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经说过：“阶级战争固然存在，没什么，不过那是我的阶级——富人——发动的战争，我们将是获胜者。”奥巴马的减赤议程无疑是最新开辟的战场。
2010年5月4日，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终身研究员雨果·拉迪塞（Hugo Radice）发表了一篇题为《削减公债：经济科学还是阶级战争？》的文章。他这样问道：削减公债真的符合客观经济需求吗？或者，从实际上看，它代表着根深蒂固的政治立场、反映了企业家与金融精英利益的吗？
历史上出现的公共政策中，早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凯恩斯主义，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就一直握有领导权，其地位无可匹敌。拉迪塞通过对历来公共政策的分析，对这一转变作出了解释。事实上，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这一转变非常明显，它始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 cher）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执政时期。两位首脑最先建立了多项惯例，以后的各届政府又对这些惯例进行了深化。结果，在执政方式上，英国新工党与保守党如出一辙，而美国的民主党则效仿共和党，尤其是在统治权和债务问题方面。
拉迪塞称之为“阶级战争”，它使个人财富与公共利益陷入对抗状态，从而给民众灌输了一种“全新共识”。它建立在财产权、个人主义与这样一种观念（即因为自由市场运作良好而可以任其发展，其中包括要求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的权力）之上。拉迪塞则认为削减公众支出“在经济层面是不必要的，而且完全不必要”。
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间，这样的公共支出一直在削减。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工资与通货膨胀率的增幅步调并不一致。公众福利逐渐遭到损害。高薪工作消失，技术改进迫使工薪阶层工作更加卖力，但薪水却并不见涨。“自由”市场往往为那些控制它的人服务。
结果，贫富之间的斗争日趋升级，只出现了一小撮大赢家，贫富差距之大前所未有。剥削加剧，危机接连不断，继投机繁荣后股市泡沫就涌现了。放宽信贷（其方式包括过度放贷和支出），无异于火上浇油，使公私企业债台高筑。为了解决这一情况，官员们如今号召“作出共同牺牲”。他们嘴上说要不分彼此，实际上却由我们承担一切。
理查德·沃夫（Richard Wolff）称主流经济学“以诚信为本”。对于迈克尔·哈德森而言，这无异于“垃圾经济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掌控着美国工业资本和工薪阶层的命运，并把债务劳役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目的仅仅是为少数实力强大的精英人士谋利。
今天，风靡欧美的流行词语当属“紧缩”。奥巴马的赤字削减委员会已经对普通工人宣战，目标是蚕食他们的工作、福利，使其生活水平降低，严厉的削减使他们的退休前景变得黯淡。这是一场骗局，他们洗劫数万公众，将更多的财富转移到富人手中——这是最严重的巨额盗窃，最残酷的阶级战争，是两党搞垮美国经济与工人的生活而从中渔利的阴谋。
对于奥巴马赤字削减委员会的一揽子提案，《纽约时报》先是表示赞成，后又在2010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等待总统》的社论，称“在既不削减赤字也不提高税收的情况下，要使赤字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根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留待日后讨论”，而奥巴马最好躲在幕后起推动作用。若采取旁观态度，“讨论将一无所获”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为了支持“委员会明显的事实”，需要强大的政府领导。
该社论，连同其他主流观点以及奥巴马的赤字削减方案，都对各种建设性的替代办法避而不谈。这些办法能够正确解决高额债务问题、促进经济增长，还能给所有人带来好处，包括：
·发动针对财富与权力集中的战争。
·通过全面的平民主义议程，将社会正义提到首要位置。
·削减国防预算，至少削减一半，理想情况是削减一半以上，包括关闭海外基地、削减军队、终结国外占领、中止帝国战争。
·执行一项渐进性的所得税方案，代替如今失灵的税收方案。
·取消工资税上限，以对所有劳动收入按同等税率征税。
·授予工人与管理层进行集体平等商议的权力。
·对生活工资予以立法保证，根据城市、农村、各州及地方具体情况酌情进行调整。
·实施保障贫困人口收入的方案。
·进行实际监管改革，重新制定遭到损害或已经缺失的监管条例。
·取消垄断与寡头垄断的权力。
·加强公共教育。
·制定普惠大众、单一支付的医疗保健，覆盖范围不包括掠夺性的保险公司，除非它们自愿。
·根据宪法规定将货币创造权力交还给国会。
·制定托宾税①，以便敦促华尔街及富有的投资者交纳其应交纳的税收。
对于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这些举措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托宾税带来的好处
