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海“非中立化”与“放蒋出笼”
海峡两岸的尖锐对立情势与实力的悬殊，使得台湾必须依赖强大的外力帮助才能自存，这个强大的外力是人称“国际警察”的美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绝无安定可言。蒋介石特别重视对美“外交”，关注美国的变化，与美国的联络是他的“生命线”。1952年11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新总统，消息传来，台北为之兴奋不已。
蒋介石与杜鲁门政府关系一向不睦。1948年美国大选期间，蒋介石押错了赌注，派人携款去资助杜鲁门的竞选对手。杜鲁门很有些恼火，当选后对蒋介石政权十分冷淡，对其在大陆的溃败冷眼旁观，不再增加援助，发表对华“白皮书”，指责国民党腐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甚至未随同国民党政府迁移广州，留在南京试图与入城的中共建立联系。蒋介石退台后，杜鲁门更宣布实行“袖手政策”，静待尘埃落定。虽然美国因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弃蒋政策，加快了对台援助。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美国政府仍然相当讨厌蒋介石及其政权，这可从华盛顿对台北不间断的指责与批评、始终不派“大使”等方面反映出来。蒋介石总有一种随时被抛弃的危机感，却又对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无可奈何。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时所允诺的加强对反共国家的援助，使蒋介石重新燃起希望。故艾森豪威尔刚一当选，台北便立刻发起对这一位新总统的攻势，试图对其未来对外政策，主要是对台政策施加影响。12月初，艾森豪威尔尚未就任，蒋介石即指令正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长”叶公超要千方百计会见艾森豪威尔，向他转达台北对美国新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要求。几经周折，在新任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诺兰和强硬反共分子、即将出任艾氏政府国务卿的杜勒斯通融下，艾森豪威尔终于同意接见叶公超。
次年1月2日上午，叶公超在纽约康默多饭店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受到艾氏的接见。他先向艾森豪威尔转达了蒋介石对其当选的祝贺。随后着重阐述了蒋介石对美国新政府的期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反对“世界共产主义侵略”的全面战略，蒋介石希望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制订一种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行动的综合政策，以便于能消除苏联先发制人的能力。如果将来美国要制订这种政策，并需要和他磋商的话，他乐于帮助并随时都可以亲至美国会商。蒋介石还批评了杜鲁门政府的战略政策，说“自由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是“全球性的”，不管是重视欧洲而轻视亚洲，还是重视亚洲而轻视欧洲，都是错误的，暗中抱怨杜鲁门不重视台湾。
关于远东和东南亚局势问题，蒋介石特别强调，由于“收复”中国大陆是其“政府”乃至整个远东问题的核心，所以美国政府在作出任何最后决定之前，务必要同台北商量一下，了解台北的观点，加以充分重视。他指出美国政府过去在此方面做得不好，杜鲁门总统的“台湾中立化”命令和通知他本人该项命令已经发布的照会便是一个例子；该照会措辞之专横，是一个“主权国家”所无法接受的。
关于军援问题，蒋介石要求美国新政府能够改变既定政策，放宽限制。他认为，美国现行的军援政策不准台湾军队“反攻大陆”，仅以满足台湾的防卫为目的。特别是由于害怕会利用其提供的装备进攻大陆，美国务院对台湾所提出的提供新的武器装备如喷气式战斗机和驱逐舰等要求一直不予考虑。美国新政府如果打算在远东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以对付共产党，则必须重新审查对台军援计划，增加新的援助项目。【1】蒋向美国新政府开出的是要其全面地、大规模地支持自己的清单，他批评杜鲁门政府总不能公开鲜明地站在他一边，甚至连一位驻“中华民国大使”都没有派遣。蒋介石既希望美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希望美国能照顾到台湾的“尊严”，而不受其颐指气使。
叶公超还向艾森豪威尔通报了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种情况。当然，照例是颂扬美国援助的功效，吹捧台湾的“新政”与蒋介石本人。
艾森豪威尔向叶公超表示，今后凡是涉及远东，特别是涉及中国的重要问题，他一定会和蒋介石进行磋商，并让叶转告蒋，美国正在制订一项在全世界抵抗共产主义的各方协调的政策，“我憎恶共产主义的程度不亚于他，希望他与我能互相合作，以对付我们面临的共同敌人的威胁”。
艾森豪威尔改变杜鲁门的政策，愿意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的憎恨，更多的是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的考虑，利用台湾的力量来制衡朝鲜战场上的中共力量。
自朝鲜战争发生以来，尤其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便深深地陷入其中，不仅在战场上无法取胜，而且在谈判桌上也难以占到便宜，并为此继续付出血的代价。美国人民也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府停战、撤军。为了适应民众的这一要求，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时便承诺要尽快结束战争。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第34届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艾氏宣布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针纲要，其中强调了某些指导性原则，例如：通过攻势以打破朝鲜战争的僵局，尽快结束战争；通过加强对反共国家的援助以对抗封锁社会主义阵营等。这正是蒋介石所希望听到的声音，他在艾氏就职当天就接见了美联社驻台北特派员，称赞艾森豪威尔演说全篇“生机勃勃，充满公平与正义之精神，为一崇高政治家所发表之言论”，也是“全人类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之一线希望的曙光”，“反映了艾氏之坚毅、信心与决心”，“盖彼深知其不仅对美国人民负有责任，及对整个自由世界及希望获得自由之人士亦负有责任”，“余坚信在艾森豪威尔总统领导之下，举世人对美国领导并团结自由世界之信心，必将恢复”。
