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举白旗
1928年2月，胡适带着儿子祖望到苏州讲学，这一年他刚满37岁。来苏州前，有一个朋友对他说：“你去苏州，有一个人不可不看，他就是苏州中学的老师钱穆。”一个不可不看的人物，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胡适没有来得及多想，就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叫钱穆的孩子王。
来到苏州，正好有一场安排在苏州中学的演讲，一上台胡适就发现，钱穆正在演讲台上陪他而坐。刚一坐定，钱穆就说：“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不着，您知道它吗？”钱穆突然提起很偏僻的史料，即便满腹经纶如胡适者，一时也难以作肯定回答，胡适便当众愣在那里——他认定钱穆是有备而来，故意以此来暴露自己的不足令自己难堪。本来一场双方都很期待的聚会，就因为钱穆劈头一句话令胡适大为恼火。演讲结束后，主人留胡适在苏州停留一晚，胡适坚决拒绝，他说：“实在抱歉，我没有带剃须刀，这一晚会让我十分难受。”他坚持走了，但还是给钱穆留下一个地址，说：“去上海，可以到这里会晤。”
因为一把剃须刀就要连夜赶回上海，大家都认为胡适小题大做，只有钱穆明白，胡适其实是以此为借口而不想与他交谈。后来钱穆分析说：“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此后钱穆始终不去向胡适询问。在双方眼里，一个故意刁难，看别人出洋相；一个度量极小，名不副实，这样的开头预示着两个人关系不妙的结局。
几年后钱穆进入燕京大学任教。有一次他与顾颉刚为老子的年代问题来到胡适家——按钱穆的性格，他是不想主动贴上来巴结胡适。但是顾颉刚告诉他，适之先生曾当众提起过他，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方面的问题，胡适说：“以后这样的问题不必问我，直接去燕大问钱穆好了。”就因为这一点，钱穆走进了胡适的家，他想得到胡适的认同。但是胡适却沿袭清人的看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明确了这一点。而钱穆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则认定，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得到梁启超的赞同后，钱穆认为胡适护着老子，观点不值得一驳。这样一说胡适就火大了，当着学生的面愤愤地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对他哪会有什么成见呢？”在学术方面，本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时间断代可以多方查证，可是钱穆就是一副得理不让人的劲头，也可能在心里他早就对这个名闻天下的大学者心怀不满。有一次在教授会上，钱穆与胡适“冤家路窄”，钱穆仍然不依不饶：“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却心平气和地说：“钱先生，你的举证仍不能让我心服口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老子也不要了。”张中行在一旁唯恐天下不乱，对别人说：“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就是不举白旗。”
总唱对台戏
钱穆与胡适的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久，钱穆调入北大历史系，与胡适有了更多的接触。抬头不见低头见，最初的印象先入为主，以致胡适一直无法更改对钱穆的不良印象。
钱穆到北平，除了仅有的那次外，一直不肯去胡适家走动。有人问是何因，钱穆说：“我想，适之先生既不似中国古代之大师，亦不似西方近代之学者专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难免会困扰他，我不愿再增其困扰，只能远避为是。”果真像钱穆说的是“不愿再增其困扰”？周边的同事都认为“非也”，也非钱穆自谓的那样，“性迂直，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大家认定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钱穆对胡适的学问就是不服，潜意识中一直有叫板的意思，这种念头从他们在苏州的首次见面就有了。胡适也早就意识到了，但一向开明包容的适之先生，面对钱穆这位饱读诗书的后学，一直没有主动，更缺乏礼贤下士之风，这可能导致钱穆心态越发失衡。有一次，胡适生病入院，同事们都去探望，唯独钱穆不去，有同事责问他：“适之先生生病，访者盈户，你能不去看望？”钱穆答：“这件事与学术上的事显然不是一回事，你合起来这样说，叫我今后如何做人？”钱穆这时候才深深意识到，他进入了北大，仿佛进入一场是非之中。就在他忐忑不安时，又发生了一件事。这天晚上，胡适竟然不请自来，来到钱穆的家，这在钱穆来北平的八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钱穆一时还没有从愣怔中醒悟过来，胡适却开了口，原来，他来到钱穆家，仅仅是为了与钱穆商量解聘钱穆的好友蒙文通的事情。钱穆一听，自然急得跳脚——北大历史系的同仁都知道，蒙文通与钱穆是非常要好的知己，蒙文通最早赏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并将其发表在杂志上。就是这个蒙文通，来北大任教数年，也没有登过胡适的家门。钱穆当即为好友辩护，胡适说：“文通上课，学生们都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钱穆说了半天，胡适一句也没听进去，两个人闹得不欢而散。看着胡适离去的背影，钱穆心里一阵阵发冷，他明白，下一个解聘的就该轮到他钱穆了。于是，他将所有的积蓄全都用来买书，一共买了五万多本书。同仁惊讶地说：“买这么多书，真要做大学问哪？”他笑着说：“我怕是要被学校解聘，不得不提防着。一旦解聘，这些书可以摆一个书摊，不用为生活发愁。”
个人感情上的隔阂、学术观点上的对立，导致钱穆与胡适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那时候在北大历史系，钱穆讲诸子百家，胡适讲先秦哲学，范围大致相同，观点却常常对立，对台戏常常上演，并轰动校园。无数学生包括教授的太太们，上午一窝蜂去听胡适讲课，下午一窝蜂去听钱穆讲课，胡说钱的不对，钱说胡的不是，闹得沸反盈天，成为北大一景。更有胆大的学生起哄，上书学校让胡适与钱穆同堂讲课分庭抗礼，结果两个人都拒绝，毕竟那是令人难堪的事，还有点儿近乎儿戏。后来商务印书馆要编中学教材，找胡适做主编。因为钱穆做过中学老师，有教学经验，胡适便来找钱穆合作，钱穆却一口回绝了，他说：“我们观点不一致，没法合作。要不，你编你的，我编我的，这样对读者或许更加有益。”胡适听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胡适与钱穆的失和，却一直没有影响钱穆在北大的教学，这不能不说胡适有一定的度量。到台湾后，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的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李敖为钱穆打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早就该入选院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