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三位一体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个人一生要受三种教育的影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者就像一条链子，需要实现有效的对接、衔接，任何一方脱节，都会影响到整条链子的完整性、连续性。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导，社会教育是延续，三者必须互相配合，和谐发展，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梁启超在家里对九个孩子进行家庭教育，同时主持过时务学堂等学校、担任了清华大学导师等教职，也就是没少从事学校教育。他还大力倡导以“新民”为目标的社会教育，创办《新民丛报》等报刊，向国民宣传新思想、新观念。他认为社会教育的目的是教民众做现代人，教他们学做共和国的国民。他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都亲身做过，因此，可以说他对三种教育的特点与规律都是掌握的，既注重家教氛围的营造，也注意借重社会教化与学校体系。
他注意打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开放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教育系统，为孩子成长提供好的大环境。从其家教的实践看，梁启超很好地处理了三者关系：
一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梁启超及其家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既是相对独立于学校教育的一个系统，又成为学校教育的准备、补充与弥补。在梁启超所处的年代，面向全社会的学前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启蒙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来承担的，梁启超亲身参加了对思顺、思成、思礼的“幼教”、“早教”，家里甚至建立了理化实验室，因此，家教是学校教育的必要准备。学校教育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特点、特色，也就有其特色所不能覆盖、不会重视的薄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孩子得到全面发展，就需要家庭教育的必要补充。思成、思永、思忠赴美留学前所上的清华学校是一所留学预备学校，其特色在学习西方文化，其薄弱环节是国学。有鉴于此，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加大了国学的分量和比重。还有，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无缝对接，也就是有两个阶段之间的空档期。加上当时兵荒马乱，学校教育有时不能正常举办，这样就需要家庭教育作为弥补。在1927年的动荡岁月，梁启超就请了家庭教师在家里教授孩子。
二是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社会教育是多方面的，社会教育无处不在，随时发生，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梁启超注意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培养现代国民、现代公民中的作用，有意识地把大量的民情、社情、国情、世情纳入家庭教育的范围，教育孩子热爱国家、奉献社会。他鼓励孩子走出家庭，走出校园，注意广交朋友，同时慎重择友，避免把自己弄得过于孤僻，也避免受不良习气的侵染。
三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在梁启超看来，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延续，学校教育通过社会教育实现深化和升华，并最终要由社会实践、社会生活来检验。他强调既要从课堂、从书本中学习，也要从生活、从实践中学习，指出“学问是生活，生活是学问”，这与陶行知先生所主张的“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思想有相通之处。他强调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同时指出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还远远不够，有待在离校后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他指出：“凡学校所教所学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今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怀，至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这是对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关系的一种解读。
营造温馨、和谐的寒门家风
家庭是孩子一生中最早参与也最长居于其间的社会群体，它给予孩子生活能力的培养、情感的慰藉、知识的传承与社会规范的熏陶，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梁启超极其重视这一环境的营造，努力创造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倡导有利于培养孩子自立自强能力的寒门家风。
以家学涵养智育。“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在中国，书香门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家族依靠家学熏染、依靠自己家庭教育的力量，连续几代甚至几十代为社会培养出许多杰出的人才。梁家在梁启超以前还谈不上是诗书世家，但他注意营造浓浓的文化氛围，注重对孩子进行深厚的人文底蕴的熏陶。他督促思顺、思成等学习国学经典，有时亲自为他们买书、寄书。为了充实思达、思懿、思宁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聘请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他还给孩子题写诗词，赠送书画，带孩子看歌剧，要求孩子临摹隶书碑帖拓片，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孩子的人文素养。
