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克里斯蒂娜站在塔上。
在六十人的施工队里她被称为“高手”，是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站在塔的最高处不断向下面索要工具的人。她的同事是五十九个中年男人，没一个大学毕业，许多甚至没从中学毕业，一大半离了婚，大男子主义，酗酒，吸毒，嫖妓。而她是个二十二岁的小姑娘，一个月前刚本科毕业，主修英语文学，辅修戏剧表演。
克里斯蒂娜站在塔上，接过一个骂骂咧咧叫她“小婊子”的男人递给她的一根同轴电缆。这是一根又细又长的黑管子，务必细心对待，如果不小心掰得太弯，整个手机信号塔的信号就完了。于是她在信号塔最高处的那块三角地带——一块俗称为“鸦巢”的地方坐下来，开始小心固定那根电缆。这是盛夏，在亚利桑那州大沙漠四十五摄氏度的烈日下，克里斯蒂娜坐在两百米高的鸦巢上，穿着黑色T恤黑色短裤戴着黑色头盔，十足就像一只乌鸦。而头盔之下，她的头发有一小缕是紫色的。
1996年6月，克里斯蒂娜·吉尔森本科毕业。毕业后的第三天，她把跟随自己二十多年的长发剪成了齐耳短发。接下来两年，她加入了施工队，跑遍全美每一个州架设手机信号塔，如今无论身处美国何处，我们都要感谢克里斯蒂娜为我们提供的手机信号（或者在收不到信号的时候埋怨一下她为什么不再多造几座塔）。当初她应聘这份工作时，包工头看着她的细胳膊和本科文凭以为她在开玩笑，于是她大声说她高中时代是专业芭蕾舞演员，她大学四年年年参加攀岩队，暑假每天爬两小时攀岩墙，她说芭蕾舞加上攀岩队一定让她的身体又柔韧又强壮很适合去爬手机信号塔，作为证据她没有戴护具就噌噌爬上了工地最高的一座塔。包工头紧张不安地在塔底下喊话，好吧好吧，你已经被录取啦。包工头没有问她，为什么大学文学系毕业还能跳专业芭蕾的小姑娘想来当建筑工人。
那两年里她跟着六十人的施工队跑遍了美国，在每个工地停留一两周。他们分成四人小组作业，头儿在下面监工，两个人在塔的中部爬上爬下，而克里斯蒂娜永远在塔顶做“高手”。她坐在美国各地手机信号塔的“鸦巢”上固定同轴电缆，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密苏里州，也在飓风季节的路易斯安那州。这两年的日子离她的梦想那么遥远，有时候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一辈子都将是个建筑工人，于是每天清晨她从廉价的小旅馆醒来，会在天生棕色的头发中再挑出一缕来染成紫色，她要用紫色的头发来提醒自己：不要酗酒，不要吸毒，不要忘记她是为什么来到这里。是为了做一个头发鲜艳的人——一个大圆鼻子粉白脸颊戴夸张假发穿戏服蹦来蹦去的人。
她梦想做一个小丑。
两年后，最后一缕棕发也被染成了紫色。她攒够了学费，一头紫发的克里斯蒂娜来到了加利福尼亚的Dell'Arte学校，这是美国最好的小丑学校。
二
Dell'Arte，语出Commedia dell'arte，“即兴喜剧”，是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喜剧传统。正如中国的传统曲艺相声，由意大利即兴喜剧为源头的西方小丑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固定的角色（白脸小丑狡诈，花脸小丑愚蠢），讲究演员的基本功。而正如相声在当代中国面临的困境，克里斯蒂娜所面对的，是一个小丑艺术全面式微的现代西方。
在两百多年前的黄金时代里，马戏团的穹顶所带来的激动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在每座大城市都有固定的马戏团演出场，而马戏团的大驾光临必定是每座小镇的头条新闻。在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那令人难以忘怀的开头，居住在偏僻村落的男孩在吉卜赛人的马戏帐篷里头一次摸到了冰，他震惊的父亲则宣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这伟大的发明不仅仅指一块冰，也指马戏团带来的所有新奇。