蒋介石还道出了他赞美艾氏演讲的原因，“余读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演说，颇觉愉快，盖其中观点与余多年来所持之信念正复相同”。【2】蒋介石公开对一位美国总统的演讲赞颂，且毫不掩饰地宣称自己“颇觉愉快”，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此时他的心情，也许只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宣布派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时可以比拟，那两次都使他渡过难关，转危为安。这次他又预感到美国新政府将采取不同于杜鲁门的对台政策，对他的援助将更直接，规模更大。果然，2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第一次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宣称：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曾命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以达到阻止中国共产党进攻台湾和阻止“国民政府”侵犯大陆的双重目的；自从该命令发布后，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大陆不仅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拒绝了为缔结和约而进行全面谈判；美国认为其海军不再有“庇护”中国大陆的理由，因此，他命令第七舰队停止站在共产党一方“庇护”中国，美国将放弃在台海的“中立化”政策，而代之以支持台湾的“非中立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的侵略行为，多次要求美国停止。艾森豪威尔竟说有“庇护”大陆的义务，完全是颠倒是非。至于原命令中限制台湾攻击大陆，则是害怕蒋介石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艾森豪威尔的“非中立化”政策，意味着美国将不再限制台湾对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但它将继续阻止大陆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进攻。因此，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指令陈诚召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外交部长”叶公超、“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及其他党政首脑，讨论对美国这一最新政策的对策。2月4日，蒋介石就艾森豪威尔解除台湾“中立化”发表了声明：【3】
余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除台湾武装部队限制之决定，无论在其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言，实为美国最合理而光明之举措。余相信我国政府及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无不一致兴奋而为之竭诚欢迎。至于我国今后反共复国之行动，自为自由世界反抗共产侵略之一环，但中国决不要求友邦的地面部队来协助我作战，而且中国自来亦从未作出要求，或存此幻想，此乃余敢为我友邦郑重声明与保证者。余认为美国政府此一决定，凡世界爱好和平拥护正义之自由国家，皆应一致支持。如此方可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者侵略火焰之削减，惟有使共产集团了解其侵略行动无利可图，不敢冒犯世界大战之危险，乃可由此导致世界之和平。
台湾舆论界也对美国“非中立化”政策赞不绝口，表现出很大热情。而美国也真的没有辜负台湾的期待，艾森豪威尔宣读咨文两小时后，即下令中止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中立”巡逻。2月6日，美国国务院又通知台湾，原美国驻台“代办”蓝钦升任美“驻华大使”，以配合艾森豪威尔“建立中华民国威望与实力”的政策。同一天，美国军援局局长穆斯德少将抵台访问，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并与之商讨了加速对台军援问题，美台关系日渐热络。台湾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执掌白宫的8年，对蒋介石支持甚为有力，是美台关系的“蜜月时期”。受此鼓舞，国民党重新加强了对大陆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其“反攻复国”的梦想。
事实上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从未停止过对大陆的军事骚扰。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宣布台海“中立化”后，国民党军也躲在美国羽翼下不断发动对大陆的袭击。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陷入困境，美国更是鼓励国民党军的骚扰，以分散中共在朝鲜战场的精力。蒋介石也趁机提出“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不断扩大骚扰的次数和规模。艾森豪威尔上台后，更是采取“放蒋出笼”的政策，国民党军对大陆的攻击进一步升级。例如，1953年7月16日，在美国唆使下，蒋介石集中金门守军1万多人、舰艇10余艘，水陆两用坦克20余辆及空降兵若干，向福建南部沿海的东山岛发起进攻，企图切断该岛与大陆之联系，策应其登陆部队之作战。总之，从1950年初到1954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偷袭42次，动用兵力近13万人；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台湾空军共出动飞机3500多批6200多架次袭击大陆地区；从1951年至1954年，台湾军事情报机关向大陆空投特工230多人，以及大批枪支弹药与通信器材。【4】不断加剧的袭扰活动，招致了大陆的猛烈反击，台海危机随之爆发。美国的“放蒋出笼”政策不但未能实现其牵制大陆的目的，反而为蒋介石所利用，被拉到与大陆直接战争冲突的危险边缘。
