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金山和会”的门外客
犹如一个重病人对外在环境的依赖性特强，国民党政权失去大陆后尤其注重“对外关系”。换言之，若无外界的援助，国民党难以在孤岛上支撑。然而，外交是以双方的实力与互惠为基础的，惨败的国民党一度本钱全失，为多年的盟友所唾弃，成了“国际弃儿”。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重新认识到台湾的战略价值，终于实行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美台关系暂得修复，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得以保全。然而，由于教训深刻，蒋介石对美国的政策仍持怀疑的态度，尤其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更是旧恨未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日记中，蒋对美国对台政策有许多的批评与抱怨。如1950年底他在当年总结中称“外交险恶情势”，并详细列出了40条对台湾不利的“险情”细节，可谓点滴在心头。而造成这些“险情”的总根源，仍是美国“艾其生在韩战未起以前其台湾政策……只要能达成毁蒋消灭国民政府之惟一目的，则无不可为之事”。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明确表示支持台湾并送去经济军事援助后，蒋仍认为美国的援助“不怀好意”，只是“不能不变更其方式，使台湾中立化为名，而实冻结我政府与国本，不容我在韩战期间复活”。【1】对美国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曾较长时期困扰着蒋介石。对蒋介石而言，拓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在于：提高国际地位，争取支持；与大陆新政权竞争，将内战扩展到外交领域，制造其“反攻”的依据；借国际承认的外在形式，增加其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可以说是台湾的一条生命线。
在全球，蒋介石关注的是与美国的关系；在亚洲，蒋介石重视的是日本。由于蒋介石号称他的政权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而实际能控制的地方又很小，两者间的巨大反差，就造成了“外交”上极为尴尬的局面。
日本宣布投降后，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也成为各国特别是长期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所倍加关注的问题。由于美军对日本实行占领政策，具体的缔约进程也受其控制。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加紧了缔结对日和约的工作。1950年6月，美国派国务院外交顾问杜勒斯前往日本，与麦克阿瑟会商和约问题，决定在美国旧金山汇集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各国签订对日和约，解除对日军事管制，使日本重归国际社会。美国此举目的有二：首先是减轻财政负担，占领日本期间，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朝鲜战争爆发后，它又出兵干预，协防台湾，财政更是不堪重负。为减轻财政压力，美国决定尽快从日本部分抽身，集中力量于朝鲜。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集团的溃败，美国失去了一个在亚洲同苏联抗衡的基地。因而，美国企图通过重整日本，使其成为亚洲新的反共堡垒，以在该地区阻止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
台湾当局支持美国的想法，它在失去大陆后也急于参加此类重要的多边国际活动，以捞取资本，甚至想充当主角。其喉舌《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签订对日和约有利于全球“反共”，并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我们希望对日和约缔结之后，日本能成为一个安全有保障的国家，换言之，就是要使日本恢复其自卫能力；第二，我们希望对日和约缔结以后，日本能成为一个经费能足以自给的国家。为此，在和约缔结时，我们主张放松赔偿的条件。而代之以经济的互助和技术的交换，以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2】因此，台湾方面于1951年1月22日以书面文件正式通知美国，它同意缔结对日和约。
但是，让蒋介石失望的是，他虽声称“代表”中国，却无法享受与其他战胜国家同等的待遇。在美国人拟定的对日和约草案中，美国出于自己的考虑，只写明日本宣布放弃它在台湾和澎湖地区的全部权力，而未写明将这些权力移交给中国，而关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的条文，则写明将这些岛屿的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在同一文件中截然不同的两种表述，同美国部分人主张“台湾地位未定”有关，完全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有关规定，是对台湾的歧视。台湾感到如果它接受这一歧视性规定，一来它将难以向历史作交代，二来有损于“中华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它向美国要求：或者在草案中加进“日本把台澎一切权力归还中国”的条文，或者删去“日本把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一切权力归还苏联”的条文，否则，台湾方面不便在和约上签字。【3】
