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的录像带放完了，异常心理学的教授说：“纳什不借助药物治疗而康复的案例引起了许多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他们研究他的生活起居和周边环境，希望他的个案有推广价值。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治好纳什的也许不是他过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荣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博弈论在经济学上飞速发展，纳什声名渐隆。1994年他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夜间开朗了许多，简直变了一个人。领奖后他在街上散步，常常有陌生人向他致敬：‘纳什教授，祝贺你。’”
心理学教授的这番评论并非无稽之谈。纳什发疯之时，自恃甚高的他正苦苦追求数学界最高的菲尔兹奖而不得。倘若他能及时得到菲尔兹奖，也许就不会在失落和压力下发狂了。更进一步讲：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在荣誉的光环下什么都变美了，变正义了。狂乱的行为在正常人身上被贬斥为“发疯”，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那么，有没有可能纳什教授的疯癫并没有被治愈，倒是普罗大众治愈了他们审定疯癫的标准呢？
三
我想讲讲我所经历的一则纳什和普罗大众间的故事，讲讲学术声誉在这座慢条斯理的大学城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大二的春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的主席，从此和一帮超级古怪的数学天才成了朋友。这个俱乐部除了定期请教授讲话、周末玩玩需要耗费过多智力的桌面游戏外，一年也就搞三次大活动：夏天负责去参加国际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秋天组织面向高中生的普林斯顿数学竞赛、春天组织数学教授和本科学生同乐的正式聚餐。我新官上任没几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来的人少场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请教。他说：“请教授是很容易的，你电子邮件群发所有数学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请学生，你就在海报上写：‘想见见约翰·纳什的真身吗？来参加数学俱乐部的聚餐吧！’保准无数人跑过来看热闹。”我照办了，果然很快就有许多同学报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会参加，包括以奇谈怪论深受学生欢迎的约翰·康威教授，只是从未收到约翰·纳什的回复。
聚餐那天是5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包下了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放上十几张圆桌。赴宴的学生还一个未到，我们正在摆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电梯门一开，出来三个人，正是约翰·纳什，还有他的妻儿。我慌慌张张地去迎接他：“纳什教授，你来了大家会很高兴的，聚餐还没正式开始，你不如先坐这桌。”
“你是发邮件的沈小姐？”他这么问道。
“是，是我发的邮件，我叫Lily。”我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没听见我的答话，“约翰·康威会来吗？我听说他会来。”
“康威教授的确回复说会来，他还说他要为聚餐致辞呢。”
聚餐不久就开始了，康威教授没有到，我打电话去他家，他妻子说：“太不好意思了，他彻底把这事忘了。”于是康威教授不会来了，更别指望他致辞。那些回复说一定会来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没有出席。“沈小姐，约翰·康威会来吗？聚餐已经开始半小时了。”纳什教授又问我。我说，不会了，他忘记了这事。“是吗？”纳什有些失落，于是我也有些失落，不过同学们倒都不怎么在乎，个个欢欣万分，“不是有纳什在嘛！”大家的眼睛都向着纳什坐的那桌张望，有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时故意走远路，从纳什身边经过，腼腆地打个招呼：“纳什教授好。”高年级的学生向一年级新生介绍：“那是纳什，那是他老婆，那是他儿子。”炫耀着自己见多识广。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纳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来。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我动员我认识的朋友：“你们情愿这么多人挤在这桌，去纳什那桌不是更好么？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纳什吃过饭……”朋友们有些跃跃欲试，却都开玩笑似的互相抬杠，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没有换位子。