二 宋美龄与蒋经国访美
美国解除对台限制，派驻“大使”，加速军援，使台湾正在进行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更加升温。台湾军队在大陆沿海地区也加紧军事骚扰，频频出击。但华盛顿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支持究竟会到什么程度，蒋介石心中没底。所以，他急于同美国最高当局有直接的接触，以达到深刻的了解。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想到了正在美国“治病”的妻子——宋美龄。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夫人外交”路线是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对美外交中，他更是利用宋美龄的特殊背景，争取美国的同情和援助。宋美龄是1952年10月以治疗复发的皮肤病为名到美国的。当时，美国总统大选正处于高潮之中，她的到来立刻引起了美新闻媒体的注意。不过鉴于在上一届美国总统选举中国民党的拙劣表现，不仅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反而得罪了杜鲁门政府，蒋介石险遭被抛弃的教训十分深刻。此届选举在结果尚不明朗之时，国民党的驻美机构都远远躲着，不敢再随便讲话、活动，以免再次押错宝，重蹈覆辙。宋美龄抵纽约后也迅速躲到乡间，“悉心静养”，不对大选情况公开发表意见。
实际上，宋美龄一直十分密切地关注着大选局势的演变，甚至暗地里也有所动作，以致于美国的一些新闻记者指责她“一直在私下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奔走”。【5】这一指责真实与否暂且不论，但至少说明宋美龄是希望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选的。因为艾氏的竞选纲领对台湾十分有利。当艾森豪威尔当选的消息传来时，台湾如愿以偿，宋美龄也不再收敛，决定出席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就职典礼，并通知台湾“驻美大使馆”做好准备。与台湾关系密切的纽约州州长杜威也加紧从中活动，力争使宋美龄出席典礼。
然而，对于邀请宋美龄和孔祥熙夫妇参加就职典礼的计划，遭到许多美国人的反对。国务院的理由是“过去没有先例，从而很难为她（宋美龄）安排适当的坐席”。还有些人强烈反对的理由是，宋美龄等在纽约的知名华人在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过程中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6】其实，反对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内部在对台政策上仍存在分歧，相当一部分人对台湾感到不满，“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承认“由于无法解释的某种原因”使宋美龄参加典礼的安排遇到了障碍。宋美龄在典礼举行前几天才收到正式邀请，她从这姗姗来迟的请帖中似乎感到了其中的勉强与冷淡。为了不失“尊严”与“身份”，宋美龄收到请帖后即以“身体尚未康复”为由，取消参加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典礼的计划，此时距1月20日的典礼举行仅剩3天。
但宋美龄并没有彻底打消访问华盛顿的念头。在艾森豪威尔作出台海“非中立化”的决定后，她再次计划访问华盛顿，设法拜会新总统及政界其他要人联络感情，并了解美国新政府特别是总统对台湾政策的真实意图和态度。为此，她亲笔致函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得到接见，并最终获得艾氏允准。宋美龄通知华盛顿的顾维钧等人，务必“全力以赴”做好访问的配合工作，特别是要设法安排她尽量多与一些美国要人见面。
3月8日，宋美龄在顾维钧夫妇的陪同下，参加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在白宫举行的茶会。这次会见虽仅属社交活动性质，但宋美龄仍见缝插针地询问美国的对台政策，并特别向艾森豪威尔转达了蒋介石有关成立“中美联合参谋部”的强烈愿望，指出成立这个机构是为了抵抗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的计划，以及必要时完成其他任务。
在拜访过白宫后，宋美龄又经台湾“驻美大使馆”的精心安排，举行了一系列宴会，与美国各界显要见面，联络感情。她先后会见的有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众议院议长小约瑟夫·马丁、参议院临时议长布里奇斯、国防部长威尔逊、内政部长麦凯等人及一批议员，大部分是宋美龄的老朋友和亲国民党分子。在历次会见中，她除了向美国的对台援助“表示赞赏、感谢和敬意”外，还着重与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威尔逊、助理国防部长史密斯等人商谈了美方援台、美台军事合作及国民党军撤出缅甸等问题。
3月13日，宋美龄结束了在华盛顿的访问，转赴其他各地，继续为争取美国的同情与支援而游说。如3月20日，她在其母校威士利大学女子学院演讲时宣称：“台湾是中华民国行政及经济改革的实验地，我们回大陆时，将以在台湾所从事的改革作为模范”，建设新的国家、新的民族。【7】
宋美龄访美对于宣传蒋介石及其政权，改善其在美国人中的形象，尤其是在建立同美国新政府的密切关系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蒋介石对此十分满意，宋美龄刚一离开华盛顿，他就致电顾维钧，赞誉和感谢其在宋美龄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工作。当宋美龄3月25日乘机返台时，蒋介石又率“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夫妇、“参军长”桂永清夫妇、“行政院长”陈诚夫妇等文武官员至松山机场迎接，慰问“劳苦功高”的宋美龄。