在台美双方的交涉中，美国自恃对台湾的庇护，借口如果在条约中写明将台澎交还中国，则第七舰队将承担“干涉中国”内政之名而不便继续留在台湾海峡，拒绝了台北的要求。但蒋介石也不敢承担“丢失国土”的罪名，所以也表示如果上述条文不修改，则“中华民国”政府不能同意缔结对日和约。双方函电来往，争论不止。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提出对日和约条款，证（征）求我同意其对台湾问题与千岛、库页、南半岛皆列为悬案，以待和约成立后由四国共同解决，余谅其苦心，勉允其请，但坚决反对其联大派代表团来台调查也。”【4】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双方僵持之时，国民党政权参加旧金山和约的代表权问题又被质疑。新中国的成立和国民党败退台湾标志着“国民政府”的终结，此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也只有在新中国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才能是合法的。早在对日和约酝酿之时，周恩来就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单方面主持对日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并准备参加对日和约谈判，“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由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对日和约，中国政府不予承认”。【5】
1951年4月，已同新中国建交的英国提出，让北京代表而非台北代表参加对日和约，并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执意邀请台湾参加对日和约，英国、印度及其他英联邦国家政府都将断然拒绝参加拟议中的和约。【6】苏联政府则主张先召开由新中国参加的苏、中、美、英四国外长会议，为对日和约作准备。远东委员会12国中也有10个国家不同意台湾的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此种情况的出现，使蒋介石如遭棒喝，极为不安。5月间，日本政府向国会说明缔结和约时“中国代表权”的问题，以中国现有两个敌对政府之下，“很难决定那（哪）一个政府是合法代表，参加订约”。蒋介石闻讯，推测这是美国在幕后策划，“此乃美国对我外交政策又一大改变，其中必为英国作祟，殊为可痛”。他同时觉得，“尚有时间可以运用”，要努力争取，“上帝当能默佑也”。【7】如果台湾不能参加旧金山会议，则表明其代表中国的“合法性”遭到否定，国际地位则更加孤立。为了争取到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入场券，蒋介石指令所属，积极开展活动，向美国施加压力。
在台北，蒋介石发起强大的舆论攻势，责骂：“中共正在寻找一切机会破坏和约之缔结，使日本永远没有自卫的力量。如果对日和约竟如英国所主张的容许匪党插足，则和约之缔结必成画饼，而美国几个月的努力归于白费”，所以台湾坚持“对日和约中国方面应有领导八年对日抗战，并且曾参与开罗会议的国民政府代表，无论在法理上与事实上，都是无法改变的”。【8】5月26日，蒋介石接见日本共同社记者川崎正雄时就和约问题发表谈话：“现在日本即将以独立、自由国家而加入国际社会，吾人尤为欣幸。早在中日战争发生以前，余已预见此一战争对于两国及亚洲全局之影响。余曾向两国国民提出警告，中国战败非日本之福，日本战败亦非中国之福，惟有独立自由的中国与和平民主的日本合作，始能安定东亚，有助于世界之和平。今日余希望日本国民对于苏俄、中共之阴谋暴行有所警觉，中国大陆一日在苏俄控制之下，日本国家即一日不能安全，日本经济亦一日不能顺利发展。余深信，自由中国反共抗俄之艰苦奋斗，对于东亚民族之祸福关系，必能获得日本国民之深切体认。”【9】他要将日本拉入其“反共抗俄”的战线之中。
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签约的关键，各方争执不下，为此，英美决定在伦敦会商办法。蒋介石遂命令“驻美大使”顾维钧连续数次拜会即将赴英商谈的杜勒斯，并鼓动美国国会中亲国民党的议员们游说杜氏。虽然美国极力反对新中国参加和约会议，但也担心因坚持台湾代表参加和约会议，而引起英联邦国家的不快。6月9日，美国代表在伦敦会议上提出妥协方案：美英等多数国家首先与日本签订和约，至于哪一个中国应该参加签约，可在上述条约签订以后，由日本政府自行抉择，该方案获得英国同意。6月15日，美方把此方案通知给台北，同时它还向台北秘密承诺将施加影响，保证日本将来选择台湾缔约。
中国是最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也是对日作战中牺牲最大、贡献最大的国家，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之外是非法的，而让战败国日本来选择媾和对象，更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侮辱，因而，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对蒋介石来讲，除去民族情感因素外，台北不能参加旧金山会议，更是其“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失败，其反应也格外强烈。6月18日，蒋介石发表《对日和约声明》，表示：【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系源于日本侵略中国；故在各盟国中，中国抗日最早，精神最坚定，牺牲最惨重，而其贡献亦最大。对日和约如无中国参加，不独对中国为不公，且使对日和约丧失其真实性。……中日两国关系密切，且为亚洲两大邻国，必须诚意合作，亚洲始有安定。故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即一再声明：中国对于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合理的宽大政策，并以种种直接间接办法，求取对日和约之及早观成。最近美国政府不顾苏联之阻挠，出而策进对日媾和工作，自属适时之举。中华民国政府为力促其成起见，曾就和约中所涉及若干重大问题，如赔偿问题、日本安全问题，采取克己而协调之态度。偿美国所主持之对日和约，竟无中华民国政府以平等地位正式参加，将使自由中国之国民大感沮丧；且将使中国大陆上亟盼自共党统治下获得解救之中国人民丧失希望；而中美两国国民百年来传统之友谊精神将因之损毁，其影响所及，不仅对日和约本身之价值与力量已也。……
中华民国参加对日和约之权，绝不容疑。中华民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之签约条件，均不接受。任何违反中华民国上述严正立场而订立之对日和约，不但在法律上及道义上丧失其力量，亦将在盟国共同作战之历史上，永留不可洗涤之错误，其责任之重，影响之大，诚有非余所忍言者。因此种丧失真实性之对日和约，不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获得真正结束，并将加深远东局势之混乱，更种下世界未来之无穷祸乱也。