除了打压投机行为外，经济学家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估计，按0.05%的税率征税每年可增加3，500亿美元税收。对每年交易可达5万亿美元的衍生品行业，征收0.01%的税，每年可以增加5，000亿美元的税收。
根据收入的不同和起税点的各异，这些数据或有偏差，但数额应不会小。如果政府对此收入使用得当，则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削减财政赤字、完善社会公义、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尤其是美国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而目前两党均对此置若罔闻——因为他们已经腐化堕落，只考虑美国那些权贵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华尔街金融寡头们的利益。
美国的普通民众反而成了资本家投机过剩祭坛上的祭品，资本家的所得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的。这是对一个破碎的系统提出的一份起诉书，令人震撼。事实上，这个系统唯利是图、卑鄙无耻、腐化堕落、无视法纪，确实应该将其斩草除根，否则工人们就会沦为奴隶，他们的退休保障也将被摧毁。
愈演愈烈的美国退休保障危机
在2006年5月发行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中，泰瑞莎·吉拉尔杜奇（Teresa Ghilarducci）以《退休保障的终结》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她几乎天天都是在养老金的新噩梦中度过的——社会保障私有化”。企业终止私人养老金，家庭储蓄日益减少，退休医保福利被取消，而且“401k账号成了201k”，取代了由来已久的养老金计划。规定的福利正迅速消失。
这些变化反映了噩梦般的现实。如今的“所有制社会”迫使每个人自行管理自己的金融期货，结果他们极易遭遇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项几乎没人能应对的任务，尤其是在市场萧条期。人们经年累月积攒下的资金会遭到蚕食，而这些资金，老一辈工人们或许再也要不回来。
与2006年5月相比，如今的情况更为糟糕。不过吉拉尔杜奇表示，“退休收入的每一项来源（社会保障、个人储蓄以及职业养老金）都陷入困境，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另外，还有退休人员、其家属及残障人士的医保和全国贫困人口的医疗补助——这是维持收入持平的重要计划，而一旦没有了这些计划，数百万人将陷入无保险或保额不足的困境，他们将会承担灾难性的巨额医疗成本。
2010年7月，在《社会主义与民主》（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詹姆斯·W.拉塞尔（JamesW.Russell）教授写了一篇题为《美国的退休保障危机》（Retirement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的文章，称“401k计划以及依靠股市投资的类似退休融资计划，虽然已经试行了30年，而且覆盖范围甚广，但目前都已寿终正寝”。甚至在2008年危机发生以前就已显现，当时种种迹象表明：“几乎没有哪个工人能够通过这些账目积累到足够多的财富，以此保证其退休后的生活。”
与拉塞尔观点相同，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夫（Richard Wolff）解释道：直到1980年，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每一代人，才比前几代人的生活更加富裕，其中下一代人拥有更多的退休保障。然而，这样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因为自那以后工人就一直遭受着制度化不公平所带来的伤害。他们代表的工会权利，在商业和工业领域遭到侵蚀，他们的工资停滞不前、福利被削减或剥夺，高风险的固定缴费型退休金计划取代了有保障的固定收益计划。
截至1935年大萧条期间，34个欧洲国家与美国都已制订了社会保险计划。这一时期无疑具有分水岭意义，这与崇尚团结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符。这种价值观认为要向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及其他无力通过工作谋生的人提供支持，并实现这种支持的社会化，进而实现团结。
修订后的美国社会保障法案
1935年8月14日，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签署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使之成为正式法律。也许这一天正是罗斯福执政期最辉煌的时刻，在艰难时期他及时采取措施以应对50%的贫困率。然而，时局依然艰难，因为美国的贫困率还在激增，可能正在接近或超过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社会保障法案一如制定之初运作良好，通过向在职工人以及其雇主征税，来为符合资格的退休人员、其家属以及残障人士提供退休金。正如拉塞尔解释的那样：“该法案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运作非常良好的方案，诞生了联邦政府最成功且最受欢迎的国内项目。”