宋美龄返台不久，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又步其后尘，再赴华府。蒋经国得以成行，美国和蒋介石是各有打算。美国已经意识到蒋经国在台湾政坛新生代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但对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的经历及在台湾推行“特务政治”很是不满，想改造他。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台湾时，向蒋介石当面转达了美国对这位年轻人的批评，特别是对他任“政治部主任”时采取的种种做法，建议应该让蒋经国访美，亲眼目睹美国人如何生活、工作、处理政治和福利等各种问题，“对美国的民主方式产生兴趣”。【8】蒋介石有意培植蒋经国，他清楚任何一个想在台湾独当一面的人，都需获得美国的支持。他也想让美国人更“全面地了解”蒋经国，消除对他的“误解”。雷德福的提议可说是正中下怀，蒋介石立即命蒋经国去拜访雷德福，双方商定了蒋经国访美考察事宜。
1953年9月初，蒋经国应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邀请，以私人名义赴美考察。他在美国40余日，拜会了美国朝野政要多人，尤其是美军的高级将领。其中9月29日在白宫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向他介绍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特别赞扬了美国经援和军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蒋经国还介绍了自己对美国考察的观感，并把写有蒋介石题词的、艾森豪威尔所著《欧洲十字军》的中译本赠给艾氏。蒋介石在题词中说：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受到了广大中国民众的欢迎，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东亚其他地区也如此。【9】艾森豪威尔询问了蒋经国有关方面问题，建议他参观美国的军事院校，并要求台湾撤出其长期滞留缅甸的残余部队。
蒋经国访美期间，也和新闻界广泛接触，畅谈访美观感，赞扬美国社会和制度给他的深刻印象，借以“包装”自己，试图改善以往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不良形象。10月19日，蒋经国结束了首次美国之行，返回台湾，蒋介石达到了将儿子“推销”给美国人的目的，颇为满意。蒋经国回台后，在各大报上连载访美观感，盛赞美国的民主与发达，使美国人觉得确实达到了邀请的目标。其实，这只是蒋氏父子的一种公关手段，他们盛赞美国是一回事，是否将美国的那一套搬到台湾，则是另一回事。
从艾森豪威尔的台海“非中立化”到蓝钦出任“驻华大使”，再到宋美龄、蒋经国访美，美蒋关系迅速升温，其中是美国驻台北的首任“大使”蓝钦在1953年初向蒋介石递交了“国书”是其重要标志，此前，美国驻台湾的最高外交官蓝钦的身份是“公使”。美国提高驻台官员的规格，使蒋介石感到振奋：“美国新大使已呈递国书，此乃四年之苦斗与忍辱之结果，从此国际地位亦将逐渐恢复矣。”【10】但美国真会支持蒋的反攻计划吗？事实说明，台湾只是美国实现其战略目的工具。当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美国由于害怕蒋介石对大陆的作战把自己再次卷入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又开始逐步地限制台湾军事行动。
三 尼克松访台
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付出的惨重代价和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其以武力统一朝鲜、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开始考虑制定新的亚洲政策，以弥补朝鲜停战后将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期望以政治手段达到军事手段没有达到的目的。1953年末，艾森豪威尔派副总统尼克松为其代表，出访远东15个国家和地区，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征询意见，为新亚洲政策做准备。台湾岛也是其计划访问中的一站。
对于蒋介石来说，尼克松的来访绝对是一大喜讯。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改变政策，国民党转危为安，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朝鲜战争一结束，来自海峡对岸的压力将日益加大，这使他感到十分不安。美国已与菲律宾、韩国等亚太国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惟独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被忽略了。美国究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蒋介石不清楚，他急切地想同美国最高当局直接接触，有几次他通过私人渠道向美方探询他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都被对方以巧妙的回答搪塞过去。尼克松的到访，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美方立场的机会。尼克松在美国以坚决反共而著名，是“鹰派”人物，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与他有共同语言。
11月8日下午，尼克松偕夫人及随员9人乘专机抵台北松山机场，蒋介石夫妇率文武官员数百人至机场欢迎，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台北市家家户户被通令悬挂星条旗和青天白日旗，松山机场及尼克松座车经过之处，部署了大批宪警及保安人员，戒备森严。当尼克松专机飞抵台湾上空时，蒋介石令11架战斗机升空迎候以示敬意，并护卫专机至机场，当尼克松走下飞机时，又鸣礼炮19响致敬，尼氏被蒋介石接至自己的官邸休息。台湾舆论界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国欢迎外宾场面如此热烈隆重，各国来华官员能享受如此殊荣者，尼克松副总统尚系第一人。”【11】