紧接着，主管国民党理论宣传的曾虚白也发表评论《评对日和约协议传说》，指出：“签订和约的中国政府果真由日本来选择的话，那才创造了世界历史千古话柄，给人类文明沾上了万世洗不掉的污渍了”，“这不光是歧视我们，简直要根本抹杀我们战胜国家的地位。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不独是对我们的绝大侮辱，简直是背叛正义，抹杀公理的行为”。【11】同时，台北以“政府”名义通报美国：“杜勒斯所提办法是对‘国民政府’的歧视，不予接受。台北要么与其他盟国同时参加多边和约，要么所有盟国均与日本分别签订双边和约。”【12】
蒋介石的声明不仅未能挽回局势，反而惹怒了美国，美方随即以立即正式公布伦敦方案来警告台北。不得已，台湾“外交部”和“驻美大使”又费尽心机，恳请美方延迟公布该方案，以寻求其他代替办法。此后，台湾曾提几个方案，例如，在多边和约签订的同时签订中日双边和约，或在多边和约签订之前先签订中日双边和约，但均被美国否决，美国只是保证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吩咐日本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谈判缔约。7月11日，美国不顾台湾的再三要求，正式公布了对日和约的修改草案，该草案第23条规定的对日和约签署国中并未列入“中华民国”，台湾最终被排除在旧金山会议之外。
自和约酝酿以来，为了争取参加这个和约，蒋介石的代表同美国国务院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数十次交涉，最终结果让他十分失望。蒋介石为了此后能获得美国的继续支持，又不敢过分触怒它，乃由“外交部长”叶公超于7月12日发表声明对未将其列入签字国表示强烈抗议。蒋介石也注意到利用“民意”，他指示台湾各报纸要大字刊登“国耻”的标语，“发动基层社会与民意机构要求参加日约”。【13】另外，为做最后努力，蒋介石还于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在美国发起一轮新的舆论攻势。他策动台北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向美国国会、总统发出一连串呼吁，且命令“驻美大使馆”务必赶在8月31日前，将所有有关抗议的官方及私人的声明、讲话、消息、电报等编辑成小册子，向美国人散发，以表明台湾的失望与愤怒。蒋介石明知事无可为，仍要进行呼吁以博取美国公众的同情，其呼吁几近于乞怜，即使海外华人看来也觉得有失“尊严”【14】
但一切都太迟了，1951年9月4日，缔结对日和约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除中国、印度、缅甸、南斯拉夫4国外，当年参加对日本宣战的55国中有51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叶公超再度声明，表示旧金山和约歧视台湾，因而对台湾没有任何约束力。【15】不过，让台湾略感心安的是，由于苏联等3国因条约未明确台湾的归属而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美国乃将条约中“日本将南库页岛、千岛群岛交还苏联”的字样删去，满足了台湾的最初要求，做了个顺水人情。但和约更多的是大大抬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为日本利用中国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欺骗讹诈、推脱战争责任并从中大肆渔利创造了条件。时任首相吉田茂即曾兴奋地表示：“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16】
美国为安抚蒋介石，通知台湾将对台增加三亿美金之援助，并将“促成日本派员来台协商对日双边和约之进行等事”。但这未能平息蒋的愤怒，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在他人以为幸事引自慰，而余独以为耻辱加重”。【17】旧金山和会结束后，蒋认为台湾被排在和会之外，是其“外交凶险最大，耻辱最重”之事，是一大“失败”，他在日记中写道：【18】
美英对日和约，经六、七、八三个月之布置，终于九月八日在旧金山签订，而弃我国于约外置之不顾，最可痛者，自五月以来，余对其国内议会以及舆论之呼吁，彼等昔日对我国情之友好，亦视若无睹，其各报且对余紧急宣言，亦概不登载，以为余对美民族性之判断错误，实为余最大之教训，而此三个月中恶斗苦战，终归失败，认为此平生所未曾有之耻辱也。
二 ”对日和约”的曲折
确信失去了参加旧金山和会的机会，蒋介石退而求其次，要求美国履行使日本与台湾而不是与大陆政府谈判缔结和约的承诺，并提供明确的保证。旧金山和会后，蒋介石只得更加倚重美国支持，可他对美国的不信任也加剧，甚至怀疑美国“保证”的可靠性：“英美既排除我于对日多边和约之外，其必为‘共匪’与日本签订双边协定之地步。此着即为英俄共妥协之先着，亦预为‘共匪’参加联合国之先声，危险极矣。美国议会态度对我如此冷淡，更足证明艾奸对此胸有成竹矣。”【19】
而美国也确实不让蒋介石“放心”，又提出了在两岸分裂对峙的现实下，条约中蒋介石一方的适用范围问题，并以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作为提供保证的前提。杜勒斯毫不客气地说：“蒋委员长应当知道，台湾的国民政府是无力执行条约的”，“在磋商对日和约过程中，蒋委员长的态度非常顽固和执拗”。【20】
为了保证和约的顺利签署，就必须借助于美国对日本的压力，而想让美国替台湾说话，就必须先满足它提出的条件，即双边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9月22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各方面参加的会议，讨论此事。经过反复争论，他最后拍板定下两个方案：A案——台日双边和约签字时，台湾代表将发表下列声明：该条约适用于“中华民国”之一切领土，至于领土中现仍处于“共军占领下之地区”（指大陆），“中华民国政府”一俟该地区置于其有效控制之下，即将在该地区实施本条约；B案——台日互换双边和平条约批准书时，下述声明将列入双方认可的记录中：该条约适用于目前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及今后可能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但无论哪个方案，蒋介石都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了国民党政权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事实，迁就了美国的要求。
9月26日，“驻美大使”顾维钧遵照台北指令，将两个方案提供给美国国务院选择，基本上被美方接受。美国也授意日本选择台湾作为签约对象。