雇主也开始在一揽子其他福利项目中提供养老金。其运行方式与之前如出一辙；雇主与员工根据各个公司计划下雇用期限，遵循简易、高效、稳妥的“预扣所得税准则”，为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
然而，1978年收入法案（Revenue Act）改变了这一切。该法案中的401（k）、403（b）及457项条款要求以税前所得收入来计算缴款额。虽然该法案意图鼓励员工参与到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中来，但雇主们却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执行该方案，不断使这些固定收益计划转变成固定缴款计划，因而无法保证充足的退休收入。
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实施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无异于进行渐进式改革，与保障老年工人或者支持其社会权利的做法是一致的”。如今，它们正在迅速消失，遭到新自由主义企业“改革”的损害，尤其是来自金融行业的掠夺者。
拉塞尔引述了401k计划失败的两个理由：
·它们错误地假定工人的投资（主要是股市投资）没有任何风险，而且会提供安全的退休保障。
·它们考虑到很多其他义务，包括医疗费用、家庭采购、按揭付款以及大学学费等，这些投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适用的，而且人们也将明智地进行投资。
金融服务业通过实施私人投资计划赚取了大量利润，抽取了经年累积的大笔佣金。结果，在资助这一行业扩张的同时，美国工人却毁灭了自身的未来。
事实上，政府或企业提出的方案“致力于完全支持退休计划而非创造私人财富”，但这些方案常常更多地为投资公司的利益服务而非客户，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些方案非但没有提供有保障的退休收入，反而依赖于充斥着不确定因素的市场，而这些不确定因素在危机时期可能会摧毁经年累积的积蓄。
结果，对数百万美国民众而言，401k计划以及类似计划已经成了毒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为了销售这些毒药，政府提供了三个理由：
·它们比传统的养老金计划优越很多——假的。
·人们将“拥有”退休收入——这点没错，不过如果没有足额发放或是存在风险，这一条将变得无足轻重。
·便于携带——在工作与职业流动性加快而且流动性极高的社会里，这一点很重要而且非常可信。
关键问题是这些计划一般情况下要如何实施，才能满足家用、医疗支出、大学学费及其他需求或者可支配需求的支出。而这些支出会耗尽用来提供退休金的资金。
相比而言，要使社会保障计划一如制定之初运作良好，需要通过注资的手段，而非依靠个人积累的财富或通过帮金融服务或股市掠食者谋利而获得的财富。批评人士称社会保障计划将会破产。而事实上，如果进行恰当的管理，该计划不失为一项内容完备、实施有保障的计划，只需偶尔予以适当调整以维持其正常的运作即可。
而且，如上解释，确实存在提高收益的简易方法，包括制定累进所得税政策，取消工资税上限，按同一比率对所有工资收入征税，还有制定托宾税。如果把这些政策结合起来，虽说不太可能让社会保障计划持续繁荣千把年，不过繁荣一二百年是肯定没问题的，时间再长点也有可能。
正如拉塞尔所指出的，“可能会有而且应该有办法增加社会保障的福利，以及开始逐步淘汰未履行承诺，并且实施拥有退休保障的就业计划”。退休计划应当设立基本目标——提供有保障、可预测的足额退休金，并根据通胀情况作出调整，尽可能增加工作期间的收入。
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制定一个全国体系以取代如今的“三脚凳”——社会保障计划、基于就业的福利制度以及个人储蓄。在这一体系中，社会保障计划占据收入计划中的最大份额，而“用个人储蓄来填满这一份额”，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现实的。对于美国工人而言，实现退休保障简单且可行，但如果有实力强大且颇具毁灭性的反对力量插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金融巨头与政府沆瀣一气，国会两大党的大多数成员自发密谋，以破坏数百万美国民众的未来。本书第七章已经对此作出了解释。只有民众的愤怒才能阻止他们摧毁社会保障、医保、医疗补助及其他社会福利体系。要坚持不懈直至打垮他们——他们这一唯利是图的阴谋，目的是想将美国变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而数百万工人则沦为饱受压迫的奴隶，他们现在和未来的保障都将被摧毁。
华尔街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因榨取公共和他人财富获利巨大而发家致富，他们大都是总统竞选的钱袋子，奥巴马以及国会多数议席当然与他们沆瀣一气……现在木已成舟，未来要么掌握在他们手中，要么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而民众只能二选一，要么奋起反抗，要么坐以待毙。
数十年间随着美国的财富转移到超级富有的精英人士手中，大多数高薪且福利优厚的工作岗位也转移到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位于华盛顿国会的双寡头对此政策表示一致赞同，这一部分人正处于危险之中。对于美国的工人而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洲经济遭受持续打击，而这次最为严重。