以亲情陶冶情育。梁启超注意营造有利于对孩子进行情感教育的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他感情浓烈，很爱孩子，和孩子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思念，全家上下也都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每逢家人生日，梁家就会团聚庆贺，其乐融融。1913年4月21日，父亲致信思顺：“明日祖父寿辰，此间设薄宴遥祝。”1914年4月，梁启超回乡探亲，为父亲生日张罗了隆重的庆典。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时致信思顺，提到“我于你妈生日以前，一定回到家”。1924年6月6日《致梁思顺》书中说，“今日是祖母忌日，你们都去南长街家里行个礼”。家里的亲子关系平等而宽松，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一书中写道：“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儿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看作是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这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以寒士家风培养意育。梁启超要求子女继承“俭以养德”的传统文化精神，要求子女“养成节俭吃苦的习惯”，要求子女乐于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人格”，“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不过，他并不认为守寒士家风就是要过得“寒酸”，他说：“你们既已都是很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他在1926年6月11日给思顺的信中要求她，让“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因为传承了父亲倡导的“寒士家风”，当他去世、家境发生巨大变化时，孩子们的成长并没有受多大影响。思礼高中毕业后，带着母亲费很大劲凑起来的400美元赴美国留学，开始了独立的穷学生生活。他在美国什么活都干过，端盘子，洗碟子，干游泳救生员等等，经过八年苦读，学成回国。
梁启超教育子女的重要原则
作为父亲，梁启超努力探索适合自家子女特点的育人办法，注意掌握家庭教育中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从梁启超教育九个子女的成功家教实践中，我们可以品味他教育子女所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
言谈举止的“小道理”与安身立命的“大道理”兼顾，围绕“教人学做人”一个目标。梁启超在教育子女中，从看什么书、行什么礼、吃什么东西、走什么路线、写什么样的信、培养什么样的爱好等很具体的细节入手，于细微处见关怀，于细微处见引导，小处切入，但仍可见如何做人的大道理。不经意间的细节，或许会深深影响孩子的一生，如父亲给思成寄的《营造法式》一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这件事决定了思成日后的专业方向。他也常和孩子们讲要爱国、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这些安身立命的大道理，讲要“兴会淋漓”、“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等含意深刻的人生哲理。这些大道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儿女们，其中爱国就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大财富。抗日战争期间，精通日语的思顺居住在沦陷区北平，日本人软硬兼施拉她做事，她坚决予以拒绝，保持了高尚的爱国节操。也是在抗战期间，生活穷苦、疾病缠身的思成夫妇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邀请，思成说：“我的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哪怕仅仅是暂时的。”即使是在“文革”期间被批判，他仍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他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
宽严相济，突出一个“爱”字。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宽严相济，慈爱与严格结合，他对孩子的宽和严都体现了一个“爱”字，宽中有爱，严中也有爱，因为爱不仅仅是无微不至的呵护，更不是随心所欲的娇惯、是非不分的放纵，而是梁启超所说的“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他对待子女平等慈爱，对孩子有深深的“舐犊之爱”，教育子女重在以情感化、以爱沟通，是一位耐心、细致、体贴、温和、亲切的好爸爸、好朋友、好玩伴、好老师。在梁启超写给子女的数百封家书中不难体会他对子女的浓浓爱意，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无一不在充分展露深深的父爱。但他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一次思永和一位小朋友打架，虽然是那位小朋友的错，但梁启超仍严厉批评了思永，让他好好想想三个问题：一是有没有必要打架？二是怎样与对方和好如初？三是再碰上这类事应该怎么处理？在思永给出了满意回答后，梁启超才让思永吃午饭。饭后，他亲自带着思永前往对方家中向那位小朋友道歉。
“润物无声”与“掷地有声”结合，争取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家庭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性质，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口传心授、日常养成、亲情陶冶，在长时间里对孩子施加默默的影响。梁启超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子女情感方式、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他所营造的家庭氛围、他给孩子写的大量家书、他给孩子们讲的爱国故事、他身上贯穿一生的报国言行、他的乐观精神与独立人格，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激励着孩子的成长成才。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既有“润物无声”的感化，也有“掷地有声”的点化。如他在书信中就有用与无用、规矩与“求巧”、专精与博学、读书与生活、“猛火熬”与“慢火炖”等关系，对思成的治学目标、治学方法、治学精神进行了全面的指导；他在书信中既肯定思忠“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的精神，又批评他不能太过孟浪，“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路”。在他的书信中，有的话题很轻松、很幽默、很风趣，但有的话题也很严肃、很沉重、很震撼，如他告诫思成夫妇“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他告诫思顺“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