当初，蒋介石为争取参加旧金山和会，曾坚决反对由战败的日本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签订和平条约的对象，认为这是从根本上抹杀了中国战胜国的地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背叛公理的行为。然而，此时他却完全转变了立场，急于要让日本选择自己。在对日关系中，蒋介石一直处于矛盾的情结中：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领导中国打败日本的“领袖”，战争结束时又实行“以德报怨”政策，同意日本保存天皇，遣返了全部战俘与侨民，有曾施惠于日本的优越感；可另一方面，他又失去了大陆流落孤岛，其“代表中国”的合法性反而需要日本的认可，其他方面也是台湾有求于日本，远远多于日本之求台湾。历史就是如此捉弄人，几年间蒋介石与日本打交道的地位就颠倒了，历史的优越感与现实的虚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台湾处在被动的地位。这种矛盾的情结左右着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他每每对日本的“忘恩负义”与“以怨报德”行径耿耿于怀，最后却不得不屈就现实，对日本让步。而日本恰恰抓住了两岸的尖锐对立和蒋介石的弱点，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日本政府并不情愿同台湾缔结和约，与新中国相比，日本在台湾的利益显然是有限的。虽然在美国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以台湾的国民党为签约对象，但日本商人、企业家以及那些一贯主张在新中国扩大影响的人都倾向于同新大陆而不是台湾缔结和约。更重要的是，日本的野心家充分利用美国授予的“缔约对象选择权利”，利用国民党急于同其签约以争国际上“正统地位”的心理做文章，要挟台湾同意其条件。因此，尽管它口头上答应同台湾签订和约，却故意使用拖延战术。为了讹诈台湾当局，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并搞出一个深埋玄机的结果：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者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无所谓。1951年10月25日，吉田政府的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则在会见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时又说：“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21】五天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在国会演讲时也宣称：“如果中共请日本政府在上海设立海外事务所，日本也欢迎中共在日本设立类似的机构；如果大陆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并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22】
上述种种，对于正期望与日本签约的台湾当局，又是一次当头棒喝，惊慌之余，他们又转向美国，请求支援。10月31日，叶公超约见美国“驻台代办”蓝钦表示不满：“吉田的言词，已构成对自由世界的一项挑衅行为”，“如任吉田长此以往，则旧金山和约业已完全失败”。【23】11月末，杜勒斯赴日讨论日台签约问题。蒋介石感到杜氏此行将关系着他所一直在争取的双边和约的前途，故命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和在东京的“驻盟军代表团”团长何世礼要“特别注意与杜勒斯先生及其他行将访日的人员保持密切联系”。【24】杜勒斯到日本后，为促成日蒋和约，也毫不客气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签约：“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和约’。”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政府作出妥协。1952年1月16日，蒋介石收到了日本通过蓝钦转来的吉田茂声明：“我国政府现准备，如中国政府（指台湾）有此愿望，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依旧多边和平条约所示之原则与该国政府缔结一项将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之条约……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缔结双边和约。”【25】蒋介石总算如愿以偿，他收到声明后，即通过叶公超向美国特别是杜勒斯所做的努力表示感激之情。蒋介石也当即确定了台湾应该采取的三个步骤：“甲、应即派定和谈代表有力人士，使日可早派犬养健来台，以防其只派商务专员代表也；乙、要求美国参加谈判为中介，勿使美对此事卸责；丙、双边和约必须于多边和约生效前正式签订。”【26】这可以说是蒋的如意算盘：让日方派出“亲蒋人士”出任谈判代表，由美国居中“担保”压迫日本，尽快签约。而他的打算一开始就受挫，日本在派出谈判代表后，日方就想压低层级，希望与台湾所签的最后文件能不用“和约”之名。蒋介石斥之为：“吉田茂总想投机取巧，骑墙观风，逃避其和约应负之责任，可说既欺中美与日本国民，而又想欺朱毛与暴俄也。此种政客何能望其任大事也。”【27】
1952年2月20日，日台缔结和约谈判在台北举行。日方代表为河田烈，台湾方面以“外交部长”叶公超为首席代表。台北对此谈判相当重视，成立了由陈诚、王世杰、张群、王宠惠、何应钦、张厉生、张其昀、黄少谷、叶公超等12人组成的对日和约最高决策小组，随时会商对策，向蒋介石汇报请示，并聘请“总统府国策顾问”邵毓麟，青年党领袖陈启天、刘泗英，民社党领袖万鸿图、孙亚夫，台湾地方代表丘念台、黄朝琴以及“社会贤达”莫德惠等人以“顾问”名义，参加对日和约代表团。【28】美国“驻台代办”蓝钦周旋于日台之间。
然而，谈判开始不久即陷入僵局，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台日双方互不相让。
