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头幅巾
冠、冕、弁等多是指贵族官僚之首服，对普通人而言，巾帻才是其最实用的头衣。巾帻的出现缘于古人的发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毁”的儒家思想促成了古代男女皆蓄长发的习俗。但为了日常生活的方便，人们需“挽结束发，以利劳作”，而挽发本身又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工具，因此既具实用的功能，又能体现人们审美情趣的巾帻便应运而生。
《释名》所言：“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是说二十岁成人之后，贵族戴冠，而百姓只能戴巾。至于巾是如何发展来的，《玉篇》曾解释说：“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着之于头。”可见巾原本是劳动人民带在身上的擦汗布，为了御寒或防晒，有时也裹在头上当帽子用，于是便成了头巾。因巾的颜色不同，所以对以巾裹头的百姓或军卒又有了“苍头”、“黔首”等称呼。庶人的头巾是黑色或青色的，所以秦称百姓为黔首（黔，黑色），汉称仆隶为苍头（苍，青色）。可见，巾是庶人卑贱的标志。
但时至汉末，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据说这种风气与王莽有一定关系。王莽本是个秃头，为掩盖自己的缺陷，就先在戴冠之前扎一块幅巾。不想这种举动却被下人当成时尚进行模仿，上行下效，久而久之，遂成风气。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傅子》载：汉代末年，王公显贵大多弃置王侯服饰，以头戴幅巾为有高雅风度。东汉袁绍、崔豹等人虽身为将帅，但“皆着缣巾”。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中也曾这样描述：“干葛巾布袍，驾一只小舟，径到周瑜寨中”；“干戴上巾帻，潜步出帐”。“葛巾”，就是葛布制的头巾，与下句的“巾帻”同指一物。其实，汉末巾十分盛行，不仅蒋干这类文人使用，连周瑜、袁绍那些武将也着之，以显示风流文雅。
关于以裹巾为雅的时尚在《晋书·五行志》还有另外一番解释：“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始拟古皮弁，裁缣帛为白……以易旧服。”及至魏晋时期，玄学日昌，把戴冠看作是繁文缛节，以幅巾为简易轻便，于是“王公名士以幅巾为雅”，颇有一种厌弃冠冕公服的意味。幅巾束发一方面反映了清流名士对当时礼教制度的反叛，同时也因为幅巾便于搭配服饰，简便易行，具有高雅脱俗的感觉而被人们所服用。因此无论出于经济匮乏，还是礼制解体，人们多就便处理衣着，服巾者日益增多，终于变为习俗。
《晋书》中记载：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并且很多武将文臣、名士高人自出心裁，发明出种种不同名目。如诸葛亮所戴巾称为“纶巾”；《后汉书·郭泰传》中有：“郭泰字林宗……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宋书·陶潜传》载：东晋隐士陶潜每“值得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因此其所戴葛巾又被称为“漉酒巾”。
唐宋时期，无论是风雅文士、燕居达人，还是武将壮士、逸老野叟，皆好束巾。可见，头巾传统上虽为“贱者不冠之服”，如陆游所说“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但士大夫多着之，因此不独“贱者”。巾、帻有软裹、硬裹之分，软裹只是用巾裹发，外型不稳定；硬裹则以藤制，外罩布并涂漆，也有以桐木衬之，再裹巾或帻，使其外型固定美观。唐宋巾的种类繁多，或来自名人雅士之创举，或因形获意，或因意造型，不胜枚举。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每一种巾帽样式几乎都蕴含着一段文化故事。一些巾帽都是由一些名人发明并流传下来，而且都是作为一种文化思想的代表不断延传。如孟浩然发明的浩然巾，苏东坡发明的东坡巾，朱子提倡的幅巾，周子巾等……戴上庄子巾，似乎就能品位到“无所为无所不为”的境界；看到纯阳巾，似乎就能感受到“秀中青蛇胆气粗”的道家气魄；披浩然巾像披纱巾一样，风一吹，洒脱自如；方巾告诉人们的则是刚直不阿、做人端正的儒家道理。