1957年12月23日，《丹斯穆特的报告》（Dan Smoot Repor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奥诺莉亚》（Honoria）的文章，作者是小说家泰勒·考德威尔（Taylor Caldwell，1900—1985）。这篇文章讲述了以前一个伟大国家的真实故事，以及人们从其覆灭中汲取到什么样的教训。
考德威尔解释了奥诺莉亚人们追求自由的过程。他们先是成为朝圣者，后历经艰难险阻，但都生存了下来，最终发展壮大并且掌控权力。他们信仰上帝，勤劳致富，发展公共教育，建立了大批殖民地，并将乡村改造成城镇。其他人也陆续加入其中，他们建立了新的殖民地并团结在一起。随后内战爆发，国家四分五裂，领导人遭到暗杀，而在冲突解决后又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骄傲自大、贪污腐败以及外国干预接连出现。目前的问题是无法满足贪婪，而非捍卫文明世界的自由。
战争的结果是，镇压性法律陆续通过。不过在奥诺莉亚这个国家“有一群勤劳肯干的中产阶级，他们由农民、手工艺者和零售商人组成”。但是，因为对权贵富豪构成了威胁，他们不得不任由精英阶层来统治。作为被压迫的对象，他们被绝望笼罩，人数开始渐渐变少……道德从此不复存在。
这个畸形的官僚主义国家“洋溢着幸福”，人们贪图享乐而非自由。领导者不断发动着战争，奥诺莉亚变得越加腐败与极端。它的中产阶级遭到侵蚀，随后消逝，野蛮人随即大举入侵。
谁该为此承担罪责？“当然是奥诺莉亚”，因为它出卖了本国国民的利益。曾经，他们为了公众利益献出生命，但当放松警惕之后，他们就被出卖了。数百年来，奥诺莉亚几经沉浮。它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古罗马。美国则无疑是它的现代版本。
美国——新罗马
随着宪法赋予的自由被限制以及中产阶级的财富遭到侵蚀，美国正慢慢衰亡。美国与罗马这两个帝国的历史有着显著的共性。两国都曾一路崛起并盛极一时，随后开始过度扩张，又突然跌入深渊从此再也翻不了身。美国如今虽然处在深渊的边缘，但它的好战性远超罗马。它的无节制难以维系，当它的中产阶级正在消亡之时，它的民主制度也华而不实。
如今，超级富人统治着这个曾辉煌一时的伟大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夜郎自大，浸染着腐败恶习，妄想使强权胜过公理。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对美国工人的危害最大，尤其是对曾经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要实现民主，就要保留中产阶级，将其作为抵抗专制的缓冲器。
然而，美国的中产阶级却苟延残喘、半死不活，而与之相伴的则是残存的自由。
新一届国会照亮了美国加速灭亡之路
2011年1月3日，美国第112届国会会议召开，而此次会议讨论的议程却有可能加速美国的灭亡。
2011年，美国联邦及各州政府计划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通过削减社会支出、裁员及其他一些严厉措施解决赤字与预算问题。与此同时，美国的贵族却得益于对工人的剥削，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两党在政治上的沆瀣一气与贪污腐败使得工人的资产流向上层社会，使得富人们更加富裕。
众议院共和党人想要削减一千亿美元的预算，主要依靠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却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鉴于奥巴马总统紧缩财政的承诺，两党达成的协议可能把政府津贴作为目标，即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以及教育、交通和其他自行裁量的领域的支出维持在2008年的水平。不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国会2010财年下拨的4770亿美元全面削减20%，这笔款于9月30日到期。
根据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瑞恩（Paul Ryan）所言，“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1月6日，他向彭博新闻透露说，各州潜在的未偿贷款将不会得到紧急救援，“我们对紧急救援不感兴趣”。
在大萧条肆虐的1933年，当时尚无政府救助，阿肯色州是最后一个债务违约的州。今天，工人们将为确保稳定的偿还债务而受尽煎熬。2009年，加利福尼亚州财务部长比尔·洛克耶尔（Bill Lockyer）认为只有发动一场“热核战争”才能迫使该州偿贷。
民主党人至少在措辞上不像共和党人那样严苛，他们希望2010财年的支出可以冻结三年。然而，众议院共和党人控制着政府拨款，所以他们希望在设定债务上限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首先，共和党希望能通过财政削减来抵消所增加的支出，仅这一点就会对美国工人产生极大的影响。
经济政策研究院（EPI）对“大萧条”期间的贫困程度作了分析，结果显示有超过21%的美国人生活拮据，他们难免会遇到这样一个时期。该分析称政府的一揽子措施迂腐过时，该结论是通过分析税后市场工资，同时将权益、福利以及其他旨在大幅降低标准贫困人口数量的政府项目排除在外而得出的。然后，根据收入情况测定的贫困标准还得考虑不断增加的生活开支，尤其是卫生保健、食品、汽油、取暖以及房屋租金等开支，房价处于下跌期间的不利影响也不能忽视。
