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风灾记录共计36次,其中西汉15次,东汉21次。最早的一次风灾记录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年)的四月,“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砂石,昼晦”。这次大风吹折了树木,把房顶都掀掉了,沙尘暴迷天盖地,白天变得像黑夜一样。最后一次风灾记录在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史料中风灾的危害主要是刮倒大树、吹坏建筑物等,想必对农作物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在所有风灾记录中受灾面积最大的是安帝永初二年(108年)的一次风灾,全国有包括京师洛阳在内的40个郡国遭灾。极为严重的几次风灾是: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景帝前元五年(前152年),“五月……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四月的那次风灾,大风拔树三万余枚。安帝延光元年(122年),“京师及郡国二十七雨水,大风,杀人”。还有一次风灾比较严重,是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那次风灾中,巨大的风力拔掉了十围以上的大树一百多棵,毁掉了甘泉竹宫,全国受灾面积也不小,朝廷曾为此下诏减免田租,规定:“郡国被灾十四以上,毋收田租”。
按照现代风力分级标准,力能拔树的风是10级风,叫“狂风”,风速每秒24.5—28.4米,而导致房倒屋塌的风是11级风,叫“暴风”,风速每秒28.5—32.6米。12级以上的风叫“台风”。秦汉史料中风力10级以上的风灾很多,危害巨大。
一、秦汉风灾时空分布
(一)秦汉风灾时间分布
1.秦汉风灾年际分布
秦汉时期,风灾年际分布从整体上看存在不均衡性。明显具有在一定时期内频繁发生的特征。公元103—124年间,有风灾年份11个,风灾12次,属于风灾高发期。该阶段内的公元106—109年,公元119—120年,公元122—124年,风灾连年发生。公元前32年、前30年、前28年是一个风灾小高发期。王莽时期的公元前14年、公元20、23年是一个风灾相对多发的时期。公元164、165、169年是靠得比较近的几个风灾年份。公元185、188、193年是时间上靠得比较近的风灾年份。34个风灾年份中有4个连发期共计十年份,连续发生特征不明显。有时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风灾发生。
西汉的14个风灾年份分别是:前205年、前178年、前175年、前152年、前130年、前91年、前80年、前32年、前30年、前28年、公元4年、公元14年、公元20年、公元23年。可见,风灾的年际分布相对是比较稀疏的,只是在西汉成帝初期和王莽时期风灾才相对稍多一些。
东汉时期的20个风灾年份,发生在公元93—193年长达101年的时间区内。20个风灾年份中有10个发生在公元107—124年18年的时间区间内,公元107、108、109年连续发生3年,公元113、115年隔年发生,公元119、120年连续发生两年,公元122、123、124年连续发生三年。可见,东汉风灾年际分布具有在一定时期内集中连发特征。其他10个风灾年份分布比较分散,灾年间隔短则数年,长则二三十年,这也是东汉时期风灾的一个明显特征。东汉时期风灾的再一个特征是在较长时期内无风灾年份。公元93年以前的60多年无风灾,公元193年以后的20多年无风灾,中间公元125—150年20多年无风灾。
东汉时期风灾发生最频繁的是安帝时期,19年间有10个年份发生风灾,平均1.9年就出现1个风灾年份,发生率高达53%,整个东汉时期的风灾连发年份几乎全出现这个时期,属于高连发期。
2.秦汉风灾年内分布
可见,秦汉时期风灾主要集中发生在三月、四月、五月、六月,这四个月份中,四月六月发灾可能性一样;一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发灾可能性较小,二月、九月、十一月发灾可能性最小。就风灾的季节记录来说,分布相对比较均衡。
西汉风灾主要集中发生在三、四、五、六、七月,东汉风灾主要集中在四、五、六月。西汉四季皆有风灾,东汉冬季无风灾。两汉风灾次数差别不大,东汉风灾次数稍多。
(二)秦汉风灾空间分布
秦汉时期的36次风灾记录中,23次有具体地点。秦没有风灾记录。西汉风灾区域如下:彭城(今江苏徐州),寿春(今安徽寿县),吴(吴县,今江苏苏州),江都(今江苏扬州西南),蓟(今北京),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昆阳(今河南叶县一带)。东汉风灾区域如下:京师洛阳,南阳(今河南南阳),扶风(今陕西兴平、扶风、宝鸡、陇县一带),沛国(辖今江苏沛县、丰县和安徽萧县、淮北、宿州、固镇、五河以及河南永城一带),勃海(今河北省沧州、南皮以东至海),河东(今山西省永和以南的黄河以东地区),颍川(今河南省禹县)。
可见,风灾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长江以北地区。今河南省的南阳和禹县、安徽省的寿县、江苏省的徐州市和扬州以及山西省西南部都曾经发生过风灾。不过,风灾记录较多的地区还是当时的京畿地区,即今陕西的西安以及河南的洛阳。秦汉时期,兖州、青州、并州、凉州、益州、交州、朔方没有风灾记录。东汉风灾记录京师或京都者8次,京师就是京都,指东汉国都洛阳。
