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进城》 文陈仓
选自《花城》（双月刊）2012年第6期
【作者简介】 陈仓：中国作协会员，陕西丹凤县人，就职于上海《青年报》。出版《流浪无罪》《诗上海》《艾的门》，60首诗歌入选《同济大学通识教育教材·诗歌读本》，作品多次入选年度选本。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
接农民父亲进城，这是2012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一场革命。
父亲出生于农历1938年5月2日，一直生活在陕西省一个叫塔尔坪的村子，我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为偏僻的山区。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可以说明父亲进城的特殊之处：第一，他是农民，最最纯正的中国农民，一日三餐吃的、喝的，全是自己一手种出来的；第二，他是文盲，虽然在地主崽子时代读过两年私塾，经过几十年原始的农村生活，已经变得大字不识了；第三，他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没有任何电器与机械，这个村子至今没有手机信号，可以这么说，他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第四，他从来没有进过城，曾经路过一个县城，他把县城叫做“大屋场”，没有任何过夜的经历，所以他不知道什么是电梯，什么是抽水马桶，甚至不知道煤气灶，他过着的生活与他心中储存的信息，绝对与一个现代人是格格不入的；第五，父亲耳朵彻底聋了，眼睛也花了，牙齿掉得一颗也没有了，而且他只会一种语言，那就是陕南方言的一种，懂这种方言的人，只有一个叫石门镇的几百口人，随便举个例子：“瞎得着”，你不要以为与眼睛有关，其实就是自我埋怨“完蛋了”。
《百年孤独》里说，有一个死去的亲人埋在这片土地，就算是故乡了。但我却以为，是有一个至亲之人，长期生活在身边，一起吃饭，一起睡觉，这便是故乡了。所以在异地他乡，年年都有接父亲进城的动议，就是想让父亲把故乡带到一千三百公里之外。虽然父亲也是天天盼儿，但是故土对他而言，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了，让他离开故土等于要割他的肉。每次他都会以“要喂猪”，或者是“麦子黄了”为借口，而不能动身。
父亲近年身体异常糟糕，不是腰痛，就是腿肿，刚刚还在砍柴的时候，从悬崖上摔下去了。我害怕起来，如果有一天，他突然不在了，至死也不知道流着他血脉的儿子，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比如上海楼高，他一辈子只见过双层的戏台，无法想象一百层高楼的模样；比如上海人多，他一辈子遇到的人也许不到两三万，无法想象这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人多到什么程度；比如上海有钱，他一辈子赚的钱，包括带给他的一点好烟好酒，他在小卖部里换的，还有哥哥出车祸时得到的八百块赔偿，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几万块，他根本不能相信，这仅仅值上海中环左右一平方米房子。如果在他有生之年，连他儿子住着什么，吃着什么，玩着什么，干着什么，统统都一无所知的话，那将是我多么大的遗憾与心痛。
突然接到姐姐的通知，父亲死活不愿意出山。接到父亲不来的消息，我十分恼火，我真的不知道，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有什么比与儿子一起过年更重要的事情。父亲的理由还是一样，开春了，天暖了，砍了一些木头，要点香菇；还有马上要给麦子锄草了，几亩坡地要种土豆了，等等。我让姐姐传话：一是告诉他，机票花了很多钱，不能退，不能延期，如果不坐的话，就是废纸一张了，等于父亲十年的地白种了。父亲一生生活节俭到了极点，就连撒泡尿吧，也要撒在自己家的玉米棵子底下。二是说我非常想他，房子已经装修了，儿子在上海安家了，儿子的家就是他的家，他凭什么不来看看他的家呢？三是他不来了，说明他根本不想儿子，那儿子也没必要整天牵肠挂肚的，儿子就可以安心地待在上海，一辈子再也不回那个小村子了。有点要与父亲断绝关系的意思。
别说一辈子，就是一年两年不回去，还不知道父亲会干出什么事情来。说不定，真爬到秦岭头上，朝山外张望儿子。最后通牒还是有效果的：他老泪纵横地决定，要来上海。但是初三晚上，当我与爱人双双飞到西安，姐姐再次传话（每传一次话，都得跑几十里路，赶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说是故乡在下大雪，已经把几条路都封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出山。我真是又急又气：哪怕就是步行，也得走出大山，走到西安！
其实大雪是真下了，但是为了钱，班车安上防滑链，就可以走盘山公路。说是大雪封山，不过是父亲的一个借口。正月初四早上，姐姐便把父亲送到了西安城，送到了我的身边。虽然需要使劲地大喊大叫才能让他听见，但是毕竟可以与父亲面对面交流了。等我一声“爹”喊出口，我们父子都哭了。
父亲住在长江源头的深山老林，如今要来长江之尾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他就像一滴水，先渗出一条小溪，进入一条至今都没有名字的小河，然后再并入丹江，流入汉江，汇入长江，抵达东海。2012年春节期间，父亲终于进城了，由此产生的震动，不亚于滚滚长江所掀起的波浪。说实在的，父亲进城其实就是一场革命，既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
1.文盲的理解
父亲到西安后，我带着他准备先旅游一下，也是为了做一个过渡，适应适应城市的生活，毕竟西安比起上海来说，在商业与交通方面，还是简单与单纯得多。
我们出门没有打出租，而是带着他去大街上乘坐公交车，这可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出宾馆的门，我就感觉到了无限的吃力，因为在他单线条的眼中，根本没有任何的交通标志，就连基本的红绿灯，他也以为是城市里的一个装饰，甚至他对装饰什么也不明白，整个城市的一点一滴对他来说，都是无意识的，无任何意义的。
我们住在北大街，就在北门里边不远，这里的路还算宽阔而笔直，行人也相对规矩一些，这一切都是为父亲考虑的，希望让他进城后，遇到的尽量都是一些直线条、有秩序的生活。
但是一来到街上，他就不知道如何办了。我说这是斑马线，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但是对着他的耳朵喊了半天，半条街的人都听到了，他也听见了，但唯独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过马路。他照样我行我素，从街上最中心的地方穿过，像是走在田间小径上，欣赏着四周的玉米林。当我们遭遇到红绿灯时，我告诉他红灯停绿灯行，但是解释了半天，他还是一次次地堵在人家急驰的车头上。因为他这一辈子，只用过十五瓦的灯泡子，只看到过红太阳与蓝月亮，根本就没有碰到过如此多、如此光怪陆离的光线，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才是红绿灯。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与爱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一步也不放松地走着。当我们爬上一辆公交车，人流涌动，场景复杂。还好，他在大山里时，采摘野果，挖药砍柴，已经熟练于攀援，于是很自然地、很稳当地，扶住了头顶的把手。
