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浙江诗歌散文翻译
浙江省文学翻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一直占据非常显赫的地位。20世纪以来，浙江省文学翻译界形成了三代翻译家共同耕耘的良好局面：第一代指在民国时期成长，新中国成立前成为浙江文学翻译界的老一辈，如：鲁迅、黄源、陈学昭、孙席、张君川、徐志摩、朱生豪、梁实秋、丰子恺、郁达夫等，他们虽处动荡年代，却坚守自己热爱的事业，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之先河，奠定了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之基础；第二代指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成为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坚力量，如：叶水夫、草婴、冯亦代、徐迟、朱维之、王佐良、郑振铎、蒋百里、袁可嘉等，他们虽荒废些许大好人生，但亦完成相当译作，为新时期浙江文学翻译重新走上繁荣之路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并形成了新时代浙江文学翻译的特色与优势——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以及文学翻译理论探索的“风格译”说；第三代在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迅速成为译界的栋梁，完成了不少人文佳译，如：许钧、黄源深、飞白、宋兆霖、郭建中、虞建华等，他们为中国文学翻译提出了许多值得研究、借鉴、思考的文学翻译理论，为文学翻译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文学翻译界正辛勤耕耘的中青年核心译者，如：殷企平、张德明、王之光、陈才宇、刘新明、毛华奋、吴笛等，大多来自高校或者出版社，他们构成了新时代翻译、理论、研究、出版为一体的崭新的、逐渐成熟的文学翻译团队。下文我们将围绕以“多语种世界诗歌翻译”、“世界文豪全集系列翻译”、“文学翻译理论”为特色的文学翻译工作，管窥新文化运动以来浙江省翻译家为中外文化交流、我国文化事业的继续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是极富艺术性的文学载体，是语言类艺术的最高形式。【21】相应地，诗歌就被认为是翻译的一种文本类型，而诗歌翻译是难度最大的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极致。没有人会怀疑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即其艺术性。诗歌所具有的艺术综合性要求译者通过再创造，实现其艺术韵味的准确传达。但是在看到诗歌翻译创造性即艺术性的同时，翻译中客观局限总是存在的。美国诗人罗伯特（Robert Frost）【22】断言：“诗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言下之意，诗歌不可琢磨，无法言喻。诗歌翻译应该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里的科学性指的是“客观性的、相对正确的，并且有经验实证性、规律性、知性分析和逻辑思维的特性”【23】。这样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内在于诗歌翻译活动中的，是诗歌翻译活动的本质。
由此，我们认为诗歌翻译中理论的研究对诗歌翻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古代诗歌翻译作品十分罕见，但诗歌翻译却很早就已开始。《说苑·善说》中记载的春秋时期的《越人歌》是保存在古书中最早的纯文学翻译。此外，我们还可以查阅到《史记索引》《乐府诗歌》《括地志》等书中译词不尽相同的汉代的《匈奴歌》等。这些便是我国最早流传下来的译诗。浙江近百年诗歌翻译工作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诗集翻译到理论建树得以管窥。
徐志摩（1897-1931）出身于浙江海宁一开明富商之家。1918年，他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乘舟东渡美国，始于克拉克大学攻读社会学，翌年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并获得硕士学位。两年后，他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辗转来到英国，追随罗素的哲学思想。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他终于见到他慕名已久的哲人，其后还结识了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等许多英国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他曾以飘然独特的诗风赢得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盛名。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言：“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著名诗人蒲风也言：“堪与郭沫若伯仲的，算起来要推徐志摩了。”国内对徐志摩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出过不少论文、著作，如：《徐志摩与诗歌翻译》《中国现代诗论》《徐志摩传：飞去的诗人》等。【24】
