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办报：“最愉快的12年”
赵金邦 沈志荣
近年来，随着相关史料的日趋完善，学界思想的日趋活跃，海内外“夏衍研究”硕果累累，新作不断，呈现出一派崭新的局面。
夏衍是我国久享盛名的文艺大师，也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新闻战士。夏衍说：“我平生最怕被人叫做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资深记者高汾高度评价他说：“在中国进步报刊史上的地位，可以与邹韬奋、范长江、胡愈之等人并列。”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夏衍有12年的时间战斗在新闻战线。本文选用有关资料，仅就夏公这12年记者生涯作一番简略的评述。
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在淞沪抗战的炮火声中诞生。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出版的一张统战性的报纸。经周恩来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由郭沫若任社长，国共双方各派一名总编辑，共产党方面派的总编辑是夏衍。国民党派汪馥泉、周寒梅等人作为耳目插入编辑部，企图控制《救亡日报》，控制不成便进行牵制和监督。作为国统区进行文化统战的《救亡日报》经总编辑夏衍等夜以继日地忙碌问世了，社址设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六楼。该报四开四版，每天下午3点出版。
当时，上海有十多家大报，几十张小报，存在不小的竞争，要出一张既无广告又不登猎奇新闻的报纸，要生存，困难确实很多。但是，由于夏衍在宣传上坚持以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为指导思想，坚持团结抗战的旗帜和方向，有精辟的言论和实际的战地采访，常把真实的战况报告给人民群众，并告诉他们日本占领上海后可能发生的祸害，所以《救亡日报》尽管处境困难，每天仍能销售1000份以上，最多时达到3500份。
11月21日，上海沦陷。这天，《救亡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的终刊词《我们失去的只是奴隶的镣铐》和夏衍写的社论《告别上海读者书》。
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当天一版头条的《复刊致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着重指出：“救亡”是我们的旗帜，凡是抗战救亡的都是我们的战友，号召“朋友们起来准备着把你们的血球，把你们的脑细胞，作为砖块来建立我们的文化堡垒……发动起大规模的民众力量，以保卫华南门户，保卫祖国，保卫文化”。
复刊后的《救亡日报》，夏衍仍任主编。不料，复刊当天，郭沫若突接陈诚从汉口发去的电报：“有要事相商，望即命驾。”1月5日，郭在临行前对夏衍说：“沈君（夏衍原名沈端先），多保重。我这一走，《救亡日报》的担子，就整个儿压在你肩上啦！”郭走后，夏衍既要主持报纸的编辑出版事宜，又要为报纸筹措经费，还要做统战工作，与社会各界联系，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把报社工作安顿好后，夏衍于4月底赴武汉向周恩来、郭沫若汇报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请示今后的办报方针。周恩来在详细询问了报社的情况，报纸的销数，读者、文化界和国民党方面对报纸的看法和态度之后，说：“《救亡日报》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这一点就规定了你们的办报方针。办成像国民党的报纸一样当然不行。办得像《新华日报》一样也不合适。办成《中央日报》一样，人家不要看。办成像《新华日报》一样，有些人就不敢看了。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你们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这段话所蕴含的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的策略性，给夏衍以极大的启示。
在广州时期，夏衍贯彻周恩来的指示，除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外，还发表了一系列通讯、特写、随笔、短评，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实际，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5月28日起，敌机大规模地向广州市区轰炸，持续了十余天，全市到处焦土残瓦，血肉横飞。夏衍怀着满腔愤怒，连续发表了《广州在轰炸中》、《对全世界人士的一个急迫的呼吁》、《把这旷世史上的惨剧记录下来》等文章，向全世界报道了这惨绝人寰的惨况，揭露了日寇灭绝人性的暴行。广州大轰炸后，汉奸活动日益猖獗，谣言纷起。夏衍又及时发表了《关于宣传》等短评，要求当局将前线的真实情况告诉民众，以澄清事实，安定人心。
10月21日晨，日军迫近广州近郊，夏衍率领报社一行12人徒步离开战斗了10个月的广州城。临走前，夏衍找出一张大轰炸时一群童尸的照片，把它贴在墙上，旁边用日文写道：“这是日本空军的战绩！你们也是有父母妻子的人，看了这张照片有什么感想？为着人道，打倒使中日人民陷于不幸的日本法西斯军阀！”就在这一天，广州沦陷。