接下来碰到了两个让我头痛的小动作，第一个是抢座：有空位子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要坐下来，他以为每一个座位都是别人的。哪怕这个座位离他最近，也让人给抢走了，他仍然抖着双腿，摇摆在公交车上。不管这是无知，还是谦让，结果却是文明的，与城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换乘前往大雁塔的另外一辆公交车时，我急急地把他按在座位上，然后再折身又抢了一个座位，这时他竟然张着嘴巴，在座位上不安心地挪动着，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站着的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车行了几站，当爱人把自己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又让给了一位白发老太太，自己仍然站着、在人堆里挤着时，父亲更是迷茫到了极点，他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第二个是接触：父亲在拥挤的人群中，总会把手无意中搭在别人的腰间，其实他只是想扶一扶，但是这是多么危险的动作啊。第一次他搭着一个男人，我觉得没有提醒的必要，因为这个男人回过头，看到一只粗糙的老手时，就没有表情地忍受了。但是接下来却是一个美丽优雅的少妇，她的腰身浑圆而不失线条，即使包裹着厚厚的衣服，里边的皮肉依然可以透射着迷人的光芒。在一摇晃中，父亲却毫无顾忌地，把他的手搭了上去，而且是死死地搭着，我明显可以看出，在公交车的颠簸中，他的手指或深或浅地陷了进去。我赶紧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爹，你的手。他是聋子，当然没有听见，依然在美少妇的腰间晃荡。我生怕人家会折过身，给父亲一个耳光，提心吊胆地腾出一只手，把他的手拉开了。但是随着公交一晃荡，他的手又扶上去了，而且比前一次更加深入。我在此以一棵庄稼的名义声明：作为一个单纯的农民，而且是一个没有多少心力的老人，他的手是干净的，指挥他手的心脏，也是干净的，他没有任何想揩油的想法存在。感谢上帝，整个半小时的行程，这个美少妇都没有回头，露出任何指责的态度，也许她早就习惯了公交车上的生活，也许她在上车的那一时刻起，早就知道攀扶着她的，是一位古稀的与父亲相仿的老人，甚至她还故意稳稳地站着，让老人扶着，我们不排除人类存在着如此美好的心思。
带父亲旅游的两个景点，是大雁塔与陕西历史博物馆。对于前者，父亲是知道的，唐僧的名气因为《西游记》这部伟大的著作，而闻名于乡野，已经超出了书本与文化的范畴，就是父亲这样的纯文盲，也是清楚的。不过，在登大雁塔的时候，父亲一直跑在前边，一点也不觉得气喘与劳累，倒是我这等城市人，不但身体吃不消，而且大脑也十分疲倦，总想从这个伟大的建筑中，寻找到某种超乎寻常的思考。
在登上七层高塔时，问父亲这里好看吗？他一语惊人，他说：这不就是爬山吗？仔细想一想，父亲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体验中的哲学家，如果抛开历史的附着与人文的支撑，独立看这座塔、登这座塔，这与登山有什么差别呢？一生被困于山中的父亲，时时刻刻不都在向高处登临吗？难道他每一次爬山，除了背回一些山货之外，都要思考登高的意义吗？
对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我们选择旅游的目的，说实在的，不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爱人，想让土生土长的上海爱人，通过对陕西悠久历史的观瞻，来增加对我这个浅薄之人的敬畏。但是，进入博物馆内，感受最深的，依然是父亲。因为这些瓶瓶罐罐，我们已经看惯了，而且无论是青铜器，还是铜车马，我们衡量的标准，就是它们现在价值几何。
在一只唐朝的白瓷器前，我与爱人议论，现在的市场价格，应该有上千万之高，如果自己家里有这样一件东西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它卖掉，然后购置一套房子，来改善一下并不宽展的生存环境。父亲并没有听见我们的议论，但是他却自言自语地问：这瓶子有么子用呀？！我想告诉他这瓶子真正的价值，但是我还是遵照一般的规律，告诉他：这瓶子摆着玩的，或者也可以插花。父亲并不驳斥，又来到一只纯金的大碗前说，这个有点用处，起码可以拿来吃饭。其实他哪里知道，这只碗再过一千年，也无法回归本意——用来盛饭。
通过一整天的闲走，父亲对城市生活还是一无所知，但是对基本常识似乎有所领悟了。比如说不能当着人挖鼻孔，比如说不能向光滑的大街上吐痰，比如说不能随手把垃圾扔出去。在当天晚上，我们去北大街溜达，我远远地扔出去的餐巾纸，飘到了垃圾筒之外，让我羞愧的是，在一群人当中，是父亲跑过去捡了起来。这些只有城市才有的细节，他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接纳了。在教父亲生活习惯的同时，父亲有意无意中，也改变了我对事物固有的认识。面对一个无知的、无欲的、纯洁的老人，我似乎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2.零食的寂寞
在西安等待出发的几个小时里，我抽空出去见了一些朋友。这之间，爱人独自看管着父亲，因为怕出意外，爱人决定除了吃饭之外，一律让他待在宾馆里，不得出门。他们其中的一顿饭，是在钟楼旁边的同盛祥吃的，这里是羊肉泡馍的经典老店，应该算是最纯正的陕西小吃了。
在我没有在场的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了我的意料。父亲是第一次吃这种外来的食物，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因为他一生中的食谱，我足可以背出来：早餐是糊汤（有时候会加一些土豆、红薯，或者红小豆），午餐基本是面条（有时候是手擀面，或者是挂面），晚餐基本是馒头再加糊汤，而一年四季都有的菜，是腌白菜、土豆丝、腊猪肉，春天会有一些野菜，夏天会有一些青菜，秋天会有一些西红柿，冬天就只有萝卜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磨一些豆腐、长一些豆芽。除此之外我再也想象不到别的蔬菜与食物了。
父亲坐在同盛祥里，当服务人员给了一个大白碗，又给了两个烧饼后，他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用餐了。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饼掰碎，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爱人说，你就照着我做吧，于是爱人掰一下，他就掰一下，爱人拌一下，他就拌一下，爱人吃一个糖蒜，他就吃一个糖蒜，他尽量与爱人的动作保持一致。好像这不是吃饭，而是做体操一般。
我能理解父亲的感受。那是十几年前，我还在《爱人》杂志工作的时候，按说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比起父亲来说，应该懂得很多了吧。但是有一次，一帮同事中午出去吃羊肉泡馍，因为是别人埋单，所以我过意不去，执意要做点什么。吃完了后，同事说，那就买点蓝箭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包分给他们，看到一帮女人一人一片，扔进嘴里嚼着，而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动嘴，我便无所适从了。我便问：蓝箭男人能吃吗？她们众口一词：这是女人专用。我心想，这可能与卫生巾是同类的东西，于是没有敢动。下午的时候，一帮女人一齐哈哈大笑起来，问她们笑什么？才知道我上了无知的当。