在诗歌翻译理论方面，他有独到的建树。1925年8月，经过四年的反复实践，徐志摩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一个译诗的问题》一文，表达了他对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它的形式，也不单是它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化进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盛香水。”徐氏对“形”、“神”关系的论述的妙喻极富独造之处。在他看来，“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方不失诗歌翻译的真谛。“形神兼备”原则历来可谓是一切文学翻译的上乘境界，但在当时它还只能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尤其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实践起来更是难以两全。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形”、“神”的完美结合是诗歌翻译的生命。在译诗语言上，他主张用“五四”以来的白话文翻译外国诗歌。比如，他曾用旧体将济慈的一首十四行诗译成二十二行，而其中还出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句式。他与创作中的主张一样，在诗歌翻译中也是理直气壮地走白话文道路。徐志摩还主张以完美的形式，完美地再现原诗内容和意境的过程，即既要把神韵化进形式，又要用形式表现神韵，直至臻于理想的境界。
英国文学诗歌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于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授，直至1995年逝世。就其贡献大小而言，他无疑是一位英语教育家和英国文学专家。在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也是成就斐然。他一生钟情于文学，更热爱翻译。在翻译理论方面，他出版过《翻译：思考与试笔》《论新的开端：文学与翻译研究集》【25】等著作。他最早从文体学和文化的角度论述翻译问题，给70年代和80年代初还不十分活跃的翻译理论研究带来新的气象。王先生最倾心的还是诗歌翻译，因此他的英语诗歌翻译作品也是最多的。他先后发表过《彭斯诗选》《苏格兰诗选》《英国诗文选译集》等。他坚持认为要译好一首诗，有几点至关重要：一首诗的意义，诗艺情况，语言情况。他所说的诗艺情况是指一个时代诗歌创作的特点。他认为由于中国“五四”时期白话诗歌的兴盛，传统诗艺得以变革，所以外国诗歌的翻译才繁荣起来。在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歌翻译成就卓著，正是由于惠特曼、庞德和威廉斯三人倡导用口语节奏创作，从而导致一场诗歌革命。译者只有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诗艺情况能较好地了解和把握，才能译好诗。关于语言情况，他认为一个时代的语言状况处于停滞时，不利于翻译，而一个正处开放时代的语言比较活跃，有利于翻译。英国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语大量吸收外来成分，比较活跃，结果带来翻译的兴盛。同样，中国“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文学语言出现大变革。王先生的译诗观点可以概括为：“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对原诗意义的理解，对一个时代的诗艺情况和语言情况的认识，只有诗人才能有较好的把握，所以主张诗人译诗。另一方面，他还认为一个译者应该译与自己风格相近的作品，无所不译必然导致劣译，认为翻译是一个让译者适应他人风格的过程，也是一个往译作中施加译者个性的过程。王佐良对诗歌翻译的论述都体现了他翻译上追求的最高目标，即：“一切照原作，雅俗加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在翻译中，当细节问题有碍于总体效果的统一时，应该进行变通，调整句子顺序、更换用词等，以便达到“通篇的神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95年，王佐良先生逝世后，人们对他诗歌理论与实践研究不断，陈全国、潘绍中、李赋宁等近30篇研究论文刊登在中国重点核心期刊中。【26】
王佐良先生作为穆旦（查良铮）的挚友，写过不少评论后者的论文和著作。既把穆旦放在“昆明现代派”【27】这个群体里讨论其写作的外在性【28】，同时又主要地对穆旦诗歌中宗教取向进行了独特的讨论【29】，这是穆旦研究中富有开创性和可持续性的命题。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展开讨论。
王佐良先生不仅在诗歌翻译方面硕果累累，而且在英国散文翻译方面亦颇有建树。他对所译的两篇散文《论读书》和《射手》进行译例分析，展示了王先生在忠实传递原文内容和文体风格时所表现出来的精湛技艺和严谨的翻译态度。它们不论在语体风格上的契合，还是对语言节奏的把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培根“Of Studies”的精神。可谓名作出自名家，名作配以名译，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王佐良先生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中的一章，使读者可以了解在英国文学史上重重的一笔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此时，人文主义作家们散文诗歌译之，文史百家译之，或传美品，或为资政；于是英国语言蓬勃发展，英国文学如日方升，英国人眼前呈现一片开阔的知识新天地，这正是文艺复兴的心智气候。翻译家居功甚伟。