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当时的桂林地处大后方，局势相对稳定，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有“文化城”之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为笼络人心，对文化人表现出“开明”和“民主”的姿态。桂林又有由李克农任主任的八路军办事处。这些对《救亡日报》开展工作都是很有利的。在桂林，夏衍全身心地投入办报工作，掌握了新闻工作的“十八般武艺”，连排字和拼版，他也学会了。这在中外新闻史上是罕见的！
《救亡日报》在上海、广州出版时都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既不像杂志，又不像报纸”。后来，夏衍概括说：“那时主要的毛病是‘书生办报’，不懂得办报的‘基本规律’，具体的表现是：登长文章，发空议论，‘有啥登啥’，靠‘名人’的文章撑场面。除了第四版‘文化岗位’是副刊之外，一、二、三版内容混乱，有时一篇文章占了第一版，把当天的国内外的重要新闻都挤到二、三版，甚至无法刊出。”
当时桂林有《广西日报》、《大公报》、《扫荡报》（国民党军方的报纸）和《力报》。为使报纸能有销路、有特色、“能取得一个站住脚的地位”，夏衍不止一次地向胡愈之、范长江请教，在社内召开民主会，请大家出主意；并虚心听取有办报经验的同行们的意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夏衍在整顿和改革版面、加强发行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在版面改革方面，他们打破陈规，把当天国内外大事（主要是国民党中央社通发的新闻）简编成几百字到一千字；每天要有一篇不超过一千二百字的社论。二版主要登国内政情，广西和桂林的社会消息。根据国内外时局的变化，有针对性地组织桂林、外省及香港的知名人士撰写“特稿”。报社成立资料室，对新闻稿中某些一般读者不了解的事件、人物、地名进行注释。此外，还对报纸文风作了一些改革，反对教条八股，禁用“云云”之类的套语；提倡蜜蜂式的文章，形体小、有刺有蜜，用最小的地位给语言，最深广的地位给意义。
为提高报纸质量、提高大家的工作责任心，夏衍还建立了“每日评报”的制度，即每天一早报纸印出后，夏衍先校看一遍，从版面安排到新闻内容、形式以及误植、衍文，他都一一用红笔批点或提出他个人的看法，然后把报纸张贴在通道墙上让大家观看。一次，报上转发了一条延安报纸上的消息，文中出现“周扬同志”，夏衍就用红笔圈出，批了“延安口吻”四字。
社论是报纸的旗帜和灵魂。夏衍亲自抓社论，从1939年9月起，每天写一篇社论（他生病或外出时由廖沫沙写），每篇千字左右，直到报纸停刊，累计450多篇，50余万字。这些社论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等方面，充分显示出他是位信息灵通、知识渊博、思想敏锐、善于发现的政论家。他写的社论不论是宣传党的抗战主张还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行径，不论是剖析国际形势还是针砭国内时弊，无不观点鲜明，说理透彻，很少有空洞的说教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更为与众不同的是，他常借鉴杂文笔法写社论，笔锋犀利，鞭辟入里，带文艺色彩，感染力强，从而独具风格，自成一体，成为《救亡日报》吸引读者、影响舆论的一大特色。
除写社论外，夏衍还用杂文、随笔等形式发表了大量时评，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通过撰写评论，夏衍“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新闻工作”。他说，我“觉得搞文艺工作不如搞新闻工作痛快，不论大的国际大事，或者小的社会现象，人民群众有意见，要讲话，要表扬，要抗议，我们当天晚上11点钟以前写好社论，第二天清早就可以和读者见面，这是一个政治上、写作上、编报技术上的最好的锻炼机会”。
夏衍强调报纸要密切联系群众、要积极为读者服务。《救亡日报》举办时事座谈会，主讲人有胡愈之、夏衍、范长江和社外的学者名流，甚至连路过桂林的叶剑英将军也被请来向读者作报告，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演变及战局的发展趋向。为发挥报纸的组织作用，报社多次开展义卖、募捐及其他社会活动，支援灾民和伤兵。1939年6月7日，《救亡日报》为救济重庆被炸难胞出版了义卖专页，共义卖当天报纸两万份，得款四千四百余元，全部捐献给重庆难胞。通过这些工作，报纸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取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与支持。