第一个问题，仍然是关于条约适用范围问题。台湾方面坚持条约必须适用于中国全部领土，而日本则坚持条约应适用于国民党现控制下之领土，或将来控制下之领土。围绕这一个“或”字，双方争论不休，特别是在关于适用范围换文的英文文本中，台湾主张用“and”（及），而日本政府训令其代表只能用“or”（或）而不能用“and”，仅此一字双方就争论了数天。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台湾地位问题。台湾坚持应在条约中写明日本将台澎一切权力交还“中华民国”政府，日方则只愿写明放弃权力，而不愿写明交还中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赔偿的问题。对于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国民党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早在抗战胜利前就制订了以接收沦陷区敌伪产业和拆迁日本国内企业为基础的工业复兴计划。抗战胜利后又成立了专门机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并在经过广泛调查基础上，以中国受日本侵害时间最长、抗战时间最长、损失最大为依据，向盟国提出“日本对华赔偿应占日本对盟国赔偿款总额之40%”的主张。与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战争与掠夺所给中国人造成之损失相比，这一要求并不算过分。据研究，甲午战争后，日本掠夺中国白银2.3亿两，相当于当时其年财政收入的3.5倍；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各国列强自中国实际掠夺白银6.5亿余两，日本从中获得7%—8%；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更是给中国人民造成了3500万军民的伤亡和1000余亿美元的经济损失，【29】日本也成为近代以来给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因此，尽管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不同意；国民党政府也因错误发动反共内战而无暇顾及索赔的问题，但其政策与态度是坚决而明确的。这可以从行政院长张群在1947年9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上看出来，他说：“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然而，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民党政府之预料，随着其在内战战场上的迅速崩溃，美国转而采取扶植日本的政策，以日本取代国民党政府作为其在东亚地区实行冷战、遏制共产主义的堡垒，并迅速调整其对日索赔政策。例如，在“旧金山和约”中，它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而对于赔偿的数额根本没有规定，且又规定赔偿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极大地减轻了日本的赔偿责任。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但最终还是承认了“旧金山和约”，由积极索赔转而提出有条件索赔，即如果其他国家放弃赔偿，国民党也可以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因此，台湾方面只是简单地要求，条约中要写明“中华民国”有向日本索赔的权力。但日本抓住了台湾急于求成的心理，狡辩说，受其侵略之苦的是中国大陆人民，台湾当局已无法对上述地区行使有效控制，故没有必要在此讨论赔偿问题。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蒋介石通过其谈判代表告诫河田，日本的立场是“抹然中国之格，侮辱中国政府”，他断然不能接受。如果此次“和会”失败，“中日两国将再无合作机会，将我六年来以德报怨之和好基础完全被其毁灭，日本因此失去最邻近最大的助力，其在长远利益上使中国对日本提高其只重利害而毫无道义的戒心，是最不智的事”。【30】为了“和会”成功，蒋介石费尽心力，甚至失眠，他记道：“本周对日和约之用心最力，适患失眠症亦最剧，深恐失事也。幸能多采纳干部众意，三思后行也。”【31】但是，结果并不如他所期望，日本虽是战败国，但却利用台湾的弱点，态度十分强硬。谈判在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日本政府仍训令河田烈：拒绝接受台湾所提有关“中华民国”与其他盟国地位平等、权力平等、有关赔偿及条约适用范围问题的处理方案。【32】与此同时，冈崎胜男也发表谈话，表示要加强与中国大陆新政权的关系，河田烈也返回日本听命。沸沸扬扬的日台和谈一时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连续召集最高决策小组会议，商讨对策，蓝钦也加紧在双方间的斡旋活动，不断向双方施加压力。此一阶段，双方又为伪满洲国在日本财产的归属问题产生争执，日方借口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无法代表整个中国，拒绝在条约中表明归还给台湾，蒋介石也不肯让步，告诉日本方面：“对于伪满等在日财产必须归还中国。此非为小数财产，而乃为法律与公理所在，决不能再容退让。今后中日关系之成败祸福，皆应由日本决择也。”【33】台湾方面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态度强硬。然而3月下旬，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并随后宣布“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这也就意味着4月28日之后，日本将摆脱战败国的束缚，摆脱美国的控制，恢复主权了，在对外特别是对华政策上将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显然对台湾是个坏消息。于是，形势急转直下，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蒋介石全面妥协，提出“以维护国民政府在国际上是中国的惟一合法代表为方针”、“政治重于经济”、“主权与国际地位重于一时的经济利益”、“中日两国关系重于其他国家关系”、“劳役赔偿可以不争”、“平等互惠关系条件应予除去”等新的会谈指导原则，以求得日本的合作。最终协商的解决办法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文件正文中仍照日本意见用“或”（or），而另在附录中注明双方认为正文中的“或”字有“及”的意思，以表明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对大陆拥有主权；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美日双方坚持，在“旧金山和约”中也未明确规定日本将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交还苏联，蓝钦并一再强调第七舰队驻留台湾海峡的利害，台北放弃原议；关于赔偿问题，由蒋介石决定，台北宣布“自动放弃赔偿”。
