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品格 永恒的精神——感悟夏衍先生之人生八德
柳竹慧
许是与夏公有缘，在2010年的春天，我来到了夏衍旧居工作，从此，一名才疏学浅的小女子，就要静守着这片坐落于繁杂商圈中清谧雅致的院落，在与夏公及其相关人脉往事的时空交流之中，渐渐薄发着一股淡淡的清新，凝注着一种隽永的情结。
越是走近夏公，就越为其品格与精神所震撼。纵观夏公曲折、奋斗、光辉、奉献的一生，无不表现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名革命艺术家的坚定信仰以及对文艺事业至死不渝的忠诚和炽热。曾多次冥思苦想，究竟是什么成就并支撑着这些？百思而不得其解。我遍翻夏公的著作寻找着；沿着夏公的人生轨迹探究着；倾听人们各种评述而感悟着，渐次有了些疏枝浅影。大凡人生之本、尽在其德，夏公正是倾其一生，实践着中华炎黄子孙的人生八德——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是儒家文化德育之精髓，为立身处事之根本，作为一名幼稚浅薄的后来者，我开始迈开沉重的脚步，走进夏公.在追忆、研究与学习之中，感受心灵的洗涤。
一、竭忠尽智、信守不渝
“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作为一名公民，就要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事业和职责，忠于战友和朋友。能做到忠与信，可为（国之良臣，）仁义之士。夏公，这位近70年党龄的革命前辈，观其一生，光明磊落，唯忠唯信，坚持操守，受人尊敬。
首先，夏公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前，他在日本所参与的国民党左派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东京总部受到取缔，他本人遭到追缉之际，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掩护和指引下，正式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我们可从夏衍自传《懒寻旧梦录》中看到如下的描述：“我在绍敦公司楼上临街的小房间里，度过了一个闷热的初夏时节……这一段时间，在上海，放肆的实行白色恐怖，每天报上都有‘处决共匪’的消息……眼看着国共合作就要全面破裂，而我却像浮萍一样地飘飘荡荡，无所依靠。一次，郑汉先与我闲聊，当他说近来忙得连看望朋友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我脱口而出：‘你们忙，我却闲得发慌。’于是，他就向我提出为什么不入党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以前何恐也曾和我谈过，你看我行吗？’他很快地说：‘行，特别是这个时刻，报上不是经常看到有人退党吗？怕死的要退，要革命的就该进。’这样，我当天晚上就写了申请书，介绍人是郑汉先、庞大恩。五月底六月初，郑汉先、庞大恩陪我到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举行了入党式……”试想，在那白色恐怖凶焰大张的时期，沥血刑场者以万千计，被捕入狱者也以万千计，这期间入党，其实是迎着刀口和枪口的冒险。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为国为民尽忠的精神是决然不成的。
其次，“文革”中受尽迫害，仍不忘时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夏公在“文革”中身陷囹圄达八年零七个月之久，身心受到严重创伤，但他始终秉承革命家的风范、傲骨正气，凛然不屈。文革开始，在文化部的一次批斗大会上，一位年轻的造反派从夏公指导的文艺工作讲稿中，找出了一两句话来批判他，夏衍平静地提醒他：“你批的这句话是马克思讲的。”使得对方十分尴尬。造反派立即狂呼乱叫，企图掩盖夏公的声音，这一切，当然是徒劳的。“十年浩劫”伤残了夏公的身体，但在动乱之后，他毫不顾惜自己，仍然心气豪迈，精神矍铄，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和写作，参加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文化和友好交流活动。我国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林焕平先生在《平凡的战士与崇高的品格》一文中追忆：“当时，我先后发表文章，评论‘唯主体论’、‘向内转’文学论，夏公看到了，大加赞赏，并写信给我，鼓励多写些这样的文章。”夏公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九死一生的晚年，用自己病残的余生，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可贵的令人惊叹的贡献。