尼克松当晚受邀发表广播演说，表明美国坚决支持台湾的立场。次日上午，蒋介石和尼克松举行了特别会议，陈诚、叶公超等也参加，双方就美国援助台湾、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和台美缔结军事条约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关于军援问题，蒋介石介绍了其对美援运用的情况及取得的成就，介绍了海峡对岸人民解放军不断增强的海空实力，要求美国加快交付军援物资特别是飞机和舰艇的速度，以迅速提高国民党军的战斗力，随时应付解放军发起的渡海作战。蒋介石还乘机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关于美国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和需要增加通用项目援款的备忘录。
大批美国军事装备运抵台湾后，其运输组装、使用培训及配套设置等所需用的资金越来越大，成为台湾财政难以负荷的沉重包袱。蒋介石不得不向美国提出，再增加20%的补充军事拨款（约5100万美元），以缓解台湾的财政危机。
在蒋介石反复要求下，尼克松允诺扩大对台援助计划的使用范围，金门和大陈诸岛驻守部队，也将由美国按台湾岛上所装备各师的同等条件进行装备。但尼克松拒绝了蒋介石把这些岛屿划入第七舰队巡逻范围的要求。【12】
关于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蒋介石批评了英国承认新中国并向美国施加压力以促使联合国承认和接纳新中国代表的做法，认为这“是破坏世界反共阵线，破坏民主阵营团结和力量”，认为英国为保护在大陆的利益而匆忙承认北京政府，结果适得其反，因而告诫美国要吸取英国的教训，继续支持台湾的“中华民国”，保持其在联合国内的席位。为了争取英国在联合国内的支持，蒋介石还希望尼克松向英国转达他的如下保证：“一旦中国政府返回到大陆，它将承认和保护英国在大陆的合法利益，也不打算收回香港。”【13】“反攻大陆”以后如何如何，是蒋介石开给台湾民众的一张空头支票，有时他会不自觉地向外国人许诺，只是外国人都知道他是泥菩萨过河，空头支票的效用自然有限了。
关于双方缔结军事同盟条约问题，蒋介石比较急切，请尼克松向艾森豪威尔转达其要求，并尽快付诸实施，“将双方业已形成的事实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蒋介石还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关于远东总的形势和共产党在远东的威胁及其可能发展的备忘录，用以说明双方缔约的必要性。
蒋介石安排尼克松参观了美国军事援助下的国民党军队的训练与演习。他邀请尼克松参加了“国军42年度台北区大检阅”和精心策划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尼克松对国民党军大加赞赏，称“这是世界上最优良的部队”。对此评论，蒋介石很高兴，他也在演讲中盛赞“尼克松为我们患难知己的朋友，他对过去历史极为了解，他始终是我们反共抗俄的朋友”，并声称“今后中美不仅在军事上合作，更应在政治经济上充分合作以达共同之目标，不但现在要合作，将来还要合作乃至永远”。【14】
蒋介石还安排尼克松广泛地接触了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博取其好感。
就在台湾为尼克松的来访而高兴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1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关于美国对联合国接纳新中国问题态度的谈话。杜勒斯说，接纳一个政府加入联合国不同于接纳一个国家为新会员国，接纳新会员国不仅需经联合国大会表决，而且需经可行使否决权的安理会表决，而接纳一个政府则仅需没有否决权的大会即可决定，因而接纳红色中国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杜勒斯甚至还说：“美国政府从未说过它永远拒绝承认共产党中国。”【15】杜勒斯的谈话蕴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它随时有可能承认大陆的新中国政府；二是美国认为联合国中可以同时出现“两个中国”，一个在安理会，另一个在联合国大会。杜勒斯的谈话无非是要表明美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但台湾当局听到这一消息后却惶恐不安。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立即与美国国务院交涉，要求其就此问题详加澄清，同时，他亲自同正在台访问的尼克松接触，以搞清美国的真实用意。
11月12日，在台湾访问了三天的尼克松离台转赴韩国。在机场，他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对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加以说明。声明说，关于承认中共政权和吸收其加入联合国问题，都是有条件的，现在差距还很大，根本无法考虑。尼克松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大加赞扬，认为台湾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均超过其想象之外”，“具有极大的潜力，不仅为太平洋最坚强的反共堡垒，即在整个自由世界中它当推为具有强大的实力之一员”。【16】
尼克松的声明，使送他至机场的蒋介石放心不少。在一片礼炮声中，尼克松的专机离台而去。
1956年7月，尼克松第二次访台。此时，正是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美国开始与新中国直接接触，磋商改善两国关系。蒋介石对此极为敏感，他担心美国会以牺牲台湾的利益向大陆妥协，例如，它所控制的沿海岛屿的归属、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以换取大陆在某些问题上的让步。尼克松访问期间再次向蒋介石保证，美国将继续支持他和他的“国民政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一向强硬“反共”、被蒋介石称为“患难知己”、“反共抗俄的朋友”的尼克松，在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却采取了抛弃蒋介石、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行动，使中美两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四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构筑了坚固的防线，拯救了溃逃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随后各种援助也源源不断地运抵台湾。例如，1951年2月，美国政府拨款5000万美元作为对台军援；5月份，又提供2120万美元用于台湾海空军的发展。