4月28日，“台日和平条约”在台北举行签字仪式，叶公超、河田烈代表双方签字。条约共十四条，其主要内容有：（一）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及西竹群岛之一切权利；（二）日本承认台湾及澎湖列岛居民系“中华民国”之人民；（三）1941年12月9日之前中国与日本缔结之一切条约均归无效；（四）台湾与日本相互间之关系，愿遵守联合国宪章第二条之各项原则；（五）台湾愿尽快与日本商订一切关于民用航空、运输、规范或限制捕鱼及保存暨开发公海渔业之协定。【34】随后，蒋介石夫妇在其官邸会见了河田烈等人，称赞日方所做的努力，河田烈等人也颂扬蒋介石在和谈过程中所表现的“宽宏大度”。至此，历时两个多月的日台和谈宣告结束。
蒋介石对“台日和约”签订的感情较复杂，他一方面觉得是个成功，“为我革命历史奋斗中大事也”，甚至认为“幸赖上帝保佑”才有此成功。但另一方面，在谈判过程中饱受日本、美国之欺辱，“实已为人所不堪忍受之苦痛矣”，认为谈判的那一个月“被辱受侮乃为近月最大之一次，故忧患亦甚，因之失眠最剧，体力亦觉减损”。【35】
“台日和约”的签字，标志着日台关系“正常化”，台北正式被纳入资本主义阵营中，其“民主国家反共先锋”的角色也得到正式认可。但就“和约”的内容而言，台湾除了获得签约权，日本有保留地承认台湾当局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外，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仅从上述三项有争议的问题看，它没有坚持日本将台澎一切权力交还中国，默许了“台海中立化”和“台湾地位未定论”，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这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也和台湾当局的一贯宣传南辕北辙。因此，国民党“立法院”对此和约投票表决时，到会的308人，只有204人投同意票，其余的100余人均表示异议。可笑的是国民党宣传机构仍不知痛痒地吹捧蒋介石的伟大：“中日和谈成功，主要是蒋总统的睿智决定。蒋总统决定撤销以劳务方式从事赔偿的要求，此一要求曾为某一时期双方所争执的焦点。当中日和谈进行时，蒋总统自始至终着重于未来两国间的合作，而不愿采取任何惩罚性措施，因为此类措施可能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36】更让国民党人大丢颜面的是，日本人对蒋介石的宽大根本不领情。6月26日，日本首相吉田茂发表谈话称：“我们将来要和中国发生全面的关系，其中第一步我们和中华民国签订了新条约，也就是说，这部条约是和现在统治台湾的政府之间的条约，将来我们要和中国缔结一个全面的条约”，当有人问他是否意味着“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时，吉田给予了肯定回答。【37】
“台日和约”从谈判到签订，自始至终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5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策动日本、台湾缔结条约，意在把两个傀儡联在一起，构成对新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这个条约。【38】尽管如此，日本作为近百年来对中国侵略伤害最深重的一个国家，充分利用海峡两岸对峙之利，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不仅最大限度地摆脱了侵略战争之罪责，并进一步从中谋取最大政治、经济利益，则尤为中华民族之悲哀，实值得两岸国人之反思。
三 岸信介访台
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下以及在蒋介石作出诸如放弃索赔权等重大让步后，同台湾签订了“和平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两个小伙伴，台日之间的政经关系也变得十分密切。但与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大陆相比，同属海岛的台湾对日本的吸引力就十分有限了。尤其是日本在战争废墟上复兴经济，更需要进口原材料，输出产品，扩展市场。因此，日本政府适应日本民众的要求，不断扩大同新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并逐渐向政治领域延伸。
台湾方面对日本的举动很不满意，可台日经济同质性较强，难以互补。因此，蒋介石一方面利用美国继续向日本施压，一方面多方设法笼络日本，使其不致与大陆走得太近。在“台日和约”签订后，蒋介石即与张群商议未来对日政策，希望尽快派出“驻日大使”，将关系固定下来。张群力主大刀阔斧地与日本合作，“不加保留”，蒋对此并不完全认可，认为“似乎太近理想”，但仍决定派张群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日。很长一段时间，张群在台湾的“对日政策”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39】
1956年4月，台湾极力促成的“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在日本举行第一次会议，蒋介石派出谷正纲率代表团赴东京参加会议，并让谷氏代表他向日本首相岸信介赠送了《二十五史》一套，以表亲善。会后，双方发表共同声明，表示要“亲善合作”，以抵抗“共党侵略”；在经济方面，“经济提携及贸易关系之改善与振兴，乃两国合作之基石，两国应即以平等互惠原则，以具体推进贸易，并应重新订定经济合作之长期全盘计划”；在政治方面，双方要共同反共，“应为世界民主阵营，尤其亚洲民主阵营之砥柱……作真诚之努力与永久密切之合作”。【40】
但台日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帆风顺，就在“共同声明”发表不到10天，由日本在野党社会党人士组成的8人代表团，在其干事长率领下于4月11日访问中国大陆，商谈恢复日本与新中国的正常关系问题。同时，日本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声明，政府将积极协助工商界人士与新中国间的贸易谈判，并计划提高对华出口额，在北京设立商务处，对新中国放宽在东京商务代表机构的限制，使其在人员、职阶及活动方面有较大的自由。