到桂林后，《救亡日报》灵活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活动，为左中右都提供抗日论坛，注意宣传策略，讲究宣传艺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人士的抗战言论和抗战姿态，在显著位子予以客观报道。虽然明知他们有些话是表面文章，也仍然加以报道。对国民党抗日将领的抗日活动、战绩，以消息、通讯、访问记等形式加以报道。对于国共双方摩擦和冲突的事件，他们采取客观的手法，以第三者的姿态报道有关事实，避免直接表露倾向性。而对双方缓和矛盾的事实则予以具体报道。惟如此，有利于争取中间群众，扩大宣传效果，并不是回避矛盾。对中间派人士的抗日言论、抗日活动，则加以广泛报道。《救亡日报》根据我党“争取中间势力”的策略方针，经常刊登国民党左派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文化人士的抗日言论。对他们某些与我党纲领路线相吻合的抗日主张，无保留地予以宣传。即或他们有些主张同我党的主张相左，也给以适当报道。对于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对于桂系的一些抗战业绩和改革措施都适当予以宣传。对于桂系招贤纳士实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更是给以充分肯定。1939年底，桂系十五路集团军一位副师长韩练成到桂林养伤，12月30日，《救亡日报》发表了通讯《访带花归来的韩练成副师长》。此后，韩常到报社找夏衍谈天，将旧军队的腐败风气坦率地向夏倾诉，流露出对共产党人的仰慕。后经周恩来批准，韩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韩任桂系四十六军军长。1947年2月莱芜战役中，韩设计将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及其所辖七个师带进解放军包围圈，使其全部就歼。对我党领导人的抗战言论，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战绩，抗日民主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救亡日报》经常客观地予以报道，使读者从确凿的事实中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救亡日报》在重大节日、纪念日时的报道内容、版面安排都是精心设计，显示出浓烈的“统战”气息。1939年7月7日，发表了蒋中正：《抗战二周年纪念告友邦书》；周恩来：《“七·七”二周年纪念总结》；宋庆龄：《抗战以后的中国——抗战二周年告美国友人》。同年8月24日《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那天，一版刊登了蒋中正的题词：《精诚团结》；朱德题词：“坚持国共两党长期亲密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尚有孙科、黄琪翔、李任仁等的题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救亡日报》坚决进行斗争，但十分注意策略。他们很善于利用蒋介石讲过的某些话来作自己的抗日文章。1938年底，汪精卫公开投敌后，蒋介石为表示与汪誓不两立，在12月对日本首相近卫提出的诱降“三原则”逐一作了驳斥，谈及其中的共同防共原则时，蒋说过这样两句话：“在我们一致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若再谈共同防共，完全是无的放矢！”“它欲以防共名义，首先控制我国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文化以至外交！”此后，《救亡日报》一些抨击国民党反共活动的文章中，就常常引用上面蒋讲的那两句话。这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在宣传上“有理、有利”又易使群众看清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
此外，《救亡日报》到桂林后从文化界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广泛反映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鼓舞他们的抗日情绪；同时反映难民、伤兵及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疾苦和要求，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由于报道面的扩大，报道内容的丰富，《救亡日报》不仅在文化界，在其他各界群众中也享有一定的信誉和威望。1939年8月，作家司马文森撰文赞道：“《救亡日报》创造了抗战报纸的独特作风，他不是某一人的资本办的，也不是那一个派系的资本办的报纸，他是广大群众所共有的报纸！他代表的利益，不是那一个私人，那一个派系的利益！这种独特作风的建立并加以发扬是始自救亡日报的！”
经过全社同仁两年的勤奋工作，苦心经营，《救亡日报》在桂林开创局面，发展事业，逐步成为一个进步文化事业的堡垒。到1940年底，《救亡日报》的日印数达8000余份；出版了旬刊《十日文萃》；建立了自己的建国印刷厂、救亡通讯社、南方出版社。这惊人的成绩，令报业同行们无不刮目相看。
1941年元旦，廖沫沙在编辑部写了副气势磅礴的对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这副嵌字联，道出了编辑部人员意气勃发的心声，也反映了报纸发挥的作用。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竟在1月7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全国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夏衍被迫于1月26日出走香港，《救亡日报》于2月28日被国民党封闭。一张深受读者欢迎，在桂林出版了两年一个月十九天的进步报纸就这样被毁掉了。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当局规定“只有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于是，周恩来立即派夏衍前往上海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并提出：“报名可以改为《建国日报》……重点要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两个问题上。”
