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作为政治贿赂的美国对外发展援助
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另一政治动机具有更为现实的目的，即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这些国家所需要的经济技术援助，赢得或保持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友好态度；或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对这些国家施加直接的影响，从而获得美国所需要的政治利益。在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摩根索看来，这种经济技术援助实际上就是贿赂，把资金和服务从一国政府转移到另一国政府，是为政治上的回报而支付一定的价格。【27】
作为"政治贿赂"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其贿赂的对象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一个是公众层面。对待不同层面的贿赂对象，其贿赂的方式也略有区别，而希望从中得到的回报也不尽相同。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美国所寻求的政治利益也各有侧重。
从政府层面看，美国所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等"政治贿赂"，肯定是要从受援国得到某种回报，美国所期待的回报无外乎以下几类：
首先，是得到某种现实的政治、军事利益，即受援国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或地区战略提供美国所需要的东西，如军事基地、在受援国的驻军权利等。这突出地表现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上。
杜鲁门政府时期，发展中国家在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中的重要性尚未凸现出来。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迅速取得胜利，以及中美在朝鲜半岛陷入直接的军事对抗，因此，杜鲁门政府开始在中国周边地区构建包围圈。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南亚国家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美国希望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南亚国家拥有针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资源分配，清晰地体现了美国与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利益交换。
是1951财政年度美国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情况。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印度支那得到了最多的份额，占这一财政年度美国对这一地区经济、技术援助总额的31%。居第二位的是菲律宾，占到了21.5%。
而人口比菲律宾还要多的印度尼西亚和缅甸获得的援助分别占11.3%和12.6%。印度支那得到最大份额的美国援助有其特殊原因。然而，同样是面临国内经济恶化和共产党的威胁，而且国内局势的严峻程度要超过菲律宾的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从美国得到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却比后者还要少。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菲律宾与美国之间保持更为友好和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是菲律宾为美国提供了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这是冷战时期美国在第一岛链东南亚区域最大的两个军事基地。显然，美国通过对菲律宾的经济、技术援助可以获得更大、更现实的政治和军事利益。军事基地与经济技术援助，美国、菲律宾各取所需。
与此相类似的是，同一年度美国对南亚次大陆上的两个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数额更小，普遍低于美国对东南亚五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这是由于杜鲁门政府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南亚次大陆远离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不仅没有共产党颠覆与渗透的迫切性，而且，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其地位和价值是远不能同东南亚国家相比的。这两个国家得到份额较少的美国经济技术援助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美国以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为诱饵，将一些国家拉入它所筹建的地区性政治或军事组织中，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伙伴。这样，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就成为美国联盟战略的重要手段。
从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就将参加美国的共同安全体系，作为美国向一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1951年共同安全法》规定，第四点计划向这样的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它们要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利益、独立及美国的国家利益，开发其资源"。到1952年度，共同安全计划更加将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与集体安全机制挂钩，它强调："除非采取坚决的行动，协调共享其资源，并加入促进相应地区集体安全的机制，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28】美国的这一政策，较为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对外援助实践中。
