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的徽州同乡
1919年秋天，苏雪林离开徽州，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刚从国外回来的胡适给她们开了一门“中国哲学”课程，苏雪林高兴得跳了起来，在心里，她一直把胡适当神明一样供着，当恋人一样爱着。
快开课的那些天里，女生们在私下里叽叽喳喳议论着胡适，说他有才又帅气，得知苏雪林和他是徽州同乡，十分羡慕。苏雪林家在太平县岭下村，与胡适的老家绩溪上庄只隔几个山头。上课的那天，苏雪林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教室，可是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整个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不但是本班同学，别的系别的班的男生女生几乎倾巢出动来听课，连监学、舍监等教务处的职员都端只凳子坐在那里，像听话的学生一样。不一会儿，人越聚越多，一间教室根本容纳不下，好在校长出面，将隔壁图书室的隔扇打开，以便让更多的学生站在图书室里听讲。胡适出现在讲台时，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且鸦雀无声。胡话说话妙趣横生，时时引起哄堂大笑。苏雪林站在离讲台很远的地方，非常着急，想下课后与胡适面对面交流，可是人实在太多，她没法挤到讲台前。
在胡适讲授“中国哲学”这一年里，苏雪林和他当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他甚至不知道班上有一位女生是他的小同乡。上世纪20年代后期，苏雪林从法国留学回来，寓居上海从事专业写作，出版了《绿天》、《蠹鱼生活》，并在《女作家专号》上接连发表作品，算是在海上文坛崭露头角。胡适此时迁居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这一年的秋天，女作家冯沅君（冯友兰的胞妹）为与陆侃如恋爱一事曾求助过胡适，当她得知苏雪林想见一见十年前的老师，当即就带着苏雪林来到胡适家。
其时胡适住在江湾路，是一处石库门房子。站在黑漆木门前，苏雪林忽然有点胆怯，将冯沅君推到前面，说：“你带路。”冯沅君取笑她说：“你一向泼辣，色胆包天，今天来见你老乡，怎么忽然胆小如鼠？”苏雪林说：“人家是大师，小学生见大师，当然心里害怕。”冯沅君此前已在给胡适的电话中说过了，她牵着苏雪林的手站在胡适面前，胡适看了半天才说：“哦，是你呀，你从前上课是不是总坐在第一排？”苏雪林满脸通红地说：“坐过几次，可是先生讲课来听讲的人实在太多，我一般只能站在后排。”胡适哈哈大笑，当即让座。得知苏雪林家在岭下村，胡适马上就说：“你那个村庄我去过的，去看过抬阁，徽州抬阁想必你是看过的。”苏雪林点点头。胡适又问起她的年龄，得知自己只比她大五六岁，又笑起来：“哦，我哪敢做你老师，你分明是我的小师妹嘛。”
胡适热情好客，苏雪林还是很拘谨。这时候江冬秀走进来，送上一碟徽州麦饼（塌果），笑着对苏雪林说：“苏小姐，这个塌果你一定吃过。”胡适不待苏雪林回答，马上接口说：“那不用说，徽州人出徽州，哪有不带塌果之理？”徽州塌果一下子拉近了大师与学生的距离，苏雪林一连吃了三个，冯沅君吃了两个。胡适向冯沅君介绍塌果：“徽州在深山之中，田土很少，所以徽州人一向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徽商之所以有名，塌果功不可没——徽州人外出在路上一走就是一个月，包里的塌果就是他们的干粮。我从徽州出来时背了一大袋，想必苏小姐出来也是如此。”
苏雪林连连点头，她后来在《悼大师，话往事》中这样写道：“对着胡先生，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种如醉如梦、疑幻疑真的感觉。”这种感觉始终伴随着苏雪林漫长的一生。有人曾根据这种描写进行“心理分析”，断言苏雪林有暗恋胡适的情结——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
“脾气不好的徽州女人”
与胡适相识后，苏雪林经常写信给胡适，这种习惯保持了一辈子。在她眼里，胡适就像神明一样，任何人不能说胡适半个“不”字，一说苏雪林就急得跳脚，所以任何人只能说胡适好。对于这样一位偏执的女弟子，胡适当然会高看一眼，每有新作出版，总会寄一本给苏雪林。倒是江冬秀对苏雪林有些微辞，主要认为她“性子急躁，脾气不好”，江冬秀的话当然并非空穴来风。
1936年11月，苏雪林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攻击左翼文坛和鲁迅。胡适回信规劝她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他不赞成苏雪林行文太动肝火，用“旧文字的恶腔调”咒骂批评对象。苏雪林收到信后一时不太舒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将此次与胡适的往返信件发表于武汉出版的《奔涛》半月刊，一时在文坛激起很大波澜。江冬秀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苏雪林太蛮撞，这么大的事都不和胡适说一下，就冒冒失失捅到媒体上，更何况这样的内容公之于众也有损于胡适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胡适却说：“只要是事实就好，苏雪林并没有虚构，事实就是这样，让世人知道真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苏雪林也没想到信件发表后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有人说她高攀名人，也有人说她自我炒作，苏雪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长时间不敢给胡适写信。
不久，胡适突然来到苏雪林任教的武汉大学，与校长王世杰会见，苏雪林想去看望老师，又怕被胡适拒绝，一时颇为难。胡适却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两度请苏雪林吃饭，而且吃的是徽州馆子，让苏雪林开心不已。到台湾之后，两人交往增多，胡适多次请苏雪林到南港寓所吃饭，每次都少不了徽州一品锅和塌果。苏雪林给胡适写信，抬头称谓也由“适之先生”改为“适之老师”，她多次这样说：“听胡先生讲话，不但是心灵莫大的享受，也是耳朵莫大的享受。”
但是这一对亦师亦友的同乡却一度差点翻脸。那是1961年，苏雪林想凭借她研究《楚辞》的成果竞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结果失败，她将这样的结果归咎于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在这之前，“中央研究院”就传出“苏雪林研究《楚辞》为野狐外道”之说，还加以“不科学、无根据”之评。苏雪林一气之下，将《舜的故事》、《大禹以后之夏史》等诸篇寄给胡适先生，并附信一封，大有向“中央研究院”抗议之状。信寄出后她对友人说：“若胡先生恶我无礼，从此断绝师生关系，不许我继续取得科学会补助费，亦无惧，我将远走南洋，老死海外，不向人乞此嗟来食也。”后来她申请“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中，疑为院长胡适“报复”，将一肚子牢骚告诉了老校长王世杰。
王世杰曾在蒋介石面前帮苏雪林说过好话。几年前，苏雪林在巴黎研究神学，生活难以维持。当时王世杰担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炙手可热，他对蒋介石说：“苏雪林今流亡海外，生活潦倒，理应救助。”
蒋介石问明了情况，马上从特别款项中划拨了500美金给苏雪林，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王世杰与胡适是好朋友，依胡适的人品，胡适绝不会有“报复”苏雪林的念头，更何况两人还是徽州同乡。王世杰给胡家去电，原来胡适久病新愈，刚刚才看到苏雪林的“抗议信”，他在电话中笑起来，说：“我的这位小同乡啊，好冲动、好偏激，脾气又不好。不要紧，我马上写信去说她。”
胡适当即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抬头便是“敬爱的老朋友”，劝苏雪林平心静气地做学问，“而不可轻易发脾气”，要容忍不同的意见。胡适的态度让苏雪林感到无地自容，多次致函胡适“谢罪”，并说她冲撞胡适是由于“老师平日太爱护我了，让我不免有点恃宠而骄”。次年胡适去世，苏雪林悲痛万分，为胡适编撰了一本书，名为《眼泪的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