不过父亲比我厉害得多，从同盛祥回到宾馆后，他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树皮树根，甚至是石粉子，父亲都吃过的。但是从来没有敢对河里的小鱼小虾下过手。也许父亲觉得，连羊肉泡馍这种混沌不清的东西，都有如此大的名气，有如此多的人敢吃，天下就没有什么不敢尝试了。趁着爱人休息，他便把我们随身带着的行李，一点一点翻了个遍，一边翻一边吃。果然，他还真吃了许多他一辈子没有吃过的小东西，比如说葡萄干、巧克力、奶糖、开心果。等爱人醒来时，发现他正在啃着一包牛肉干。这所有的小零食，他都是平生第一次享用，他一边吃一边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爱人问他好吃吗？他回答：真好吃。为了怕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翻出来，比方药品或者化妆品，还有一些干燥剂之类的，也吃进了他贫乏了几十年的胃，爱人就把所有的零食，都分成小包，然后交给他，装在身上。
父亲从此开始，嘴里便不再空洞了，总是被零食充实着。第一天到西安的时候，他吃下了一碗稀饭，竟然还吃了七个肉包子，等第二天的时候，竟然连三个包子也很勉强了。随后，他来到上海，无论在岳母家，还是在我的家里，他都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翻出各种各样的零食来。他并不装进口袋，而是各尝那么一点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吃零食的频率开始减少，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这些小东西很贵，还是另有别的原因。但是在他感觉太急人(无聊)的时候，经常一边唠叨着，一边掏出一块糖果，花半天的时间，反复地辨认着包装纸，然后再花半天的时间，把糖纸撕开，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来把一个小零食消灭掉。
有一次，当爱人又从外边给他准备了一堆的零食时，他拿出一袋“小馒头”，开始低着头眯着眼睛，辨认着包装上的文字，他自言自语地说：“小，头”。然后又拿出一包蔬菜饼干，自言自语地辨认着：“元小饼”。爱人听到了，连忙跑过去，发现第二包零食的全称是“菜元小饼”，就问他前边还有一个字怎么认？他摇摇头。他之所以认得后边三个字，是因为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元”字，“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排行，至于“小”与“饼”，他是怎么认识的，就再也无从知晓了，也许他一生就是一个“小”人物吧，而“饼”对他来说，是他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
开始的时候，父亲也许是好奇，所以才不停地吃着这些小玩意，这是食品表面存在的意义。但是后来，父亲或许是为了用这种小零食，来填充内心的空洞与无着，这才是零食的内在的意义吧。
父亲因为耳朵的问题，不能看电视；因为不识字，不能看书读报；因为不熟悉城市生活，他不能独自出门，去逛街逛公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给他找到在城市里取乐的方式。虽然他的牙齿是假的，他的胃口也十分不好，但是他恐怕只剩下吃了，只有吃是天性的，是可以一直伴随着生命的，是他唯一可以力所能及的寄托方式了。他到城市才刚刚几天，已经太寂寞、太陌生、太不适应，已经开始唠叨着，想回家了。
现在每每看着他嘴里含着糖果或者牛肉干，望着窗外奔驰的火车，或者斜躺在沙发上睡去，我的心就十分难过。
我为找不到留住父亲的方法而苦恼。留不住父亲，也就意味着，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我还没有找到让自己灵魂扎根的生活方式。
3.后背的孤独
在陕西老家，左一条小河，右一条小溪，随便在地下一挖，便会汩汩地流出清泉来，这里不像陕北，是不缺水的，也不缺少烧水的柴禾。但是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老家的人都不太洗澡。我在故乡生活了好多年，天天一身汗，日日两脚泥，但是洗澡的次数，数也能数清，一是每学期入学前洗一次，然后就是大年三十再洗一次，那些不上学、不嫁娶的人，除了每年夏天晚上，偷偷地跑到小河里泡一泡之外，真正烧开水洗澡每年也就那么一次。
在上海出发前，我与爱人已经谋划好了，包括棉袄、毛衣、线衣、内裤、袜子、围巾，等等，统统重新购买了一套新的，接到父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放在水里，好好地给他泡一泡。接到父亲后，我靠近他闻了闻，却并没有闻到想象中的什么异味，才知道他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已经破例在家里烧水洗过了，换上了一套虽然有些破旧，但是却搓洗干净的衣服，可想而知，父亲把这次出山，看得是多么的神圣。
虽然没有什么异味，但是换新装备之前，我们还是打开宾馆的水龙头，调好水温，把父亲关进去，让他冲洗一下，起码可以解乏吧。
在父亲洗澡的时候，我与一帮人在外边聊天。听着卫生间流水的声音，我心想父亲第一次站在瀑布一样的水龙头下，一定是十分好奇的。他应该撩着温暖的水雾，搓过自己的身体，浸泡着自己的心灵。卫生间的水就这样哗哗地流着，过了一杯茶的工夫，我打开卫生间，想看看父亲，但是面前的场景，让我十分意外。此时的父亲，并非天下所有人想象的那样赤条条的，他衣服严整，只是挽着裤腿，赤着双脚，像是在小溪里蹚水一般。
我走上前，对他说，脱掉衣服吧。父亲不好意思地看了看我，脱掉了上衣后，便不再动了。我又说，继续脱，他迟疑着，低着头，又脱掉了裤子，留下一条内裤。我说，我们都是男人，而且我是你儿子，这里又没有别人，也没有女人，怕什么？不脱干净，怎么洗澡呀？无论怎么劝说，他硬是死活不脱了。我便强行要去扒他，他却躲来躲去。强攻不行，只能智取了，我说，你是不是害羞？那这样吧，我把灯关掉，黑灯瞎火地脱吧。父亲同意了我的建议，当听到他窸窸窣窣的脱衣声后，我一下子把灯打开了。父亲吓得不轻，险些摔倒在地，赶紧紧紧地夹着双腿，匆匆忙忙地坐到浴盆里去了。
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裸体。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去世多年的母亲，恐怕也没有完全看到过的裸体，我心里说不清的喜悦与纯净。我对他说，好好地打一打肥皂，搓一搓吧，然后笑着拉上了卫生间的门。
回到上海后，父亲在家里洗澡时，他还不会用热水器，也不会调节水的温度。更重要的是母亲去世后的三十年中，他最为孤单的就是后背了。内心孤单的时候，还可以想想远方的儿子，或者是面对鸡鸭猪狗，唠叨一下，得以排解。但是后背，除了他人，永远是自己摸不到的一个地方。这一点，相信所有孤单的人，都会有许多体会的吧。
我要给父亲搓一搓背。这一次，父亲虽然依然夹着双腿，把自己的下身深深地藏在水中，但却配合得多了。在父亲的后背心，确实如我想象的一样，结了厚厚的一层硬痂，是汗水长期湿了干，干了湿后，留下的一块污垢。一个人到底有多孤单，你只要搓一搓他的后背心，就一目了然了。
在给父亲搓去孤单的同时，我细细地打量了父亲的身体，他的肩头由于扛过太多的重量，已经结了茧，他的脖子由于长期暴晒，已经成了褐黑色，他的胸骨一根根隆起，显得那么触目惊心，还有腹部、腰部、腿部，几乎是全身，到处布满了苍白的伤疤，这都是他穿越于山林之中留下的痕迹。我与父亲相比，受到的磨难与苦痛，就像一瓶水里的一滴。就这样，我展开自己的双手，也能数出二十多个疤痕。
现在，你就可以想象，在我父亲的身体上，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案了。这里边，有的是挖药时树枝刮的，有的是打柴时刀子砍的，有的是做木匠活时刨子推的，有的是翻地时铣子铲的，有的是被庄稼茬子扎的。在父亲的身上，简直就是用各种各样的生活工具，雕刻而成的一幅人生地图。
4.小小的远方
父亲唯一坐过的交通工具，便是拖拉机了。除此之外，他一生的路，都是靠着双脚行走的。这次接父亲进城，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便是坐飞机。
