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水襟怀 彪炳千秋
——悼夏公
黄会林 绍武
哲人长逝，千载德馨。
敬爱的夏公逝去了，给后辈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他走得那么从容潇洒；对身后之事安排得如此大公而忘私；确确称得上云水胸襟、人间典型！
他在充满惊涛骇浪的20世纪中国文坛上奋战70载春秋，以不知疲倦的独特品格、英勇善战的辉煌业绩，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成为我国卓越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文化战线领导人。
他一生奖掖后学、提携后进，从不稍怠。在晚年体衰身残、视力极差的状况下，依然废寝忘餐地悉心指导后辈，直到不能看字为止。他把自己仅有的、极其宝贵的一线光明，无私地赠与了青年后辈。
一
1978年4月，我们的电影文学剧本《梅岭星火》面临夭折之时，校党委宣传部转来一封信。印着长长的红格子的中式信封下款，写着“夏缄”二字。我们久久端详这陌生的字体，不肯轻易拆开。“会是电影界那位老前辈吗？”脑中闪过这一念头，却又根本不敢相信，因为，我们既未给老前辈送上习作，老人家又不认识这两个后生晚辈，怎么会亲笔来信呢？
原来，身处逆境的导师唐弢先生，自1972年起便暗暗地、循循善诱地指导我们创作这部作品。1978年2月，修改本又一次送给唐弢老师。他审读后认为“剧本已修改到一定水平，可以请权威长者予以评判了”。于是在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推荐给影坛宗师夏公。
夏公是在一个眼睛已经失明的情况下看完剧本的，并亲自写了如下一封信：
绍武、会林同志：
大作《梅岭星火》已拜读，因视力不佳，耽搁很久，甚歉。
这个剧作是我最近看到的十几个本子中的较好的一个。写陈毅同志的形象、气质、风采都很精彩，尤其是他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军民关系的那些细节。写项英也恰如其分、留有余地。几个次要人物写得也不落俗套。整个剧本所记史实，基本上和陈总1952年和我及宋之的同志所谈相符。
假如说有缺点的话，拙见以为在下述两点：
一、篇幅长了一些，一部装不下，分上、下两集又不适当。“二十”节以后，有些枝蔓、重复，以致剧情显得松散。建议大力割爱、压缩、精炼。
二、正面人物写得好，反面人物写得差。——特别是语言，不合当时的环境和相互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两次中外记者招待会的描写，整个戏是现实主义的，而这两场戏，却用了漫画的手法，显得很不调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地方军有矛盾，英美和日本有矛盾，但这些矛盾，在当时的环境下（典型环境），是绝不会在大庭广众之间直统统地说出来的。
以上意见供参考。
这个剧本是否已列入“长影”的献礼片计划中，便时乞告。问好。
夏衍18/4（1978）（通讯处：东城、南竹杆胡同113号）
这封信既有热情的鼓励，又有中肯的批评；对我们创作的严肃性给了充分的肯定，也指出了缺点与不足。
当我们第一次去拜望老人家时，没有料到这位国内外著名的作家竟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他摸着身边的拐杖从靠椅上站起来。他是那样瘦弱，右腿已经残废，但伸出的手是热烘烘的，刚健有力。他靠在躺椅上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询问到江西老根据地采访当年陈毅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谈到剧本的缺点时又安慰道：“当然这不能怪你们。你们没那种生活，不像我见过蒋介石，跟那类人打过交道。”他还直率地说：“现在有一些青年作者，自己的东西不愿让别人改。你们的剧本可不可以让人改呢？”我俩激动地连连点头。于是他诚恳地说：“你们自己把本子再改一遍，最后我给你们加加工。”
像是在攀缘中看到了希望，像是在疲惫时注入了动力，我们感受到巨大鼓舞，在创作道路上又迈开了脚步。
在一个时气炙人的午后，我们把修改后的剧本送到夏公手中。其时正当文化伟人郭沫若同志治丧期间，他忍受着巨大悲痛，奋战酷暑，在电扇下苦干一周，将《梅岭星火》修改定稿。我们至今珍藏着这份修订稿，几乎每一页都记载着他的心血，逐字逐句，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年近八旬的老人，尽管视力极差，修改时还用了红、蓝两种颜色的笔迹，并注明：蓝色是改定的，红字是供参考的。这部洒满夏公点点汗水的剧本终于在1982年陈老总逝世10周年时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了。
孙家正同志说：夏公是中国电影的根。真乃一语中的。
夏公为发展中国电影事业，如此关怀、帮助学习电影创作的后来者，其感人故事是不胜枚举的；而他自己对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斗争的需要，党派夏衍进入文化界，并深入到电影界。遵奉党的“将令”，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新的征程。
他与郑伯奇将苏联电影大师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翻译介绍到中国，奠定了中国电影重视文学创作与导演运用蒙太奇语言的理论基础。犹如“窃火者”将火种与技艺送到人间。