多年前，郑振铎（西谛）曾写过《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阐述了翻译对于俄国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评价翻译家是人类最高的精神与情绪的沟通者，“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与郑同时，浙江海宁蒋百里（方震）发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以饱满的激情论述了在此期达到极盛的西方翻译事业，以及翻译对于社会思潮、对于译入语言的积极影响。这些都是翻译文化史研究的可贵成果。我们期待有更多的篇章，探讨古今各时期的译家、译品对于文化沟通的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中外诗学对话，以泰戈尔为焦点的中印现代诗学对话是其中一例。中国现代文学主要社团流派的代表人物，如郑振铎（1898-1958）、徐志摩等，都与泰戈尔有过交流，其文学思想受到泰戈尔诗学的影响与激发。对话中存在许多误读现象，其原因主要是文化过滤、翻译局限和话语。郑振铎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曾经先后三次出版“泰戈尔专号”，使《小说月报》成为中国介绍泰戈尔的主要阵地。他的译作主要分为三类：俄国文学、印度文学与希腊和罗马文学。其中印度文学主要翻译泰戈尔的诗歌以及印度寓言。1922年他翻译出版《飞鸟集》，翌年九月又出版了泰戈尔的《新月集》，都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泰戈尔诗集。我国比较有系统地翻译泰戈尔的诗歌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而处理最多的就是郑振铎。冰心读到郑氏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时评价到：“觉得那小诗非常自由，就学了那种自由的写法。”郑氏的这些译作，对于我国新文学建设和中外文学交流，都是有意义的。20年代我国诗坛上小诗和散文的流行，与郑氏翻译泰戈尔的诗歌密切相关。1925年8月郑先生出版翻译了《印度寓言》一书，共收录他的译作55篇。他的译作受到中国读者，包括少年儿童的欢迎。印度学者海曼歌·比斯瓦斯在1958年《悼念郑振铎》一文中指出：“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印度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人，他同样是当前中印文化交流的先驱。”该文对他在印度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作为研究者，郑振铎连续发表了《戈尔研究》《戈尔艺术观》等重要论文；他的《戈尔传》是我国第一部泰戈尔研究专著。【30】在他看来，泰戈尔是“乐园的伟大创造者”，是“提了灯指导我们在黑暗的夜路中向前走的”一位先知和导师。在文学思想方面，郑振铎也有对泰戈尔的接受和共鸣。他在《戈尔艺术观》一文中对泰戈尔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赞赏泰戈尔的“艺术是人格的表现”以及“建筑他的这个真实世界——真与美的生存世界——就是艺术的功用”的主张。郑振铎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不仅给读者留下了众多的译作，而且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尤其在关于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关于翻译的意义与功能、关于译者的责任、关于“信、达、雅”三字理论以及关于整个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评述等翻译理论方面，其建树甚多，有史为证。【31】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的。将原文割裂以迁就译文，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译文是以“信”为第一要义，但要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上述诗歌翻译理论多半是他率先提出，无疑具有启蒙和开拓意义。史实足以见证，郑振铎不愧为近代史上全面探索翻译理论的开拓者。
向飞白先生提出建议，在其完成《诗海》基础上，发挥多种语言知识的条件，组织全国翻译和研究力量编一套大型世界诗书籍的是袁可嘉与王佐良。时光流逝，岁月不居，诗人、翻译家袁可嘉（1921—2008）从事诗歌创作、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已逾半个世纪。今天，回首他走过的历程，面对他在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我们不禁对这位古稀老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他生于浙江余姚（即今慈溪），幼时受其兄长影响，爱好文学，入国立西南联大西语系，先后师从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名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和外文出版社翻译。作为诗人的袁可嘉早在40年代就是九叶派诗人之一，还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派的主要理论家。作为翻译家和学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为我国新诗现代化作出了独特贡献，他的事迹已经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也拟收了他的条目。他对弘扬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可以从三方面概括。第一，谦虚的态度、严谨的译风。主张翻译在内容上保持“原汁原味”，做到“传达原作情趣，准确和生动”；形式上，尽量把持原作风貌，“惟妙惟肖”。诗是浓缩、是雕塑、是传达感情的艺术，他含蓄、羞涩，需要一个贴心的人来呵护解读。【32】第二，着眼于时代，翻译与研究并举。