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
我上的中学是上海一所教会学校——上海清心中学。在中学时,我就喜欢画画,也许是受到父亲丁悚——一个二十年代的老漫画家的影响。
父亲很好客,我们家经常是文化界(电影、京剧、话剧、美术)聚会的场所。常来的画家有叶浅予、张光宇、卢少飞等,他们以后都成了著名的漫画家。他们经常在我家切磋画作,我也在旁观看。我父亲和他的朋友都喜欢京剧,画家们看戏时总带着速写本,于是,我也学他们随身带着速写本,随时随地的画。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漫画,原因很简单,父亲不赞成我画画,说不能养家糊口。他画画都在办公室,家里没有纸张、画具,他也不给我买。而我一个中学生没有钱,油画和水彩画材料都很贵,我只能用随手可抓的联系本画。我初期的速写和漫画都是画在拍簿(即练习)本上的。
在画家中,我最喜欢张光宇,也最佩服他,不但因为他画得好,还因为他思想开放、追求变化、讲究造型。还因为他家有很多外国画册可供借鉴。所以我总是跟着他、学习他。如果问我谁对我影响最大,我会说是光宇先生。他是著名漫画家,《中国漫画》杂志的创始人。解放后,著名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就是他做的人物造型。我的笔名“小丁”也是他起的。
由于京戏速写画多了,技巧也较前熟练,于是开始画一些生活速写和漫画。到上高中时,因父亲有朋友在电影公司搞宣传,编电影公司的《联华画报》和《新华画报》,他们让我帮忙,我就成了业余编辑。结合电影画报的需要,画了不少电影漫画和明星们的肖像,如当时的大明星王人美、黎莉莉、金焰等。同时,也给其他漫画刊物投稿,当时很多报刊上经常都能见到我的画,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踏入了社会,并挤入当时上海的漫画界。1936年,还不到二十岁,我就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全国漫画展。
我的中学时代就在读书、编画报、画漫画中渡过,过得很忙碌,但很愉快也很充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因画了很多抗日漫画,上海呆不下去了,就随朋友去了香港。在香港我仍从事画报编辑,同时也画抗日漫画。当时,叶浅予是漫画宣传队队长,1939年,他从抗战中心武汉来到香港印制“日寇暴行录”,我除了帮他编印“暴行录”外,还共同办了一个“抗日战争宣传画展览”。就在这个展览会上,宋庆龄选中了我的《逃亡》,用作她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那时,我也向香港报纸投稿,《小朱从军记》就是1939年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的。
1940年,我想积极投身于抗日,就从香港到当时抗战中心——重庆。和张光宇、徐迟一起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重庆呆不下去,回来的路又堵塞,只好绕行缅甸。
在滇缅公路上,我看到卡车司机利用各种手段敛财时,画下了20幅《而公路依然伸展着》,登在香港《华商报》上。
在仰光待了三个月,画了一些印度人像,整天无所事事,待不下去,又坐船经新加坡回香港。在新加坡,我遇到了郁达夫,和他喝了一夜的酒。
回到香港后,我仍编画报,同时参加“香港业余剧人协会”。他们因我在重庆时搭过“雾重庆”的舞台布景,就让我帮他们再演出“雾重庆”等戏。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美国友人邀我赴美工作,我认为好容易盼到抗日胜利,我应为我们的破败不堪的国家做点事,回绝了美国人,回到我的出生地——上海。
此时,国民党要摘胜利“果实”,派了很多“接收大员”赶到上海,抢着“劫收”日军留下的物资、厂房等。我即对这种现象画了《上海即景》等画。
不久,国民党不顾国人民不聊生又发动内战,把矛头指向共产党。这时,我又旗帜鲜明地画了《反对内战》一画。
八年抗战,接着又打内战,人民苦不堪言,物价高涨,我画了很多讽刺国民党腐败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画。
我为当时的进步刊物《民主》、《文萃》(周刊)画了很多画,特别是《周报》每期封面都是我画的。后来共产党又出了《群众》,当然也少不了我的画。再后来,以上刊物都被查封,凤子出了一本《人世间》,我又为它画了大量的封面画和插图,包括版画设计。
这段时间也是我漫画的高涨期,也是影响很大的一个时期。
同时,我也为不少书设计封面,钱钟书《围城》第一版的封面就是我设计的。
陈白尘1945年在重庆写了《州官图》并演出。1946年佐临导演在上海把它重新搬上舞台,他要求我用漫画手法重新设计舞台布景和人物造型,越夸张越好。我就用铜钱设计大门,并把人物都穿上了军阀的服装。特务还曾问过,为何用丁聪做设计。当时这个戏的视觉效果非常突出、清颖,演出极为轰动。
新中国成立前夕,共产党派人动员我们这些在香港的文化人回大陆参加新中国建设。我就和张瑞芳等人从香港坐船到天津塘沽再转北京。
到北京后,很快就随中国代表团参加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及“世界青年联欢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时中国刚解放,共和国尚未成立,国名也未定,护照也来不及印,我们就用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护照,由叶剑英签发。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办法,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份了。至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我还是在莫斯科听当时筹备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戈宝权说的。
从“世青会”回到北京后,廖承志即安排我筹办《人民画报》——
新中国惟一的一份对外宣传画报。从买机器、到创刊,我整个投入其中,根本没有画画的时间。
从建国后到1956年期间,我只是抽空画点配合运动的画,如“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