因为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在地里干活，如果父亲抬起头对着天空发呆时，那肯定是有飞机从天空飞过。对一个从没有走出大山的农民来说，这就是远方的全部内涵了。前几年，父亲身体开始滑坡，总有些日落西山的兆头，我当时还没有能力让父亲坐一次飞机，所以就想带他去咸阳机场看一看飞机。但是刚一出发，还没有走出小镇，他就恶心呕吐，看飞机的愿望落空了。虽然他表示已很满足，但是我觉得，应该让他在有生之年，坐一次飞机，从天空飞过，成为别人抬起头的亮点，让他成为别人的一次远方。
对于这趟航班，我们提前是做了挑选的：第一，这一天的天气首先应该是晴天，不然坐飞机还不如坐拖拉机有趣；第二，飞行过程不能在夜晚，不然就只能看到星星而看不见脚下的土地；第三，必须是靠着窗子的座位，而且窗外不能是飞机的大翅膀。前两项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而唯独第三项，当我们赶到机场后，偏偏遇到困难，仅剩下的三个位子都在不同的位置，而且没有一个是靠窗子的。好在登上飞机后，靠窗子的位置坐着一位儒雅的男士，我仅仅说出“父亲是第一次”几个字后，他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微笑着说：没问题。
登机的所有手续，都是我帮着父亲办理的，这之中发生了几个小花絮，不得不说出来听听，这样你才能真实地理解，什么是小鸟的第一次飞翔。
第一个花絮是，在办理登机牌时，我们把在西安购买的两箱红枣、核桃等特产，与一些日用品统统地托运之后，就空着手进了候机楼。在登上飞机的时候，父亲很着急地问我：“箱子哪里去了？”我装作慌张的样子说：“唉呀，丢掉了，怎么办啊？”看着父亲很害怕的样子，我只好实话实说，行李有人帮我们搬上了飞机，就在屁股底下。第二个花絮是，在安检的时候，我突然问父亲，你身上是不是装着打火机？这是要没收的。父亲赶紧掏出打火机，狡猾地说：“那我藏到鞋子里去吧。”说着，真准备把打火机塞进鞋子。鞋子里边，是山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他们每走一步，就能感觉到东西是不是还在。父亲从我与爱人的大笑中，似乎看出了点什么。根据安检人员的提示，父亲乖乖地把打火机扔掉了。但是当父亲通过安检门的时候，报警系统还是叫了起来，有人立马走上来问，裤袋里是不是装有钥匙？胸口里是不是装有烟斗？这一问，父亲就傻掉了，他到现在可能还不明白，是谁发现了他的隐秘？第三个花絮是，空姐让系安全带，他竟然说：“不要系了，我不怕的。”害得空姐一时迟疑了，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只好解围说：“我来吧。”才把父亲老老实实地捆在座位上。第四个花絮是，父亲说是想上茅坑，我正想让他体验一下在天空催雨的气势，于是把他拖进了飞机后边的小房子，父亲站了半天，却一滴尿也没有。我以为他无尿可撒，他却说：“急死人了，但我真尿了，落下去，不就尿到人家头上了吗？”所以他只好憋着。至今我也不知道，这空中厕所的大小便，是怎么处理的，所以我也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
从咸阳机场起飞后，飞机拍打着翅膀，就冲上了天空。这一次天气绝佳，地面上的景物虽然变小了，但是正如一张地图一样，那么清晰可见。父亲看到地面上的人流，第一句话是“跟蚂蚁一样”。随着飞机向前，窗外清清楚楚地映现出了脚下的群山，群山上覆盖着一层白雪。父亲问我，这是什么山？因为刚刚拜访过长安城里的大作家方英文先生，在他的书房里可以看到层峦叠嶂的秦岭，以及秦岭顶上的山岚与白雪，所以我知道，这身下正是秦岭。于是告诉父亲，这是秦岭，我们家就在秦岭山中，过去的几十年，他就在身下的山中，种庄稼，养畜牲，看飞机，想儿子。一会儿，我们将从自己家的上空飞过。
父亲本来已经有些晕机，听我这么一说，他立马打起精神，直直地朝窗外看着。他说，他想看看自家的房子，自家的几亩地，还有，说不定还能看见邻居家的那条可恶的老黄狗。虽然窗外的江河大树，随着飞机的拉升，慢慢地被距离忽略掉了，除了山头与白雪，什么也看不清了，连蚂蚁也不是了，父亲还是一直坚守着，直到整个行程。
下飞机的时候，我问父亲看到什么没有。父亲说：“没看到，不过，老家的人肯定看到了。”我知道，老家人看到的，只是指头蛋子大小的一个亮点，一个指头蛋子大小的远方。
在这小小的远方之间，却有父老乡亲。
5.父亲看海
父亲来到上海后，唯一主动提出的要求，便是去看海。因为故乡的山最多，水最少，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他对我说，临走时，乡亲们告诉他，到上海后一定要去看看海。他们或者还不知道上海在哪个方位，更不知道上海出名的是高楼，但是他们从上海这个名字中，很浅显地看出了，这是一个有海的城市。而且，无论是留守在镇上的农民，还是已经走出小镇，成了县上有头有脸的国家干部，一生下来就在山上，从此天天看着山，有时候撒尿拉屎，也得爬到山包上去，真正看到海的人却相当有限。据我了解，也就几个人而已。从这种角度看，带父亲看海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清早，我便开着车，向东海大桥方向行驶。一路上，父亲一直在问，还有多远？能看得出他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一度迷路了，父亲就着急地看着我，还不停地鼓励我。离目的地还有五公里的时候，汽车却一下子爆胎了，这是我开车十几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父亲非常内疚地说，要么不去了？备用胎也是坏的，我一时束手无策了，但还是安慰他说，不要紧的。然后自己爬到车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勉强开着车，慢慢地移动了几公里，在修理厂换了胎，重新走上高速路。重重磨难之后的父亲，心情便格外的开朗。
东海大桥起始于芦潮港，南跨杭州湾北部海域，直达洋山港。当我把车开上单程近四十公里的东海大桥时，父亲的目光一下子被白茫茫的大海吸引住了，他不停地把头伸出去，向远处张望。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海有没有边”。我想告诉他，海也是有边的，不过已经相当遥远。但是怕这影响了他对大海的理解，因为在他的心目中，根本没有遥远的概念，几百公里对他来说，已经相当遥远了。所以我回答他说“海是没有边的”。
东海大桥全程不能停车，为了让父亲能够静静地看清楚，我不顾违章，把车停在大桥边，巡逻的警察赶过来的时候，我声称自己的车出毛病了，要下车查看一下。父亲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爬在栏杆上，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他的嘴张开了。几个警察也许信了，也许看出一个农民对海的渴望，便抛下我们走掉了。
当车不停地向海的深处开去，格外地超出了父亲的想象。在洋山深水港的小岛上，凝视着脚下的大海时，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这里是上海，什么地方是下海？”我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在父亲的心目中，儿子如大海一般超出了他的视线，所以不回答他的问题，在他看来，就是对他的不尊重，或者是轻慢。于是我说，只有上海，没有下海，不过这里叫东海，其他地方还有南海、黄海等，父亲似懂非懂地沉默了。在接下来的拍照中，有一只小渔船靠近了小岛，父亲说，一定要拍一张，拿回家去。原来，他心目中的海，并不是以水的多少来衡量的，而是以有没有扬帆的船为标准。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意，于是把车开到一个小岛的顶端，这时展现在他眼前的，都是巨大无比的轮船，在轰鸣着进港出港。父亲的眼睛一下子放光了，主动摆好了一个姿势，让我为他留影。其实父亲是对的，海之所以是海，是因为它用自己的博大载起了船。