1951年财政年度，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达9804万美元；1952年财政年度，美国对台援助总数为8148万美元；1953年财政年度更达到10550万美元。【17】台湾的军事装备条件，军事战斗力有明显改善；台湾的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也有明显的改善、恢复甚至是发展。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解除蒋介石的担忧：其一，这些援助都是美国总统以行政命令方式采取的措施，是暂时的；其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就难保美国继续提供这些援助了。所以蒋介石企图与美国签订一项全面的政治、军事协定，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将美国援助固定下来。他先后提出了缔结“东亚反共联盟”、“东北亚反共联盟”、“太平洋反共阵线”、“中、韩、菲三国反共联盟”等许多方案，希望美国支持并参加，均遭到杜鲁门政府的冷遇。更让台湾尴尬恼火的是，美国在多次拒绝其提议的同时，却在同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乃至于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讨论结盟之事，且已取得了不少成果。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对台采取积极援助政策，鼓动蒋介石频繁骚扰大陆以向朝鲜战场中共方面施加压力，使蒋介石再次燃起了缔结双边条约的希望。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蒋介石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因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第七舰队将无法继续留在台湾海峡，而中共军事力量得以自朝鲜抽身，可能集中于台海地区，台湾又将面临来自对岸的强大军事压力。
蒋介石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谋求与美国签订一项条约，以把美国的保护伞牢牢地固定在台湾。1953年10月，蒋介石得悉“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立即指令顾维钧积极敦促美国尽快考虑与“国民政府”缔结共同防御双边条约的建议。11月初，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台湾访问时，蒋介石又向他表示，美国已同菲律宾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惟独没有与台湾签约，“反共防线”上存在空缺的一环，希望美国能按照美菲、美澳、美新或美韩安全条约的模式，尽快与“中华民国”缔结双边安全条约。同年12月，台湾以“美韩条约”为蓝本，主动草拟了一份“中美安全条约”，提供给美国国务院参考，并正式向美方提出了签约要求。
鉴于台湾的再三要求，也考虑到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七舰队如继续留在台湾海峡必须寻找新的借口，美方同意商谈缔结双边军事协定事宜。于是台美双方在台北和华盛顿开始了断断续续的非正式会谈。特别是1954年5至6月间，艾森豪威尔派美第八军军长符立德为特使，率高级代表团连续三次访问了台湾，与蒋介石秘密会谈八次，商讨有关军事协定问题。
由于美国竭力想避免与新中国的直接冲突，因此在商谈过程中，双方遇到了在对日和谈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就是条约适用范围问题。台北方面希望条约能适用于中国全部领土，而美国方面则表示条约只能是纯粹防御性的，它只能适用于台澎地区，即使还在国民党军控制下的大陆沿海岛屿如金门、马祖、大陈等也不在此范围内。双方的磋商随即陷入泥沼之中。美国国内更有人从根本上反对同台湾缔结条约，呼吁美国政府尽快承认新中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美国政府对此犹豫不决，一拖再拖。
此时，受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台湾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在我国大陆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和朝鲜战争胜利停战之后，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集团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中共中央同时决定，要在政治上，“开始必须收复台湾和揭露美蒋的宣传”；军事上，“加强沿海对蒋介石集团的海空斗争”。据此，“解放台湾”被放在了新中国政府的突出工作位置，《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建军27周年纪念会上也强调“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为显示大陆解放台湾的决心，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在浙江沿海，以空军力量为主，结合海军鱼雷快艇，袭击国民党军舰艇，伺机夺取部分沿海岛屿，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经过精心准备，9月3日人民解放军突然猛烈炮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击沉、击伤其军舰7艘。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国民党军也出动飞机反击，双方展开对攻。【18】国民党军遭受重创，两名驻金门岛的美军顾问团观察员也葬身炮击之中。海峡两岸局势骤然紧张，台湾以为大陆拉开了解放台湾的大幕。