1945年10月10日，《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在沪复刊，这是夏衍仅仅找了一位记者，总共两个人就把这张报纸办了起来，而且一炮打响。同年10月22日，国民党当局眼看大事不好，只让它出版了12天就封了。这恐怕是报业史上办报人数最少、影响最大、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份报纸。同时，国民党又迟迟不容许《新华日报》出版。自己的报纸出不来，怎么办？共产党的笔杆子们又想出借窝生蛋的办法：为别的报纸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办人家的报！夏衍的成绩最突出。1946年夏被调离上海时，他一个人开辟的阵地要好几个人才能接下来。
《救亡日报》时期是夏衍新闻生涯的颠峰期。
《救亡日报》既有别于《新华日报》，更不同于一般的进步民营报纸，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始终成为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报纸之一。
夏衍写社论、时评、漫谈、通讯、杂文随笔、新闻报道，从写几千字的论文到几十个字的补白，大概写过四五百万字。他是一位全能记者，办一张报纸的十八般武艺般般皆能，并且出神入化，花样翻新。他重视传媒经营，通过上演话剧等手段多方募集办报资金，解决办报经费，并建立救亡通讯社、南方出版社和建国印刷厂，筹办造纸厂，设立图书销售部，走文化产业之路办报。他以“内容为王”，改革版面和文风，建立评报制度，推行“千字文”写作，倡导“短、平、快”，虚心吸取别人的办报经验，甚至向一些国民党报纸的负责人虚心请教，从“书生办报”之路走上“平民化”、“大众化”办报之路。他还重视新闻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开办战时新闻班，培养了一大批新闻人才。他尝试了“报纸杂志化”的办报实践，刊载大量的专稿和特稿，既突破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垄断，又弥补了战时新闻的不足。
夏公办报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
首先，以政治家办报的思想作风赢得了左、中、右的读者。
《救亡日报》对国共之间具体冲突、磨擦一般不介入，也尽量避免直接表露自身观点，但会采取寓倾向性于客观之中的方式来报道党领导的进步力量的坚决斗争、国共双方缓和矛盾的事实以及双方在缓和过程中表现的积极姿态。例如通讯《风嘶雨吼悼平江》报道的是我方及国民党政府中一些人士联合召开平江惨案烈士追悼会，共同“要求政府彻底惩治凶獠”的情况，这一看似客观的报道，不仅向国统区人民披露了国民党制造磨擦事实的真相，也表达了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争取团结抗日的诚心。其他还有《参政会上的团结问题》、《以抗战团结进步来庆祝晋西事件的和平解决》专文，都在客观报道的背后，向人民透露了国共关系紧张的真相，并宣传了共产党的“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主张。
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还善于利用蒋介石的一些口号来宣传党的抗日方针。蒋介石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救亡日报》便借此口号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持久战思想，借此宣传良机发表了周恩来的《二期作战之敌我新战略》、叶剑英的《积小胜为大胜》等文章。蒋介石提出加强团结、抗战救国的口号时，《救亡日报》便借此宣传反对分裂的主张，转载《新华日报》社论《巩固各党派的团结》，此外，夏衍还主张用言论来呼吁团结抗战，从而达到正面引导的目的。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救亡日报》就发表了《用巩固团结来纪念三一八》、《加强政治抗战》，《精诚团结、抗战到底》等社论，针对分裂，进行驳斥。
其次，运用文学的匕首，投掷言论的炸弹。