这么拖拉了几次，聚餐快结束了，纳什那桌仍然只坐着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他的儿子趴在桌子上，机械地捶着自己的脑袋，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板着脸，叉着手端坐在那里，而纳什默默地极缓慢地吃着一片肉。我看着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自责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候，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然后拿着相机，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是刚做了件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受了感召，纷纷站起来，走向约翰·纳什，自觉排起了队，有的手里拿着相机：“教授，能和您合影吗？”有的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是真正对数学有激情的孩子，想听纳什讲讲博弈论和纳什嵌入定理。突然，和我同桌的一个大四数学系毕业生也站了起来，他平日里总是一副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姿态，这时他手里竟然也有个照相机，他自嘲似的为自己辩解：“我在数学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恶心证明题虐，到头来连张纳什合影都没有，说出去都要笑死人了！”
我想告诉你，那个晚春的傍晚，所有男生都穿着衬衫和西裤，所有女生都穿着花裙子。我想告诉你，数学楼是全校最高的建筑，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360度都是没有间隔的观景玻璃。透过玻璃看，校园美丽如画：卡耐基湖畔荡独木舟的游人正在悠悠地来回划；研究生院的塔楼下几只大肥鹅笨头笨脑地在聊天；教堂和美术馆前还有很多人在拍照；而布莱尔拱门下晒日光浴的孩子们恐怕已经觉得凉了，收起毯子准备回家；那些遍布校园角角落落的几千只灰色和黑色的松鼠呢，它们恐怕又在忙活着筹备寒冬的一场盛宴，或许能从这个食堂偷一个甜甜圈，从那个寝室偷一块巧克力……我们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拍照，顺便透过观景玻璃张望着校园的一草一木，而夕阳也张望着我们，大家的脸上身上都覆盖着玫瑰色的光晕。我想告诉你，《美丽心灵》里那让人动容的授笔仪式完全是导演的杜撰。可是，那个傍晚，在数学楼顶层排着队等着和纳什教授合影或谈话的年轻人，他们的结结巴巴、推三搡四，难道不比那个子虚乌有的授笔仪式更让人感慨？“纳什教授，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
纳什教授已经从疯癫康复了；或者说，自诺贝尔奖和《美丽心灵》后，不再有人觉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纠正不可的事情。而他还是孤独的，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一桌吃饭。但是，那个晚春时节为纳什排起的长长队伍，还有诸多类似这样的温暖的轶事，大概就足够支撑着他保持淡泊平和，安度晚年。
四
最后，我还想讲讲纳什教授疯癫的起源。纳什生来便是个古怪傲慢的人，数学天才多如此，这本不足为奇。那么，一个本性古怪的人如何突然被亲友认为“在发疯”呢？原来从三十岁的某天起，他突然声称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是一伙的，他们全是“阴谋家”；他称艾森豪威尔和梵蒂冈教皇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中东的动乱让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电话给亲友，说世界末日到了。“这些想法在表面上不是理性的，但它们有可能发生。”1959年在欧洲游荡的九个月里，他数次去当地政府求助，希望放弃美国国籍。他到了日内瓦，因为这座城市以对难民友好著称，他向瑞士人说“美国的体制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没人相信他。他被送上飞机遣返回国，事后他自称：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像奴隶一样被链条锁着。
冷战的铁幕终于落下了，纳什被亲友们认定的疯言乱语如今看来几乎是先知的预言。纳什的恐惧不单单是个体的体验，还是那个时代集体潜意识里的恐惧。而纳什被斥责为疯癫，被强行打胰岛素进入昏迷状态，难道不是那个时代的极权主义对于个人良知的迫害吗？我注视着那艘纳什像奴隶一样被锁链束缚着的船只。当这艘愚人船在汪洋上恣意漂泊，米歇尔·福柯正在自己的毕业论文《疯癫与文明》中为它赋予深刻的哲学意义。如果疯子不仅仅是疯子，而是那些揭露了这个社会根本弊病的智者，他们只能被送上愚人船，顺水漂向不可知的远方。古老的河流赋予了愚人船神秘性，疯子被神圣化地隔离起来，作为社会制度的祭品杀一儆百。我想我恐怕已经扯得太远了。然而我不得不说，1962年起至今，约翰·纳什教授定居在普林斯顿附近，每天到学校上班——如果说普林斯顿这所大学对纳什教授的康复有何功劳，那就是它以固有的包容和自由拒绝把疯子送进愚人船。疯子们像鬼魂一样地游荡在校园里，而人们仍然尊重体谅。他们自由进出公共图书馆，发病时喊出骇人的响声，你刚想发作，却还有人告诉你：“别打扰他，这个疯子是维基百科的编辑……”
于是，你坐在图书馆里，一边忍受着耳边疯子的呼喊，一边翻着你的书本，你听到的和你读到的都像是一场风暴。你硬着头皮，忍受着，忍受着，直到触及风暴的中心。在那里，风暴停止了，你和那个疯子都安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