金门局势的紧张引发了美国国内又一次激烈争论：巡逻于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要不要加入保卫金门的战斗？好战的美国军方领导人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出发，要求对包括金门在内的大陆沿海岛屿予以协防，以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但大部分美国人不主张卷入对中国大陆的战斗，更怕由此而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艾森豪威尔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为了保证共和党在新一届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以“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不合时宜”为由，拒绝帮助台湾军队防守金门岛。【19】不仅如此，正在菲律宾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签字仪式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8日突访台湾，准备敦促和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
次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官邸接见了杜勒斯一行。蒋介石告诉杜勒斯他已控制了金门的局势，希望美国在“收复大陆”方面给予合作，并声称如果美国给以支持，他就能“解放”和统一全中国。他还向杜勒斯表白：“我自己一向认为美国是我国惟一的忠诚朋友”，“我们把我国国策建立在中国与美国传统友谊的基础之上……为了使美国的政策获得成功和美国的安全得到保障，我们宁肯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相信，一个繁荣、富强、安全的美国对中国有帮助，有好处，使它能与美国共同生存，共同昌盛，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良知，绝不是外交辞令”。
但当他得知杜勒斯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他放弃金门后，便口气一转，开始批评美国的对台政策，“近来美国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有些犹豫不决，缺乏主动性”，这种不主动性的最主要表现是美国对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感兴趣，他说：
我了解到美国对签订这一条约迟疑不决的主要原因是认为中国政府处于动荡状态，尚不稳固。但是，我认为台湾的动荡是美国政策执行的结果。如美国对我们采取稳定的政策，台湾不会被人们视为不安定状态……如美国对台湾采取一种果断政策，我断言没有哪个非共产党国家会再主张接纳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或托管台湾，此外，台湾的局势也会进一步稳定起来。实际表现这种果断政策，就是签订拟议中的中美双边协定。
美国人之所以对签约不感兴趣，就是担心条约签订后，美国被蒋介石利用为其“反攻大陆”的工具，为消除美国人的担心，蒋介石解释说：
事实上拟议中的双边条约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固然，两国之间目前尚无见诸文字的协议，但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如对大陆的袭击，总是事先通知美国，取得同意……这证明我们不会单方面采取与美国政策背道而驰的行动，更不用说想把美国拖入战争了……我热切希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阁下的国务卿任期内，美国可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即提供军火、经济和技术援助，支持我们反攻大陆，而不直接参战。光复大陆不只意味着拯救我四亿五千万不幸同胞，也拯救整个亚洲，这对美国没有坏处，事实而且会使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就达到顶点。
蒋介石最后向杜勒斯保证：“没有美国的同意，我们不实行反攻。”【20】
然而，对于蒋介石尽快签约的要求，杜勒斯却不置可否，只是提出了适用范围难以解决等一大堆困难，并推脱说，签订一个新的条约来取代美国总统对台湾共同防御的行政命令是不明智之举，缺乏灵活性。这甚至否定了签约的必要性。
美国的再三躲避并没有使蒋介石丧失信心，反而更加紧了努力步伐。10月8日，他接见美联社记者时又就缔约问题加以解释：“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情势有两种无根据之恐惧：一是国军反攻必然失败，二是美国将被牵入此项冲突”，实际上，“中国国军倘须在大陆上与苏俄作战，必能将其击败”，而且“国军将来在大陆作战，毋须他国军队参战，国军所须者仅军械与装备而已”。【21】10月13日，他在会见赴台商谈关于新西兰向联合国提出的在台湾海峡地区实现停火案的美助理国务卿劳勃森时，再次希望美国保证在安理会对此提案作出决定之前，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2】
由于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为使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不致在大陆不断增强的军事压力下“沦陷”，致使其西太平洋防线被切断，美国最终决定与台湾缔结军事协定。1954年11月2日，蒋介石任命在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长”叶公超为全权代表，与以杜勒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华盛顿开始谈判缔约问题。他特别重视谈判工作，指示有关人员，凡需送他过目的函电，不必照常规由“外交部”转呈，而是直接发往“总统府”。
台美双方力量悬殊，利益不同，立场也不尽相同，谈判难免陷入讨价还价与激烈争论之中，争论比较激烈的有两点：一是关于适用范围问题，二是关于双方军事力量部署问题。
关于第一点，双方在非正式会谈中已有初步协议，条约不适用于大陆地区，也不包括国民党的“反攻”军事行动。但台湾希望条约能把其占领的大陆沿海岛屿，尤其是金门等地包括进去。其代表在谈判中反复陈述确保这些岛屿对于保卫台湾、重返大陆如何如何重要，要求美国同意把这些小岛列入共同防御对象，至少在条约中应出现金门、马祖等字样。美国代表则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这将使其面临被卷入一场新的战争的危险，会遭到美国人民特别是国会议员们反对，这将使该条约无法批准，并以此为由坚决反对。正当双方僵持不下时，蒋介石电令叶公超等人：如果美方坚持把条约的适用范围明确限制在台湾和澎湖，那么我方一定要坚持在“台湾和澎湖”字样后边增加一些语句，以表明“有关双方联合防御的一切问题必须通过共同协议作出决定”的意思，只有这样，才可不明确提及沿海岛屿。【23】