虽然制订了2011财年预算削减计划，但日趋加剧的贫困状况已近在咫尺。1月6日，就连人口普查局都提高了贫困人群的数量，称2009年有15.7%（而非14.3%）的人口，约478万人生活拮据。而且，尽管享受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但是在需掏钱支付的医疗及其他支出包括在内的情况下，仍有16.1%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儿童受到的影响最大，1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约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2009年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称，估计贫困儿童比重占儿童总数的四分之一，而在美国黑人及美籍西班牙裔人群中，这一数据远远超过了三分之一。
事实上，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远远低估了实际情况。比如，它定的贫困线是以一个年收入为22，050美元的四口之家为基础的，而美国城市居民的开支需求远高于这一数字。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2007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一个芝加哥四口之家需要的收入超过49，000美元，而纽约居民则超过72，000美元。
不过，官方提供了一些数据，可以用来对自大萧条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当时两党对削减需要大幅增加的社会支出计划达成共识。即便如此，公众的愤怒却出奇地消失了，因为该计划何时执行尚不可知。
各州计划大规模削减预算及裁员
虽然上述数据略低于2009与2010年时的水平，但美国全国州议会会议预测，各州赤字之和为830亿美元（比预估的1750亿美元的一半要低点，但在不断上升中），要求较之前有更大幅的削减，政府援助没有或是太少。结果，主要公共支出削减了，工资冻结了，福利也降低了。更重要的是，公共雇员工会被锁定为目标，整个工会随之都会受到威胁。
2011年1月3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史蒂文·格林豪斯（Steven Greenhouse）发表了一篇题为《紧张的各州诉诸法律手段封杀工会》的文章，称：
面对只增不减的预算赤字及焦躁不安的纳税人，无论从缅因到亚拉巴马，还是从俄亥俄到亚利桑那，选举官员都在推行新的立法以限制工会的权力，尤其是针对那些参与集体谈判和政务的政府工作人员。
尽管私营部门的大部分工会极为不振，也同样遭到攻击。例如，印第安纳、缅因、密苏里以及其他七个州的立法者，计划通过立法以禁止高级与普通工会成员缴纳会费，以此削减工会财政基金。
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州长约翰·卡西克（John Kasich）与党魁们发动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政变，他们将两名共和党委员会里的反对者替换为自己的支持者，以便获得全院表决票，进而剥夺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力，并迫使其接受其他福利上的削减。
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州长斯考特·沃尔克（Scott Walker）与党魁们虽然未效此法，然而结果都一样。尽管受到民主党与全州范围的反对，但他们还是通过了一项破坏工会的法案。
在上述两个州，腐败的工会老板只是表达了微弱的不满。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收受贿赂，偏袒企业，赚取高昂的薪水与丰厚的津贴。与高级与普通会员的权力相比，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收入。劳动历史学家保罗·布尔（Paul Buhle）认为工会已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他在2010年3月和4月的《逆流》（Against the Curren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工：参战还是坐牢》的文章，解释道“美国工会成员人数正逐渐减少”，称“缺乏团结一致的凝聚力，更不用说出谋划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进行21世纪的劳工运动”。这阻碍了美国工人斗争进程的向前发展。
而且，近期的一系列报道发出这样的暗示，即“整个国际联盟、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可能面临破产，“内讧只能使得这一情况雪上加霜”。“而在此之前人们对奥巴马的总统选举充满了极大的热情”，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觉得没有希望的讽刺。
工会内外的高级与普通会员都需要新一届领导班子、新信息以及洞察力，其原因不胜枚举。除此之外，他们还需增加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此次，所有这些都不见了，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也一道站在了工人的对立面。
