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
《熊猫丛书》收录三十年代我的作品选，这是很可高兴的事，照规例，应该在卷首说些关于我的作品的话，以供读者们参考。可是，我并没有多少写作经验可谈，我就谈点平日对文学创作一般的想法罢。
我小时候在蒙塾读《三字经》，有一句：“蚕吐丝，蜂酿蜜。”老师说“有为者，亦若是”（有作为的人，也要这样）。这话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纪不大，就怀有“浮生若梦”的悲观情绪，常常觉得活在世上没有什么意思。经这话一点醒，开始知道短暂的一生其实是可贵的，人活着应该努力做些有益于人的事。“难道我不如一个小虫子！”后来认识到自己民族的落后，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生活痛苦，国家要被灭亡，日益体会到此生不可虚度，一定要振奋起来，像蜂和蚕一样认真实干，以期对民族社会有所贡献。
我喜欢文学，并且学习写作。所谓写作，从小学就有作文的课。当时苦恼的是提起笔来，头脑里空空如也，想不出什么意思写在纸上。随着年纪长大，阅历增多，我在中学就能写些作品。但自觉意思浅薄，内容稀松。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和探求，慢慢地，我还是从“蚕吐丝，蜂酿蜜”得到一些领悟。长话短说，就是：一、蚕要吃桑叶，蜂要采花粉，它们日积月累，持续不断；二、它们吃叶采花，具有极高的激情，毫不苟且，从不放松；三、它们吃了叶，采了粉，经过分解消化，去糟粕，取精华，溶酿为液和汁，这才成丝成茧。以此作譬，我确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者对所得生活素材，要有自己的认识和切身的感受，熔铸了自己内心的思想感情，他不能仅是个生活的旁观者或生活的搜集者、记录者。所以说，文学作品是经过提炼精制了的生活的写照。
蚕和蜂是大自然的产物，其实整个的大自然是我们作者的伟大的老师。不只是春夏秋冬，风云霜雪，虫鱼鸟兽，姹紫嫣红等等给我们多姿多彩，变化无穷，设计精巧，形态美妙的艺术启发，就是大自然对人的态度和方法，其无尽的内涵，也给我们以高明的艺术教导。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成天对他的门徒讲仁义道德，讲做人处世的大道理；有一天忽然说：“吾欲无言。”他大约感觉到自己老是拿话教训人，效果并不好，所以说出这话。他的门徒急了，说：“夫子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夫子答道：“天道不言，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孔夫子这一点领悟是了不起的。其实，与他同时而似稍早的老子，早就主张大德“无为”，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就是“身教”。我们现代的教育家也是非常重视“以身作则”，或用事实来教育人的。由此，我们自古文学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一贯倡导行文要“含蓄”，要“意在言外”，要“不落言诠”（不要解释说明）。就是创作诗和文，不把道理或议论直接明说出来，而要经过具体的描写透露出来，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我国古代高明的史家，也是着重叙写人的言行事实，“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恩格斯论及文学作品也主张倾向性不直接说出来，而要通过情节场面的具体描写流露出来。我们伟大的鲁迅也是反对“浅露”和说教的。
从事文学创作还须有较丰富的学识和艺术修养，其中重要的是民族文化传统的筛选继承和世界名作的阅读欣赏。文学要创新，但不可能白手起家。人类文明是经验知识的长期积累，昧于时代和传统，就无从创作。
把各方面多种多样的精义融会贯通，才可以创造自己的独特风格。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又不断吸收外来的文化，在世界上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我们拿出作品来，应该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叫人一看，就认出这是“中国的”。
这其中万万不可忽视的是语言。文学的工具是语言，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我熟识一个老木工，我请教他：“你带了许多徒弟，凭什么标准才准许他出师（即毕业）？”他回答：“只要他能很好的拾掇家伙——即刨、锯、斧、凿、刀等，就可以出师了。”我国古人也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其器，就是老木工说的拾掇家伙。他们的话是完全吻合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文学的工具即语言的重要。我们作品的内容，都须通过语言才能表达出来。语言不讲究，内容表达不好，作品就砸了锅。我们自古写作极讲究语言的简洁、精当与优美，抹去多余的字和词，删削累赘的语句，把话说清楚，是起码要做到的。我还体会到作品中人物的说话，最能表现其神情意绪和内心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忽视了对话，就丢掉了一个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但是可惜，我在这里谈这个问题也是多余的。由于中国人民语言的巧妙、丰富与独特，一般外文译品是传达不出来的。这是极可遗憾的事。
许多偏爱我的论者多指责我写的太少，我很抱愧。我是早婚的，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已有三个孩子。我志愿搞写作，但当时时有时无极少的稿费，无法养家活口。还有其他种种原因，不得不从事教学工作。于是我用一句话聊以解嘲与自慰：“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其实这是一句不可信的话；因为，少则确实，好则未必然。
1987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