袁可嘉曾坦言：“我研读中外的现代诗、创作现代化的诗，提出新诗现代化理论，翻译和评论西方现代派诗和文学，评价冯至、卞之琳、穆旦、陈敬容等诗人的作品，目的都在于推进新诗现代化，使我国的现代诗在与世界的现代化诗接轨的同时仍然保持我们民族和时代的特色。”【33】第三，深刻的译论，丰硕的成果。他的诗歌翻译可谓形神兼备，炉火纯青。1986年，他在题为《译坛近况和译诗问题》的报告中认为翻译诗歌并没有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而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翻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他的主要译作和编著有《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论新诗现代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天真之歌·布莱克诗选》（与查良铮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米列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彭斯诗选》（新文艺出版社，1959，上海译文出版社增订本，1986）、《英国宪章派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60；修订版1984）、《试论独创性作品》、《英国歌谣选》和《美国歌谣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等。【34】
赵萝蕤（1912-1998）以研究英美文学见长，特别是以翻译艾略特、詹姆斯、惠特曼闻名。若从赵萝蕤1932年考取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到1937年发表其第一部译作《荒原》算起，她从事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历史迄今已达半个多世纪。《荒原》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西方现代派重要作品。刘树森是国内研究赵萝蕤的主要学者，他曾著有《赵萝蕤与翻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1990年9月，赵萝蕤应邀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美国芝加哥大学，以研究与翻译惠特曼为题发表演讲。是年适逢芝加哥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作为校庆活动之一，为表彰在各自学术领域中取得的杰出成就，该校向八位校友颁发了“专业成就奖”，名列首位的便是赵萝蕤。1991年8月，珍妮·查普曼与罗伯特·梅尔萨克主编的《在坎姆登和沃尔特·惠特曼在一起》第七卷问世，两位主编将这部研究惠特曼其人其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献给赵萝蕤，扉页上的献辞为：献给中国最重要的惠特曼翻译家赵萝蕤。由此可以看出，赵萝蕤作为学者和翻译家取得了公认的突出建树。
《荒原》是西方现代派诗歌主将艾略特（T.S.Eliot，1888-1965）最具影响的经典之作，被誉为现代派诗歌的里程碑。全诗434行，分为五部分，即：（一）死者葬礼；（二）对弈；（三）火诫；（四）水中死亡；（五）雷霆的话。该文由英、法、德、意、希腊、拉丁等七种语言写成，大量引用了欧洲和印度的神话传说以及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的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典故和名言。不仅如此，诗人还注重象征运用，用“客观对应物”表达深刻的寓意，使《荒原》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情调上都成为一部不同凡响的杰作。“对于艾略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这首诗是一个巨大的震动。”【35】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形成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一个最大的现代性冲击波”。浙江诗人翻译家徐志摩、戴书望、孙大雨、穆旦、袁可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艾略特的影响。
就赵萝蕤的文学翻译理论思想而言，她认为文学翻译是文学接受的重要部分，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在文学翻译选择中起着决定作用，不同接受语境下应采用不同的译介策略。中国文化语境的内在需求和认同是译介《荒原》的根本原因，赵萝蕤作为第一个《荒原》汉译者，对《荒原》的理解和阐释说明了中国翻译家对这部经典作品的接受。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说：“我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穿凿与不变不屈的信心。”就如何具体表现对《荒原》的阐释与接受，她主要选择“直译法”来处理。《荒原》的汉译本就说明了她对原文的某种价值判断与认同。她认为作为现代派杰作的《荒原》其内容和形式互为依赖，无法分割。赵萝蕤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经典《荒原》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为世界诗歌翻译所作的贡献远远不止上面的这些翻译家，我们还将在第三、四、五章中具体阐述徐迟、穆旦和朱维之的散文与诗歌翻译艺术与理论。我们将在本书的结语处论述飞白、吴笛、张德明等活跃在浙江译坛的翻译工作者以展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