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往
苏州素有品茗饮酒的风气，茶和酒是苏州市民生活的重要组合要素。三国时吴郡人韦曜就有“以茶代酒”的故事，《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说吴主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至于宠衰”。又，《海录碎事》卷六引谢宗《茶录》曰：“茶，古不闻食，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可见当时茶已开始流行，与酒一样作为日常的饮料，并使饮酒风气发生很大转变。
茶坊之设，起于何时，史无所记，汉王褒《僮约》有“武阳卖茶”及“烹茶尽具”，说的是干茶铺，并非是卖茶水的坊肆。至南北朝，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饮茶首先在寺院里流行起来。世称茶有三德，一是坐禅时通夜不眠，二是满腹时助以消化，三是可作戒欲之药。这些客观效果直接反映在人的生理上，而“茶禅一味”、“茶佛一味”则是茶和禅在精神上的相通，即都注重追求一种清远、冲和、幽静的境界，饮茶有助于参禅时的冥想和省悟，并体味出澄心静虑、超凡脱俗的意韵。苏州的虎丘寺、华山寺、云泉庵、水月禅院等，或以水得名，或以茶得名，都可称饮茶的佳处，士大夫入寺问茶，汲泉烹茗，以香火钱为茶资，大概就是最早的卖茶了。以后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南宋初凌哲，以通议大夫致仕，里居十馀年，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记其“书室之前有一茶肆，日为群小聚会之地，公与宾客谈话，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复然，公不与较，因徙以避之。其长厚类如此，人目之为凌佛子”。可见在两宋时，苏州茶坊已很普遍。
迟在唐代，苏州已有酒店，如城中大井巷，实乃大酒巷之讹，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记道：“大酒巷，旧名黄土曲。唐时有富人修第其间，植花浚池，建水槛风亭，酝美酒以延宾旅。其酒价颇高，故号大酒巷。”《太平广记》卷三百三十七引《广异记》，记唐广德间有范俶者“于苏州开酒肆”。及至两宋，更其多矣。吴县人许洞，北宋咸平三年进士，解褐雄武军推官，以狂狷不逊除名，《吴郡志》卷二十五记他回苏州后，“所居常植一竹，以表特操，吴人至今咏之曰：‘许洞门前一竿竹。’日以酣饮，尝从民坊贳酒，大有所负。一日忽书壁作酒歌数百言，人争往观，其酤数倍”。这“民坊”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由于苏州是个高度繁荣的经济大城，茶酒的需求量之大，令人咋舌。包世臣《齐民四术》卷二《庚辰杂著二》就谈到嘉庆时酒在苏州的耗费情况：“苏属地窄民稠，商贾云集，约计九属，有人四五百万口。合女口小口，牵算每人岁食米三石，是每岁当食米一千四五百万石，加完粮七十万石，每岁仍可馀米五六百万石。是五年耕而馀二年之食，且何畏于凶荒。然苏州无论丰歉，江广安徽之客米来售者，岁不下数百万石，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中人饭米半升，黄酒之佳者，酒一石用米七斗，一人饮黄酒五六斤者，不为大量，是酒之耗米增于饭者常七八倍也。烧酒成于膏粱及大小麦。膏粱一石得酒三十五觔，大麦四十觔，小麦六十馀觔。常人烧酒亦可觔馀，是亦耗一人两日之食也。以苏州之稠密甲于天下，若不受酒害，则其所产之谷，且足养而有馀，其他地广人稀之所可知。”由此可见，苏州饮酒风气是何等兴盛。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明清时期，茶和酒的品类更加繁复，加工技术更加进步，社会普及面也更加广泛。同时，饮与食的密切联系，品茗饮酒的礼仪习俗，茶酒所独有的保健药用功效，再加上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等因素，不但使茶酒文化的内涵不断延伸，并且独行其事，不被其他形式的文化活动所替代。
古人善于食，善于宴，也善于品茗饮酒，因此从宫廷皇室到民间寒舍，从官宦士绅到市井细民，在一年四季的饮食活动中，特别表现出对茶酒品类、仪礼、器具、环境等方面的关注，这种关注，绝不亚于对其他饮食活动的重视，诸如对茶品、茶制、茶水、茶食、茶规、茶书、酒风、酒类、酒仪、酒箴、酒令等等的讲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茶酒之事，虽属饮食的一端，却充分反映了各个地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和文化特色。
苏州的茶和酒，也是一个颇大的题目，只能泛泛而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