2011年1月6日，在“无线新闻一小时”节目中，詹姆斯·彼德拉斯（James Petras）解释道：大工会（Big Labor）在2008年向民主党候选人捐资超过4亿美元，在2010年又增加了数千万美元。作为回报，奥巴马与国会民主党人向美国工人们发动了战争，赞同裁员、削减薪水与福利、废除就业准则以及不予发放养老金。他们承诺出台劳工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由民主党把持的国会后来驳回了这一请求。
1935年颁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这或许是第一个支持工人的改革法案。它允许工人集体与管理层平等协商。在劳工组织力量相当薄弱时，该法案毕竟还是有些用的，与民主党人士一样，联盟老板更多的是与企业高管而非其普通员工站在一处。
深陷巨额预算赤字、裁员及其他缺乏社会福利交加的困境中，美国工人面临更为严重的贫困状况、更长的困难时期。他们的权力被剥夺，前景暗淡。而且，他们的养老金也遭受侵蚀。2010年12月，布鲁金斯学会的道格拉斯·J.艾略特（DouglasJ.Elliott）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与地方养老基金赤字入门》的文章，称：经过测算，全国养老金赤字超过“3万亿美元或高于全国与地方政府两年的税收收入”。如今发生的经济危机表明，“不断累积的养老金资产价值与养老金承诺价值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所造成的投资风险极为严重”。问题的核心主要在于资金不足与投资缩水，解决这些问题绝非易事。
即使被高估，“股市也需要增长几乎三倍”，以弥补“以无风险的贴现率折算”的赤字水平。改革仍势在必行，包括“改革会计与精算规则，这样全国与地方养老金计划报告的负债水平与赤字就会与实际经济现状相一致”，诸如贴现“不确定性负债，而非在困难时期不能变现的预期资产收益”。
工人权利受到威胁
美国联邦、各州及地方三级政府都在采取行动反对工人权利。自2009年1月上任以来，奥巴马政府就对工人的权利置若罔闻，而同时却为华尔街的骗子们提供至少12.4万亿美元，还向其偏好的其他企业提供了数千亿美元。与此同时，他又将预算拮据的各州与地方政府拒之门外，尤其是在当前的财政年，让他们自生自灭。
在安抚陷于痛苦中的家庭方面，奥巴马也是毫无作为。虽然承诺增加数百万个工作岗位，但他几乎未有作为，使得实际失业率比经济危机爆发三年后的水平还要高22%。
此外，他没有拿出什么受欢迎的扶助措施，却为华尔街通过欺骗手段没收按揭房制造了便利条件。这些欺骗手段包括编造和假造文件、伪证、文件缺失，以及草草批准按揭房没收法令。他还冻结政府工作人员工资，计划让普通工薪阶层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却给企业和美国权贵阶层给予减税等优惠待遇。
正如反对改革的州长与市长们给其居民当头一棒一样，奥巴马在敲打美国，他并非工人的朋友。在2月中旬，他以嘲讽的口吻对密尔沃基的WTMJ电视台表示，“所有人都要作出一定调整以适应新的财政现状”。他声称，为了“保住工作岗位”，工人阶层的牺牲是必要的。而事实上，他们是在毁灭工作岗位，迫使数百万人因工资与福利削减而陷于贫困。与此同时，政府或商业集团的诈骗，使企业利润比以往都要丰厚，这都建立在对工人的剥削基础之上。为了保持市场的统治地位而牺牲公众利益——这就是由政府资助的骗局。
总而言之，奥巴马对劳工的支持是虚伪的。相反，他摒弃了劳工。奥巴马含糊其辞、不冷不热的委婉说辞泄露了其支持这一战争的本意。尤为甚者，这些说辞还辅之以压制异议为目的的严厉措施。
激进的智囊团与媒体猛烈攻击工人权利
在美国的土地上涌现出了大量右翼智囊团，他们通常得到保守派基金组织的慷慨资助。这些组织包括科赫（Koch）家族基金会——由戴维（David）、查尔斯（Charles）和克劳德·R.兰贝（ClaudeR.Lambe）建立、约翰·M.奥林（JohnM.Olin）基金会、林德（Lynde）与哈利·布兰德利（HarryBradley）基金会、史密斯·理查森（SmithRichardson）基金会，以及乔治索罗斯的（George Soros）开放社会基金等。这些右翼智囊团表面上假装崇尚自由，实际上却是支持一切散发着金钱气味的东西。
它们的日常工作事项包括：
·维持市场统治地位。
·放松管制。
·将政府各项服务私营化。
·终止民众的所有权益、社会支出及扶持行动。
·优先考虑对企业有益的政策。
·发动维权战争。
·支持媒体控制政治选举以及其愿望清单上的所有东西。
此外，他们的受益人还包括美国企业协会、卡托研究所、发展俱乐部、联邦主义者协会、遗产基金会、曼哈顿政策研究所以及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它是赫伯特·胡佛在1919年建立的，当时胡佛担任总统期间，美国经济陷入萧条，而胡佛的不作为使该研究所闻名起来）。
胡佛研究所臭名昭著的成员有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埃德温·米斯（Edwin Meese）、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谢尔比·斯蒂尔（Shelby Steele）、迈克尔·波什金（Michael Boskin）、詹姆斯·沃尔塞（James Woolsey）、克里斯多夫·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及任职直至去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他在《华尔街日报》上设立了专栏对集体谈判进行攻击，这件事将在下文进行讨论。他还是胡佛研究所的典型成员。