二战后，美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集团，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政治和军事包围圈。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先后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和巴格达条约组织（Baghdad Pact）。其中，在杜勒斯的极力促成下，1954年9月8日，《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签署，签字国有：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巴格达条约组织成立于1955年11月21日，成员国有伊拉克、土耳其、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尽管美国没有成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正式成员，但它先后参加了该组织的经济委员会、反颠覆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是这个政治、军事组织的实际领导者。前者明显是美国构建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包围圈的重要一环，后者的主要意图则是防卫苏联可能对中东产油国的侵略和渗透，同时在阿拉伯世界扶植能够与埃及抗衡的力量。参加这两个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以及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菲律宾、泰国，在加入美国主导的政治、军事组织后，后两个国家从1954财政年度到1956财政年度，在美国对东南亚和南亚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中一直占据着较大的份额。无论是泰国还是菲律宾，从美国得到的经济技术援助份额，都比国土面积与人口远在这两个国家之上，但奉行独立自主外交，而不与美国结盟的印度尼西亚多得多。而巴基斯坦更为明显，在加入美国主导的这两个军事组织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都出现了立竿见影的增长，1955和1956财政年度比1954财政年度都翻了一番在国会举行的关于美国对外援助预算的听证会上，有国会议员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原则应该是："我们对那些如巴基斯坦这样，公开和明确地成为我们朋友的国家，比对那些如印度那样采取中立主义立场的国家，应当采取更为慷慨的态度。"【29】
很显然，在随后的关于美国对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技术援助问题上，这一原则得到了确认，并付诸实践。印度从美国得到的经济技术援助绝对数字虽然依然相当可观，但在美国对这一地区经济技术援助中所占的份额无疑是在大幅度地下滑。
再次，美国通过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对受援国施加政治影响，影响受援国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尽管这些国家不一定同美国结为政治或军事同盟，但要尽量使这些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的立场，支持美国的外交战略和重大外交举动。1953年，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推翻了仇视西方的萨摩台政府，美国立即向巴列维政府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巩固对暴力和颠覆的胜利"。同样，1954年危地马拉发生了推翻左翼政权的政变后，美国也是在第一时间提供了类似的援助。【30】
这一类政治贿赂的典型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巴西的经济技术援助。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向巴西夸德罗斯政府及巴西军政府提供紧急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此向巴西政府施加影响，让这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在古巴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夸德罗斯政府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独立意识。早在竞选期间，夸德罗斯就表示如果当选，将采取"绝对独立"的外交政策。当选以后，夸德罗斯总统开始实践这一主张。在1961年3月给国会的咨文中，他表示巴西将采取"更明确和独立"的外交政策，努力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做出贡献。要实现这一目的，在夸德罗斯总统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同时与意识形态分歧的两类国家建立关系。所以，夸德罗斯总统一方面承诺忠于泛美体系，另一方面比较重视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这种中立主义政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库比契克政府与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关系，而夸德罗斯在就职总统以后，就有意识地与美国拉开距离，竭力避免与美国官员会面。这让美国拿不准他的外交政策走向。而在当时美国和古巴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美国急于了解夸德罗斯政府在古巴等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在古巴问题上，夸德罗斯政府采取了与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不同的政策。早在夸德罗斯竞选总统期间，他就于1960年4月访问了古巴。当时美国和古巴关系交恶，夸德罗斯却对古巴革命政权大加赞赏，并说巴西国内不存在共产党的渗透的问题。美国认为古巴革命已经背离了革命的初衷，危及了整个西半球的安全，夸德罗斯对此很不以为然。1961年1月当选总统前夕，夸德罗斯仍然在称赞古巴。猪湾事件后，夸德罗斯政府表示反对美国的这种公然干涉。5月10日，夸德罗斯在就巴西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讲时称，巴西将支持古巴人民为维护民族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反对对古巴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反对古巴之外的任何外部势力把任何形式的政权强加于古巴人民头上。他指出，任何对古巴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干涉都是不正当的。而且，如果美洲国家内部出现了通过明显的外部干涉而建立的政权，巴西将不予承认。夸德罗斯总统还接待了来访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向他颁发了勋章。
第三，夸德罗斯在竞选总统期间就表示一旦当选，将竭力恢复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就职以后，他很快着手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夸德罗斯总统与苏联、南斯拉夫领导人电报往来频繁。夸德罗斯政府还向苏联派出了贸易代表团，接受了苏联的文化代表团对巴西的访问，并邀请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巴西。夸德罗斯总统还表示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1】
