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远征军的重伤士兵在美国护士的鼓励和热吻下战胜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生命。
《远征军中的黄镜头》，展示了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缅北作战中的一个独特侧面——中印公路上的路标和加油站的标志竟然十分性感。
结果一位朋友很有风度地将几张照片上的内容加了翻译，竟是饶有风味。故此，把这些翻译内容转录如下，以飨有兴趣的朋友。
这路标（上文图片）不是给中国远征军的官兵看的，是给运输的司机看的。
当时40年代时国内会开车的很少，我外公会开车，在上海给土地局长开车，那人留美的。在滇缅公路上开车的，有外国司机，和一些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他们能看懂英文。用美女标示是提醒司机注意。
如第一个路标（4-14）上写：
Speeders beware marks my words wait and see you will be caught just like me 25mph
开快车的家伙，记住我的话：走着瞧，你会像我一样被抓起来。（估计路边有宪兵）
每小时25迈（提示不要超过25迈）
第2个路标（4-15）：
drive slowly～curve on me may look swell but on ledo road they can be hell 25mph
慢开
我身体的曲线也许很美（30-40年代流行用swell，相当于现在的great，很棒，很美）但在ledo公路上，那会是地狱（比喻弯很多）或者翻译成——曲线放我身上看上去也许很美，但放在ledo公路上，那就是地狱。
每小时25迈。
第3个路标（4-16）：
new way to get a round curves take them slow.
新路有很多弯道，慢开经过。
补给站的路标是：
gas aint rationed～tires are free！make them last you want to see that gal back home.
汽油不是配给的，轮胎免费，假如你想看家里等你的女孩，就顺利开完全程。
最后一句在鼓舞士气。
不过，这段文字倒引起了我的兴趣。
尽管军队是男人的世界，但在缅北作战中，远征军部队中不乏女性的存在。大批中国和华侨华裔女性在医院中担任护士等工作，国内的文艺团体也曾多次组织团队到远征军中演出，其中自然少不了女性演员的身姿。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也有不少异国女性出现在远征军的行列中，把她们当时的形象展现出来，显然也是一种独特的风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经常邀请歌星影星到前线劳军，把异性的到来作为一种激励士气的手段。中国远征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装甲部队等都是按照美式配置装备和提供后勤服务的，这种劳军，自然也成为美式装备的一部分。
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的老兵王家鼎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劳军场面——“到密支那的时候，正巧赶上美国影剧歌舞团的劳军慰问表演，英、中、美三军成弧形围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前观看节目。我至今还记得，最受欢迎的是一名叫丽丽蓬丝的女中音。她每唱完一曲，台下就叫喊起”ENCORE“（再来一首！），连续唱了三曲，观众还是不让她下台。最后，她微笑着对众人说，请中英美各选一个代表上台，她要向大家表示谢意。台下于是欢笑声、口哨声响成一片。我们里头个子最高的老痞在众人的笑闹声中兴高采烈地上台，作为中国士兵的代表，和那位漂亮的女星握手、拥抱，最后还来了一个火辣辣的亲吻。”
不过，缅北更多的女性，并不仅仅是作为异性的存在。
由于战争的进行，各国都出现由于男性上前线导致的性别不平衡。中国如此，美国亦如此，这个牛仔的国度的女性并不都是独守空巢，而是纷纷到前方后方承担和男性一样的工作。
而对于远征军的战士们来说，更多的女性，是在战场前后伴随他们的“南丁格尔”们，这些女性中，也不乏异性独有的魅力。
尽管时隔六十余年，很多当年的远征军将士依然能够回忆起这些异国女子的风貌，文字中充满了温馨。
中国驻印军汽车六团的老兵陆涵玟回忆，“我还记得有一个美国女护士长，大概50岁上下，很瘦，个子不高，对人很随和。她照顾的一个伤员，不知道怎么的，好像是忘了她的叮嘱，在试图坐起来的时候，用了一下力，把身上还没有愈合好的伤口震裂了，殷红的血从绷带上渗了出来。她知道了，急急忙忙地赶过来，帮他处理了伤口。然后很生气，一脸的严肃。最后，她把手抡起来，在他的屁股上，啪啪来了几下。我们都笑了起来，那真像是亲娘打子，手高高抬起、轻轻落下。”