夏衍办报很重视言论。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夏衍在其主编和参与的报刊实践中，极其重视言论的引导和战斗功能。作为《救亡日报》的总编辑，他大量撰写言论，特别是社论，直接表明报纸倾向。廖沫沙评价夏衍的言论：“无论所写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人物、社会生活和自然科学知识，都反映着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紧扣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从1938年9月起，《救亡日报》几乎每天有一篇社论，每篇千字左右，至报社停刊，累计四百五十余篇。同样，在《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他主要负责言论的撰写。其言论针砭国内时弊，纵论国际战局，观点鲜明，取材宽广，文字洗练，简洁又不失生动。他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战局，针对形势进行精辟透彻的分析，读之使人信服。例如，在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时他写了《民众的力量大于一切》、《遵行中山先生遗教》等社论，巧妙地在民主主义的口号下抨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进行分裂时，他写了《加强团结争取胜利》、《敌人的进攻与我们的防范》等社论，反对分裂，呼吁团结。汪精卫投日做汉奸，夏衍愤怒不已，发表了《日寇汉奸的当头棒喝》、《汪政权的真相》、《把跪像铸在人民心里》十余篇尖锐泼辣的战斗檄文。
除社论外，他还重视小品文的作用。他在《谈小品文》一文指出：“小品文，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者杂感一类文章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小品文……它是战斗性的文艺作品，但它又不同于一般创作。它是匕首，是投枪。它的功能是一针见血。”“小品文这样一个锋利的、灵活的思想斗争的武器，有必要在我们报纸上加以大大的提倡。”他自己也时常写些杂文或随笔之类的，如《譬喻》、《论晦喑》、《西门庆的悲剧》等巧妙地抓住一个由头来揭露、讽刺国民党的腐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夏衍的言论写作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他用马克思主义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分析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关联中探求真谛。或广究博议，纵横捭阖，或知微见著，分析问题入木三分。如关于持久战的《争地之战与争民之战》、关于国际的《捷克会做奥地利第二吗？》、关于和平民主主义的《我们信任人民的力量》、《我们应有的警惕》、《认清世界局势的主流》等。
他的言论，使得读者清楚地了解国内外局势，宣传了共产党的统一抗战和和平民主的思想，揭露国民党腐败与黑暗，主导了报纸的政治、思想方向。
再次，坚持报纸的娱乐本性。
夏衍非常重视副刊，注重副刊对正刊的配合，发挥副刊在宣传中的特殊作用。他说：“副刊当然要配合中心工作。”“在反革命统治时期，新闻检查和封锁极其严密，因此，有许多不能正面谈的问题，经常是在副刊通过杂文、漫画、诗歌来透露的。”他认为文艺副刊不仅是文艺园地，在那样的环境下，它还起到宣传抗战、唤起民族觉醒、呼唤共同征敌的作用。《救亡日报》副刊为配合抗战的需要，内容以歌颂抗战中的英雄事迹，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为主。副刊《文化岗位》就曾大量刊登这方面的文章，如艾芜的《我们需要人的战士》、周扬的《作家到前线去》。另外还开辟像“街头小说”、“街头剧”、“墙头诗”等专刊，艾芜的颂扬抗日英雄的《八百勇士》就刊登在“街头小说”上。《华商报》的副刊《灯塔》、《热风》、《茶亭》都是如此。1942年12月8日，日军空袭香港。9日的《灯塔》副刊就刊登了宋庆龄的《战争来到香港》，夏衍的《炮声近了》，华嘉的《香港武装起来了》。《华商报》副刊取名《热风》时，编者在《开场白》中写道：“正视和针对着社会现实，有力地表示其爱恨，爱人民所爱的恨人民所恨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并同期发表了陶行知的诗《闻昆明学生因反对内战而流血有感》，冯乃超等人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挽联选辑》。
除配合正刊外，他认为副刊还应补其他版的不足。“副刊应当向读者推荐和介绍各种斗争的知识，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帮助他们欣赏文学艺术。副刊既要有帮助读者提高政治觉悟、思想水平的作用，又要帮助读者提高文化修养、丰富各方面知识、鼓舞和滋润读者的心灵。同时，也应该使读者在一天劳动之后，读副刊而得到娱乐和休息。”
夏衍对副刊的文艺和娱乐特性情有独钟。华嘉曾回忆：“我有机会向他请教，并按照他一贯对副刊的设想，尽力把《热风》编成一个通俗的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在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副刊专栏大都是关于文艺的，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如《文艺》、《抗战文学》、《文化岗位》，这些文艺副刊发表了当时许多文艺界人士的文章。《文化岗位》在创刊号就发表了茅盾的《第二阶段》、沙汀的《前夜》等。
而后来的《华商报》副刊《热风》更是取名于鲁迅的书名，发表了不少犀利的杂文、诗歌、通俗小品。强调通过文艺性内容来丰富读者生活，满足读者需求。在注重文艺性的内容的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副刊对读者的娱乐功能。在《热风》改版为《茶亭》的第二天，他就以“亭长”的笔名写了第一篇开场白《请大家来歇脚》：“当人们挑着重担走路，捱着困苦前进的时候，忽然望见了前面有座茶亭，一定会很高兴，一定会跑得更快些，肩上的重担也似乎轻得多了，他们需要快些走进茶亭里休息。”副刊是读者歇脚的茶亭，比喻多么贴切。