夸德罗斯担任总统的七个月，正是古巴革命不断深入、美国和古巴日益敌对的时期。肯尼迪政府先是组织雇佣军从吉隆滩入侵古巴，结果被全部歼灭。此后，肯尼迪政府积极筹划从美洲国家组织中开除古巴，在西半球范围内孤立古巴。在这种形势之下，肯尼迪政府希望拉美国家附和自己的主张和对古巴的政策。而夸德罗斯政权实行的带有独立倾向的外交政策显然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相悖，并与美国的安全和政治利益发生了矛盾和冲突。所以，肯尼迪政府对夸德罗斯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使夸德罗斯放弃独立的中立政策，追随美国对古巴实行强硬和孤立的政策。但是，巴西是拉丁美洲大国，美国自然不能使用过于强硬的外交方式。而且夸德罗斯总统在其短短的任期内，独立外交政策更多的是声明和姿态，还没有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美国情报机构的看法是夸德罗斯总统的政策会使双方关系出现一些紧张，但是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威胁到双边基本关系。美驻巴西大使馆也认为夸德罗斯政府是"骑墙派"，但是更有可能倒向西方。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援助来促使夸德罗斯政府改变外交政策就成为肯尼迪政府首选的政策工具。当时巴西的经济形势很混乱，客观上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这就为肯尼迪政府实施经济援助政策提供了机会。而夸德罗斯总统也在与伯利和迪龙的会晤中表示，如果巴西国内的经济形势稳定不下来，那么他很难在外交政策上作调整。肯尼迪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为其提供紧急的经济援助，实际上是进行国家形式的政治贿赂，说穿了就是一种交易：美国提供经济援助，而作为回报，美国希望巴西在美苏冷战中坚决地站在美国一边，不积极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相反却要追随美国的既定政策，孤立古巴、在西半球遏制共产主义。
美国向夸德罗斯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整个过程，都反映了这种政治贿赂的本质。美国官员在表示援助意愿的时候，就向夸德罗斯政府提出改变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古巴政策的要求。1961年3月3日，伯利在与夸德罗斯总统会晤时，承诺提供1亿美元资金，紧接着就指出古巴对加勒比地区特别是多米尼加和海地对西半球构成了严重威胁，呼吁夸德罗斯总统和美国一起采取措施，消除这种威胁。【32】正式谈判之前，国务卿腊斯克在给肯尼迪总统的备忘录中表示对夸德罗斯政府独立的外交政策心中无底，拿不准他到底在背离美巴传统合作政策的道路上将会走多远，所以美国要含蓄地把美国的援助与双方在外交上的合作联系起来。【33】负责泛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克埃尔也指出，在对夸德罗斯政府施加压力的同时，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否则，如果因为巴西的中立主义政策就取消或者推迟对巴西的经济援助，将导致更多的中立主义者在拉美地区出现。【34】
美国和巴西达成援助协定以后，1961年5月16日，肯尼迪总统会见了巴西财政部长马利安尼和驻美国大使莫雷拉·塞雷斯（Moreira Salles）。肯尼迪总统以一种讨价还价的口吻对马利安尼说，现在双方已经就贷款问题作出了决定，巴西方面应该考虑在古巴问题上的政策了。肯尼迪总统还向两人表明了美国对古巴的立场，声称卡斯特罗政权不是自由的政权，也不是拉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政权，而是国际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代理人，它的目的是颠覆其他拉美国家。古巴威胁的是拉丁美洲国家，而不是美国。为了消除这个严重威胁，肯尼迪政府主张西半球国家达成一致，集体孤立古巴。而巴西在这方面的立场尤为重要，因为"如果拉丁美洲最大国家的领导人声称一种与此相左的观点，那就会严重有损于这种一致的立场"。【35】美国决策层内部的这些文件往来和他们与巴西官员会谈时的立场充分证明，肯尼迪政府积极主动地向夸德罗斯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主要目的是为了拉拢巴西、孤立古巴。
此外，肯尼迪总统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对待在政变中上台的巴西军政府的态度，同样充分说明了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作为一种政治贿赂的功能。1964年3月31日，巴西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陆军总参谋长卡斯特卢·布朗库成为巴西总统。布朗库政府一上台，马上指责上届政府所奉行的中立主义是由于"经济上的不成熟"，"背离了国际社会的现实"。他表示，这种外交政策已经被"一种新的选择"所取代，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文化和政治上的忠诚"之上的。无论是在西半球事务中，还是在全球事务中，布朗库政府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美国的立场。政变一个月后，军政府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加入了美国对古巴的制裁行动。美国出兵多米尼加遭到了各国反对，巴西却派出了军队。1964年8月，在越南发生了所谓北越攻击美国舰船的东京湾事件，军政府表示坚决站在美国一边，准备派军队到越南作战。后来派出了一个医疗队。在拉美国家中只有巴西做出了这种积极追随美国的举动。政变发生时，联合国正在召开一个关于第三世界的会议。古拉特政府的代表原定的发言是要批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但是，政变后刚刚上台的军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巴西代表采取完全适应美国的立场。正如美国学者乔治—安德烈·菲尔切特所说："（军人）政权改变了巴西的外交政策，坚决地把巴西带到西方阵营。"【36】
军政府的上述对外政策，迎合了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维护西半球稳定的政治目标。从这种政治标准衡量，军政府显然是美国在西半球乃至整个世界的忠实盟友，因而也就成了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的重点对象。1964年8月25日，约翰逊总统致信布朗库总统，感谢他在东京湾事件上对美国的坚定支持，宣称"巴西和美国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分理解的新阶段"。作为回报，约翰逊总统表示："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们提出用来增进巴西人福利的建设性计划，我们美国将随时做好准备，通过争取进步联盟给予你们真诚的支持。"【37】不久，以坎波斯为首的经济班子提出了1964—1966年的发展计划"政府经济行动计划：1964—1966"。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和丹塔斯的稳定计划相差无几，仍然以削减财政开支、增加税收和降低通货膨胀为主要手段。约翰逊政府开始稳定地提供经济援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的一些盟友也意识到美国经济和技术援助的"政治贿赂"功能，其中不乏主动向美国索取这种贿赂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苦不堪言。美国的决策层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预算署国际司司长马西，在呈送预算署的讨论问题中就提到，一些友好国家的政府官员宣称，从美国得到巨额援助的最好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国内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威胁要接受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或威胁要放弃在联合国里面投美国的赞成票。【38】从另外一种角度看，这实际上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充分利用美苏冷战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为本国谋取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
