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人喜欢“孵茶馆”，这个“孵”字用得实在妙不可言，就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孵茶馆”并不仅仅一天的事，而是天天如此，不少人习惯固定“孵”在一家茶馆里，有的一“孵”数年甚至数十年。这种饮茶风气，与苏州人的经济生活环境有关。“孵茶馆”的主体人群，或是有薄田数亩，依靠租米可以过得很舒坦；或是有闲屋数处，租赁出去，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或是开办一二间门面的店铺，自有人去料理琐碎，无需自己操劳。总之都是所谓闲人，平日里闲着，就要想方设法去消闲，清人松陵岂匏子《续苏州竹枝词》咏道：“莫问朝饔与夕飧，点心荤素买来吞。取衣典押无他事，日饮香茶夜饮樽。”这“日饮香茶”就是消闲的办法之一。在家中自然也可吃茶，但不少人还是喜欢上茶馆去的，既可消闲，又可与社会接触，在新闻媒体尚不发达的时代，茶馆是一处传播各种信息的场所，既有时事大局，又有社会新闻、市井琐碎、风月情事、百货信息等，也就让他们怀有很大的兴趣，然而谈论交流国家大事，也许会惹祸，所以过去茶馆里总有“莫谈国事”的帖子。旧时在茶馆里吃茶，实在是苏州人的重要生活内容。范烟桥在《茶烟歇·茗饮》里说：“苏州人喜茗饮，茶寮相望，座客常满，有终日坐息于其间不事一事者。虽大人先生亦都纾尊降贵入茶寮者，或目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其实则否，实经济之交际俱乐部也。”“经济之交际俱乐部”，可说是对苏州茶馆的贴切概括。
一九二三年，郁达夫游苏州，他在《苏州烟雨记》里说：“早晨一早起来，就跑上茶馆去，在那里有天天遇见的熟脸。对于这些熟脸，有妻子的人，觉得比妻子还亲而不狎，没有妻子的人，当然可把茶馆当作家庭，把这些同类当作兄弟了。大热的时候，坐在茶馆里，身上发出来的一阵阵的汗水，可以以口中咽下去的一口口的茶去填补。茶馆里虽则不通空气，但也没有火热的太阳，并且张三李四的家庭内幕和东洋中国的国际闲谈，都可以消去逼人的盛暑。天冷的时候，坐在茶馆里，第一个好处，就是现成的热茶。除茶喝多了，小便的时候要起冷痉之外，吞下几碗刚滚的热茶到肚里，一时却能消渴消寒。贫苦一点的人，更可以借此熬饥。若茶馆主人开通一点，请几位奇形怪状的说书者来说书，风雅的茶客的兴趣，当然更要增加。有几家茶馆里有几个茶客，听说从十几岁的时候坐起，坐到五六十岁死时候止，坐的老是同一个座位，天天上茶馆来一分也不迟，一分也不早，老是在同一个时间。非但如此，有几个人，他自家死的时候，还要把这座位写在遗嘱里，要他的儿子天天去坐他那一个遗座。近来百货店的组织法应用到茶业上，茶馆的前头，除香气烹人的‘火烧’、‘锅贴’、‘包子’、‘烤山芋’之外，并且有酒有菜，足可使茶客一天不出外而不感到什么缺憾。像上海的青莲阁，非但饮食俱全，并且人肉也在贱卖，中国的这样文明的茶馆，我想该是二十世纪的世界之光了。所以盲目的外国人，你们若要来调查中国的事情，你们只须上茶馆去调查就是，你们要想来管理中国，也须先去征得各茶馆的茶客的同意，因为中国的国会所代表的，是中国的劣根性无耻与贪婪，这些茶客所代表的倒是真真的民意哩！”
文载道则将苏州人的上茶馆和上海人的上茶馆，作了一番比较，他在《苏台散策记》里说：“吃茶在上海，原是极其平凡普遍的。不过这里多少带些‘有所为而为’的意味，譬如约朋友谈生意经之类。在苏州的吃茶，虽然一样有这类举动，然而更多的却是无所为而为。你尽可以从早晨泡上一壶清茶，招几件点心，从从容容地坐上它几小时。换言之，它是占据苏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它的那种冲淡、闲适、松弛的姿态，大概是跟整个苏州人的性格不无关联。所以在紧张而活跃中过生活的上海人就无法调和适应了。再进一步说，它不啻反映了中国人的田园性格之一脉，自然，这和苏州的经济条件也息息相关。例如在比较贫脊的犷悍的其他区域里，就开不成这样风气了。”