新22师老兵刘树瀛写过一段关于一个美国女护士的回忆。“战争吃紧的时候，伤兵很多。有一天送来一个受了重伤的中国兵。由于某种原因，手术时不能进行麻醉，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医生们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转移伤员注意力的办法来减轻他的痛苦。他们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护士。护士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在手术过程中一直陪在伤兵的身边，鼓励着他。每当伤兵挺不下去的时候，她就告诉伤员，自己深爱着他，要他无论如何都要挺下去！伤兵就在护士的鼓励和热吻下战胜了自己，重新获得了生命……”
不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原远征军30师89团空降突击队周玉璞的一段回忆。周玉璞老先生曾参加了空降密支那的作战，至今生活在扬州老家。萨注意到，在2009年一次对周先生的采访报道中，周老先生提到机降密支那之战中，他所在的飞机上曾有两名美军女护士参加战斗，并有一人在战斗中负伤。
这篇报道比较简单，萨出于了解细节的想法曾试图与周老先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幸运的是，最终，通过江苏省政协文史编纂委员会的朋友，找到了周老先生八十年代提供给他们的一篇回忆文稿，应该算是一手材料。这篇文稿题为《忆中国远征军攻克密支那之役》，其中，对空降作战的情景有着颇为详细的描写。由于原文没有电子文本，故此萨做一次打字员，把这次空降作战的有关部分转录如下——尽管作这项工作颇为枯燥，但萨还是决定来做，因为这段文字时隔65年看来，依然让我产生一丝感动。
我和营长联络官凯撒一起到团部开会，当时已是夜晚10时，团长打开地图，用手指着上面一个城市说道，我团的任务是在美方空军以火力制压敌人炮火后，空降敌机场，一边迅速占领该城，切断敌人的南北联络。他又补充说，这是事关盟国胜利的重要战役，只准前进，不准后退。我们面临的敌人是18师团田中新一所部，这是日军的一支精锐部队，顽强而凶狠，我们要认真对付。说完，他苦笑一下，摆了摆手，要我们于明晨一时全副武装完成登机任务。我们回营传达了上述命令，大家都很紧张，也很兴奋。
当晚，我们举行了临时晚宴，官兵们尽情欢乐。在临战前夕，相互之间更加亲切，忘记了平时间的个人小恨小怨，现在都互相拉拉手，表示要同心协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有些官兵还悄悄地写下了遗书，有的留给他们的父母亲，有的留给妻子或未婚妻，有的留给朋友或兄弟姐妹。
第二天凌晨，官兵们一声不响地登上美军C-40运输机。当时这种运输机只能运送四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我带了一个重机枪排上机。突然发现有两名美国人带着有伪装网的钢盔也踏上了飞机，她们带了两个红十字药箱。在手电光下，看到原来是两个美国护士小姐。她们向我吃吃地笑，揶揄地说：‘上尉，我们听你指挥！’这道把我弄得不好意思了。我们通了姓名，大一点的叫露丝，康州人；小一点的叫凯特兰，加州人。
飞机起飞后，从机身四周的窗洞侧视，下面一片漆黑。飞行不到十五分钟，正驾驶员肯尼迪发现有敌机来袭，要大家不要乱动。官兵们很紧张，但并不恐惧，个个端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这时一架敌机向我机一阵扫射，机身尾部被打中，一个班长头部中弹，当即身亡。接着，又有几个士兵负伤后在座位上躺下来了。我急忙打着电筒和露丝，凯特兰小姐一起给他们止血裹伤，护士小姐那种从容不迫的工作精神以及对战友的情谊，使我深为感动。伤员们问护士小姐：‘我们要紧吗？’我用英语转译给她们。她们安慰伤员说：‘不要紧的’我发觉她们的手在颤动，眼睛也湿润了。没过几分钟，有几个士兵垂下了头，他们为抗击日本鬼子，保卫祖国，把躯体留在了那炎热多雨的异乡。敌机被我战斗机群击退。我们从窗口看到敌机在黑夜里像火龙一样倒栽在茫茫的林海里。此时，伤员在呻吟，露丝和凯特兰小姐象哄孩子一样唱着催眠曲。伤员们虽然不懂英语，但是，对于感情的语言是灵犀相通的。这时，突然有一架敌机躲过我护航机，向我运输机闯来，一阵机枪声中，一颗子弹穿过我的钢盔擦破我的头皮，又弹跳到机舱壁上，马上就听到弹头和铝制品相撞的声音。这时，凯特兰小姐惊叫道：‘上尉，拿手电来，露丝小姐负伤了！’我见露丝用右手按着小腹，血不断地流下来，脸色苍白，双唇紧闭。见到她那痛苦的模样，我不禁想到我那沦陷区的妹妹，忍不住流下泪来。凯特兰给露丝包好伤口，我用军用图囊给她枕了头。‘谢谢上尉！’她以微弱的声音说道，并用力紧握我的手。敌机第二次袭击后不久，我机飞临密支那上空。这时驾驶员通知我们做好战斗准备，飞机即将着陆。除了死者和伤者随机带回印度外，其余人员一律下机。飞机在密支那机场降落后，我们回雷同伤员和死者告别。
我们下机后，即展开对地的进攻。敌人的火力很猛，子弹着落点很低，我们只能匍匐前进，在前进中还见到凯撒上尉。我们躺在水里，敌人的子弹嗖嗖地落在附近。我军伤亡很大，许多熟悉的战友都倒下去了。敌军官挥舞着战刀发动反攻，企图夺回机场，但是在我军的猛烈炮火下，又被打了回去……
周玉璞在他的回忆中，没有提到后来曾寻访过那两名曾一同出生入死过的女护士，也没提到她们后来的命运。
然而，或许都不需要吧。
这一刻，也许我们能够最真切地感受到，为何那场血战叫做“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