1920年出生的大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是最后一批在巡游马戏团魅力无穷的帐篷底下长大的孩子，他曾说，如果他没有去当导演，他一定会去经营一个风生水起的马戏团。可叹的是，正是电影这样现代视觉娱乐方式的发展将马戏团送入了坟墓，而电影导演的费里尼却穷尽一生在大屏幕上展示马戏团的荒诞神秘之美。费里尼的影迷们一定不会忘记《大路》《卡里比亚之夜》《卡萨诺瓦》中点睛之笔的马戏镜头。而1970年，他更是拍摄了致敬式的纪录片《小丑》——这其实并不是严格的纪录片，其中充满了各种幻想和表演的镜头，充满了富含私人感情的主观叙述，更像是导演费里尼在拍摄小丑费里尼。事实上，克里斯蒂娜就读Dell'Arte学校时，《小丑》已经成了小丑学校的经典课件。片中保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实况表演录像，甚至有一些已被认为失传的小丑唱腔和扮相。
在小丑学校的一年，克里斯蒂娜学到了很多理论知识，可是，要真正懂得如何逗人发笑，只能靠不断表演来摸索。做好一件事需要花时间，逗人开心尤其花时间。到2003年，克里斯蒂娜三十岁了，她从小丑学校已经毕业五年，还是一个经常冷场，不知道如何让人发笑的小丑，只能接到稀疏的几个短期合同，剩下的时间只能自己去街头卖艺。她经常穷到身无分文，长期睡在各类朋友的沙发上。最糟糕的是，她刚被谈了八年恋爱的男朋友甩了。
大半是为了感情疗伤，克里斯蒂娜决定参加一个公益剧团——“邦德街剧团”，远赴阿富汗扮演小丑。此时阿富汗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她的观众是战乱和贫困中的阿富汗孩子，而她是他们认识的唯一一个不带枪的美国人。正是在这样一片闭塞落后的土地上，马戏团的魅力回到了往昔，每晚的马戏表演座无虚席。语言的障碍让克里斯蒂娜专注于肢体表演，而这些天真无邪的观众则会在第一时间反馈她的新尝试有没有成功。在阿富汗的第三个月，头一回没有人在她的表演中发出嘘声。
于是，在阿富汗农村的某个傍晚，满脸沙尘的克里斯蒂娜正在徒手吃着一大盆阿富汗抓饭，她身材瘦小却食欲旺盛，毕业后这些年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让她总结了一条经验：未雨绸缪，备战备荒。她正吃得排山倒海满面红光，老板走过来，向她介绍另一个剧团的小丑，希望他们俩合作排练一部戏。克里斯蒂娜头也不抬就说“好啊”，从抓饭中腾出一只油腻腻的手，握住了这个陌生男小丑的手。
于是他们开始每天八小时的排练，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
男小丑告诉她，他的剧团“移动儿童马戏团”其实是一个“教练剧团”，目的是培训阿富汗当地人成为小丑和杂技演员。他盼望他的学生能走入这一大片战火纷飞的国土，给观众们带来哪怕一点点希望，一点点欢乐。他还教授学生如何在简单的表演中传达一些基本的却在这片土地上匮乏的价值观：男女平等、宗教自由、敬老爱幼。
她说，这份工作听起来十分任重道远。
男小丑告诉她，他还有更加任重道远的梦想。他梦想复活欧洲的面具表演传统，做一个戴面具而不是画油彩的小丑。他想像16世纪的流浪艺人那样，不断旅行，不断进行面具表演，又不断利用旅行的见闻制作新的面具。
她说，太巧啦，面具表演也是我的梦想。
最后，男小丑踌躇了好一会儿，对她说，我想和你共度余生。
她吓了一大跳，什么什么，没有眉来眼去，没有牵手，没有接吻，你就直接表白啦？
男小丑说，嗯，我很确定。
她马上抗议道，没门，我才不想每天八小时排练完还要继续跟你约会！
有那么半分钟，他尴尬地看着她，手足无措，像小丑一样可笑。
直到她开始吻他。
这就是小丑克里斯蒂娜的新男友，小丑赛斯（Seth Bloom）。和这一段恋情一起开始的是小丑二人组Acrobuffos。
两年后，他们在苏格兰爱丁堡国际节上做街头表演。因为日复一日的杂技动作，两个人都受了伤，再也不能表演原本安排的节目。他们正绞尽脑汁想如何排一个不需要杂技的新节目，否则就要打道回府。赛斯说，太烦了太烦了太烦了。克里斯蒂娜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赛斯说，我们订婚吧。