对于日本的这一举措，台湾舆论界敏锐地感到，日本与新中国的交往过去纯粹是“非官方的”，从今以后将可能要变成“半官方”了，“过去对大陆的贸易是官督民办，从今以后要变成官商合办了”。舆论并揭露了日本在海峡两岸投机取巧的伎俩：“日本在对华外交上，对于我们简直是采取一种‘欺人以其方’的态度。在表面上把我们敷衍的很好，很顾全我们的‘日本专家’们的面子，而实际并不那么回事。”《联合报》批评了蒋介石政权对日政策的软弱无力，“我们从来不愿向日本提抗议，甚至对日本商人竟与匪共签订渔业协定，在台湾以北海面捕鱼，我们都不愿吭一声”。【41】
其实，蒋介石何尝不想“吭”几声，只是资本太少了。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更懂得实力在“外交关系”中的分量。他对日本的需要远甚于日本对他的需要，台湾不敢公开开罪日本，否则将更加孤立，在国际舞台上失掉一个重要伙伴。蒋介石能做的仅是抓住一切机会修补对日关系中的裂缝而已，日本首相岸信介访台便提供了这样一个大做文章的机会。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败国，全世界都不愿看到其走上重新武装的道路，和平的日本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企盼。但美国政府为了构筑其太平洋反共阵线，在对日和约签订后，又开始大规模武装日本，允许日本建立“自卫队”，并设法使日本加入联合国，成为其在联合国中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支持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和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政策，认为这有利于“抵御亚洲共产主义”。
1956年6月，日本首相兼外相岸信介访问印尼、缅甸、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试探亚洲各国对其加入联合国后的反应，为日本在战后国际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做些铺垫，并决定在结束东南亚之行后顺道访问台湾，对蒋介石曾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正如新闻媒体所言，岸信介“这次走马看花式的访问和会谈，似乎还着重在初步的试探和了解，其象征的作用或超过其实质的收获”。更需要关注的是岸信介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罪犯，曾任伪满洲国工业部部长（1936），东条英机内阁之商工相，参与策划俘虏中国人和朝鲜人到日本劳役，战后因被盟军定为甲级战犯而遭逮捕，出狱后重新参政，并先后担任众议员、自民党干事长、内阁侨务大臣，直至首相。正是由于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出任首相，日本人没有能够认真追究战争责任，惩办战犯，助长了右翼势力的沉渣泛起，肆意猖獗。尽管如此，蒋介石对岸信介的到访却极为重视。
6月2日晚间，岸信介率内阁部分官员及参众两院议员共30余人自曼谷飞抵台北，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华民国的日本最高行政长官”，蒋介石特派“行政院长”俞鸿钧、“立法院长”张道藩、“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莫德惠、“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等高级官员及民意机关、政党、社团代表500余人前往机场迎接。岸信介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对台湾在蒋介石领导下，“为保卫自由，为经济建设，文化发展不断努力”表示“崇高的敬意”。他积极评价日台关系：“同文同种，数百年来保持传统的友谊和文化沟通的中日两国的合作与提携，相信对于亚洲之安定与文化发展上有极大的意义。”【42】
次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总统府”接见了岸信介一行。岸信介对蒋介石表示，日本过去对中国认识不够，致两国不幸发生战事，战争结束之后，蒋介石不念旧恶，宣布对日“以德报怨”，“谨向总统及中国朝野表示谦谢之忱”。岸信介对于日本过去所犯侵略罪行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仅以“不幸发生战事”含糊表示，缺乏深刻反省与真诚的歉意，而一向以“民族领袖”和“爱国者”自诩的蒋介石竟也不再追究，表现了相当大的“宽容”。他对岸信介说，“中日两国过去失和，已如一场噩梦之逝去，今日不必再提”，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日如何加强合作“反共”，以争取亚洲的“光明前途”。他说：“亚洲间问题，实以中日两国间的合作问题为枢纽，因为中日两国如不能彼此谅解，加强合作，获得独立自由，则亚洲其他地区决无真正的独立自由与和平安全可言。”【43】
当天下午，双方在蒋介石官邸举行正式会谈，蒋介石率陈诚、俞鸿钧、张群、叶公超等参加了会谈。蒋介石根据“其与共产党数十年斗争的亲身经验”，对“共产党本质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阴谋”，向岸信介等不厌其烦地进行剖析，以增加其“仇共意识”。“行政院长”俞鸿钧则以“历史事实”说明与苏联、新中国是不能实行“和平共处”的，批评日本有部分人士倡言“中立”，实为不智，暗中批评了日本政府扩大与新中国经贸文化联系的意图。对台湾方面的陈述及提示，岸信介反复表示，日本政府保证绝不采取所谓的“中立路线”，其外交政策一定遵循联合国宪章，站在“自由阵线”一边。
为了向日本方面施加影响，笼络日本官员及议员，蒋介石指示各级行政领导、民意机构、党团领导及媒体与日本代表团进行广泛接触，举行一系列宴会及座谈会，以加强双方的交流。他自己也出面宴请岸信介一行，专门接见了日本随行记者团，宣传其反共政策，批评东南亚国家和部分日本人所采取的“中立主义政策”，要求日本不但“应该站在反共的立场上，参加反共的工作”，而且不要与持“中立主义政策”的国家合作，因为那会间接地帮助共产党国家。【44】
6月4日上午11时，岸信介与蒋介石进行完第四次会谈后，率团离台返日。蒋介石为岸信介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除亲自至机场送行外，还派战斗机群护送岸信介的专机离境。岸信介在机场向蒋介石保证，日本将帮助台湾的经济建设工作。为表示反共的坚决态度，岸信介还特地表示，对英国放宽对新中国的禁运决定“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英国此一行动“破坏了自由国家对中共禁运的和谐”。蒋介石对岸信介的表现感到很满意。