前面提到的"政治贿赂"一般是针对美国的传统盟友或友好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和非洲有数十个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仅仅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投票表决时，就有40多票，这是美国所无法忽视的。为了与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拉近关系，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往往成为美国与这些国家交往的"中介"或"见面礼"，在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中，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就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美国国际开发署1965年提交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关于援助性质的分析，充分说明了美国对外援助的这一功能：
"美国政府仔细地研究了新兴国家和它过去宗主国之间的外交、援助、文化关系是否能在该国国内保持足够的亲西方倾向，研究了为了促进这种倾向和（或者）为了增进更加具体的美国利益，美国是否希望同该新兴国家建立一种比一般外交关系所能容许的更加密切的联系……
对于1960年以后取得独立的某些东非和东南非国家，美国在它们独立之前就开始提出经济援助计划，并尽力同正在露面的领导人和领导集团建立工作关系并开始施加影响。
……对新兴的独立国家讲来，完全依靠过去的殖民国家在政治上往往是不能接受的。同时，美国对于提交联合国讨论的问题所持的立场也可能与它过去的宗主国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适度的援助计划可能会使新兴国家对已经形成的宗主国的主要依赖关系感到‘愉快’一些，从而使这种关系可能继续下去。通过援助也可以表示美国对该国家的关注和兴趣，从而使它更容易接受美国关于国际争端的观点。"【39】
美国向新兴国家提供的"见面礼"式的经济技术援助，与美国向它的传统盟友或友好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还略有不同。对后者而言，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贿赂"，美国也丝毫不避讳这种援助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而对于前者而言，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还只是处于与这些陌生的新国家、新的政治领导人拉近关系和套近乎的阶段。美国在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并不一定要取得现实的政治回报，它更着眼于对这些国家的后续影响。然而，尽管美国对新兴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其"政治贿赂"的色彩并不非常鲜明，但这种援助，同样是对这些国家政治和外交的一种投资，只不过其立足点略有不同罢了。因而，它实际上也属于摩根索所称的"政治贿赂"的范畴。
除了上述在政府层面的"政治贿赂"外，美国还充分利用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现争取发展中国家民心的目标，这可以视为是对发展中国家公众的"政治贿赂"。其目的是培养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增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即美国要通过"经济与技术"这种"硬实力"（Hard Power），去实现"软"目标。从肯尼迪政府时期开始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中等人力资源"的和平队，就是此类"政治贿赂"的典型。
按照肯尼迪总统的构想，和平队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增进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国的理解，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不良形象。肯尼迪总统注意到，美国国内对美国对外援助抱怨最多的就是我们"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美国的对外援助很少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人民，美国的外交官和专家也很少接触基层民众，一些政论家甚至预言："在最终的争取人心和人的感情的竞争中，我们正在失败。"【40】在肯尼迪总统看来，理想的援助方式应是公众与公众之间（people to people），而不应局限于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是不断变动的，而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印象是长存的。这也正是日后和平队所有项目的精髓所在，即将关注的焦点由政府转向民间，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在传统对外援助赢得受援国政府的同时，通过和平队这种新型的人力资源援助模式，去赢得受援国人民。
正因为如此，肯尼迪总统对和平队寄予厚望，正如他在接见第一批即将踏上异国他乡土地的志愿者时所说的："有数以亿计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地，你们将只与其中一小部分接触。但是，在那些国家里，对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强烈印象，取决于他们的判断，取决于你们的表现。你们将成为美国青年人特殊组织的一员，如果你们在对自由承担义务、增进各地人民的利益、为你们的国家和它最好的传统及所代表的一切感到自豪等方面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将会是深远的。"【41】
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这两个特点有助于实现美国决策者创建和平队的初衷。
第一，和平队队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他们只从美国政府那里领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其数额较所在东道国社会的生活水平略高，另外，和平队还向志愿者提供全部的医疗费用及往返美国与东道国的交通费用。除此之外，两年的和平队工作结束后，志愿者还能够领取6000美元，用于回归美国社会的基本需求。但是，和平队志愿者并不从发展中国家领取任何工资和津贴，发展中国家只需要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即可。这种基本上是免费提供的工作人员，不仅易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更容易为美国赢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