浩然巾来自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一则典故。据说孟浩然戴此巾，于风雪中骑驴过灞桥踏雪寻梅，甚为雅致，遂被时人所模仿。浩然巾类似于风帽，严实地遮挡了后脑和部分脸部。《镜花缘》第二十五回写双面国人都带着浩然巾，“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而唐敖揭起脑后的巾，只见“浩然巾内久已藏着一张坏脸”，读来不由噤若寒蝉……因是孟浩然踏雪寻梅时所载，故浩然巾又称“雪巾”。明代朱权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雪巾的记载：“以玄色丝为之，以天鹅皮为里，凡雪天严寒皆用之以护脑。”
东坡巾因宋代词人苏轼常戴此巾而得名。是一种硬裹巾，以藤为里，以锦为表，以漆漆之，或以较硬的薄纱制作，两侧为巾檐，前开后合，后垂有布帛，为雅士逸隐所好。有学者（高士涛）曾生动地指出：东坡巾的形式是“墙外有墙”，外墙较内墙为低。内墙外墙各为一大片，然后按上大下小折成四面，其中内墙折好后边缘缝合在前，外墙较内墙为短（横向），两头边缘处正好在眼眉上，再将内墙、外墙底部缝合在一起。内墙上缝合相同布料的顶。在后部的内墙外（外墙里）两侧再缝合两条飘带（质地和整体不同，要用轻布料），长短要翻过外墙后再垂到东坡巾的底部左右为好。宋明时期，东坡巾被视为时尚，明杨基《眉庵集·赠许白云》诗曰：“麻衣纸扇趿两屐，头带一幅东坡巾。”《东坡居士集》中也记有“父老争看乌角巾”的场面。
方巾就是四方平直的巾帽，明郎瑛《七修类稿》说：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召见浙江山阴著名诗人杨维祯，杨戴着方顶大巾去谒见，太祖问他戴的是什么巾，他答道：四方平定巾，太祖闻之大喜。显然这种帽式的寓意正好符合了当时天下初定的事实，因而招得皇帝的欢喜。
儒巾是宋明读书人所戴的一种头巾。宋林景熙《霁山集·元日得家书喜》诗中说：“爆竹声残事事新，独怜临镜尚儒巾。”明代通称“方巾”，为生员所服。明王圻《三才图会》中介绍说：“儒巾，古者士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此今之士冠也，凡举人未第者皆服之。”这种巾的形制一般是黑绉纱为表，漆藤丝或麻布为里。四方平直，巾式较高，并有两带垂于脑后，飘垂为饰。
纯阳巾，又名“乐天巾”。相传为仙人吕洞宾（纯阳）所创。是一种硬裹巾，顶有寸帛折叠成一寸宽的硬褶，叠好后斜覆于前，如竹简垂于后，并有二脚系结于脑后，使其自然垂下。
此外还有仪巾、飘飘巾、万字巾、周子巾、庄子巾等等。仪巾和方巾类似，不同的是前面一中线，左右两边呈斜坡状，有的后面配有短飘带。万字巾的制式为上宽下窄，形如“万”字。
帻是另一种巾式，其作用是戴冠前用以衬发，可类比于外服里的衬衣。按《后汉书·舆服志》所云，大意是古代有冠无帻，至战国时，乃加帻帕于武将之首，以表贵贱。当时的帻主要是起着将四周髻发上拢，使之不向下垂落的作用。
秦代的一般的武士无帻，原因在于秦代士兵发髻辫挽方法较为特殊。如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中，兵俑一般都是不带巾帻的“科头”，这种科头大体分圆髻和扁髻两种。从秦兵马俑来看，圆髻是在后脑及两髻各梳一条三股小辫，互相交叉结于脑后，上扎发绳或发带，交结处戴白色方形发卡，最后在头顶右侧绾髻。髻有单台圆髻、双台圆髻、三台圆髻等几种形式。发辫交结形式也有很多种，有十字交叉形、丁字形、十字形、大字形、一字形、枝桠形、倒丁字形等，尤以十字交叉形和枝桠形最为多见。圆髻为轻装步兵俑和部分铠甲步兵俑的首服样式，秦代流行的圆髻在后世普遍沿用，但后朝沿用时将偏右的髻式移于头顶中央。扁髻是在脑后绾结成扁形的髻式。有六股宽辫形扁髻和不加辫饰的扁髻两种。前者又可梳辫成多种形状，如长板形、上宽下窄的梯形、高而厚的方塔形、丰满的圆鼓形，在这些髻式里，有些翻折上头顶的头发有多余的发梢，这些余发常又盘结成圆锥状的小髻，再以笄固定。后者梳理时不编辫，梳理整齐后翻上头顶，在头顶用发梢结髻、以笄固定。这种发式多见于军吏俑、驭手俑、骑兵俑和部分铠甲武俑。而且这种梳髻不戴巾冠的“科头”情形在秦军队中非常普遍。