又过了两年，在杭州做巡回演出的时候，他们结婚了。克里斯蒂娜穿了满身的气球当作婚纱。赛斯说，作为结婚礼物，我要把头发染成蓝的，来配你的紫头发。克里斯蒂娜说，你真的不用为了配我的头发而牺牲那么大。然而他还是把鲜艳的天蓝色涂在头上，照了照镜子，高兴地说，蓝头发真好看，正好能衬我的蓝眼睛。他说，亲爱的，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和你结婚。
三
克里斯蒂娜和赛斯的爱情故事，让我想到了费里尼在《小丑》中着重刻画的另一对年轻人。导演造访了当时巴黎最后一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立房子的马戏团——“冬天马戏团”。在这家昔日辉煌如今破败的老字号里，两个年轻的小丑正在试镜。梳着马尾辫的女小丑用瘦小的身躯摇出硕大的肥皂泡泡，而穿燕尾服的男小丑用榔头狠狠敲打泡泡，泡泡没有破，反而发出悦耳的叮当声。旁白介绍，这位男小丑本是个精神病医师，他的第一次小丑表演是在疯人院里，他的梦想是环游法国复兴小丑传统。
然后，镜头给了女小丑一个特写。一个如克里斯蒂娜一样格外瘦小的姑娘，戴着红鼻子，使劲挥舞着蓝丝带，快乐地大笑着。旁白说，这是卓别林的女儿。
那一年，维多利亚·卓别林（Victoria Chaplin）年仅十九岁，她的父亲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她的外祖父是著名戏剧家尤金·奥尼尔。在这样一个演艺世家长大的维多利亚，十五岁时就出现在父亲的电影《香港女伯爵》中。为了电影宣传，她接受了一次采访，偶然提到了自小对马戏团的迷恋。报道发表之后没过多久，维多利亚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年轻的精神病医师让-巴蒂斯特·提埃雷（Jean-Baptiste Thiérrée）问她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建一个马戏团。于是，正当老父费尽心思把女儿安排到自己的下一部电影中时，维多利亚私奔了。
费里尼的《小丑》拍完之后不到一年，维多利亚和让-巴蒂斯特创建了“你好马戏团”。主张杂技表演要与舞台特效和现代审美观结合起来，整场马戏的所有节目串联讲述一个故事。这是所有现代马戏团的先驱，如今在商业上非常成功的“太阳马戏团”就是从这样的理念中脱胎而出的。
2012年10月，我来到华盛顿，观看了这样一场现代马戏。“大苹果马戏团”用两小时的表演讲述了一百多年来马戏团的兴衰史。马戏团领班讲到新建的火车站如何带来了一整队杂技演员，头一回见到大象的孩子们如何尖叫，人们如何直愣愣地看着小丑从天而降……这一切回忆有点伤感，因为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再会为这样的景观而激动了。好戏散场后，在马戏团圆鼓鼓的帐篷前我见到了克里斯蒂娜。她已经脱下了演出服，穿着红色阿迪达斯运动套装，戴着一顶棉帽子。正下着大雨，天色迅速变黑，这一切让彩色灯泡、巨幅海报、花花绿绿的棉花糖小摊迅速失去了魔力，就像梦刚醒来那样，有点忧愁。上百个小孩子由大人牵着慢慢退场回家，他们的神情显得既满足又失落。孩子们和克里斯蒂娜擦肩而过，没人认出这个如此瘦小的女人竟是五分钟之前还逗得全场大笑的那个臃肿滑稽的女小丑。
华盛顿是“大苹果马戏团”的第一站。接下来的一年，克里斯蒂娜将和丈夫赛斯跟着马戏团巡回美国各地，扮演串场小丑“女士和先生”：醋瓶子打翻的妻子和总爱偷腥的丈夫。“大苹果马戏团”是美国最顶尖的马戏团，这是克里斯蒂娜和赛斯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长期合同，而她的小丑之路已经走到了第十三年。
那个晚上，克里斯蒂娜领我去后台，灯光下她素面朝天的脸显得憔悴，眼角有很多细纹，她笑得太多了，既是因为工作，也是因为工作之外她也如此爱笑。正如他们在阿富汗时曾梦想的那样，他们如今是美国只此一家的“面具小丑”，演出时戴着一大顶只露出嘴巴的面具，脸上从不涂油彩。克里斯蒂娜说，除了突显面具本身的艺术感，这也能减少孩子的害怕。时常有年纪小的孩子被密不透风的油彩脸吓哭，而面具至少能露出嘴部的皮肤，孩子们就知道面具下面有个真正的人，定下心来。她向我展示赛斯制作的几种不同的面具，有传统大鼻子的小丑脸、有长辫子怒发冲冠的小姐脸、有非洲木雕似的哭丧脸，每一种都为了一个不同的节目。