再次，夏公才厚德馨，但平易近人、真诚待人、言而有信。夏公是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智者，在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朋友很多。党内外，海内外，文化界内外，同辈与隔代，上级与下级，据估算，所见略同和意见不同的同志、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朋友，大约有上千个。这不仅是因为夏公资格老、阅历广，更是因为夏公和对朋友言而有信的人格魅力。这些特点，像吸铁石一样，吸引着老中青朋友们。许多年轻与不年轻的文艺家都喜欢到夏公那里去，因为与他的交往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无时无刻感受着他那温馨而又超拔，光明而又通达，锐利而又沉稳的人生境界。夏公高尚品德另一个闪光点，就是对同辈和身边的文艺家非常推重，对他们很热情。杰出的戏剧家曹禺先生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我只想举一点来说明，他（夏公）曾经写过《于伶小论》，他怎样评论于伶呢？他引了一段于伶同志的话作为结论：‘为了戏剧，为了自己爱定了的演剧艺术，我愿意而且决定了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地把生命赌在这受难的尤其是孤岛受难的戏剧运动里面，我将无计毁誉，无论成败，但求尽我心，竭我力，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合作的志同道合者，对得起戏剧家的本分与良心。’这些话放在我们夏衍同志的身上，也是十分恰当的。”特别是对于有所成就的年轻人，夏公总是那么的充满爱心，真切而又宽厚，德高望重而又平等待人，洞察世事而又不失趣味乃至天真，直面真实而又从容幽默，我行我素而又境界高蹈，譬如对女作家张爱玲，他的关心与期待有半个多世纪；对电影演员李丽华的态度，严肃而真诚，开诚相见……这就是夏公身上的一种无形的力量。
二、明理重义、初衷不变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我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义之邦”自居，但真正能够做到明理重义、初衷不变，却也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夏公有不少为世人所称颂的故事。
如1958年，著名剧作家、导演吴祖光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并同文化部系统500多“右派”被送往了北大荒劳动，剩下吴祖光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老母亲和夫人新凤霞在家中惶惶度日。这一年的一天，夏公一人上门，看望卧病在床的吴祖光的老父亲和老母亲……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夏公不畏当时的风险，非常的有情有义。据吴祖光夫人、评剧名家新凤霞的回忆：夏公和二老的情义缘于抗战时期的四川，那时，夏公在做地下工作，十分惊险，因吴祖光老父亲在国民党内做官，夏公曾多次在国民党的追捕中和妻子蔡淑馨到吴祖光父母家中躲避，二老多次帮助夏公脱离危险，夏公对他们曾经的帮助一直铭记在心。夏公曾对新凤霞说：“祖光和他母亲给过我的帮助不能忘。”多年之后，当曾经对自己有帮助的恩人落难了，而又因浩劫时期险象环生的时刻，夏公任凭荆棘遍布，以对朋友对故人的道义奋力而行，送去自己心的温暖和鼓励，这是一个真正品德高尚、忠义伟大的人。
大家常常评价夏公，对人平易近人、谦虚和气，丝毫没有大领导的架子，这确是一点都不夸张的。1956年春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公，到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广东粤剧团《昭君出塞》一剧的排练，他想了解即将演出剧目的整体情况，又不愿意惊扰和耽误演员排练的时间，便悄然来到剧场，安静地站在舞台侧幕边上，一直默默地认真地看着演员排练。看到排练结束，便走进后台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情况，问着排练与生活有关的问题，对演员没有一点架子。晚会开始前，他提前一个小时到，仍然在台前和台后巡视，用脚踩石级，看布景是否放稳。这些动作，都至今留在许多演员的脑海里。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回忆道：“在和夏公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我们是这样关怀，对工作是这样的细致负责，使我深受感动。”夏公这种“礼到人心暖”的平和，是对艺术的恭敬，是对人的尊重，反而越发地令人肃然起敬。
1943年，《乱世佳人》在国内上映，轰动一时。此时太平洋战火弥漫，美日对垒成仇，美国电影在沦陷区已遭全面禁映。坚持上海苦斗的戏剧工作者有意将日本敌对国的作品移植舞台。剧中背景，又改为曾使东北亲日军阀易帜的北伐战争，皮里阳秋，弦外有音。不想，在千里之外的重庆，竟引发了一场笔舌纷纭的批评。最后是夏公独排众议，仗义执言，他明知会因此招致排斥却依然替在上海苦斗的戏剧工作者说公道话，这样事情才平息下去。夏公后来对此事绝口未提。还是柯灵（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在收到一位在重庆流寓老乡的剪报后才了解此事。夏公肝胆相照，而又通情达理，经常默默地为他人排难解纷，却从不容心挂齿，向人示惠。夏公雍穆宽厚、大公无私、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君子之风，让后人高山仰止。
三、寸草春晖、克尽孝道
“百行德为首，万事孝为先”，晚辈尊敬、孝敬长辈谓之“孝”。