汉代用帻较为普遍。那么什么是帻？《说文》中说：“发有巾曰帻。”《方言》曰：“覆结（髻）谓之帻巾。”《释名》：“帻，赜也，下齐眉赜然也。”《东汉会要》也解释说：“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这是说帻即“赜”。赜的本义是幽深难见，精微玄妙。所以帻的意思就是盖住发髻，可以一直盖到前额。应劭《汉官仪》说：“帻，古之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汉孝文帝时，又进一步增高颜题，并加增巾为帻屋，这样帻的形式大致固定为帽箍式，相当于帽子的式样，并明确规定身份低微的“执事”者只可戴帻，不许戴冠。从汉代起帻为戴冠者所用，所以颜师古注《急就章》时说：“帻者，韬发之巾，所以整乱发也。常在冠下，或单着之。”整发的作用和加冠的戴法都为汉以前所未有。《汉官仪》还说：“帻本无巾，如今‘半帻’而已。”
按汉代以后惯例，朝廷命官平日燕居也可免冠单独戴帻。但依据定制，冠与帻须相配合，不能乱用。如文官戴进贤冠必须衬介帻；武官戴武弁大冠必须衬平上帻。而一般平民百姓，也有单着帻的。此外，不同颜色的帻表示不同的地位或不同的职务。天子祀郊庙时戴黑介帻；帅有功者诏赐赤帻；汉成帝微服出游，从者都戴白帻；掌管宫廷膳食官员戴绿帻；王莽驾前的力士皆戴黄帻。
在古代文学、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对帻的记载和描述。例如《汉书·东方朔传》记曰：“（馆陶公主）徒跣顿首谢曰：‘身当伏诛，陛下不致之法，顿首死罪。’有诏谢主簪履，起之东箱，自引董君，董君绿帻傅……随主前，伏殿下。主乃赞：‘馆陶公主胞（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谒。’因叩头谢。上（汉武帝）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这段故事是说：董偃其人，十三岁入宫训练，深得馆陶公主喜欢，并将其引见给武帝，当时董偃着绿帻，以奴仆身份谒见武帝。武帝赐其衣冠，表明赐给他一定的身份，默许了他与馆陶公主的关系。唐代颜师古在注解《汉书·东方朔传》里所提到的“绿帻”时亦曰：“绿帻，贱人之服也。”李白《古风》之八亦有：“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的诗句，就是借用《东方朔传》的“绿帻”，指靠不正当手段富贵骄横的人。又如《后汉书·光武帝本纪》说：“三辅（京兆、冯翊、扶风）吏士东迎更始（指刘玄），见诸将过，皆冠帻，而服妇人衣诸于、绣（诸于、绣皆衣名），莫不笑之。”三辅吏士之所以笑，即因为刘玄的部队衣冠不整，将领还要戴贱者之帻。《世说新语·雅量》也有类似记载：“太傅（指谢安）于众坐中问庾（子嵩），庾时颓然已醉，帻坠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两娑千万（钱），随公所取。’”又：“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名系）前至，坐近林公；谢万石后来，坐小远。蔡暂起，谢移就其处。蔡还，见谢在焉，因台褥举谢掷地，自复坐。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觉沮。”这个例子说明，汉以后帻、冠可以并戴，也可以只戴帻。冠帻是古人很重视的服饰，一个帻坠而以头就取，一个帻被人弄掉了而不急，都是“雅量”的表现，所以作者刘义庆特别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帻的分类大致包括介帻、平巾帻（平上帻）、冠帻三种。介帻就是王莽在巾的基础上加硬顶之后所形成的介子形屋顶的帽。始行于汉魏，即后来的进贤冠。关于这种巾帻的佩戴情况，古人多有描述。如晋陆云《与兄平原书》曰：“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介帻如吴帻。”《南史·褚澄传》有“又赎彦回介帻犀导及彦回常所乘黄牛”的记载。《隋书·礼仪志六》也说：“帻，尊卑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谓之介帻；武者短耳，谓之平上帻。各称其冠而制之。”而吴自牧在《梦粱录·驾宿明堂斋殿行祀礼》中认为：“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着绯宽衫，勒帛。”