党决定成立以夏衍（化名黄子布）为组长的电影小组，开拓左翼文化阵地。他们在上海各主要报刊陆续开辟了电影副刊，发表大批有分量的电影评论文章；他们加强了左翼电影队伍的组织工作，形成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创作力量；他们大力译介苏联电影创作及理论，由夏衍化名丁谦平翻译刊出苏联有声电影剧本《生路》，这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与有力的斗争，促进了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高潮的出现，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不可磨灭地记载着夏公的劳绩与奉献。
为了摸索电影创作的规律，他成了电影院里特殊的常客，手持秒表、手电与笔记本，一部电影要看上几遍。用他自己的话说：“先看一个镜头是远景、近景还是特写，然后分析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用，为什么能感人。一个镜头或一段戏完后，用秒表算算几秒钟或几分钟，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长。这样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加以研究，逐渐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
他创作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于1933年3月问世。在上海引起轰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新电影真正的诞生。它第一次把摄影机对准中国农村，称得上是中国电影界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本年度，他向观众奉献了四部优秀剧作；此后每年均有两部以上影片问世。十余部姿态崭新的电影，以广阔的生活视野、鲜明的主题思想、巧妙的艺术构思，赢得了广大观众，奠定了他在电影界倍受尊崇的地位。
《春蚕》是茅盾的力作，他成功地把它搬上银幕，开创了名著改编电影的先河。这也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改编电影的第一次尝试，上映后被认为是中国影坛的重大收获，获得观众、文艺界和鲁迅先生的赞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上，《春蚕》又受到西方电影同行的赞美。新中国成立后，他创造性地把《祝福》（鲁迅）、《林家铺子》（茅盾）、《憩园》（巴金）、《我的一家》（陶承）、《红岩》等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使之成为我国电影史上的名作，达到电影艺术的高峰而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他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关于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是一部电影艺术创作理论的重要著作。里面既有从事电影创作的宝贵经验总结，又有电影艺术领域普遍规律的概括与阐述。大艺术家欧阳予倩评之曰：“言简而意赅，语近而旨远，对于学习编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的人都是很好的路标。”此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案头必备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主管电影的夏公，还常常动手为他人修改剧本。许多著名影片的脚本都经他亲笔改过，如《青春之歌》、《五朵金花》、《风暴》、《聂耳》、《白求恩大夫》，等等。《早春二月》经他修改的地方达240多条。
邓小平同志曾赞之为：电影医生。
夏公对于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不朽贡献难以尽述。在这位前驱者“九五”寿诞暨从事革命文艺工作65周年之际，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这，就是深受电影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夏公。
二
《梅岭星火》完稿以后，夏公语重心长地对我俩说：“不要停下来，要继续写。”并问我们有什么打算。过了几天，他给我们出了题目，由我们选择。这就是创作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的由来。
四幕话剧《故都春晓》是以著名的三大战役为背景，着重写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历史事件的。我们自问：敢碰这么大的题材吗？生活底子不厚，历史知识匮乏，创作实践又刚刚起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吗？我们把这一心情告诉了他老人家。他说：闯闯看，三大战役过去30年了，陈毅同志早就号召大家写，应该写！我会帮助你们的。面对情真意切的鼓励与斩钉截铁的命令，老前辈崇高的责任感教育了我们，鼓舞了我们的行动。