一九三四年，周越然重游苏州，他在《在苏六小时》里说：“余在苏任职有五年之久，对于苏人风俗习惯，知之极明，而于其大街小巷，亦甚熟悉，然皆在清末时也。今者道路加阔矣，洋房加多矣，出门乘车矣，驴马绝迹矣，平门变为要道矣，废居改成公园矣……种种新事业、新发展、新建设，指不胜屈，皆为余居苏时所无。尚有未改去者，士绅之往吴苑饮茶一事也。苏地茶园与申江异。苏人之往之者，大半皆士绅，且彼等所谈者，非国政，即哲理，绝无粗声暴气，相打相骂等事。倦时躺躺椅子，看看日报，吃吃小食，费钱不多，而能寓休息于尽知天下事之中。苏之茶园，实即欧美之国俱乐部；而申地茶园，大多为‘茶会’所据，可往讲话，不便谈心。”
其实，周越然说的茶会，苏州早就有了，比上海茶会的历史还长一点。顾震涛《吴门表隐》附集就记道：“米业晨集茶肆，通交易，名茶会。娄齐各行在迎春坊，葑门行在望汛桥，阊门行在白姆桥及铁铃关。”苏州“孵茶馆”中的一批人，他们天天到茶馆里去，就是参与本行的茶会，进行交易，了解行情，统一同行的规则。
苏州各个行业的茶会，各在不同的茶馆。同光年间，米业、油业、酱业在玄妙观三万昌，石灰瓦业、营造业在玄妙观品芳，绸缎业、锡箔香烛业在汤家巷梅园，棉布棉纱业在东中市春和楼，南北货业在阊门外乐荣坊彩云楼，鸭行孵坊业在石路福安居，豆腐业在临顿路仝羽春，五洋业（火柴、肥皂、卷烟、食糖、煤油）在北局红星，蚕茧业商在枣市街明园，水上运输业在小日晖桥易安，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先后有商业性茶会近五十家。借茶馆做生意，是苏州商界的一大特点，也是苏州茶馆的一大特色。茶会虽不是固定组织，但某一行业在某一茶馆某一室，早茶还是午茶，全凭约定俗成。茶会既是交易之处，又是交际联谊、商定行价、同业聚议之处。茶会交易以趸批为主，卖方随带样品，如米商带“六陈”小纸包，布商带布角小样，注明商号和库存数量，一俟价格谈妥，买方带走小样，以样验货。茶会一般以现款现货交易为主，少数商品也有期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在苏州茶馆里也是如此。除了商业性茶会外，如宫巷桂坊阁先是为厨师茶叙之处，后又为房产业人聚集处，可分业（业主）、蚂（白蚂蚁，房产经纪人）、催（收租人）、数（账房师爷）四类；
茂苑、道前街凤翔春和桃花坞胜阳楼为律师界和涉讼人聚集处，且有“律师掮客”奔走其间；养育巷胥苑为教育界聚集处，且布置精雅，四周靠墙设卧榻，可来此吃“戤茶”。而云露阁多文人雅士，彩云楼多下象棋者，金谷多下围棋者，玉露春为斗蟋蟀处，茂苑则为鸟市一角，漱芳又是胥江三镇头面人物商谈议事之处。观前汪瑞裕茶号特设茶楼，凡买其茶叶者，可免费品茗，时《大光明报》主笔顾益生、姚啸秋、梅晴初、夏有文等常驻其三楼茶座，吃茶编报。太监弄吴苑是当时苏城最大的茶馆，茶客日逾千人，则以堂口为分别，进门为旧货商，楼上是建筑商和木业商，挂落前是流氓，挂落后是报业人士，四面厅是社会名流、士绅，爱竹居是省议员和地主，话雨楼则是作家、画人，像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常于此茗谈。一个吴苑茶馆几乎是苏州社会的缩影。舒諲《吃茶的艺术》说：“苏州人也爱坐茶馆，多半是‘书茶’，即为听评书、弹词而每日必到的老茶客。这种茶馆遍布大街小巷，而我却爱上‘吴苑’。这里庭院深深，名花异草，煞是幽雅，似乎不见女茶客，也不卖点心，闲来但嗑嗑瓜子。茶馆是男人的世界。”苏州其他茶馆，女茶客也很少。
这一情形，苏州各邑几乎相同，如昆山，庞寿康《昆山旧风尚·饮食》说：“鸿园扶梯上面入楼处，悬一小红牌，上书‘午后米业茶社’，意即楼上下午不接待非米业茶客，专为米商熟悉行情、联络行谊、交易买卖之场所。其他茶坊亦各有以某行当相聚的饮早茶，以便于应事主之聘请召唤，如道士、鼓手、缝纫、泥水木工及当时称脚班之搬运装卸工等，此类人物，聚叙茶会，以应临时雇用，生活实赖之，饮茶者非悠闲也。其他行旅客商，等候车船或约会亲朋，亦往茶坊品茗以待。亦有同行或其他人物，发生争执而相持不下者，则邀集同行中人或有关人士，当众评理，调解纠纷，名之谓‘吃讲茶’。以上所述，大多均非为饮茶而饮茶，实为假借其场所而已。至于真正为品茗或口渴而赴茶坊饮茶者，则寥寥无几。”
茶馆风气又随时代而变化，苏州乡村有一种茶馆，俗呼“来扇馆”，往往附以博局，民国初年推动社会教育，辟为民众茶园，作了移风易俗的努力。还有苏州的舞厅，最早是供香槟酒、汽水、橘子水等西式饮料的，后来改为供茶，称为“茶舞”，范烟桥《茶烟歇·茗饮》就说：“今曰茶舞，则于薄晚行之，而舞客不必费香槟也。”在舞厅里吃茶，与在茶馆吃茶，意义不同，性质各异，附带一笔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