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二种证明，即从作用因的证明，也不是他的首创。亚里士多德曾经用大量的篇幅提出并且阐述了他的著名的“四因”说，即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和形式因，其中包含着可贵的、合理的因素。托马斯·阿奎那在阐释和运用这一理论时，把“动力因”改成了“作用因”或“成功因”，之所以改为成功因，在他看来，动力因只强调了事物开始时发动的含义，而成功因不仅包括事物形成的原因，而且意味着事物在形成之后继续发生着作用，这样看来，“成功因”比“动力因”确实深刻、确切，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创新。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从第一原因中引出上帝，而纯粹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所谓引申，难怪经院哲学家们说这种引申是“新水平”、“新贡献”。
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三种证明，关于运用可能性和必然性关系的证明，在他生前的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就提出，现存的事物有可能的和必然的之分，可能的事物有赖于必然的事物，而必然的事物则是由于自由而必然存在的，这个必然存在的结果是神。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也曾提出过3种可能性的假设：（1）没有东西会产生和消逝；（2）任何东西都会产生和消逝；（3）有些东西会产生和消逝。托马斯·阿奎那在参照这些理论论证上帝的存在时，把其中的两个前提当作了根据，一是可能性是偶然的，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它与必然性是对立的。二是可能性自身无法存在，它之所以存在着，是有存在的原因的。由此推断出，世界上存在和曾经存在过的东西，必须有其存在的理由，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有一个作为事物存在理由的而且完全独立的存在，即上帝的存在。由此可见，托马斯·阿奎那把先前哲学家的这些理呛和方法，以及他借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关系的理论，完全神化了。
托马斯·阿奎那的第四种证明，即关于事物不同等级的证明，亚里士多德早在《形而上学》和《论天地》等著作中，就已经完整地提出来了，他认为在事物的等级系列当中，既然有较为好的存在，就必须有最好的存在，而最好的存在就是神的存在。托马斯·陋‘奎那的所谓任何事物都不同程度上具有善的成分，不仅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上述观点，而且还渗透着奥古斯丁备加赞赏的柏拉图关于“分享”或“参与”的理论。看来，托马斯·阿奎那为了基督教的需要，是博采了多种对其有利的学说，对上帝的存在进行证明的。
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五种证明，他认为，宇宙被统一管理，使事物都朝向一个确定的目的，这就意味着确实存在着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杰作，一个是把教父们和神学家们关于宇宙被统一管理这个纯神学命题，巧妙地引进目的论，使之哲理化，变成了哲学命题。再一个是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关于宇宙间存在着多个目的体系和自然界有一个不需要神指挥的内在规律，改成了宇宙本身只是一个目的体系，有一个非上帝不可的统治者。
通过以上粗略的列举不难看出，托马斯·阿奎那的5种证明，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重建经院哲学的一个著名的、典型的例证。
4.圣徒
1272年，多米尼克修会会长致函托马斯·阿奎那，让他回意大利佛罗伦萨，主持修会大修道院的修建。西西里国王也聘请他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任教。这时的托马斯·阿奎那对巴黎大学接连不断的学潮和无休止的论战已感到厌倦，觉得在这里已经无法静下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所以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邀请。尽管巴黎大学校长和神学院的教师们联名挽留，但是他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毅然离开巴黎，到多米尼克修会在佛罗伦萨的最高机构供职。
这个时期，是47岁的托马斯·阿奎那最为辉煌的全盛时期，他受命为意大利的多米尼克修会会士们修建一座大修道院，以便一方面思考辩论，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到各地讲演。在这里，除了完成《神学大全》第三部之外，还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天地论》、《生灭论》等著作；注释了《圣经》诗篇中的54首赞美诗；讨论了基督教的一些其他圣礼，如补赎礼、涂油礼、婚礼、牧师授职礼等；讨论了“最后四件事”：死亡、报应、地狱、天堂……
重返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总是以“新”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在讲坛上辩论时，他精神抖擞，振振有词，过于肥胖臃肿的体态被掩盖了，光秃秃的脑袋反而显得更加智慧博学。他以现实主义者的姿态强调面对客观，承认现实，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来解答问题，他标榜自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者。他的讲演得到了那不勒斯国王的高度评价和资助，西西里国王也非常赞赏他自巴黎大论战以来表现出来的天才。他的名字几乎传遍西欧。