第二，和平队志愿者大多数是工作在东道国的基层社会，特别是边远及落后地区，有些地区甚至所在国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情愿去。如占志愿者比例最大的和平队教师，除少数是在城市教大学生外，大多是在农村教中小学生或职业学校学生；医生和护士则是活跃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至少是在城市的基层医院；而那些技术人员更是深入到农场、畜牧场、建筑工地和工厂。和平队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的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的公众，从志愿者工作中受益的也是这些公众。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和平队成立以前美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即在对外援助中增加了直接面向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因素，将关住焦点部分地转向了发展中国家的公众，转向普通的老百姓，由美国公民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公民提供援助和支持。从而避免重蹈以前"赢得了政府，但却失去了人民"的覆辙。
以上两个方面是实现和平队争取发展中国家民心的基本条件，但还远远不够。和平队能否取得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能否改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能否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更主要还要看它的工作成效。即它是否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积极变化，或满足当地人民的基本需要，或对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和平队的工作成效如何，不仅关系到这个组织能否在发展中国家立足与发展，更关系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涉外志愿者组织是否具有存在价值。
从和平队的工作性质上看，其工作成效确实难以量化。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和平队工作的不同领域，其工作成效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和平队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给东道国带来了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和平队实施的技术类项目中。
196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调查协会对和平队在菲律宾的工作进行了调查和评估，结果"发现了志愿者影响的明显迹象，接受我们调查员采访的92%的地区确实引进了教学设备和新的教育技术，在53.1%的和平队社区创立了奖学金，并以各种方式的物质援助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比例较小的和平队社区认可了和平队在社区发展项目、各种方式的志愿者组织、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创新"。该调查队得出的结论是："志愿者确实对所在社区产生了影响。"而同期康奈尔大学的调查报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康奈尔大学的评估组对活动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和平队进行了追踪调查，认为，有志愿者工作的社区比没有志愿者的社区发展要快3倍，"和平队项目对其所针对的社区确实取得了可以衡量的影响。"【42】
和平队志愿者初到发展中国家时，当地人对志愿者的行为并不完全理解。志愿者们在发展中国家经常被当地人问及："你们到这里来的使命是什么？"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和平队志愿者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来到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感到很不理解。如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当地人怀疑这些志愿者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就是美国新教传教士。【4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志愿者在日常工作中的表现逐渐改变了当地人对他们的看法。坦桑尼亚的和平队志愿者经常被当地人称赞，认为美国人比英国人好多了。印度的教育工作者也认为，和平队志愿者比富布赖特学者更有价值，因为志愿者总是试图多做些事情，而富布赖特学者则是尽量少做。
对于和平队开展工作的大多数地区人民而言，志愿者可能是他们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人，因而，志愿者的形象基本上就是美国人甚至美国的形象。对大多数和平队国家而言，和平队为他们展示了美国"乐善好施"的形象，给当地人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并使当地人对美国及美国人心存感激。如20世纪60年代，和平队在塞拉利昂帮助一个部落修建了一条公路，这是一条几千年来第一次把这个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与外界联系在一起的公路。在庆祝该公路建成的典礼上，这个部落的酋长兴奋地对施莱弗说："施莱弗先生，你的和平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从不知道存在着的世界，我们从来就没有见过一辆汽车，外面的人也从没有想过要帮助我们。我们以前听说过美国，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意味着什么。"【44】对于这个部落而言，美国就是愿意无私帮助他们的国家。
与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或在拉丁美洲的联合果品公司等相比，和平队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道风景线加深了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理解与好感。多米尼加发展部部长在谈到和平队的这一功能时说："当和平队来到我们的国家，他们带来了一缕清新的空气。他们来到这里与我们的人民打成一片，他们与我国人民肩并肩地劳动，他们弥合了鸿沟、打破了障碍，由于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他们为我们的人民铺平了理解的道路……"【45】哥斯达黎加总统卡多佐·奥迪奥也认为，尽管和平队在帮助哥斯达黎加社会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它真正带来的是理解，那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正在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相互关系的基础，我确信，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国家里，和平队志愿者有助于替代曾经到达过这里的军人（指1965年干涉多米尼加内政的美国军队——引者注），呈现美国人民的另一面。"【46】