双方经过长时间争论后，有关适用范围问题总算得到解决，最后形成的文字是：“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第二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并将适用于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24】从而满足了各自的要求。
关于第二点，争论的原因同样是由于美国担心蒋介石的军队单独采取军事行动，会把它拖入一场未经它同意的战争之中，尤其是担心蒋介石钻“共同防御”的空子，找借口把其军队全部调往沿海前线，而迫使美军承担起防守台湾本岛及澎湖的责任。虽然蒋介石及其代表在正式谈判前及谈判过程中反复向美方申明：“无论何时，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调动以便对大陆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必须事先征得美国同意。”但美方仍感到不放心，提出一个议定书草案，把蒋介石的保证写入条约，希图以此来限制与冻结国民党未来的军事行动。而在台湾看来，这等于迫使其放弃“重返大陆”的希望，台湾的代表不断向美方重申，台湾将遵守秘密承诺，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前通报美国，“蒋总统一旦作出保证，决不食言”，【25】不想接受这一条款。
但美国坚持要立字为据，蒋介石乃退而求次，指示叶公超在谈判中要求美方将议定书改为换文的形式（换文不属条约之一部分，不必公布于众），同时在换文的内容方面至少要在文字上表现出“相互性”，以防“不平等”条文遭人讥笑。例如，要争取在换文中说明在正式条约中所规定的在两国领土上使用武力行动，必须是共同协议。蒋介石提此要求仅是为了脸面好看些，但美方认为，这等于是让台湾对美国总统在自己国家领土上部署美国军队的权力享有否决权，故坚决反对。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表达形式，双方又经过激烈争吵，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对美国方案略加修改，在文字上稍增“相互性”，另外再加上一句“凡由两缔约国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而产生之军事单位，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达于实质上减低此等领土防守之可能性之程度者，须经共同协议”。【26】这不过是各说各有理的模糊语言，但它却消除了美台缔约谈判的一大障碍。
11月23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草签，蒋介石如愿以偿，25日他致电杜勒斯表示谢意。12月1日美台共同发表声明，宣称已完成缔结共同安全条约之谈判。次日下午4时，蒋介石任命的“全权代表”叶公超和顾维钧正式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上签字。“条约”宣称双方“愿公开并正式宣告其团结之精诚及为其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之共同决心”，台湾给予美国“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御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美国则协助防御台澎地区。【27】
至此，历时一年的缔约谈判宣告结束，台湾媒体大造声势，不无夸张地说“这一新协定代表中美百年友谊的一个新高峰”，“这一条约意味着反共最久的中华民国已得到全世界的广大道义的支持”。蒋介石也高兴地声称，“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台湾已加入美国为首的“太平洋反共阵线”，“不独能弥补太平洋阵线的空隙，且能强固我后方基地，更可使我今后反攻复国作战前途，立于不败之地，自将事半功倍之效”。【28】他在日记中写道：“中美互助协定已于三日晨正式签订成立，此乃十年蒙耻忍辱苦撑奋斗之结果，从此我台湾反攻基地始得确定，大陆民心乃克振奋。此诚黑暗中一线之曙光。”【29】因此，他立即致电“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表示：“至念贤劳，特电嘉慰。”同时，致电艾森豪威尔致谢：【30】
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字之际，谨向阁下亲切致意。贵我两国缔结之条约不仅加强了两国人民防止共产党侵略之斗争中的紧密联系，而且提高了千百万崇奉自由的亚洲人民之信念。我相信，由于坚定的信念与勇气，我们必将战胜企图奴役自由世界之邪恶势力。
然而，艾森豪威尔并不如蒋介石这么兴奋，他甚至都没有礼节性地回复蒋的电报，这使蒋介石如遭当头冷水，对条约的前途感到担忧：“中美签约时，余发艾克祝贺，而彼不覆电，此不仅不守国际之惯例，而其对本约之强勉或无视与不愿之心理甚明。应特加注意其今后之发展形势如何，不可忽视。”【31】
台湾当局为了自保，只能借助外力，甚至为此不惜让美国在台驻军，置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于不顾。虽然在谈判过程中试图争取“平等”和“相互性”，但美台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改变“条约”事实上的不平等。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这是美国为使其侵略台湾合法化，进一步扩大战争的行为，这个条约是“卖国的、非法的、无效的”，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绝不容许他国干涉，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32】
五 拒绝“海峡停火案”
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确认。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牢固控制台湾岛以封锁所谓的“共产主义侵略”，不惜干涉中国内政，以“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为借口，力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西方国家的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反对，也遭到国民党人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