《夏衍自传》第一章启蒙中有这么一段话：“一九一四年这一年，我想用‘穷愁潦倒’这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处境是恰当的。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母亲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中学，而我，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晚上，我坐在床前，凭着豆油灯的微光看那本《鲁滨逊飘流记》，忘了时间，忽然听到了母亲在被窝里饮泣的声音。我赶快吹灭了灯，偷偷地睡下，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下去怎么办？想了又想，什么主意也没有，想翻身，想哭，怕惊醒了母亲……这是冬天，夜特别长，朦胧了一阵，天亮了，终于打定了主意：去做工。十五岁，是可以做工的年岁了……”以上的文字，简短、透彻，表达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孝敬、体贴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当似懂非懂地知道家中的贫穷和母亲的凄苦时，他毅然要做一个男子汉，承担起家中的责任，为母分忧。此后，少年的夏衍瞒着母亲，天天进城去找工作，终于在太平坊的一家叫作“泰兴染坊”的作坊找了一个当学徒的机会。那时候当学徒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下门板、扫地、烧火、抹桌子、摆碗筷……做着各种各样的杂活。15岁，在现在，正是一个孩子长身体、做着乌托邦的梦、带个MP5听“西城男孩”的歌，嚼着口香糖的年龄。中国有句古语：“万事孝为先”，孝敬父母是各种美德中占第一位的。
作为“孝”的升华，应当是一种义无反顾的担当，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包括对待事业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那样……夏公做到了。正因为少年的夏衍有了人生第一位的品质，才成就了一个爱祖国、爱家乡的革命文艺家。
四、怀瑾握瑜、守廉明耻
守廉之人，无论见到什么，不起贪求之心，从而养成大公无私的精神。明耻之士，绝对不干违背良心的事情，从而能做到自尊自重。夏公淡待名利而不惑，求缺惜福，知足守朴，堪为楷模。
1949年5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夏公随军进驻上海，先后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文艺处处长，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和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夏公平反复出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和顾问、中央文化部顾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有这样经历的一位大领导，在《夏衍自传》“妥办身后事”一章节中写道：“钱我没有多少，过去稿费都买了画和邮票，这些我都安排好了……我决定捐献五万元（人民币）给故乡作为教育基金，专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可以补助中小学教师生活，也可以让农村中小学添一点设备、图书之类。明知这只是杯水车薪，表示一点游子的心意而已。”（夏公将1988年10月获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奖全部兑换成人民币捐赠浙江省政府教育基金，这是当时浙江教育厅收到的第一笔教育捐款。）在他给沈祖安先生的信中说：“一不要发奖金，二不要发奖状，这是我的宿愿，此等身外之物，送请国家保管……”
1990年开始，夏衍将自己毕生收集的30余幅“扬州八怪”书画，12幅齐白石书画，以及94幅陈衡恪、黄宾虹、张大千等人的书画，332枚清代珍邮，106枚日本邮票等珍贵藏品，无偿捐赠给浙江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那简单、平淡而又质朴的一句话：“这些收藏都是国家的，我只是代为收集而已。”只字片言虽简短，透视出的却是常人无法拥有的不平凡。
以上的浅知拙见，对于夏公生平与精神之中，可谓沧海一粟。但是作为后辈的我，从夏公的人生八德中汲取的养分却可受益终生，真有股醍醐灌顶、爽气通透之感。此时此刻，我才真正地理解，为什么寂寞与繁华不断折转，规模并不大的夏衍旧居会迎来那么多著名艺术家和资深专家的来访。他们的到来其实别无所求，惟有带着对夏公深厚的感情和敬意，只求在夏公出生的地方长久驻足，深情回忆……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夏衍研究会可以得到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领导、老前辈无私的关心与帮助，他们的辛苦和奉献，无不是为了将夏公的精神与品德化为不朽，引领着后人沿着前辈的足迹薪火相传、积极进取……
壮哉夏公，在我这位后辈的心目中永远是一位大写的“人”：一位知止有定、历尽沧桑的革命文艺运动领导人；一位无欲无求、大公无私的革命电影的开拓者；一位明白透彻、独具智慧的文坛巨匠；一位一辈子清清白白、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的老人。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孜孜追求、对文艺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后辈的热情关怀必将时刻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使我们不忘做人的根本，去实现人生真正的价值，为社会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注释：