其后，魏晋以来武官开始戴平巾帻，这种帻前面呈半圆形平顶，后面升起呈斜坡形尖突，戴时不能覆盖整个头顶，只能罩住发髻。至隋，侍臣及武官通服之。唐时因制，为武官、卫官公事之服，而天子、皇太子乘马则服之（《新唐书·车服志》）。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李孚传》也有“及到梁淇……自着平上帻，将三骑，投暮诣邺下”的记载。《晋书·舆服志》则说：“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帻也。始时各随所宜，遂因冠为别。介帻服文吏，平上帻服武官也。”《通志·器服一》也提到：“武弁、平巾帻，诸武职及侍臣通服之。”
幞头乌纱
巾帻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变成了幞头。有关于幞头起始的明确记载是在《北周书·武帝纪》中。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宇文邕将幅巾戴法加以规范化，并以皂纱为之，作为常服，即“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折角巾就是将幅巾叠起一角从前额向后包复，将两角置于脑后打结，所余一角自然垂于脑后。从考古发现来看，在陕西三原隋孝和墓、湖南湘阴隋墓、河南安阳马家坟201号隋墓出土的陶俑中，就已经出现了幞头的雏形。陶俑头上所裹幅巾，有两角于脑后打结自然下垂如带状，另两角则回到顶上打成结子作装饰，这种形式就成为初期的幞头。
唐代幞头的顶部一般较隋代为高。因此宋代俞琰《席上腐谈》卷上说：“周武帝所制（幞头）不过如今之结巾，就垂两角，初无带。”对幞头进行更细致描述的是宋代人沈括，他在《梦溪笔谈》中说：“幞头一谓之四脚，及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幞头为什么要在四角接上带子呢，原因是先前的幞头戴在头上，顶是平而起褶的，四角接上带子，两角在脑后打成结后自然飘垂可成为装饰，另两角反到前面攀住发髻，可以使之隆起而增加美观。如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出土陶俑的幞头，已可见到发髻隆起的外观。
幞头自创始以来，上至帝王，下至庶民，皆以之为常服，历经隋、唐、五代、宋、明各朝，上下千余年，其间各朝均有改制，并形成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风格与款式。隋、唐、五代时期是幞头逐渐成形、发展变化最活跃的阶段，尤其是晚唐、五代时，幞头逐渐有了官庶不同的软脚与硬脚、垂脚与展脚的分支，并在巾胎的软硬、方圆等诸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区别。
隋初的幞头基本上是因袭北周之制，只是以全幅黑色罗帕向后幞发，形式矮平简单。从隋末开始，在幞头之下另外加了一个“巾子”扣在发髻上，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假发髻，以便使幞头裹出一个固定的形状。巾子的质料初为桐木，其后又有丝、葛、纱、罗、藤草、皮革等。
唐朝的幞头是在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具体形制均有变化。初唐流行“平头小样”；武则天朝流行“武家诸王样”；中宗时流行“内样巾子”，又称“英王踣样”；玄宗朝盛行“官样巾子”。总之，隋至盛唐流行的幞头多用柔软的绢罗制成，两脚自然下垂，所以称之为软裹幞头。
初唐时流行高冠峨髻，所以又在幞头内衬以巾子（一种薄而硬的帽子坯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记：“幞头之下别施巾；象古冠下之帻也。”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中说：“巾子裹于幞头之内。”这种巾子于1964年已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发现，就是一种帽坯架，它可以决定幞头的造型，就是《旧唐书·舆服志》所说唐高祖武德时期流行的“平头小样巾”。以后幞头造型不断变化，武则天赐朝贵臣内高头巾子，又称为“武家诸王样”。唐中宗赐给百官“英王踣样”巾，式样高踣而前倾。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赐供奉官及诸司长官罗头巾及官样巾子，又称“官样圆头巾子”。这些幞头式样在出土唐代陶俑和人物画中都可找到。