夏公的帮助是十分具体的。可以说，《故都春晓》创作的全过程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在长达三个多月的紧张采访过程中，他总是抽出时间以极大的兴趣与热情听我们的汇报，随时指出哪些材料可以入戏，哪些材料可以加工，并以他从事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丰富经验来补充我们采访的不足之处。有时，他和我们一起为采访中的重大收获高兴得哈哈大笑。在构思全剧的过程中，他给我们讲：一个剧的开头很难，一定要开好。第一幕写出人物关系、时代风貌，还要与第二幕衔接好。第三幕不要太长，只要剧情发展了就可以。第四幕是全剧的肚子，要写得饱满。第五幕收得要好，要耐人寻味。他还向我们约法三章：一、全剧四到五幕，人物不超过十二三人；二、场景不超过三个；三、字数不超过五万。我们曾经为这个严格规定而苦恼，感到对付这么大的事件，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严了？但又想到他曾说过的：“戏剧是人生的缩影，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压缩精炼了的人生。要把一天、一月、一年，乃至一生的人生压缩到三小时的舞台上演出，那我们必然的在舞台上就不能有‘可有可无’的一言和一句。”以及他一再对我们强调的：精炼是才华的姊妹，要的是艺术概括，舞台上装不下那么多人。在老人家谆谆引导下，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去闯难关。现在看来，这个约束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如果按最先的构思，忙到把精力花在调度二三十个人物的舞台上出出入入，哪里还能把笔墨认真地集中于刻画人物呢？
《故都春晓》的写作提纲，是在1979年春节前夕的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由他主持讨论定下来的。他反复给我们指出：写戏要为观众、为演员着想，戏要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不要热衷于搞情节戏，一定要着力于塑造人物。他还讲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不赞成为了“讨好”观众，而凭空去幻想紧张热闹的故事，空空洞洞地构造非现实的传奇，那样写出来的作品虽则很紧张、很有趣，但也很公式。无原则的“闹剧第一主义”会阻碍演出和演技的进步。根据这样的写作原则，我们开始动笔了。在创作中，往往是赶写出一幕就拿去念给他听，而他总是听完以后随即提出下礼拜某天某时来念下一幕……我们心里暗暗叫苦：这下一幕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但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督促下，剧本一幕幕地进展了。我们深深地为能得到这么一位严师而自庆、自幸啊！
最后修改的《故都春晓》，是在夏公住院期间念给他听的。他从头至尾整整听了两遍，推敲琢磨再三，竟忘了自己是在病中。他要求我们：人物对话要尽量精炼，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三行半，太长了就想办法拆开。台词的内容要尽量单纯一些，能用一层意思讲清楚最好，语言要通俗，让观众一听就懂才成。他批评我们：有些人物的台词政治性太强。社论式的语言要尽量去掉，换之以形象化、个性化的语言。他还说：《梅岭星火》就太长了，那时不熟，不好意思批评你们，现在要严些了。
正是在夏公悉心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指导下，《故都春晓》不仅在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时刻发表于《剧本》月刊；而且在首都由中央实验话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中国评剧院（移植）先后搬上舞台公演了。这个戏耗费了他老人家多少心血啊！只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所限，与他所提出的要求还相距很远，只能在以后继续学习中加以弥补了。
受教于夏公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他在戏剧领域卓尔不群的大家风范。自3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至50年代止，20年间夏公发表多幕剧、独幕剧、翻译剧、与友人合作剧等近30部之多，其中《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以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而被认为是他的三部具有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品。他的剧作对中国话剧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使他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独树一帜的著名剧作家。他的常用名“夏衍”也正是由于其第一部多幕剧作《赛金花》的发表、公演与轰动而闻名于世的。
综观夏公的话剧创作，从思想到艺术确有自己的突出特色。其一，它们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时代感与娴熟的艺术表现力的有机统一。他的剧作无不环绕着时代、社会与人生，但又总是通过艺术的手段加以表现。因其大部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故而内容几乎都与抗战有关，无不贯串着全民抗日的时代氛围。他善于从社会一隅的现实事象中描写旧时代的变质和没落，新时代的诞生和成长。他一方面通过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映出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时代；另一方面又寄托无限希望与憧憬于未来。正因如此，他的剧作每每在观众和读者的心头，勾起他们的悲苦与欢欣。著名评论家唐弢先生誉之为“一首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
