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
前不久，绍兴重建的名胜越王殿上，有一块《山水灵秀》的大匾额，署名“桐乡钱君”。有人知道我常用“海宁钱君”的名义来作书画，看了这块匾额，就好奇地问我，“这两个钱君是不是一个人？”我点点头回答：“就是我这个钱君。”那为什么一忽儿桐乡，一忽儿海宁呢？因为我祖籍海宁，到了祖父一辈迁居到海宁的邻县桐乡的屠甸镇，和茅盾、丰子恺是同乡。1906年，我出生在屠甸一个穷困的家庭里，从小就喜欢美术。常常拿香烟牌子来临摹，后来经小学老师钱作民的热情介绍，我有机会到丰子恺教书的上海艺术师范来读美术、音乐。在这里，我开始接触到革命新文化，同时迈出了学习和探索书籍装帧艺术的第一步。
那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在上海艺术师范认识了陶元庆同学——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之一。他比我大十岁，绍兴人，是鲁迅的学生。我们同住在第二宿舍一号寝室。每天晚上聊天，陶元庆谈鲁迅的为人，新文化运动和各种书刊等。当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在《时报》
工作，编《图画周刊》。他常拿一些进步书刊给我阅读，也辅导我画图案。
记得有一次，图案老师吴梦非布置作业，我画了一幅《波浪和鱼》。陶元庆见了，觉得不行，就启发我说，图案不同于自然画，要通过作者的艺术想象加以变化。于是我在这幅图案上，连续画了许多波浪，每个波浪中间画一个水珠。看上去，波浪与波浪之间的空地就是一条鱼，水珠好似鱼的眼睛。作业交上去后，果然得了九十分。当年，我和陶元庆以及现任浙江省文化局长的许钦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陶元庆为鲁迅的著作设计过不少杰出的封面，早已脍炙人口，曾经得到鲁迅的高度评价。在陶元庆的影响下，我对书籍装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借给我许多参考书，其中有一种是《杉浦非水图案集》，还有一种是《伊木忠爱图案集》。杉浦和伊木两位在日本都是大家，他们的作品对我早期的书籍装帧很有影响。我渐渐懂得了日本的书籍装帧，是师法中国古典艺术的，于是我索性向民族遗产学习。对敦煌艺术以及武梁祠石刻、孝堂山石刻，还有六朝的云冈石刻、龙门摩崖，乃至周秦的青铜器等，我都下过一番苦学的功夫。
十八岁那年，我读完了艺术师范，学过西洋音乐和绘画。鲁迅的同乡好友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聘请我做美术音乐编辑。从此，我正式开始搞书籍装帧专业了。那时候，伟大的五四运动带来了新文化的勃兴。我在当时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荣幸地接触过许多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老将，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丰子恺、巴金、陈望道等。他们出版的集子，绝大部分由我设计装帧。我高兴地看到，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书籍装帧艺术作为一种轻武器，为抨击旧世界，迎接新社会出力助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年第一批由我装帧设计的新文学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我记得这些作品有：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集《寂寞的国》，小说家黎锦明的短篇小说集《破垒集》、《尘影》，茅盾的《欧洲大战与文学》、《雪人》，胡愈之的《东方寓言集》、《莫斯科印象记》，周作人的杂文集《两条血痕》等。鲁迅说：“钱君的书籍装帧能够和陶元庆媲美。”这话当然是对青年作者的热情鼓励和扶植。我给茅盾的弱小民族短篇小说集《雪人》所设计的封面，运用了新的技巧，有一点诗意。我着眼于“雪”，把雪花放大，加以夸张变形，再配上日光反射的色彩，形成了一个新颖的图案，而不是原著的简单图解。茅公觉得这个设计颇有别出心裁的地方，夸奖了一番。当时全国闻名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这五大杂志，连续几年都委托我装帧设计。它们都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期刊，我采用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手法来设计，受到了读者的好评。
书籍装帧并不是什么雕虫小技。它给一部作品装上了“扩音喇叭”，以形象、色彩等造型手段，向广大读者揭示作品的内容和精髓，扩大了社会效果。优良的书籍装帧，可以提高读者的读书兴趣，起到“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书籍装帧不仅要求形式美观，而且要求能够烘托和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但是，书籍装帧，决不能搞成原作的模拟和图解，而应当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就拿为巴金名著《新生》所作的封面装帧来说吧。这是一部中篇小说，书面的下端用黑色画了三级石头台阶，一枝小草从石头缝里顽强地生长出来，用小草象征新生，把石头台阶比作黑暗的势力。技法不用由浓到淡的照相式层次，而以无数细点来表现疏密浓淡。设色简洁，只有红、黑两种，红色作书名，象征血，黑色象征铁，铁与血交融，暗示敢于向旧世界挑战的英勇气概，留给读者一种宽广的联想。巴金看到了非常高兴，对我说，这样的装帧同作品的内容很协调，表达得恰到好处。我设计的书籍装帧，色彩总是从和谐、纯朴上考虑，或者反其道而采用现代化的强烈的对比。同时注意民族特色，但不主张复古，主张把时代气息放进去，体现中国今天特有的乡土风味，用单纯、明快的笔调来描写自己要描写的东西。许多名家的作品集，差不多都是我经手装帧的。因为我装帧的东西多了，朋友打趣地说我是书籍装帧“托拉斯”。当年，丰子恺以画杨柳燕子而著名，人称“丰柳燕”；还有个擅长画牡丹的国画家张大壮，被叫做“张牡丹”；大家也给我题了一个“钱封面”的外号。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许多文化革命的前辈，特别是鲁迅，对于书籍装帧历来注重和提倡。在鲁迅生前，我有幸和他认识了，并且在这方面得到他的鼓励和启示。1927年10月间的一个午后，鲁迅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衫，到开明书店来访问章锡琛，那样儿十分温文庄重，可敬可亲。他见到我装帧的《寂寞的国》和《破垒集》等书，就诚恳地对我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己的风格也很显著，努力下去是不会错的。”他这番话更坚定了我搞书籍装帧的信心。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这番话却一直留在我心中。同年11月，陶元庆邀我一起登门拜访鲁迅。鲁迅一见我俩，马上请到楼上坐。闲谈中，话题转到书籍装帧上面。元庆说，是不是可以把中国古代的铜器和石刻上的纹样运用到装帧设计中去。鲁迅非常赞同，就给我们看了他所收藏的一些石刻画，边看边谈论这些石刻画的妙处，认为我们在装帧设计上可以借鉴。鲁迅这一课上得太精彩了，后来我作《古代的人》和《东方杂志》等书的装帧，就运用过这种画像的技法。鲁迅看到后很赞赏，要我为他的书设计装帧。例如鲁迅翻译的《艺术论》、《十月》和《死魂灵》等书，就是我装帧设计的。
仔细算起来，从二十年代后期到今天，我已经从事书籍装帧艺术五十八年了。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多次给我颁发书籍装帧作品奖，多次举办个人作品展览。1963年，国家还专门出版过《君书籍装帧艺术选》。今年（1983）我七十八岁了，眼病越来越加重，搞书籍装帧已经很吃力。在建设四化的征途上，我还要结合中国画和书法创作，总结书籍装帧艺术的经验，为发展国家的出版事业，贡献自己的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