该研究所的使命就是支持代议制政府与私营企业，它对和平与个人自由的定义、对美国政体的维护，都与财富和权力的拥有者相关，而与普通民众的利益无关。
赫伯特·胡佛在1959年声明的政策指南中称：
美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在私营企业之上，而这种企业正是主动性与创造力的源泉……我们的体制是这样的：只有在地方政府和人民不能自行解决行政、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联邦政府才会采取行动。维护美国的体制，基于个人、经济及政治自由；基于私营企业及代议制政府……
这是胡佛的基本原则，具有极强的反劳工性质。鲜为人知的反劳工组织包括：
选战组织——美国十字路口
由卡尔·洛夫（Karl Rove）建立，其目的是“致力于重新兑现美国作出的承诺，即提倡个人自由、限制政府、给予企业自由以及建立强大国防”，完全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而为企业谋利。
美国人就业保障组织
在保险行业，这是一个反劳工的合法组织。它支持不受限制的自由企业，削减富人税负，签订削减工作岗位的贸易协议，并终止工人的权利，以便谋取更大利益。
发展俱乐部组织
一个新法西斯式组织，意图废除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将社会保障私有化，取缔工会，以及给予企业毫不受阻、进行自由掠夺的权力。
美国繁荣协会
一个恶毒的反劳工组织，它支持上述所有甚至更多的做法，包括摧毁美国的工作岗位，方式是将美国的工作岗位自由转移到世界上的低薪国家。
自由职业组织
由前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尔米（Dick Armey）领导，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对工人权利的运动，而且气势逼人。
工会事实中心
由支持商业发展的说客理查德·伯曼（Richard Berman）领导，它专注于反工会宣传，摧毁工人的权利，阻碍其组织活动，以及推动其他反工会的倡议。
国家劳动权利基础与委员会
是美国最古老的反工会组织，它道貌岸然地宣称其支持工人的履历。事实上，对于为工人提供丰厚的薪水、必要的福利、稳定的工作以及适宜的工作环境，该组织都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它认为这些是获取利润的障碍。
公共服务研究基金会与公共服务研究委员会
由全国的小型机构组织组成，对于给予教师以及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人集体谈判权，他们持反对态度。1981年，公共服务研究基金会领导了一场解雇罢工者的运动，该运动是由职业航空交通管制人员所组织的，这是削弱整个劳工组织力量的事件，具有分水岭意义。
以赢利为目的的工会杀手
该组织将自己描述为“规避工会公司”、“管理顾问”、“劳工顾问”。他们通过雇佣律师与其他有资历的专业人士来操纵劳工法，以此侵害工会组织的努力和工人权利。
以上这些组织与其他集团都拥有全职员工、律师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士，他们组织媒体宣传、研讨会、讲习班，进行游说及其他有助于破坏工会组织的活动。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忌任何不道德的做法，甚至会采取极端行径，钻法律的漏洞。并且，他们资金充裕。
每年，他们都会拿出数千万美元用于支持反工会的措施，并与美国商会结成联盟。美国商会是“全球最大的企业联盟，代表着300万家商业企业、国家和地方商会，以及行业协会的利益，它们规模不一，来自各个行业和地区”。
虽然美国商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小企业，但它是一些企业巨头的强势代表，以牺牲工人权利与弱小的竞争者的利益为代价，以让这些企业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活动。结果是，它每年要耗费数百万美元来对抗工人。
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是如此。他表示，在不受任何规则、规章、繁重的赋税、贸易壁垒、“既得利益”及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市场表现最佳。而实际上，私营企业做得更好的领域，最好的政府根本不会参与其中。这体现了民主吗，体现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吗？这是弗里德曼的异端学说，关于他所教授与赞同的意识形态，本书第二章已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
像弗里德曼一样的极端经济学家认可同样的政策，他们希望美国退回到19世纪的困难时期。其追随者罗伯特·巴洛便是其中的一员。
2011年2月28日，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工会vs.工作权》的文章，称“工会喜欢将集体谈判描述为一项基本的公民自由，就像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与宗教自由一样”，还对劳工权利进行了嘲笑，而这项最基本的权利是其他权利存在的前提。
