何。
1936年11月22日发生“七君子事件”（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人因救国有罪被捕），大使张学良困惑。12月3日张学良坐飞机去洛阳，面见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要求亲率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并对蒋说：“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训斥道：“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求见蒋介石，恳求说：“无论为国为民族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委员长的个人威望着想，都应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停止内战，不举国团结一致，就谈不到抗日；不抗日，也就谈不到救亡图存。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张学良说罢，已经泣不成声。蒋介石仍然不为所动。两人经过三小时激烈的争执，仍然各执己见。最后蒋介石拍桌说：“你现在就是拿抢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哭谏”无效，便和杨虎城商量，进行兵谏，决定具体办法。于是1936年12月12日凌晨2时，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被活捉。西安事变如何解决，南京国民政府分成两派，即以何应钦为首的武力解决派与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的和平解决派。而共产党则力主和平解决。12月16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二十余人飞抵西安，着手和平解决。12月23日，即事变发生后的第12天，谈判在西安金家巷的张学良公馆举行。双方代表，西安方面由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张学良、西北军代表杨虎城担任；南京方面代表则是宋子文，后来宋美龄也参加。谈判尚称顺利，至24日晚，达成以下共识：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具体事项，如命令中央军入陕部队撤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学良、杨虎城负责等。
由于谈判成功，周恩来去见蒋介石的时机成熟。24日晚，周恩来在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下到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对周恩来用当年在黄埔军校两人合作时的称呼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说：“只要蒋先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宋美龄在旁对她丈夫说：“你们本是同校故友，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你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张学良接过宋美龄的话说：“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仍拥护委员长做领袖。”
25日，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