【1】转引自柯灵：《战火中的艺术》，《柯灵六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66页。
【2】[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3】夏衍：《历史的回顾》，《夏衍全集》第7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
【4】夏衍：《对于春季联合公演的一些杂感》，1937年5月《光明》第2卷第12号，《夏衍全集》第3卷，第16页。
【5】夏衍：《谈真》，《戏剧春秋》1940年12月第1卷第2期，《夏衍全集》第3卷，第85页。
【6】[美]欧文·斯通，古恩·斯通编：《梵·高书信选》，澹泊、徐汝舟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4页。
【7】刘西渭：《上海屋檐下》，《李健吾戏剧评论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8】夏衍：《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人民日报》1985年4月22日，《夏衍全集》第8卷，第594页。
【9】夏衍：《关于〈一年间〉》，《夏衍全集》第1卷，第312页。
【10】[苏]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陈丽贵、李泳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11】转引自[日]岩崎昶：《现代电影艺术》，张加贝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12】黄子布（夏衍）、席耐芳：《〈火山情血〉评》，《晨报·每日电影》1932年9月16日，见《夏衍全集》第6卷，第47页。
【13】沈宁（夏衍）：《〈权势与荣誉〉的叙述法及其他》，《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1月21日，见《夏衍全集》第5卷，第101页。
【14】秦克之：《走到电影世界》、《现代电影》1933年10月第5期。
【15】转引自[法]夏尔·戴松：《电影观，世界观——安德烈·马赞与“新浪潮”》，单万里译，《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
【16】夏衍：《读〈少年游〉》，《夏衍全集》第3卷，第196页。
【17】[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17页。
【18】《夏衍论创作·自序》，《夏衍全集》第8卷，第558页。
【19】夏衍从事写作，始于1919年（19岁），曾以“宰白”的笔名发表过不少短文。
【20】左联第一届执行委员八人：鲁迅、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冯乃超、田汉、华汉（阳翰笙）、郑伯奇、洪灵飞，主席团是鲁迅、沈端先、钱杏邨。
【21】自1946年10月至1949年4月，夏衍在香港秘密从事文化和新闻的统战工作，由廖承志领导。后中共香港工委成立，由潘汉年领导，他和冯乃超担任文化方面的工委委员。
【22】乔冠华、龚澎夫妇奉命去香港创办英文《今日中国》半月刊。后香港工委成立，由章汉夫任书记。龚管外事，乔管新闻，兼首任新华分社社长。
【23】此事，周恩来正式向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提出抗议，吴表示歉意，并答应一定追查。后来果然撤去了一个明哨，但在左右民居中增加了暗哨。
【24】这是周恩来1949年冬对筹备全国首届文代会的领导成员们交代的任务。
【25】见1982年6月30日《人民日报》邓颖超的文章《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26】关于夏衍和猫的传奇性故事，见黄宗江和吴祖光的同名文章。
【27】1987年9月夏公致笔者的信。
【28】《童心颂赞》，《夏衍全集》第9卷第12页。
【29】《圣诞之夜》，《夏衍全集》第9卷第19页。
【30】《真实的关心》，《夏衍全集》第3卷第166页。
【31】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
【32】《童心颂赞》。
【33】《新月之下》，《夏衍全集》第9卷第9页。
【34】《革命的三月》，《夏衍全集》第9卷第29页。
【35】《粤北的春天》，《夏衍全集》第3卷第165页。
【36】③
【37】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38】《对全世界人士的一个急迫的呼吁》，《夏衍全集》第10卷第65页。
【39】《不单是为了“慈善”》，《夏衍全集》第10卷第58页。
【40】《对国联大会的期待》，《夏衍全集》第10卷第77页。
【41】《起来！法兰西的人民》，《夏衍全集》第10卷第153页。
【42】《祝福！人类抬头的日子》，《夏衍全集》第10卷第858页。
【43】《勖日本反战同志》，《夏衍全集》第10卷第112页。
【44】《从原子炸弹所想起的》，《夏衍七十年文选》第866页。
【45】《关于〈一年间〉》，《夏衍七十年文选》第282页。
【46】《历史与讽喻》，《夏衍全集》第1卷第88页。
【47】夏衍1925年5月4日的日记，《夏衍全集》第16卷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