如西安贞观四年（630年）李寿墓壁画、咸阳底张湾贞观十六年（642年）独孤开远墓出土陶俑的幞头，顶部较低矮，里面所衬的可能就是平头小样巾。礼泉马寨村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及西安羊头镇总章元年李爽墓出土陶俑，幞头顶部增高，似衬高头巾子。高而前踣的式样在唐开元二年（714年）戴令言墓出土陶俑中可以见到。天宝年间的幞头顶部像两个圆球，该式样在唐天宝三年（744年）豆卢建墓出土陶俑身上也能见到。到晚唐时期，巾子造型变直变尖。至于包裹巾子的幞头，唐以前用缯绢，唐代改用黑色薄质罗、纱，并且有专门做幞头用的薄质幞头罗、幞头纱。
幞头系在脑后的两根带子称为幞头脚，开始称为“垂脚”或“软脚”。后来两根垂在脑后的带子加长，打结后可作装饰，称为“长脚罗幞头”。唐神龙年间（705—706年），幞头所垂两脚形状变圆或变阔，并在周边用丝弦或铜丝、铁丝作骨，衬以纸绢，这种幞头脚就是能够翘起的硬脚，称为“翘脚幞头”。到五代时，翘脚幞头广泛流行，《云麓漫钞》说：“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头，二脚上翘，四方僭位之主，各创新样，或翘上而反折于下，或如团扇，焦叶之状，合把于前。伪孟蜀（934—960年，后蜀）始以采漆纱为之，湖南马希范二角左右长尺余，谓之龙角。至刘汉祖（917—974年，南汉）始仕晋为并州衙役，裹幞头左右长尺余，横直之，不复上翘，迄今不改。”文中开始把幞头脚改称“幞头角”，这种两只长角横直平展的幞头，叫做展角幞头，展角并不固定在幞头上，可以随时装卸。
至五代，幞头已发展成两脚平直，有木胎围头，在木胎上糊绢罗，涂上里漆，成为可脱可戴的帽冠。宋明的官帽——乌纱帽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晚唐至五代、宋的幞头脚内用铁丝缠裹成硬脚，根据脚的形状不同又分为交脚幞头、折脚幞头、垂脚幞头、顺脚幞头或顺风幞头、展脚幞头、直脚幞头、朝天幞巾或朝天巾等等。以下简要介绍之：
软裹幞头，主要用罗、绢制成，外型不定，将巾的两脚系结在头上，另两脚结于脑后，使之并拢下垂，也可屈盘反搭，行动时两脚飘飘，显示了文人才子的翩翩气度。
硬裹幞头，最初先用木做“山”，放置在额前使巾衬起，名为“军容头”，再用纱裹之，使其外型平整固定。后来改用藤草或铁丝织成内型，外糊绢或罗，涂以黑漆，将其两脚平伸，亦称硬脚幞头，其外形稳固平整又雅观。至宋代幞头已成为主要的头饰，自天子至王公、列臣及庶民皆可戴这种幞头，以后的官帽亦由此逐渐发展而成。
平式幞头，是一种软裹巾式，顶上的巾子较低而平，即“平头小样”，为一般士庶与官宦闲居时戴用。
结式幞头，也是一种软裹巾式，在一般幞头之上再加一巾子，将其两脚系结在头前，呈同心结状，将另两脚反结在脑后，为将尉、壮士所好用。
软脚幞头，是在幞头之下衬以“巾子”或“木围头”使幞巾的外型平整固定，幞巾的两脚加厚并涂漆，成为软脚，使其平展下垂，行动时飘动尔雅，为文官与学士所好用。
圆顶直脚幞头，是一种硬裹幞头，用“木围头”衬在额前，再用幞巾裹之，也可用藤草作成内型，外糊皂纱，涂漆而成，其两直脚用铁丝织成，外罩漆纱，使其向左右平伸，为朝臣与地方官吏所用，唐、宋、明历代皆有采用。
方顶硬壳幞头，是一种硬裹的巾帽，一般用铁丝或藤草编成内型的硬壳，再以绢或罗糊之，并涂上黑漆。外型方而隆起，左右两脚用铁丝制成，并糊漆纱，向两侧平伸或上翘。
隋唐时期的幞头发展到宋代已成为男子的主要首服。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除祭祀、隆重朝会需服冠冕之外，一般都戴幞头。幞头的形制也和前代有明显的不同。官宦多用直脚，仆从、公差或身份低下的乐人多用交脚或局（曲）脚。幞头内衬木骨，或以藤草编成巾子为里，外罩漆纱。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四脚幞头兴起，原来式样的乌纱帽逐渐废止，但由于幞头亦多用乌纱制作，故仍将幞头称为“乌纱帽”。
宋代乌纱帽多为展脚，即帽翅平展，最初长度总共只有一尺左右，后来越伸越长。南薰店旧藏的宋太祖赵匡胤像，幞头的脚左右各伸长达二尺以上，据说最长的硬脚可以达到将近一丈，未免过于夸张。幞头直脚的伸长，据说是为了让大臣们在朝廷上站班时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在朝上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互通消息。