和平队就是要以其浓厚的利他色彩，通过志愿者们所体现出来的奉献和牺牲（指牺牲两年的时间和机会）精神，体现其与美国传统外交和对外政策十分不同的一面，并以此来赢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和平队实现了美国政府为其确立的"政治贿赂"目标，这也是这个组织一直存在到今天，并在冷战结束后依然得到美国政府重视的原因。
汉斯·摩根索认为，在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整个世界反共产主义信仰的力量及其传播，一次大选或一次内战的结果会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未来方向。如果共产党获胜，这个国家就可能与苏联结盟；如果民主政党获胜，它可能保持不结盟或支持美国。对于争取人们忠诚于他们政治哲学的竞争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组织其他国家内部力量的分配向不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并促其往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摩根索认为，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宣传战，是争取人心的斗争，而作为对外政策重要内容的，"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援助确实不同于单纯的宣传，它是行动而不是许诺，它并非告诉别国人民能做什么，或其他国家正在做什么，而是在此时此地就让许诺兑现。"从而让"宣传在这里再次发挥了作用，它赞扬进行援助的外国机构，并把援助及其好处与外国机构的一般哲学、特征和政策联系起来。"【47】
摩根索所言不虚，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从政府的层面上看，它是在兑现对受援国宣传的承诺，它所提供的是能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实际问题的资金或物资。从公众层面看，美国提供的中等人力资源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美国公民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它呈现给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是美国的利他精神、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爱心。这两种不同的援助模式和援助内容，一种是要发展中国家在行动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另一种则是要发展中国家在精神上向美国看齐，两者殊途同归，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为美国争取发展中国家的人心。对于对外援助的这一作用及其重要性，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洛奇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他在谈到美国同苏联在对外经济援助领域的竞争时分析说："今天，经济援助已经成为我们同俄国人竞争的最重要领域，因为它是进入人们意识最直接的方式，无论需要做什么，我们都要去做，以赢得这场竞赛。"【48】
三、发展援助——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战场
从一开始，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就被赋予了浓厚的冷战色彩，反对共产主义势力在发展中国家的渗透，成为美国政界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重要推动力。从杜鲁门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第四点计划，一直到冷战结束的20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美国政府在为自己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计划辩护时，还是美国国会讨论具体的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时，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反对共产主义阵营在发展中国家的渗透和颠覆，一直是美国政客坚持的基本信条。甚至，也可以这样讲，对外援助成为两大阵营在发展中国家对抗的新领域或新战场。在战后，对外援助作为美国冷战和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工具，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战后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前期。这一时期，由于苏联自身的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东欧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处于巩固阶段，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苏联在发展中国家还未开展过有影响的经济活动，更遑论经济、技术援助了。不过，即使是这一时期，美国依然将共产主义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威胁，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周边的地区，以及共产党相对比较活跃的国家来说，美国将其所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对抗共产主义思想和影响的重要手段。
杜鲁门总统提出的第四点计划，即有遏制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考虑。杜鲁门总统在谈到第四点计划的功能时强调："对于那些饱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国家来说，第四点计划正象征着希望。共产主义向他们宣传说，自由国家不能为地球上落后地区的千百万人提供合理的生活标准。这一笔钱与其他国家的捐助合起来，在增进这些人的福利上，将收到积少成多的效果。"【49】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出任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索斯顿·卡里扎维（T horsten V.Kalijarvi）认为，如果第四点计划能够实现其预定目标，那么，"它将毁坏未来共产主义赖以滋生的温床。"【50】可见，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是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对抗美国意想中的共产主义威胁和渗透的工具，而非与苏联阵营直接对抗的手段。这一情况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前期也没有太多的变化。