其二，夏公剧作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他所熟悉的普通而平凡的小人物。他擅长于描写一些出身不同、教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同有一颗善良的心的人。他常常把这些人物放置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让他们蹉跎、创伤、爱憎、悔恨，最终达到一个可能到达的结局。他笔下着重歌颂的正面人物，也总带有缺点，带有时代与阶段的烙印，因而显得更真实、更自然。描写人物，他以塑造性格、深入发掘内心世界为主要艺术手段。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人物要有血有肉，要符合生活的逻辑，要真实。他说：只有真实才能令人信服，只有通过人物真实、复杂的思想感情，才能与观念交流，激起共鸣。他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准确再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他的洗练的动作勾勒，深入剖示人物独特的内心感受；他以有机的情境渲染，使人物处身环境构成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独到的手笔，昭示了夏公卓越的艺术功力。
其三，夏公剧作的艺术结构单纯集中、严谨匀称，意境深远，与他整个艺术风格相统一。他的戏剧情节总是紧紧围绕着主题而发生、发展，很少有旁生的枝蔓，譬如《芳草天涯》。他很注意戏剧结构的起承转合，讲究布局谋篇。例如《上海屋檐下》就很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整部剧脉络分明、层次清晰、针线细密，构成了一幅完整和谐的社会风俗画。有人说他的戏过于平淡，我们恰恰认为这倒正是他的独特之处，正是他不同于别人的艺术追求。他总是把笔力用于渲染冲淡、深远的意境，从中深入刻画人物精神上的振荡、心灵上的搏斗，比如《法西斯细菌》。他的结构技巧自然、合理，不露痕迹，几乎让人觉察不到作家的匠心，仿佛是生活的自然流淌，而这正是夏公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
夏公的剧作，对后人显示着悠久的艺术生命力；夏公富有真知灼见的戏剧观念，他对戏剧创作艺术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对于后代同样具有长久的启迪作用。
三
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认识到夏公是一位中国现代革命文化运动（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等等）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以往对他的系统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于是萌发了对夏公进行重点研究的想法。我们决定先从“年表”开始，一步步开展此项研究工作。从1980年起，我们发表或出版关于夏公研究的专著、专论及搜集、整理出版的夏公作品及研究资料约在300万字以上，另有电视作品220分钟。
在“夏衍研究”过程中，我们对夏公艰苦拼搏的一生、卓著奉献的功业，有了进一步扩大与加深的理解。这位世纪老人在那么多的文化领域不倦地开拓、耕耘，成就斐然，彪炳千秋。
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当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夏公首先以翻译外国理论书籍及文艺作品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逐渐以翻译家沈端先的名字为文坛所知。他的第一部译著是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倍倍尔撰写的《妇女与社会主义》。这是一本最早、最忠实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妇女问题的著作；也是经过他的笔，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关于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后在妇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国早期妇女运动工作者胡子婴写于80年代的回忆中曾专门提及过，她们当时组织妇女界进步团体时，特地选用此书作为学习教材。此后，夏公又以不倦的劳动翻译了许多进步文学作品与论著，如芥川龙之介、木村毅、金子洋文的作品等；他选译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新兴文学论》等，在进步文化界亦发生过重要作用。由于这方面的显著成绩，1928年成立中国著作者协会，他被选为九名执行委员之一。当然，在夏公翻译事业中最重要的是高尔基的《母亲》的译成。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著，经过他的笔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对于身处在高压下的中国民众，《母亲》是一线点亮心灯的光明。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一部畅销书，一年内重版两次，很快被查禁，聪明的书店老板把封面由红色改成绿色，印了第三版，又被通令全国禁止发行。文化名人夏丏尊当面质问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并将书名改为《母》，署名改为“孙光瑞”“破例来个冒牌”，由开明书店一连出了五版，又遭禁。然而在读者中的强烈影响是无法禁绝的，它总是在生命不息地流传着，直到今天。