为了让父亲能够亲近大海，我们一起从岩上，慢慢地爬了下去，一直来到能够摸到海水的地方。我告诉父亲，我们村子里下的雨水、小溪里的河水、他流的汗水与尿水，都流到这里来了，中国很多地方的水，也流到这里来了。父亲显得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我家门前的那条时隐时现、时干时汪的小河，竟然能够走这么远的路，竟然能够跑到这么大而无边的海里来。
他用手摸了摸海水说，那就是说，我们那里一发洪水，海水也会涨起来的。我表示了同意。然后他又抛出了第三个问题，他问我，家里的水流到海里来了，那海里的水流到哪里去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追求上进的、渴望知识的小学生，也许这个问题并不难以回答。但是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海一样，自然生成的人，他希望得到的，绝对不是知识，也不是科学，而是浅显而直观的道理。
我回答他，这里的水，不再走了。父亲再一次表示出一脸似懂非懂的沉默。我知道他由此产生出一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便是：如果海里的水不流了，这海怎么能装得下从小河里日夜流来的水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做解释，他要的，以及他能承受的，而且对他而言，最为正确的答案，就只有这个。所有的水流到海里后，就结束了，不再奔波了。
看海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向父亲澄清一个事实：东海的水太浑浊了！这不是大海的真实内容。不像青岛、大连、厦门那里的海，甚至是马尔代夫的海，除了无边的波涛之外，还有海纯蓝的心境，更有海柔绵的沙滩。我不知道这里的海过去是什么样子，但是现在却是看不到底的，看不见鱼，看不到云影。可以说，这里的海不是父亲想看的海；可以说，父亲其实根本没有看到真正的海！为了留住父亲内心的那一份美好，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戳穿东海的面目。
看完海返回的路上，他还问我，这桥有多长？我告诉他，来回近八十公里。他只是感叹，真长啊，可以从家里一直铺到县城了。故乡离县城的距离，只有五十公里，这之中要翻过好几座大山，全是在悬崖上行走的盘山公路。父亲没有问，这么长的桥是如何修到海里的，是有他的逻辑的。在驶过大桥看过大海之后，他会不会在想，在封闭的村子修一座大桥，一下连接到县城，甚至连接到更远的山外，该有多好啊。
而现在的桥呢？只能在他时时牵挂的心中存在了。
6.上楼与蹲坑
农村的原始生活，与城市的机械化生活，对于父亲来说有差别的话，最大的差别便在于上楼与蹲坑了。
在生活之中有些东西是可以选择的，比如手机，你可以选择不用；比如汽车，你可以选择步行。但有些生活方式你无法选择，只能如此。在城市里，随着楼越盖越高，你如果不乘电梯的话，你就无法上楼，虽然每一座楼都有安全通道，但是十有八九因被遗忘而堵塞了。在城市里，还有上厕所，你不能像农村一样，随便找个坑蹲一蹲，找一棵树撒一撒，就把问题解决了，你必须先找到厕所，而且要坐到马桶上去。父亲到上海后，这两个问题成了他生活上最大的障碍。
首先说说乘电梯吧。前几次都是我按好电梯，再把他拉进去拉下来。发现每次乘电梯的时候，他都张着嘴，昂着头看着天花板。问他怎么了？他说，晕乎乎的。而且每次电梯开了，他都要先伸出头去，紧张地打探着。正如小品里演的那样，一个大姑娘进去，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老太太，真如时光隧道似的。这把父亲吓得不轻，生怕一下电梯，跑到外星球去了。
为了让他能够自己下楼上楼，以便于急了闷了，还可以到小区的花园里转一转，于是教他自己乘电梯，这比教他干其他的事情，要困难得多。因为他以往连简单的机械化生活，也没有什么接触，更别说虚拟的电子化了。我解释了好多遍，他还是无法把虚拟的数字与具体的楼层联系在一起，有时候我们本来就在十四层，进入电梯后他还是按了“14”，有时候我们本来就在地面，他却还是按了向下运行键。有一次，我要去办点别的事情，让他自己先上楼，但是过了半天，爱人着急地打电话说，父亲还没有到家。寻找到一楼时，他还在那里一下一下地按着，电梯则一张一关地重复着，扫地的阿姨说，他至少按了几十遍，以为他有神经病，把电梯当成游戏玩了。后来我说，我们住的这栋楼有十八层，每层对应着一个数字，每个数字就是一头毛驴，你想到哪一层，就按哪一层，这头毛驴就能把你驮到哪一层。如此解释应该够形象的了，但是父亲却更加糊涂地问：驴头在哪里？我咋没有看到？
在父亲的面前，一切都是错乱的。在他的脑海里，每一个坎，每一道弯，每一次上或者下，都是需要一脚一脚地去实施，根本容不得在头脑里通过幻想与虚构来完成。开始我还很有耐心，但是后来就沉不住气了，干脆放弃了改变他的念头。他后来悄悄地对我说，这个小房子太奇怪了，咋像变戏法似的。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对待山谷险峰的态度，变戏法一样，上山的时候按几个数字，就可以爬到顶峰，下山的时候虚拟一下高度，就可以降到深谷。这也许会引起一场坠落。
再说说上厕所吧。在老家，一般人家，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大坑，上边铺上一层木板，再挖一个窟窿，就成了厕所，老家则叫茅司。这种厕所，有许多优越的地方，也有许多不雅的地方。优越的是，在蹲坑的时候可以透风，可以看景，也有尽情发挥的场地，还有利于淘出大粪浇庄稼；不雅之处是，脚底下翻江倒海，一目了然，特别是夏季，那蛆虫爬得到处都是，看了十分恶心；在冬天时，木板上常会结冰，相当危险，稍稍不慎，就会滑入粪池。在村子里，多数人都有掉到厕所里的经历，一旦掉到厕所里就预示着不祥，掉到厕所里淹死的也大有人在，我的大伯便是其中一例。
父亲在几十年的实战中，已经充分地淡化了不雅感，适应了这种追风望月式的如厕方式。现在来到了城里，大坑没有了，那种肮脏的氛围没有了，随之取代的是屁股大的抽水马桶，和雪白洁净的墙壁与地板。父亲第一次用抽水马桶时，半天见他没有出来，我进去一看，他竟然憋得满脸通红，不敢坐，屁股悬空，一半在内，一半在外。我拍着他的肩膀安慰说，坐下去，舒舒服服地上。他勉强对准了那个小洞洞，坐下了，但是半天，还是没有拉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父亲出现便秘、腹胀的情况。我们以为是水土不服，便给他吃牛黄解毒丸与香蕉，但依然不起效果。此后几天，父亲的饭量开始逐步减少，脸色也逐步不好。我们问他，哪里不舒服吗？是不是要去医院看看。按说这里的生活，比农村好一百倍，但是他明显瘦了。我们再三问起原因，是不是不喜欢吃这里的东西？他才说，大鱼大肉的，进嘴的倒是蛮好的，只是出不来，每次看到厕所里流着矿泉水，抽水马桶比家里的瓷碗还要雪白，地板干净得可以和面切菜，这哪是茅司，简直比厨房还要好，哪能拉得出来啊。三更半夜，我常常听到开门声，也听到厕所里有人，一晚上有好多次，这是父亲在上厕所，第二天就会在厕所的地面上，发现一大滩的尿水，黄黄的，臭臭的，有时候还把抽水马桶的套子也渗湿了。问他为什么总不开灯。他只是笑笑，爱人以为他找不到开关，或者是为了省电，但我猜测，他是怕看到自己身处的环境，他要的就是黑灯瞎火，要的就是眼不见为臭。
有一次他提出一个要求，想到楼下的花丛里去转转。我以为父亲适应了城市里的浪漫生活，要去欣赏一下花花草草，但是跑到小区的花坛里，他倒像是一个贼似的，东瞅瞅西看看，最后他无奈地说：“我想找个坑。”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自从知道父亲如厕之忧后，我们再出去玩耍的时候，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寻找一些小公共厕所，因为这里环境之差，与村子里是有一比的。如果真碰到干净如厨房的厕所，必定是一些知名的大企业或者是五星级的大饭店，那就干脆让父亲去绿化带里的大树下边，或者巷子深处的某个拐角，因为这里也是出租司机的方便之处。
父亲的大小便顺畅了，不过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增加了一些农村的茅坑，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文明的进步要与生活的进步相匹配，这才是人道的。