但岸信介的表示完全是敷衍，给蒋介石吃了个空心汤团。信誓旦旦的岸信介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便在另一场合说，在政治上他不考虑承认北京政权的问题，但是从经济观点而论，为了东南亚各国间的繁荣，他不反对促进与北京的经济关系。7月17日，岸信介更不顾美国的警告和蒋介石的一再呼吁，宣布放宽对新中国的禁运，成为继英国之后放宽对华禁运的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
日本政客说一套做一套的伎俩使台湾既恼又怒。尽管如此，蒋介石仍按计划于9月16日派“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为其特使，访问日本以答谢岸信介对台访问。行前，蒋介石召见张群面授机宜，还是立足于宣传蒋介石对日本的“恩情”来感化日本人。张群在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中说：“总统数十年来，倡导中日亲善，战前战后均有一贯昭示与事实之表现，为两国人士所共喻，本人此次代表总统答访，自当一本总统意旨，尽其最大之努力，促进中日两国亲善合作。”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群在日本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日本政界及工商界的显要，反复宣扬兜售其反共理论，宣传“蒋总统所以在战前殷望中日合作，在战后殷望日本复兴，并捐弃一切历史的嫌怨，来求日本与中国合作者，在两国利害观点上是企求中日相依的关系，保持双方的安全与繁荣”。他还转达蒋介石对日本的要求，希望在精神上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在物质上支持台湾的经济建设。【45】 10月4日，张群经过20天的访问返回台北，蒋介石派长子蒋经国至松山机场迎候，不久又亲自召见张询问有关访问事宜，并表扬了其对岸信介答谢访问所取得的成绩。
岸信介访台期间，充斥于台岛的是“中日亲善”、“共同提携”，但这只是台湾一厢情愿，究竟能对日本有多大束缚力，对巩固日台关系有多大作用，恐怕也只有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对日本国情有所了解而又吃过日本军阀政客不少亏的蒋介石本人知道了。
注释：
【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三十九年工作反省录”。
【2】《中央日报》，1951年1月27日。
【3】《国民党在台湾》，第55页。
【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1月30日，“上月反省录”。
【5】《人民日报》，1950年12月5日。
【6】《顾维钧回忆录》（九），第81页。
【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5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8】《中央日报》，1951年4月27日。
【9】《中央日报》，1951年5月27日。
【10】《对日和约声明》，《蒋总统集》第2册，第2268页。
【11】《中央日报》，1951年6月19日。
【12】《顾维钧回忆录》（九），第125页。
【1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7月14日，“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14】《顾维钧回忆录》（九），第241页。
【15】《中央日报》，1951年9月8日。
【16】梁文：《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1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8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
【1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本年度总反省之略述”。
【1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1年9月30日，“上月反省录”。
【20】《顾维钧回忆录》（九），第233页。
【21】梁文：《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来龙去脉》。
【22】《顾维钧回忆录》（九），第246页。
【23】《国民党在台湾》，第59页。
【24】《顾维钧回忆录》（九），第253页。
【25】《顾维钧回忆录》（九），第718页。
【2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1月17日。
【2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2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
【28】《使韩回忆录》，第315页。
【29】刘士因等：《战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
【30】《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2月23日，“上星期反省录”。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3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32】《联合报》，1952年3月29日。
【3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4月26日，“上星期反省录”。
【34】《蒋介石与美国》，第277页。
【3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4月30日，“上月反省录”。
【36】《联合报》，1952年4月30日。
【37】《蒋介石与台湾》，第278页。
【38】《人民日报》，1952年5月6日。
【3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7月13日。
【40】《联合报》，1956年4月3日。
【41】《联合报》，1956年4月3日。
【42】《联合报》，1956年6月3日。
【43】《联合报》，1956年6月4日。
【44】《联合报》，1956年6月4日。
【45】《联合报》，1956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