1936年6月，夏公发表了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典范的作品《包身工》，并立即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他是在艰难地、认真地进行了大量调查、体验的基础之上，以惊人的透视力，对“包身工”所处的人间地狱作出了精确的判断，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然后运用他特有的冷峻、锐利的笔锋，把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人最底层的生活，血泪斑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篇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具有震撼灵魂的文学意义；又无疑是投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一把利剑。它用铁一般的事实，揭露了西方文明在东方制造的奴隶制度。读这样的文字，让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对西欧、北美无产阶级悲惨命运的描绘。资本在西方是靠无产阶级的血长大的；它来到东方，则是连血带骨一起吞噬的。作品的末尾指出：“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当年索洛警告过美国人当心每根枕木下横卧着的尸骸，夏公则在《包身工》中警告这些殖民者当心呻吟着的每一个锭子上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这部作品至今还被选作中学语文教材。直到老人家离去前不久，与李子云同志聊天时，他说：“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这固然是夏公对自己作品过于苛刻的评价，但也从中透露出他对这部传世之作客观价值的重视。
1937年7月，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这是夏公开始新闻记者生涯的时刻，是他走上新的坎坷征程达12年之久的起点。他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他常幽默地讲：自己只是个业余作者，正业则是新闻工作。从中至少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他对新闻战线岗位的重视。是的，12年新闻记者的劳绩，实实在在体现于约五六百万字的成果。在他自认为“毕生最难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中，他几乎每日手不停笔，每天至少一两千字。政论、杂文、散文、随笔……各种内容无所不包，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科学、人物、社会生活、时事评论、旅游札记……真可谓丰富多彩、文情并茂。廖沫沙同志在为《夏衍杂文随笔集》而作的序文《凌云健笔意纵横》里就此而论曰：“夏衍同志实在是中国文坛上罕见的作家之一。”除去在《救亡日报》等报刊上每日必写的社论、报道、补白等等之外，他还有十分擅长的一手绝活：自然科学小品，每每意趣盎然、生机无限。正如廖老指出的：“像夏衍同志这样集中地描画与介绍自然界事物的生长变化，或者以自然科学知识来论人论事，入情入理而又引人入胜，在我国文坛上却还是罕见之作。”于此可用他写于1940年战火频仍的桂林之小文《野草》为佐证，从中很可以看到这位前辈的灵魂。文章写道：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难。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然地对那些玻璃棚中养育着的盆花哄笑。
文如其人。只有他那支笔，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寥寥数百字，讲述了一个涵盖古今、包容宇宙的真理。笔法如此简洁、生动、深刻、透辟，言情言志，惠及友朋。此文一直被选为中学教材。
全国解放后，夏公自云：“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于是又应《新民晚报》之约，开辟了“灯下闲话”专栏，以匡正时弊，扶正祛邪。20世纪60年代，他又应《人民日报》之约，针对大跃进的失误，以黄似笔名在“长短录”总题下，与文友们连续发文总结经验、评价得失。其精妙的文字在读者中流传颇广。