过去人们开玩笑说，托马斯·阿奎那胖得像个酒桶，现在突然间又变成了醉汉。他醉了，不一定是醉于自己的业绩和成就，但肯定是沉醉于宗教问题的内心思考。白天他常常思考得废寝忘食，晚上又常常被白天思考的问题所惊醒，满脑子都是关于神的各种问题。他也许是真的“醉”了，显得举步蹒跚，体力不支。
一次，他去见一位红衣主教的使者时，不仅一路不言不语，等见了面也是一言不发，直到陪同他的人使劲拉他的衣裳，他才觉悟过来。1273年12月6日早晨做弥撒时，他人神忘形，笔直地站着，好像在同谁对话似的。有人说这是一种洞见；有人说这是精神崩溃；有人说这是精神超脱，沉醉于神秘的体验；有人说他过·分强调理智，主张哲学论，从而损害了以信仰为特征的神学命题，最后陷于不能自圆其说的思想矛盾之中，导致了精神分裂。
凡此种种，众说纷纭。不管怎样，这一经历宣告了他的一切学术活动的终结。当秘书提醒他《神学大全》尚未完成时，他回答说：“我再也不能写了，我过去写的东西同圣书中看到的相比，都不值一提。”
1274年元月，教会为了调解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的矛盾，决定在法国里昂召开会议，当时教皇点名让托马斯·阿奎那以教廷神学顾问和基督教神学最高权威的身份出席。托马斯·阿奎那虽然感到身体不适，但还是绝对服从，毅然决定赴会。随身还带上了他1263年写的《斥希腊人的谬谈》小册子，准备向与会者散发。途中，突然感到头部负伤似的疼痛，不得不在福萨诺瓦附近的西斯特西安修道院停下来。
这是1274年的大斋节期间，修道院墙内墙外飘着雪花，屋子里微弱的烛光追逐着跳跃的影子。托马斯·阿奎那面颊上沁出汗珠，一阵阵地进入梦幻之境，他的亲密朋友、托钵僧雷金纳德把他抱到怀里。修道士给炉子添着木柴，虔诚、忧郁的人们围在他的身边，低沉地吟唱着圣歌。“你不是想吃鲜美的鲱鱼吗？它是法国的珍馔佳肴。”
突然，托马斯·阿奎那大声喊道：“什么时候我才会得到圣徒为我的炉子添柴的特殊荣耀！”
“安静些，托马斯，太冷了。”
“不，上帝的仆人不应为我生火。看，太阳是多么光明璀璨。”
“可笑啊，托马斯，现在还是冬天，外面一片白雪，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他连连摆手，喃喃低语：“春天！春天！”
冬夜之幕降临的时候，他闭上了双眼。时值1274年3月7日，年仅49岁。
他的心里似乎还回荡着一个声音：“现在当然是我所爱的春天！来吧，让我们走进原野。”
托马斯·阿奎那逝世后，保守派们对他的攻击依然没有停止，他的某些观点继续受到一些人的公开谴责。不过，他还是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和理解。曾经是主要对立面的巴黎大学文学院在致哀慰问信中说，他是“上帝赐给全世界的＿一种特殊恩典”，“他是宇宙中最卓越的破晓明星，辉耀无比”，“他向我们揭露了大自然的奥秘”。在牛津大学保存的材料中有这么两句话：“圣徒托马斯与世长辞，多么可恶的死亡！”以对他的早逝表示哀悼和遗憾。在科隆的大阿尔伯特老师闻此噩耗，痛哭流涕，悲痛欲绝，宣称“这是人们的最大不幸”和“无可弥补的损失”。
托马斯·阿奎那的工作是惊人的。他毕生忠于信仰，服务于教会，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为基督教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除了《神学大全》、《反异教徒大全》、《论真理》外，还给世人留下了《论存在与本质》、《论自然的原则》、《斥阿威罗伊学派论理智的统一》、《斥奥古斯丁学派论宇宙的永恒性》等，还有12部关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共100余部，计约1500余万字。这就是说，他在30年的工作生涯中，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和教会事务工作外，他还须每天以1000多字的速度写作。值此，我们不能不对他惊人的能力和精力发出赞叹。托马斯·阿奎那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谨慎自制，淡薄名利地位，舍弃富贵荣华，不继承父业，不当主教，不当院长，追求清静、思索和研究，一心为基督教探出一条新路，为基督教神学创建一个新体系。他的人格、追求、聪明才智和奋发精神，赢得了教会内外最高层的赏识：受聘于教廷神学顾问、被教皇任命为神学教授、被修会高层推荐为主教、被查理国王聘请为那不勒斯大学教授、被路易九世国王邀请参加宫廷宴会等。
托马斯·阿奎那和他的同代人及前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大胆果断，勇于革新，适应形势，跟上潮流，坚决地抛弃沿用了几个世纪的旧的柏拉图的先验论，改用新的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在多方面重压之下，注意客观需要和发展方向，巧妙调合理性与信仰的矛盾，独辟蹊径，使基督教哲学走出了危机，在曲折的道路上延续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传统。
托马斯·阿奎那在世49个春秋，恰恰在他死后49年的7月21日，教皇封他为“圣徒”。据说，托马斯·阿奎那临终前在西斯特西安修道院时，已有好多天没有进食了，他突然说想吃鲱鱼，当时有人解释说，鲱鱼在巴黎容易买到，而当地没有这种鱼。这时出现了一个奇迹：从当地鱼商那里购来的一批沙丁鱼中发现了不少鲱鱼。教皇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托马斯奇迹的数目与他《神学大全》的条目一样多。”教皇宣布托马斯·阿奎那为“圣：陡”后，接着，多米尼克修会把接受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作为入会的条件；教皇给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以教会教育机构中惟一值得尊重的地位，列出了24个托马斯·阿奎那的论点，定为在基督教学校中可靠地、安全地进行教授的东西。随后，“天使博士”、“哲学导师“、“圣师”等桂冠接踵而来。及至19世纪末，当基督教思想理论再度处于危机的时候，特朗德会议和《永恒之父通谕》都以教会法令的形式，钦定托马斯主义为罗马教会官方惟一正统神学和哲学，并且责成全世界神学院和基督教会学校学习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