宋代的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等几种。直脚又名平脚，两脚平直向外伸长；局脚即两脚弯曲，又称卷脚，幞头角向上卷起；交脚是两脚翘起于帽后相交成为交叉形；朝天是两脚自帽后两旁直接翘起而不相交；顺风幞头的两脚顺向一侧倾斜，呈平衡动势。此外有一种近似宋式巾子的幞头，名为曲翅幞头。另有不戴翅的幞头，为一般劳动人民所戴。南宋时，两宫寿礼赐宴及新进喜宴，则幞头赐插口，黄、银、红三色或两色的插戴，表示恩宠。民间有婚前三月，女家向男家赠紫花幞头的习俗。
《宋史·舆服志》说：“国朝之制，君臣通服平脚，乘舆或服折上焉。其初以藤织草巾子为里，纱为表，而涂以漆。后唯以漆为坚，去其藤里。前为一折。平施两脚，以铁为之。”以此看来，本来只是一幅包头布的幞头，经过种种加工之后，已经变成一顶硬壳的帽子，不必“逐日就头裹之”了。
由于是硬壳，所以宋代人在幞头底下或可不衬巾子。宋佚名《道山清话》说：“周言：垂帘时，一日早朝，执政因理会事，太皇太后命一黄门于内中取案上文字来。黄门仓卒取，至误触上幞头坠地。时上未着巾也，但见新头，撮数小角儿。黄门者震惧，几不能立，旁有黄门取幞头以进，上凝然端坐，亦不怒，亦不问。”视其一触即坠的情况，已与起初的软脚幞头迥乎不同了。所以宋代人又称幞头为“幞头帽子”。《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说：“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又同书卷八“中元节”条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诸货杂色”条也说：“箍桶、修鞋、修幞头帽子、补修冠、接梳儿……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可见在宋代人心目中，已把幞头当作帽子看待了。
辽金，公服装多戴幞头。幞头的形制大致与宋代长脚幞头相同，皂隶之中，也有戴朝天幞头者。士庶所戴幞头一般多如唐巾，脑后垂二弯头长脚，呈“八”字之式。平民百姓多喜扎巾，但扎巾的方法有许多不同。
元代官吏多辫发、戴笠帽。辽金元虽然同属辫发民族，但辫发的样式并不一样。孟珙《蒙鞑备录》述蒙古族男子发式：“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郑所南《心史》记载尤详，其曰：“鞑主剃三搭辫发。‘三搭者’，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挽两髻，悬加左右肩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四视，不能狼顾。或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蒙古族男子所戴的“瓦楞帽”多用藤篾做成，有方圆两种样式，顶中装饰有珠宝，也有戴大笠帽的。
元刻《事林广记》中的插图，蒙古官吏露顶垂发辫，把小方顶大敞口的四方瓦楞帽放在身旁或在童仆手中。
明代恢复汉唐旧制，官帽仍用幞头，只是样式略微变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幞头脚比宋代减短变阔，因其外施漆纱，所以也叫纱帽，但其不可与南北朝和隋唐的纱帽相混淆。明代官员乌纱帽的定制是前低后高，呈台阶形，两翅为牛舌形，宽寸余，长五寸，但亦有戴其他样式者。明黄一正《事物绀珠》说：“国朝堂帽象唐巾，制用硬盔，铁线为硬展脚。列职朝堂之上乃敢用，俗直曰纱帽。”明郎瑛《七修类藁》卷二三也说：“今之纱帽……谓之堂帽，对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可见明代的纱帽虽与唐之纱帽不尽相同，但却是由唐代的幞头发展而来。由于它外表涂的是黑漆，所以也叫做“乌纱帽”。
清自入关前就已开始借鉴中华衣冠而逐渐规制自己的服制，按照《清史稿·舆服志》的说法，“盖清自崇德初元，已厘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清式衣冠的演化表现在帽式上就是废除了乌纱帽，代之以满族风格的夏日凉帽和冬日暖帽。