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不热心，更多是希望通过对外贸易来刺激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并带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基本上继承了杜鲁门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特别是技术援助政策。与杜鲁门政府一样，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是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避免发展中国家倒向苏联阵营从而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这样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美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的。如在制订1955财政年度共同安全计划时，美国国务院就认为，美国对外援助在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方面的功能，要远比其人道主义色彩更重要；西方阵营也比苏联阵营更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在很多欠发达地区，我们的安全与该地区的发展计划是直接且急切相关的，欠发达国家根基不稳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面临人民要求促进经济发展的压力，但又苦于国内资源和对外交流的不足——而这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如果能够向那些人民证明，自由社会拥有比共产主义更多的、可资其利用的资源，美国的安全将得到极大的改善。所以，美国一直将经济援助视为美国人道主义的基本体现，更将其视为反对世界共产主义的一种武器。"【51】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对外援助理念突出地体现在对中立国家的援助上。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前期，美国一直关注对一些中立国家，尤其是像印度这样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国家的经济援助。美国认为，如果美国大幅度削减对中立国家的援助资金，将给正在对这些国家进行利诱的共产党国家提供机会，并最终使这些国家落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控制之下。尽管美国"不赞成中立主义者的政策，但是，这些国家依然保持着独立并具有独立的主权，这比他们落入共产党的控制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视角看，应该继续进行援助。"【52】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认为，美国不应该向这些奉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国家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倾向于同美国结盟。美国应该确信："即使这一类国家不与美国结盟，他们独立于共产主义阵营同样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应该在这些国家愿意并有能力维护自己独立的前提下，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强化他们维护独立的能力。"【53】特别是印度，如果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向共产主义靠拢，"将对整个亚洲产生重大和严重的影响"，因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是以努力阻止印度转向共产主义为出发点的。【54】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人一方面开始缓和与西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苏联先后与阿富汗、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乌拉圭等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从1954年开始，苏联在扩大贸易的基础上，又主动向亚洲、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提供信贷和技术援助。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一直呈递增的趋势，在亚洲、非洲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增长。因而，从艾森豪威尔总统第一任期的后期，美国与苏联两大阵营在对外援助领域的竞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美苏直接对抗的阶段。
1955年底，苏联与亚洲一些国家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合作的日益加深开始引起美国的焦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给国务卿杜勒斯的报告中强烈呼吁，"美国不需应对苏联的这些努力，美国能够胜出，不一定是在经济援助的具体数额上出价更高，但必须让新独立的国家和新近取得发言权的人民感觉到，通过成为并留在自由国家的共同体中，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55】
在1955年11月15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综合各方面信息，认为苏联集团已经显著地加强了在近东和东南亚的渗透，特别是在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缅甸等国。而苏联渗透的主要手段就是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尤其是提供可以使用当地流通货币或当地出口商品偿还的贷款，"苏联集团提供援助的行为，已经对美国在世界不发达地区的地位产生了影响。"杜勒斯认为，美国完全可以同苏联相竞争甚至击败苏联的计划。【56】在11月21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再次强调，苏联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项目，似乎比规模更大的美国援助项目取得的影响还要大。究其原因，杜勒斯认为："共产党国家在与那些落后国家的政府接触时非常狡猾，他们小心地约束自己不使用类似‘落后’、‘不发达’等形容词，而且在接触过程中比美国也更加灵活，他们不要求对所提供的援助作出相应的回报，而且也不受类似于我们《交战法案》（Battle Act）【57】的影响，他们愿意接受任何一种偿还模式，包括以软通货偿还，这些资金可以在那些国家出现问题时用于发展他们的颠覆计划。"艾伦·杜勒斯的分析得到了尼克松副总统以及他的兄弟、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支持。尼克松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应该更加富于灵活性，而且，考虑到苏联在对外援助方面已经走到了美国的前面，美国是否得考虑更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尼克松增加对外经济援助规模的想法具有一定的价值，"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斗争风云际会，今后美国及自由世界必须准备面对苏联更加严峻的经济竞争。"但约翰·杜勒斯也不认为美国有必要同苏联锱铢必较，在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同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持平甚至有所超越。【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