夏公在艺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没有成为他事业上的包袱或局限。他热爱艺术，但不止于艺术。在他投身革命的一生中，做了许许多多在艺术家看来也许是不屑一顾的组织、说明、动员、劝解、安置、迎送、争取、营救……工作。这是如此具体、细致、困难、艰辛的跋涉，是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生活、温暖大地的人世间最宝贵的挚情。“夏公”这个称呼始于何时、出自何人的准确结论尚待考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文艺界朋友们就这样称呼他了，公，是正直无私的意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公，又是对长者、显者的尊称。当时的山城重庆，是大后方政治、文化中心，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生活困苦，环境险恶，矛盾交错，困难重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在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工作，获得这样的称呼绝非偶然。据有的老同志回忆，文艺界天生的矛盾多，意气用事多，而夏公以清醒的理智、平和的耐心，常常使面红耳赤的纷争，变作一团和气，他堪称文艺球场上的一位“清道夫”。
夏公对党有一颗忠诚的心。他童年时家境衰败；在八个兄弟姐妹里他最小、也最瘦弱。三岁丧父、全靠寡母辛勤劳作和亲友接济帮助，勉强解决衣食问题。贫穷、窘迫，使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慈母爱怜地称他“洞里猫”。14岁高小毕业，当过染坊学徒；15岁以“品学兼优”被推荐进入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色科读书；19岁被卷入五四运动的狂潮，发表抨击封建、守旧舆论的激烈文字，得到陈独秀的赞许；20岁以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师长们“工业救国”的嘱托，东渡日本求学。在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洞里猫”的思想深处掀起了波涛，从“工业救国”的“洞”里走出，成为留学生中一名激烈左派。在孙中山先生亲自关怀下，指定李烈钧将军介绍其加入了国民党，但随即为右派所不容。1927年回到上海，在扑面而来的白色恐怖中，共产主义信仰向他展示了真正的风采。他彻底醒悟了，毅然走进被血与火包围着的革命者行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找到马克思主义，找到党，他从此坚强而自信，虽然还是那么瘦，但他不再弱了。遵照党的思想路线，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为了求是，他甚至表现出一种执拗性格，由此而不时受到某些不公正的批评甚至“挨整”。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他被打断了腿，在狱中关押将近九年。对于这段荒谬的历史，他作了深长的思考与总结，但每当问起他在这场灾难中的遭遇，他只是淡然一笑。他的确是个虔诚的党员，葆有一颗战士的赤诚之心。
当璀璨阳光冲破浓重阴霾的时刻到来时，民心大快，万众欢腾！党中央为夏公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他重新工作。他老当益壮，锐气不减当年。他和祖国、人民一起，为崇高的理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事业再赴征途，又不懈地奋斗了20载寒暑春秋。
在他90岁生日之后，他对身后之事作了不同寻常的安排：
他把价值百万的藏画，统统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条件是：不要奖金，不要奖状。他忘不了，是浙江父老们用官费送他去日本求学。
他把稀世珍宝“纳兰性德长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条件依然如上。他忘不了，是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把他引上斗争的舞台。
他把价值连城的珍贵集邮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他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还有什么可捐献的？字画、长卷、集邮、藏书，再珍贵也是有价的；而他对祖国、对事业的一腔热血、满怀忠诚却是无可估价的！
夏公终于以95高寿离世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必将永存！
我们愿再次引述恩格斯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所作的著名论断：“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并强调了人们的特征是：“几乎全都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伴随着巨人们的，既有中世纪凶残的遗产，也有新世纪黎明的曙光，这正是巨人们真正的光荣。夏公，无疑是这样的历史文化巨人之一。
于今，夏公的才干、智慧、意志、人格，他那光芒夺目的人文精神已汇入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博大海洋之中；同时，他又以现代人的至高品格丰富了这一巨大的文化海洋。
作为深受夏公教益的后辈，谨以此文敬献于夏公灵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