7.相互的打击
但凡有人到上海来，我必定是推荐去东方明珠的，因为上海除了高度——水泥的高度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什么可以炫耀的了。
老家的房子，至今也就是一层大瓦房，有点高度的两层房子，还是好多年前在通往学校的路上见到的。初中时每周回家一次，要经过一个没有名字的大峡谷，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大峡谷之中，竟然有人在盖房子。因为上梁的时候会放炮，还会发一些吃的东西，所以每周回家的时候，我都期待着能碰上这个日子。但是好几周，墙越砌越高，还是没有上梁，我一问才知道，这里盖的是两层的楼房。我的目光就从对吃的期待，转移到了对高度的期待。后来果然看到了两层的楼房，那时候的羡慕之情，比初次看到金茂大厦还兴奋。这个房子，是用土坯子砌成的，顶上依然铺着瓦。所以一年多后，再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这房子已经漏水，再过两年的时候，这房子就塌掉了。现在想来，老家之所以一直保持着一层的大瓦房，而不盖两层的大瓦房，不是山里人没有志气，而是山里人早就明白了，用泥巴是垒不起那个高度的。
那个唯一的两层土房，父亲肯定是没有看到过，所以到父亲出山之前，没有看到过太高的建筑，而且根本没有在两层之上的房子里睡过觉。基于这样的背景，我在带父亲去登东方明珠之前，心里暗暗地得意：他肯定会大吃一惊的，他肯定觉得自己的儿子与东方明珠一样了不起。何况在我位于普陀区的新家里，还能清晰地看到这个扎着三个球的“大锥子”。
走进东方明珠的大厅，果然如我所料，前来登高的人，比上海任何一个地方都热闹，那长长的队伍，已经绕了好几个弯子。父亲悄悄地嘟囔：“排那么长，要不算了吧。”我说自己有熟悉的人，不会如常人一样排队。正说着，已经有人帮我们打开了特殊通道，直接通向超速电梯。我得意地看着父亲，心想儿子不仅仅与东方明珠为邻，而且还有能力打开上海高度的特殊通道，应该够牛的吧。
这一切，父亲似乎毫无反应，我心想是不是超速电梯，让父亲坐晕了头？登上东方明珠第三个球体的时候，正处于下午四点左右，太阳金色的阳光一下子把整个上海的四面八方，全部点成了金子，就是那穿城而过的黄浦江与苏州河，流动的也全是熔化的金水。看到玻璃幕墙外边的高楼大厦，我的优越感更加强烈，总以为那一座座竖起的，根本不是大楼，而是我这个儿子的纪念碑。我指着脚下的金茂大厦、指着环球金融中心，甚至那个刚刚打桩建设的上海中心，以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告诉父亲，这些楼都是一百层以上。
当我把“一百层”拖得长长的时候，父亲眼睛并没有那么吃惊地直一下。但是父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的眼睛拉直了。此时正好看到玻璃幕墙上标示着“陕西省西安市”的方向，父亲立即问我：一百层有多少丈高？跟咱家门前的山哪个更高？我没有回答父亲，他这个一生都只有一层建筑的山区农民，其实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我家门前的山是我们那里最低矮的山，即使如此那尖尖的山嘴子，如果搬到上海来，也足以把上海牛逼的天空，戳一个大大的窟窿。一开始，我就犯了个天大的错误。与山里人比什么都好，千万不要和他们比高度！
那就只能与父亲比比文化了。我带着父亲在东方明珠转了一大圈，终于找到黄浦江对面的那一排楼房，上海人叫做万国建筑群。我指着这更显低矮的、沧桑的建筑，依然用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告诉父亲说，这些房子都是西洋人盖的，全都一百年了。父亲的眼睛这一次依然没有直那么一下，他嘟囔着说，那早该拆掉翻盖了！
祖辈们移居那个叫塔尔坪的小村子，算起来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一百年了，祖先们最先居住的房子现在何存呢？其实在我们老家，人的一生也就三件大事情，盖房，成家，生子。所以，我们那里的房子，每隔几年都是要翻盖的。谁家翻盖的次数越多，那就算是本事越大了，能用青砖换掉泥砖，用琉璃瓦换掉青瓦，那更是了不起的。那些不成器的，懒得翻盖的，岁月的风风雨雨，也要替你拆掉重来的。我想告诉父亲，这些风情万种的老不死的西洋货，原来还是耻辱的象征，正因为年代久了、快要塌了，所以已经修成正果了，成了人们争相参观的风景，成了文物得到了保护。但是面对一个经历丰富、正在冲刺百年的老人，我还是把话咽到了肚子里。
我的目光一下子落在了同在黄浦江边的汤臣一品身上。这个楼盘曾经因为它超出寻常的价格，一度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成了上海人对外来朋友炫耀的砝码。我指着那几幢看上去一般般，甚至有些老土的建筑，对着父亲说，这是上海原来最贵的房子，一平方米十二万，一套房子都在一个亿左右。看父亲有点不明白，我知道问题出在度量衡上，又解释说，一平方米就是三平方尺。爱人在一旁附和着说：“已经有比这更贵的房子了。”父亲的眼睛才直了那么一点点，眼光里更多的不是吃惊，而是怀疑。
我乘胜追击地问：“爹，你现在有多少钱？”我父亲有多少钱，除了他自己可以精确到十块外，其他的人一概不知，连我姐姐也是不清楚的。盘点一下父亲的一生，好像最大的爱好，就是存钱。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有一个习惯，当他的钱达到五十、一百这样的整数时，他就会定期存在村里的信用社，如果不够整数，他要把家里的药材或者是木耳卖掉，凑一个五十或者一百再存起来。为了赚钱、存钱，父亲能吃下所有的苦与累，能想出无数的花招，其中把我们送他的烟酒兑现，还有哥哥在二十岁时，去金矿的路上翻车死亡，人家赔的八百块命钱。对于钱，父亲从来都是只进不出的，有些钱父亲估计已经存了四十多年了。所以说，在农村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村里人一致认为父亲是最有钱的人，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别人开始出门用脑子赚钱，就出现了百万富翁。
父亲回答我说：“你是我儿子，我死了，这些钱终归是你的，我就给你实说吧，五万左右吧。”我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于是又指着对面的汤臣一品说：“你这点钱只能买一尺多的房子，而且还是建筑面积，就是我们那个中环外的房子吧，也只能买六平方尺，就洗澡用的浴缸那么大个地方。”父亲的眼睛真直了，直直地看着脚下那一幢幢金房子，他不知道这房子会不会真是用金子盖出来的。
我不是报复父亲刚刚对我的打击，而是想让父亲明白一个道理，他这一辈子别总是为了存钱，就为了存那五万块，他的耳朵已经聋了，眼睛已经花了，牙齿已经掉光了，胃口已经小了，头发已经掉光了，手上全是茧子，已经没有一丁点肉了，已经花光了他一大半的生命，他所剩不多的岁月，应该歇歇了，用在花钱上了！
但是，父亲的意志并没有被上海的天价房所摧毁。他的目光又弯曲了，他对我说：“上海的五万块，哪能和我那五万块来比呀？！”确实如此，父亲的五万块，每一块都是劳动价值的体现，而上海的五万块呢？只能是对生活的一种蔑视。
8.父亲的单纯