幞头由一块民间的包头布逐步演变成衬有固定的帽身骨架和展角的完美造型，前后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最后形成帽身端庄丰满、展角动感性强的华夏民族冠帽。这种帽冠于平衡中求变化，脱戴方便，华贵而又活泼，一直流行到17世纪的明末清初才被满式冠帽所取代。胡寅注明丘浚《大学衍义补》指出，“古者宾祭、丧燕、戎事，冠各有宜。纱幞既行，诸冠由此尽废。稽之法象，果何所则？求之意义，果何所据哉？”幞头的流行，没有法象作根据，也没有牵强的寓意，但它在中华服饰史中存在的时间却十分悠长，并且衍化成一种文化沉淀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民间小帽
帽子也是古代首服中的一种，并且是最古老的一种头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并未收入“帽”这个字，可见“帽”是出现于东汉以后的字，但这并不表明之前没有帽子。其实早在春秋战国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戴帽子了。如1976年山西临潼邓家庄出土的陶人像，所戴帽子的形制与后世毡帽相似，提供了5000年前着帽人的具体形象。
商周时期随着等级制度的建立，一般有地位、有身份的人转而戴弁、冠、冕等，普通人也常以巾为帽，帽子的地位不太重要。只在西汉的军队之中及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戴帽者，如西汉云南石寨出土的鎏金铜饰虏获图中就有戴小帽的武士。
在汉族以冠弁来表示身份的时候，少数民族多有戴帽子的习惯。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在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严格要求人们不得戴帽子。据《魏书》及《北史》记载：魏孝文帝一次南征回京，见城里妇女仍是戴便帽、着小袄，就责备留守的任城王元澄，元澄辩解说，戴帽子、穿小袄的只是少数。孝文帝听后很生气，质问他：“你是否觉得全城人都应该戴帽子、穿小袄呢？”并将任城王及其他留守的官员全罢免了，演出了我国历史上为帽子而丢官的一幕。可见戴不戴帽子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
由于帽子有其方便的一面，因而北魏以后，士大夫阶层也逐渐戴起了帽子，且帽与巾合流，形成了巾帽。自南北朝以降，平民常服除了包巾外开始出现像幞头这样的帽子，从无翅到软翅，到后来发展成硬翅。这种民间小帽到隋唐成了官员仕人佩戴的常服，成了阶级身份的象征。到宋元，幞头一直是常服中最常见的，并且幞头完全脱离了巾帕的形式，成了纯粹的帽子。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还演绎出一些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唐代李延寿所著的《北史·熊安生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齐有一位名叫宗道晖的人，平时喜欢头戴一顶很高的帽子，脚上穿一双很大的木屐。每当有州将等级官员到来，他都要以这身打扮去谒见。见到官员时，又总是向上仰着头，举着双手，然后跪拜，一直把头叩到木屐上，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从这以后，人们便把吹捧、恭维别人的行为叫做“给人戴高帽”。《笑林新雅》里则记载了这样一个关于“戴高帽”的笑话：有个门生出京去做地方官，去和他的老师告别。老师说：“出外做官，很不容易，千万要谨慎小心！”门生回道：“请老师放心，门生已经预备好高帽子一百顶，每人各送一顶，管叫地方上人人高兴！”老师发怒道：“我们应以忠直之道对待别人，何须如此呢？”门生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天下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呢？”老师听了很高兴地点头说：“你讲得也不错！”门生出来对朋友说：“我的一百顶高帽子，已经只剩下九十九顶了！”
明朝，合流之后的巾帽类正式形成系统，花样繁多，如毡帽、风帽、皮帽、狗头帽，也有夏季防晒及遮雨的笠帽、凉帽，还有四季皆可通着的六合帽（俗称瓜皮小帽），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巾帽文化。