1935年的魏格纳法案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允许工会集体与管理层进行平等谈判。不过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实现的目标。而如今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重大侵蚀后工人的权利已经被严重削弱。
在理想情况下，集体谈判寻求使工人与管理层处于同等地位的方法，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例如将民权问题包括在内，并将其设定在职场中，它代表了一个公正的行业法律体系。
于是，这与一边倒的管理权威形成了对抗，限制了其任意作决定的权力，增强了工人权利，提升了工人的自尊、士气与生产力，强化了工会主义，促进了公平，并且有助于制定公正解决工人与管理层之间问题的决议。通过建立坦率交流机制以实现职场的和谐与和平，从而使双方受益。
巴洛称这“更像是反垄断违规行为而不是公民自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位搞政治的哈佛经济学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错误描述，其评价没有考虑合理的经济学。
1935年以前，工人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得不遵守1890年赫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的规定，后来1914年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以及维格纳法案（即1935年国家劳动关系法案（the1935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将其取代。
巴洛签字批准了1947年塔夫特·哈特利法案（the 1947 Taft Hart-leyAct）的立法，允许各州通过工作权法。如今22个美国南部与西部诸州还有该法案，禁止劳资双方通过协议将入盟或会费作为雇佣条件。
巴洛关于工作权利高于工人权利的论调实在令人费解，另外，他还认为，工作权利“比‘集体谈判’还要更加顺耳和开明”。
巴洛所赞同的极端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它主张维护市场统治权，崇尚利润高于人民，维持一支大型劳动储备军以限制工资与福利，将国家资源私有化、去除管制，削减社会服务以及在必要时出动军队。
巴洛认为，威斯康星、俄亥俄及其他诸州的反劳工法“源自一种冲突，即为公职人员提供过度优厚的福利与各州及地方政府财政危机间的冲突，前者主要是养老金与医疗保险”。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数年来华尔街策划的骗局造成了现在这种状况。
巴洛表示，“教师与其他公职人员工会做得太过火了”。这令人震惊的误述，与事实背道而驰。事实上，公务人员与其私营企业的同辈们相比，得到的补偿太少了。
国家退休保障研究所（NIRS）发表了一份题为《失衡？20年来公共与私营部门报酬的比较》的研究报告，它引用了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总结称：
通过诸如教育及工作背景等可比较的收入决定因素，各州及地方政府雇员的工资与薪金低于私营部门雇员。各州政府雇员的收入要低11%，而地方政府雇员低12%。
“过去15年间，收入差距”增大了。大部分面积较大的州都面临这一情形。“福利占州及地方部门补偿的份额要稍大一些”。然而，以全部补偿为基础，各州政府雇员的收入要低6.8%，地方的则低7.4%。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经济学教授基思·本德（Keith Bender）与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认为：
如果这些公共部门的雇员带着技能进入到私营部门，他们的收入会比现在的要多。
或许哈佛经济学家巴罗应该去听一下他们的课，学习一些他不了解或教不了的真正经济学事实。他的学生就是败给这样一个赞同破坏工会的人，而这个人是个极端主义者，还称威斯康星的法案就是“财政现实”。事实上，这是财政法西斯主义，用狂热的工作权取代了公正的集体谈判。
这些都无关紧要。巴罗敦促政客们与沃尔克一争高下，方式就是通过“保持其在州内为纳税人制定更为明智与长期的管理结构的决心”。
事实上，这些纳税人中许多都是公职人员，那些让州与地方政府运转的同一批人。与所有的美国工人一样，他们理应获得公平的待遇与福利，而不是巴洛所谓的“财政现实”。这一“财政现实”是要将他们带向新农奴制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到处都有法西斯立法。美国工人，尤其是中产阶级，正濒临灭绝，因为他们正失去高薪与待遇良好的工作岗位、劳动权利、政治权利、标准生活收入、个人自由以及退休抚恤金。
用私人养老金代替401k、个人退休账户及类似计划方案失败了。公共养老金计划如今遭遇同样命运，各州都想要将债务转嫁给工人，让工人承担并自行应对。这与毁灭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如出一辙，即想削弱并消除所有的公共福利。这一阴谋唯利是图、卑鄙无耻——意图建立一个统治者与农奴社会，使美国沦落为贫富差距极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事实上，两党的政治支持助推了这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