最后，宣传是创造的艺术。
《救亡日报》在广州、桂林时期，完全由中共领导，国民党在上海沦陷后就没有过问。于是该报便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在抗战宣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抗战前期，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宣传形式公式化，不讲究宣传效果和宣传方式，“对民众不亲切，工作没有长期性，宣传和组织分离，宣传之后就和民众脱离关系。”对此，夏衍提出“宣传是艺术……是艺术，所以要创造！是艺术，所以要考虑到接触这种艺术者的反应和心情”。作为《救亡日报》的负责人，他认识到，该报是一张人民的报纸，它在团结争取上层人物的同时，还必须组织、鼓舞广大人民为民族的解放而斗争，而要做到这一点，宣传必须有一个令民众接受的方式。
在总结前人和当时宣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1939年3月，夏衍站在理论的高度首先提出了“宣传与服务结合，宣传与组织结合”的原则。
先说“宣传与服务结合”。
“我们必须强调宣传与服务的不可分之关系。在这一点，宣教师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榜样，他们的教义宣传，永远和服务连结在一起，到一个地方，他们做的第一件工作决不是耸人听闻‘街头说教’，而只是切实大众需要的服务工作……经过这种服务而在民众间建立亲和的社会关系……在抗战宣传中，我们要有这种真实、恳切、负责、不作夸大宣传而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工作方式。”夏衍不仅是这么说的，他和他的同人们也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就“日寇决以多数飞机，向陕北数十县军民施放剧性伤寒病菌一事”，电请全国人民援助防菌资料。《救亡日报》积极响应，持续地、有步骤地组织了捐款活动，这次活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除这种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为抗日志士和受害者募捐的服务活动外，《救亡日报》还注重向大众普及和推广文化知识。如夏衍、林林等人在编报之余，还给“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举办“暑期新闻讲座”，为广西学生军举办文艺通讯员新闻业务知识讲座，为“全国文协桂林分会”举办“暑期文艺研究班”讲座。不仅如此，《救亡日报》还注重发行工作的“服务化”。它曾印多种赠刊，《战地宣传手册》，成立“书报代理部”，从事“介绍书报，解答疑难，廉价代售”服务，方便了读者。
夏衍还把《救亡日报》视为沟通读者思想的桥梁，重视读者、服务读者。自1939年2月，《救亡日报》办起了解答政治、思想、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疑难问题，有时还组织讨论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如怎样开展敌后文化工作。专题还常常站在弱者的立场，为那些被欺凌受歧视的小人物伸张正义，如为失业者呼吁，为难童鸣不平，为伤兵呐喊，要求社会照顾优待等。如此一来，专栏成了读者的良师益友，青年们向它敞开心扉，弱小者向它寻求帮助，读者称它为“权威”，不义者惧怕它的声音。它的诚恳真挚的态度赢得了赞誉，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心。
再说宣传与组织相结合。
夏衍作为共产党员，党交给他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报纸如何做好统战工作。除在《救亡日报》外，他在《华商报》主要是做统战工作，在《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时，更注意通过团结力量来与分裂势力作斗争。作为报人，他以其独有的职业身份和在文艺界的影响，把宣传与组织紧密地相结合，通过宣传来组织团结力量，又通过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宣传。他认为：“在新的阶段，宣传鼓动之后必须紧接着组织工作，……然后立即在这组织中进行宣传的工作，以长期性的宣传，发动长期性的组织，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宣传在民众间发生实效，而不致精力浪费。”
夏衍担任上海“文救”、“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全国文协”、“全国文协桂林分会”、“青记”等抗日文化团体的领导职务，并亲自组织了许多救亡活动，如十三支抗敌演剧队是在夏衍亲自过问并到处联系下成立、发展、壮大的。又如最有影响的广州进步文化界发起，以《救亡日报》为基地开展的“文艺通讯员运动”，倾注了夏衍极大热情。这一运动以通信方式，在各地发展、培养通讯员，建立分站、支站，在宣传上刊登了八期“文艺通讯员运动专页”，发表一些著名作家如茅盾、周钢鸣等对整个运动及通讯写作的意见。“文艺通讯员运动”取得很大的成功，通讯员二百多个，分站十几个，支站五十个，遍及华中、华南、华北，以及敌人控制下的天津，形成巨大的宣传规模，增强了《救亡日报》的影响。另一有影响的组织活动是“读者会”的创办，入会只须报名即可。《救亡日报》通过这一形式来组织读者进行救亡活动，如成立戏剧组，歌咏组，为伤员作慰问演出；成立演讲组，向群众作宣传鼓动等。