明清易帜，《清太宗实录》中记载：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胜利时，皇太极就下令归降的明军将士剃发，作为归顺的标志。《清世祖实录》记：顺治元年，清军入山海关后，令城内军人剃发。多尔衮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次日即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军民免其迁徙。”还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衣冠礼仪是国度的尊严和心念，修齐治平的男人的天命也是从头开始，这就不难理解剃发易服之令在亡国之民中掀起怎样一番震动。但这种震动更多集中在剃发与冠帽这些极具汉族象征意义的内容，而民间流行的帽子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并且形成了明清相承的局面。
最为常见的便帽有以下几种：
六合帽 又称“小帽”或六合一统帽、秋帽、西瓜皮帽。此帽沿袭明式六合一统帽。帽作瓜棱形圆顶，用六片罗帛拼成，后又流行圆平顶。帽胎分软、硬二式，材料有黑缎、纱，多用于市民百姓，相传为明太祖所制。《枣林杂俎》记载：“清时小帽，俗呼‘瓜皮帽’，不知其来已久矣。瓜皮帽或即六合巾，明太祖所制，在四方平定巾之前。”即取“六合一统”之意。六合一统帽可以说是明代平民阶层使用时间最长、最普遍的一款首服，贯穿明代始终。清代帽子使用范围更广，但由于没有发髻，帽子高度大幅下降。清式的小帽与明式的不同在于：清帽檐有锦沿，锦沿上富贵人等常镶嵌明珠、宝石，除此之外，帽顶也常用红绒结顶，顶后还要垂缦尺余。
毡帽 是民间穿戴较多的帽式之一，主要有农民及市贩劳动者所戴和官宦士人家居时所戴两种。平民所戴款式多为半圆形平顶或半圆锥状顶，而士大夫所戴的则是在这两种式样上加金线蟠缀成各种花样。由于北方寒冷，多在毡帽中加入皮毛。
风帽 是清代男女老幼都喜欢的御寒首服，有夹的、棉的和皮的。风帽多以绸缎或呢为料，颜色类似观音大士所戴的，所以也有“观音兜”之称。风帽的形式有长有短，短只及肩，长可达脚踝，长风帽与披风的区别只在有无帽。
狗头戴 是孩童的防寒帽。因左右有两个类似于狗耳朵的掩耳装饰，所以叫“狗头戴”。
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起草《讨满洲檄》，列数清王朝的种种罪恶，其中一条就是：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系，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革命党号召百姓剪辫，但仍有许多人恋恋不舍，于是革命军只得在大街小巷强迫行人剪辫子，成为时代一景。民国政府规定的新礼服标准是：男子大礼服为西服，带高而平顶的有檐帽子。常礼服为西服，带低而有檐的圆顶帽子。冬天用黑色毛呢，夏天用白色丝葛。
民国期间，民间的帽子更为多样化，有红缨帽、软缎圆形枣顶硬身礼帽，软缎圆形枣顶软身礼帽，农民戴毡帽、皮棉帽、尖草帽，商儒戴瓜皮帽、凉帽。一般士绅所戴瓜皮帽为黑缎子质地，俗称“帽塔”。
尽管古代的冠弁、巾帻、幞头之类的帽式早已不复存在，但以帽子为载体产生的帽子文化却并未随之消亡，反而成为现代人的一种集体记忆被不断地加以传播。比如“乌纱帽”就成为中国官僚文化的象征，而“绿帽子”则不断被演绎为一种爱情与婚姻中的背叛，“戴高帽”也被赋予人文的内涵，并成为民间文化中的常用语汇。
现代社会中，帽子可以说在向历史的“反方向”发展，不再是地位、权力和象征，而成为一种装饰品和防暑御寒的工具，戴一顶新潮的帽子成为时尚女性的一种追求美的体现，男人反而很少戴帽。
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出土的人面纹彩陶盆上的人形图案头顶就有鱼尾型尖帽。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高冠人形玉佩饰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石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骨笄汉代的武弁，甘肃省武威磨咀子出土。
唐代《凌烟阁功臣图》部分拓本中，右一人头戴进贤冠，左一人头戴北朝漆纱笼冠，中间一人头戴幞头。
戴夏朝冠、穿夏朝服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