我与父亲在上海的大街上，并肩而行的时候，爱人则在后边大笑，说是单看衣着与处事方式，基本看不出我们是父子，这种反差简直就是天地之别。但是只要看看走路的动作，就会发现我们像是系统一致的机器人，抬手投足，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许历经了岁月与水土的不同吧，所以与父亲相处的这段日子，格外让我感觉到，父亲与我，现在已经走到了两个极端：比如在父亲的眼里，只有猪马牛羊，而我的眼里全是一块块肉，在父亲的眼里只有玉米小麦与谷子，而我的眼里却是面粉与馒头，这种落差就是整个一条长江的落差。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常听到关于父亲的风言风语，牵扯到村里好几位有点姿色的女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父亲的两个镜头：一是父亲见到这帮女人时，只有嘿嘿地傻笑；二是父亲有时会出现在别人的庄稼地里，替没有靠头的女人拉牛耕地，有的是男人坐牢了，有的是男人常年卧床，有的是男人常年在外，有的是男人生性懒惰。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父亲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取悦什么，不是交易什么，完全出于道义，出于乐善好施。在我与父亲同床的那段日子，半夜三更突然发现被窝里的父亲不见了，天亮的时候又回到了被窝里。我也曾经无限地疑惑过，最后总是发现，趁着夜色他并没有其他的花头，他要么是照料出生的母牛，要么是查看干旱的庄稼。我从来没有见过，村里人也没有见过，父亲拉过别人的手，勾过别人的肩，搭过别人的背，就是男人也是如此。这样说吧，要说父亲有什么风月的话，也只能是与庄稼和牲口了。在接下来遇到的事情，再次从侧面印证，他在单纯的一边，我在复杂的一边，甚至是肮脏的一边。
当我伸手去牵父亲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地拒绝了我。要让父亲听到说话的声音，必须是对着耳朵大声地喊叫。所以无论是走在拥挤的大街上，还是在杂乱的旅游场所，看到父亲掉队了，或者发现新的景色，常常叫了好几声，他都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外出的时候想步调一致，还是相当的吃力。比如那天去海底捞吃饭，因为饭店里的服务比较独特，就连上厕所，也是上帝在上厕所，有专人给你开热水，给你递纸巾，给你涂抹护手霜。父亲在农村蹲了一辈子坑，如果有谁伺候的话，就是那只吃屎的狗，如果有辅助用品的话，那只有土疙瘩或者包谷芯，擦屁股用的。父亲没有听见我的喊叫，直接冲进了女厕所，出来的时候一边提着裤带，还一边抖动着！当服务员把护手霜热情地挤到他手上，他竟然不知道涂在哪里为好，干脆一把抹在了裤子上。这之间，我喊叫了好多遍，他却一句也没有听见。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就是随时牵着父亲的手。但是，每到关键时候，当我伸出手刚抓住他，就被他甩掉了。
我抱怨父亲，我是你的儿子，牵一牵手，这算什么？你看看大街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都牵着手吗？那树与树之间，也勾勾搭搭的了。父亲听了，竟然一脸的别扭，此后再上街的时候，他干脆就一个人拖在后边，如果我再去拉他，他就把手藏在袖筒里了。现在有几个少女，会因为男人牵过她的手，以为是皮肉的侵犯呢？但是父亲还是把这个动作，排除在单纯的范围之外。
接下来，又出现了与西安一样的尴尬。在登东方明珠的超速电梯里，因为人挤人，加上父亲头晕，所以他的手毫无感觉地碰到了别人的敏感部位。我小声地提醒着，爱人也发现了，悄悄地拉了他一下，他还是没有一点意识。感谢超速电梯，以每秒七米的速度，结束了让人心惊胆战的一幕。说实在的，这位少妇皮肤白净、丰满，穿着一件乳白色的上衣，着实有些诱惑力。但正如佛言：你所看到的，就是你自己。只有我们这些粗俗的心怀不洁的人，才会把电梯里的美少妇当成欲望之源，而父亲根本不知道自己接触到了什么，在他摇摇欲坠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能抓住的都是救命稻草而已，或者他的内心里什么都没有，空空洞洞，干干净净。
也许世上不纯洁的人占多数，特别是欲望横流的上海。他们可以相信真有上帝，也绝对不会相信有这么一位将拉手视为不纯的老人。所以再不看管好父亲的话，可能会出大事的。由于爱人刚失去亲生父亲的缘故，加上她本来具有的美德，所以对我的父亲她的公公，格外亲切与照料。从我遭到父亲拒绝之后，每次出门爱人就强行挽着父亲的胳膊，寸步不离了，要向东就撤向东，要向西就撤向西，这样就放心多了。
对于爱人的搀扶，父亲开始也是拒绝的，而且路都不会走了，昂着头，抬着腿，每一步都如父亲陪着女儿走进婚礼现场那般，大义凛然、不情不愿。为了缓解父亲的不快，每走几步，爱人就会对着父亲的耳朵喊：“爹呀！”等父亲竖着耳朵，想听下文的时候，爱人却闭嘴了，只是嘿嘿地笑，父亲也是一脸迷茫。这种情景维持不会太久，父亲还是找出各种各样的机会，挣脱爱人的“魔爪”，如一截无荷的莲藕，远远地杵着。
在情爱泛滥的今天，我真羡慕父亲，真想如父亲一样去坚守，但是最后得到的是无力与无奈，因为我们缺少的，是灵魂深处那种强大的道德支撑。如果有一个美女主动投怀送抱，我不敢保证我还能做到坐怀不乱，更别说是亲人之间那种应有的亲近了。
那天要去百联中环购物，父亲说超市跟迷宫似的，不愿意下车。于是爱人一个人进去，而我陪着父亲在门外等着。这时，从商场里走出一对男女，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吧，他们先是站在门洞里，旁若无人地搂着抱着，然后又走到我们的车子旁边，靠在车头上，再一次粘在一起，亲着热着，可以说他们搅动的红舌头，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一幕，如上海的展览会一般，在上海是常见的，并不怎么稀奇。但是，如此近距离的、清晰的镜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曾经看到狗连筋时，父亲都会脸红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今看到我们人类，如此放肆的镜头，他被吓成什么样子了？
我转脸看父亲时，父亲的眼睛是直的，锥子一样，直直地扭向相反的方向。相反的方向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垃圾场，成群的绿头苍蝇乱飞着。
9.儿子与猪
对于父亲这次上海之旅，我称之为父亲的一场革命，自然就有革命的步骤。基本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看景，把上海及周边的景色，让父亲彻底地游旅一遍；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吃，要让父亲吃遍他这辈子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日本生鱼片，比如说西餐牛羊排，比如说港式小点心，比如说鱼翅燕窝，等等；第三个阶段主要是玩，要让父亲去蒸桑拿，去洗脚，去按摩。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如果父亲有需求的话，我心想不排除给他找个小姐。这三个阶段，一是转变目光，二是清洗脑子，三是灵魂再造。把一块土疙瘩，通过水与火的洗礼，最后打磨成精美的文物瓷器。
前两个阶段实施得洋洋自得，已经带他登了东方明珠，在半夜三更，还偷偷带他钻进外滩工地，欣赏了还未开放的浦江夜景，也带他去动物园看了大熊猫与长颈鹿，去长风公园的海底世界看了美人鱼与一千两百斤的大白鲸，中间已经穿插着，带他吃了日本寿司与四川火锅，还有冰激凌这样的小玩意。甚至还带他去刷了人生的第一次牙，让别人给他掏了人生的第一次耳朵。这一切无论大小，都是父亲的第一次，心想这些节目，应该已经打开了父亲那双封闭的眼睛。就连爱人也说，说不定他一高兴，就不回去了，永远和我们待在一起了。
父亲与儿子能够待在一起，这将是人生的幸运，对一名游子而言，意味着灵魂与血肉的相聚。但是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在左一句右一句“好看吧”的追问中，父亲简短地总结了这几天的时光：“给眼睛过生日。”