就有具体地名的风灾记录来看,西汉和东汉相比:西汉风灾主要发生在东部沿海近海的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北京、陕西、河南也有过风灾。东汉风灾以京师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渤海郡,东南到沛国,南到颍川郡、南阳郡,西到河东郡、扶风郡。
从无具体地名记载的风灾记录来看,有郡国二十八大风、郡国四十大风、郡国三十三大风、郡国二十七大风、郡国十一大风、郡国三十六大风等记录,其发生范围也是很大的。
二、秦汉风灾成因
(一)现代风灾成因观点
风灾的成因很多。风是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强烈迅速流动形成大风。风的形成主要是太阳辐射、地球运动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风灾的形成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则受风灾侵袭地区经济繁荣程度、人口密度、建筑物质量等因素的制约。缅甸的风灾造成150多万人死亡或失踪,很多房屋倒塌,经济损失巨大,与风灾侵袭地区人口密度大、竹木结构的房屋不无关系。
形成风的直接原因,是气压在水平方向分布的不均匀。风受大气环流、地形、水域等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季风、地方性的海陆风、山谷风等。太阳的辐射造成地球表面受热不均,引起大气层中压力分布不均,空气沿水平方向运动形成风。
在赤道和低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大,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强,地面和大气接受的热量多、温度较高;高纬度地区太阳高度角小,日照时间短,地面和大气接受的热量少,温度低。这种高纬度与低纬度之间的温度差异,形成了南北之间的气压梯度,使空气作水平运动,风应沿水平气压梯度方向吹,即垂直于等压线从高压向低压吹。地球在自转,使空气水平运动发生偏向,所以地球大气运动除受气压梯度力外,还要受地转偏向力的影响。大气真实运动是这两力综合影响的结果。
实际上,地面风不仅受这两种力的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海洋、地形的影响,山隘和海峡能改变气流运动的方向,还能使风速增大,而丘陵、山地却因摩擦大使风速减小,孤立山峰却因海拔高使风速增大。因此,风向和风速的时空分布较为复杂。
热带海洋风暴可能会吹到纬度较高的地区。比如安徽东北部或江苏北部在西汉时就发生过大暴风。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六月,“淮南王都寿春大风,毁民室,杀人”。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风从东南来,毁市门,杀人”。这里的淮南王都城寿春就是现在安徽省寿春,而楚王都彭城即现在的江苏徐州。如此狂烈的风暴很可能就是海洋台风。
(二)秦汉风灾成因观念
秦汉时期,人们对风灾成因的认识主要是在天人感应观念的支配下,认为风灾是由于人类的某些不当行为造成的。如认为风灾是由皇帝心胸不够宽大,不能包容臣下所导致的。《汉书·五行志》引《尚书·洪范》传文说:“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厥罚恒风,厥极凶短折。”《五行志》解释说:“思心之不睿,是谓不圣。”思心者,心思虑也;睿,宽也。孔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言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故其罚常风也。
京房《易传》则更为详细地罗列了引发风灾的种种人类行为。认为“至德乃潜”、“政悖德隐”、“守义不进”、“臣易上政”、“赋敛不理”、“辟不思道利”、“公常于利”、“弃正作淫”、“侯不朝”,即道德品质非常高尚的人不能为国家所用,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坚守正义的人得不到升迁,大臣越权,乱征赋税,提拔官员不考虑公平正义和国家利益,过分追求“利”,抛弃正道而行为淫乐,诸侯谋反等等,都会引发风灾。《汉书·五行志》常将风灾的记载附以诸侯王谋反之事。如其中一条记录为:文帝五年,“吴暴风雨,坏城官府民室。时吴王濞谋为逆乱,天戒数见,终不改寤,后卒诛灭”。
当然,这些看法是不科学的,但在那个时代,这些观点对于约束统治者的行为有所裨益,还是有一定进步作用的。
三、秦汉风灾防救
秦汉风灾的应对措施较少,仅有两类,其中一类是薄征,似乎只有1次: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大风,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围以上。”朝廷下令:“郡国被灾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另外一类是免三公,共有两次。一次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四月,“大风,雨雹。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五月,太尉闻人袭罢,司空许栩免”。另一次是献帝初平四年(193年)六月,“扶风大风,雨雹。华山崩裂。太尉周忠免”。这两次免官并非单纯是因为风灾,还有其他因素在内。
汉代应对风灾的措施如此之少,主要原因可能是风灾的危害与水、旱、震、蝗相比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