正在我全心全意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时,一个可怕的大陷阱正张着大嘴等着我,那就是著名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我因为工作中的意见:宣传要有针对性、苏联专家的意见也不全对,加上历史上没搞清的问题等被定为“未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苏分子、美国特务、反革命小集团骨干成员”,被贬到“北大荒”去监督劳动。当我被押送离开北京时,结婚还只有一年多,孩子出世还未出医院,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一眼。等我再回北京时,他已三岁多了。
刚下去时,我实在想不通。拼着性命跟共产党闹革命,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情绪十分低落,但又想共产党这么说,毛主席这么说,他们总不会错的,大概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那就好好改造吧!这样一想,思想上倒也平稳了不少。
画画是我一生的追求,但“右派”是罪人,是不允许画画的,所以我只能偷着画。趁休息时背着人偷偷地画些小稿子,正稿是回北京后加工而成的。从这些画中可看出,我还是心平气和的。一是苦难的画不敢画,二是当时心态也还算平和,所以画了一批当地军民日常生活的画。
1961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因未摘“右派”帽子,无单位肯接受,只能在家“赋闲”。我趁机就把在“北大荒”画的稿子加工成正式稿,同时画一些家庭成员,如儿子、妻子、邻居小孩子、大杂院宿舍、颐和园等。
一年后,摘了“帽子”,被安排到国际书店推广科画推广材料。
这时生活有了着落,我们一家三口才去北海照了第一张合影。后因不断的运动及其他原因,我们一家总是离多聚少。没想到我们一家三口的第二张合影竟是四十年后的2004年儿子从美国回来再照的。
在国际书店待了一段时间,上边说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认为我在书店不合适,应归队,就又把我分到中国美术馆展览部,帮助布置展览会等工作。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又席卷全国。我这个“问题人物”理所当然地又被揪了出来。我开始过起被揪斗、被批判、被下放监督劳动的日子。画画不用说还是绝对禁止,生活上也不如“北大荒”时期安定,所以没时间,也没情绪画画。劳动的农村也转换了好几个,最后一个是北京黄村干校。到七十年代中期,革命干部全都返回北京时,我和几个问题严重的人仍留在干校,组织上还专门雇了个工人看管我。直到1976年秋“革命群众”又要把我调回机关准备批斗时,“四人帮”倒台了,我也就随之解放了。
“四人帮”倒台后,群众从思想禁锢中被解放出来,喷涌出极大的热情,漫画铺天盖地,揭露“四人帮”罪行,歌颂新生活的画大量涌现。
这时美术馆筹备开一个有六百多幅画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画展,就把我调去挂画和写标签。
因我还未“解放”,故仍不能回家。在馆内的生活倒也安定。我看到有很多作废的标签卡片,丢了可惜,就动了画画的念头。画什么?以我当时的身份,漫画当然不可能,画插图较保险。但选哪个作家呢?算来算去,只有鲁迅最保险。于是就利用早、晚、中午休息的时间偷偷地在废卡片的背面画起来。不久完成了“鲁迅小说插图”32幅。其间也给个别的熟朋友看看提提意见。画完草稿后,我正愁没时间画正稿,大概是我运气好,赶上美术馆全体干部体检,发现我血压高,给了一星期假。
这下好了,我可以回家画画了。一星期我只画完一半。到复查时,我故意不吃药,血压还高,医生又给了一星期假。没想到生病还有这么大好处,我终于把这套插图都画完了。
一年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听说此事,来找我要出版。这是“文革”后,也是“反右”后的二十年来,我被打入另册后,用自己的名字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籍。李一氓同志还主动为此书写了介绍文章,令我十分感动。
“四人帮”倒台后,我还在监督劳动,不能公开发表漫画,但粉碎“四人帮”后的激动心情却难以抑制,故在家中自己画了一些揭露“四人帮”的画,请朋友给题点诗,自我欣赏。
虽然“文革”结束,但仍心有余悸,开始漫画画得不多,多画一些插图、封面之类。老舍先生的很多作品的插图,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牛天赐》、《老张的哲学》等都是那时应老舍夫人胡青之邀而画的。
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开始大量画社会讽刺画。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我被邀请设计封面、版式并担任编委。粉碎“四人帮”后,针对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流毒,《读书》
是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呼吁人们重视读书的杂志,并冒着风险大胆地提出“读书无禁区”的震动口号。因为它顺应时代潮流,所以越办越好,得到知识分子广泛的认同,成为一个著名的品牌。
开始我只是作为一般杂志美编来从事此项工作,每期在杂志上发表二三幅漫画。但随着时间的移进,我完全溶入了《读书》,我以成为它的一分子而骄傲,并且越陷越深,欲罢不能……现在我已近九十岁,仍然无怨无悔地为《读书》“卖命”,看来,我大概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为《读书》工作,我还得了一个副产品,画文化人肖像。开始《读书》上用的都是作者照片,因印出来不清楚,所以我就用笔勾了个肖像,不想积少成多,后来还出了书。有人甚至把我列入肖像画家,真是阴差阳错!
我一生喜欢画漫画,但从几十年的经验看,画了也白画,白画也要画。作为一个正义的知识分子,看见不平或不合理的事就要说,但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
这就是我几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也是“实话实说”。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