从后台走出来，天已经彻底黑了。我们去马厩问候六匹纯白的小矮种马，在刚才的演出里它们大出风头地表演了列阵和跳环，让孩子们开心疯了，现在它们正在马厩里细嚼慢咽地吃草，举止文雅。在黑夜里，小马的毛色看起来更加纯白光洁，像是传说中的独角兽。在我和小马打招呼的时候，克里斯蒂娜去找她的母牛“松饼”聊天，松饼今天过得怎么样啦，松饼吃饭了没有，明天我们就要搬家啦，松饼今晚早点睡。她和它关系很好，因为松饼是克里斯蒂娜的工作伙伴，每回演出开场的时候女小丑都要骑在松饼身上亮相。当然，牛栏里还有另一头母牛，在松饼身体欠佳或者心情忧郁的时候顶替上场，不过它的名字不重要，反正它只是坐冷板凳的替补。
这是马戏团在华盛顿的最后一夜，第二天，这一班人外加道具外加这些娇贵的马啊牛啊狗啊，都要浩浩荡荡地开进纽约城。纽约是“大苹果马戏团”的大本营，他们要在专门演出古典音乐的林肯中心喷泉边上搭一个大帐篷，一演演上三个月。此时演员们正在马戏团的四周走来走去收拾东西。克里斯蒂娜指给我看这些远处的黑影：这个是刚才走钢丝的中国男生，这个是耍抛接把戏的阿根廷夫妻，这个是用牙齿负重的大力士，那群是中国大连来的自行车杂技团……然后，她带我去她的房车。这是一部长条形的大卡车，有一个热水经常不够的洗手间，一个狭长的厨房，一个除了床就什么都放不下的卧室。一间迷你的储物间，放了几件简单的衣服，还有五六张正在制作的面具。即使和美国最好的马戏团签约，也只是住在这么局促的空间里，一住就是一年，在全美不停地巡演。正是在那样一间需要小心翼翼不撞到家具的房间，我问了她那个她恐怕听过几千遍的问题：为什么要从事这种早已过时的职业？她笑了，推荐我看费里尼的《小丑》，她说答案就在电影的结尾。
四
纪录片《小丑》的最后一场戏超越纪录片的真实性，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想象王国：在马戏团的穹顶下，几十个小丑正在出席另一个小丑的葬礼，而葬礼逐渐变成了狂欢节，每个小丑争先恐后地表演自己的绝活……最后，好戏散场了，马戏团的灯光逐个熄灭，一位坐在观众席的年迈小丑在漆黑的背景下，向费里尼讲述了一个故事：
我曾经排过一出戏。我的同伴福禄福禄（Fru-Fru）会假装他已经死了。然后我出场问，福禄福禄在哪里？
马戏团领班就说，你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吗？
什么叫他已经死了，我问道，他还欠我十根香肠和一支蜡烛呢。
不过，他真的死了，领班说。
我在哪里能找到他？
白痴！我告诉你他已经死了。
可是，我不放弃，我开始喊他的名字，福禄福禄！福禄福禄！
没有回答。看来他一定真的死了。如果他死了，我如何找到他呢？一个人不可能无影无踪地消失。他一定正在某处。
福禄福禄！
我决定用小号喊他，就像从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样。于是我开始吹小号。我吹响了最初的几个音，然后我侧耳倾听。
没有回答。
我不甘心，我再次试着吹号子。我吹的这首歌如此美丽，让人潸然泪下。
1996年6月，克里斯蒂娜·吉尔森从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毕业。在有据可查的校友史上，她是唯一一名小丑。
克里斯蒂娜说，如果我要提到“普林斯顿”这四个字，她希望是在文章的最后。因为这四个字也是今年才第一次出现在她的简历上。大苹果马戏团的合同让她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她多少可称得上是“成功的”，即使只是一名“成功的小丑”，她觉得也许此时的简历中出现一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不算太古怪了。可是，在之前的十五年，在任何的自我简介中，她从不提起“普林斯顿”。偶尔被同事发现了，这所母校也只能给她带来嘲笑和不解：“普林斯顿毕业的也来做小丑啊！”
可是她早就知道，自己生来便是那个吹奏小号呼唤“福禄福禄”的人。
克里斯蒂娜和赛斯每年都回阿富汗做公益演出。他们的下一个职业目标是办一场只有小丑表演的独立演出，就像费里尼的镜头下那对雄心勃勃的小丑夫妻——维多利亚·卓别林和让-巴蒂斯特·提埃雷一样。
2012年克里斯蒂娜本科毕业十六年，结婚五年。
克里斯蒂娜的紫发染了十六年，赛斯的蓝发染了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