夏衍还善于组织作家、读者为报纸写稿，进行宣传，建立一支较大规模的作者队伍，既保证了充足的稿源和稿件的可选性，又使得宣传内容影响深远。特别是组织了许多政界和文艺界的名人，如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茅盾、巴金、艾芜、冯雪峰、黎烈文、柯灵等都不断地为报纸写稿，他们的文章因其地位和身份的特殊，而在宣传中得到众多读者的认同，增加了报纸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夏衍还担任过《华商报》、《世界晨报》、《新华日报》、《大众生活》周刊、《南侨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和主笔，并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通讯、时评和杂文，从其内容、质量和影响来看，堪称是培养和激发革命青年抗日救亡热情的火把。尤其是在《新华日报》的“司马牛”专栏、《世界晨报》的“蚯蚓眼”专栏、《华商报》的“灯下谈”专栏发表的杂感，三言两语，犀利泼辣，颇具鲁迅风格，丰富了报纸言论的写作手法。他提出的“国家哨兵论”的办报思想，是对“耳目喉舌论”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以刊养报”的办报思想和“报纸杂志化”的办报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老报人杨奇曾深情地谈到：夏衍参与创办的香港《华商报》，是完全按照周恩来关于“不用共产党出面”的指示办的，并且坚决执行周恩来关于“领导文化工作者的态度”的意见，为了适应文化人的特点，实行“文人办报”的形式，以便更好地发挥“文人论政”的作用。他要求《华商报》的社论写得春风满面，像朋友谈心似的，切忌采取“应该如此”、“必须如此”的教训口吻。他还不止一次要求副刊多登杂文，认为“杂文是副刊的灵魂”。其实，就是要让副刊也成为“文人论政”的用武之地。“文人办报”是中国报业史上的光荣传统，也是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新闻工作的成功经验，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古人说善书者不择笔，夏衍写文章不择地、不择时、不择纸。比如，在一间小小的兼饭厅的客厅里，身旁有好多人在高谈阔论，夏衍能旁若无人、侧身斜靠着一张中式小茶几写文章。他说他常在轮渡上写、在火车上写、在会场上写、在闹哄哄的编辑部和会客室里写、别人谈天的时候更可以写，总之随时随地写。他也不管是什么纸，也不管纸张大小，写起来顶天立地、不留空白。他一生写作的字数没法统计，用过的笔名约有一百多个。
关于写文章，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以所写的两篇文章为例，作了两条总结：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
第一篇是一则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这是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潜伏特务，一起出来抢占房产，鱼肉百姓。两句话的“补白”当时产生的影响很大，不但在上海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
另一篇文章的情形复杂一些。“二战”末，苏联红军参加对日作战，出兵我国东北，很快把日本“关东军”消灭了，对促使日本天皇下决心投降起了有力的作用。但是苏联随即拆走了日伪在我国东北留下的所有工厂设备。苏联对盟友的这种掠夺行径，中国人民极为反感。这种行径并且立即给了国民党一个大规模反苏反共的机会。夏公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他的回忆录里讲他写作的初衷时说：“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但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
夏公说，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写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要顺民心”。
讲真话，顺民心，充分彰显了夏公坚持把追求真理放在第一位的实事求是精神。
夏衍在回忆《救亡日报》的文章中说：“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为人民服务的武器。”
夏衍在晚年自称“白头记者”，忆及当年的报人生涯时，他满怀深情地说：“尽管环境艰难，国民党的文网严密，但我觉得这12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12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12年。”
是呵，“毕生最难忘的12年”，“工作最愉快的12年”，经历了风雨人生的晚年夏公，这发自肺腑之言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启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