意思相当明白，眼福是饱了，但是相当的虚幻。父亲是什么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是原始部落里的一分子，他的精神享受与物质享受是合而为一的，他一辈子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哪怕就是拔一根草，摘一滴露水，都是要开花结果的：下几颗种子，就要收获几把粮食；栽一棵树，就要摘几篮果子。山里不缺少小桥流水，不缺少山岚与彩虹，不缺少红叶与黄花，这都是世上绝美的风景，但是在一个农民的眼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们春去秋来，早出晚归，一身泥，两身汗，图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景色呢？
是春天的播种，是秋天的收获！在父亲的心里，你城里的景色再好，就是看一百遍，也长不出一颗芝麻的。有一天外出，回到楼下，父亲不走了，蹲在路边开始一根一根地拔着荒草，花了好几个小时把路边的小草拔得光光的。我说，这又不是咱们家的麦地，拔这些草有什么用呢？父亲说，不拔草闲得人心慌啊。
我苦恼于对父亲理解的浅薄，于是赶紧调整下一步的计划。但是已经晚了，正月十三这天，再让父亲出去玩的时候，他称自己头晕得很，不想出门了，就是到楼下公园，他也不愿意动了。他坐在阳台上抽着烟，望着远方问我，这里离火车站有多远？他说刚刚看到火车了，就是跑得太快了，没有看清里边坐着的人。我心里十分吃惊，我在这个家里，少说已经住了一年吧，从来没有发现坐在家里可以看到火车，但却被刚刚才待了几天的父亲发现了。
父亲发现的不是火车，而是他自己的心思，他的心思已经不在上海了。果然，父亲说，他想回去了，就这几天，越快越好，飞机是从天上走的，他一个人会丢掉的，所以想坐火车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难道这里不好吗？饿了就吃，冰箱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零嘴，大瓶小瓶的可乐橙汁冰红茶；困了就睡，冷了热了有空调，嫌硬了，就睡席梦思，嫌软了，就睡羊皮沙发，不软不硬的，还可以坐在大阳台的太阳光下，打个盹；无聊了，咱就出去玩，想跑远点的，两部小车随叫随到，指哪里开到哪里，不能开的地方，咱也可以违章；想就近，那咱就去公园绿地，与老头老太跳舞下棋看热闹，还可以哼哼黄梅戏；不想跑的，咱就在家里看大大小小的电视，有老戏有小品有韩剧还有骗人的购物频道。
我说，看看你满手的茧子，掐灭一个烟头都不知道痛，但不让你干点事情就心慌。那你大不了给我拖拖地板擦擦窗子，这样还不行的话，你从老家带来的一袋子核桃，不是还没有砸吗？你就把核桃仁子砸出来吧。万一还不行，我就给你弄一堆麻绳子，你在上海给咱打草鞋，说不定还可以卖钱的。父亲并不松口，而且说，我不给他买票的话，他就一步一步走，走回塔尔坪村去。
你别以为他是讲笑话，因为一千多公里，对他这个没有太多距离感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凭着父亲的坚忍，这点路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步行的路，如果不是原地踏步或者围着村子画着小圆圈，那早就绕地球一圈了吧。
我说：“你怕连家在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吧？不信你现在到小区外边走一趟，让我看看？我不是不让你回去，只是现在过年期间，这火车票比当年的粮票都紧张。”父亲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真有点绝望的感觉。他说：“瞎着么，早晓得回不去，就不应该来！”父亲的这句话，把我的心刺痛了，我知道回家对他而言，现在比什么都重要。
接下来，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你知道我们村有个马金堂吗？他死了。他儿子马崇春，在西安最早做糖木耳的，生意做大了，全家搬到城墙里边了。所以把父亲马金堂也接到城墙里，要一起享福。但是种了一辈子的地，这城里的福消受不起，马金堂死活要回山里，儿子又死活不答应，他就从四楼跳下去，淌了一大滩血，死掉了。
我站在十四楼的窗口向下望，因为太高有些晕。我缓和了口气问：“家里有什么放不下的吗？”父亲说：“年过了，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忙的，一是几个架的香菇木耳要马上点菌，不然永远结不出香菇了；二是马上就要种洋芋，洋芋种还在窖里，得赶快扒出来，不然长了芽子，就坏掉了，这一茬子庄稼，就荒了；三是麦苗子已经绿油油的了，杂草马上就要长起来了，如果不早点锄一锄，麦子就长不成了。父亲最后说，关键是槽里还有一头猪娃子，喂猪娃子的饲料已经没有了，不预备的话到年底就长不到三百斤，我们那里，哪家过年不杀一头大猪呀。”
我拦住了他的话问：“你儿子难道没有一头猪重要吗？我把你接来，一是想让你好好过几天好日子，另外也是想跟你在一起多待几天。”话还没有说完，两个人都哭了起来。
我要父亲把他一年的所有收获都摆出来，大家先好好算一笔账。父亲告诉我，家里共有两亩地，两块自留山，一年可以产洋芋四千斤，每斤五毛钱；产小麦一千斤，每斤一块钱；产黄豆五百斤，每斤两块钱；产包谷两千斤，每斤八毛钱；还产杂粮五百斤，每斤两块钱。还有几棵核桃树，可以打几百斤核桃，还可收几十斤香菇木耳。我知道，父亲所说的这些，都是风调雨顺的理想数字，一旦遇到旱涝灾害，有时候是颗粒无收的，而且还不算化肥的花费。我按照这个理想的数字给父亲算了算，最后的结果是全部加在一起，一颗不剩地卖掉，也就八千块的收成。
我问父亲：“你卖过这些粮食吗？”父亲回答，早几年还要饿肚子，现在基本上够一年吃喝。我问父亲：“那你图什么呢？不就是图吃吗？你看看，城里有一块地吗？他们种庄稼吗？”父亲很疑惑地问，上海这么多人，整天急火火的，看不到一棵庄稼，路边种几棵树吧，又都不结果子，这不是瞎忙吗？我想不通，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我问父亲：“你不管他们吃的粮食从哪里来的，你先说说，他们吃的比你平时吃的，好，还是不好？”父亲说，当然好，人家大鱼大肉的，我们只有过年才有。
我说，这就对了。既然不种庄稼吃得更好，你为什么还要认个死理。这样吧，你一年不就八千块的收成吗？这些钱我全部给你，你就不要回去了，怎么样？这次到西安接你一趟，我们花掉的远远不止八千块！你现在都七十多岁了，你还能活多少年？你年轻的时候，是为了供我们姐弟上学，有负担，你不种地不赚钱不行，现在我都跑到上海来了，一个月赚的比你一年的八千块还多，你还操这个心吃这个苦干什么？
我再一次错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把账算得很清楚了——父亲如果再回家的话，是不划算的，甚至是赔本的。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生意人，也许很好理解，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和大山、庄稼、猪娃子、一树一木等等，算不清账的农民，他心中的那一点一滴的牵挂，有谁能帮他算清楚呢？父亲听完了，依然嘟囔着说：“再怎么说，我还是一个农民，农民不种地不养牲口，是说不过去的。不然那地不就荒掉了吗？那猪不就饿死了吗？”
在上海住着，我曾经多少次梦见故乡，曾经多少次因为想念故乡，而悄悄地流泪。难道说，我思念故乡，就真是思念我的亲人吗？答案是错的，我同时还牵挂着，我逝去的童年岁月，以及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甚至是年年被杀年年在养的猪娃子。
灵魂的故乡是不可更改的，是无价的，也永远只有一个。我只能叹着气，开始给父亲预订返乡的火车票。
10.不灭的故乡
老家有着“三十晚上火，十五晚上灯”的做法，记得小时候过年，最热闹的，也就是这两天了。三十晚上，家家都会烧一炉旺旺的木炭火，十五晚上除了每家每户要挂着大红灯笼，小孩子每人提着一个灯笼外，村里还会组织玩灯。兔子灯、鲤鱼灯，各种各样的灯浩浩荡荡地，从村子前的大路上耍来耍去。这可能就是小时候，唯一看到的动画片了。
父亲当年，可是玩灯的主角，不是他能扎灯，而是他会耍灯，别人耍灯的时候，不小心就灭掉了，而父亲在空中把龙灯舞来舞去，就是不会熄灭。父亲凭着这一手，就着实给自己带来过不少好处，每到谁家门前，父亲就狂舞起来，人家看着起劲，对未来有着好兆头，所以总会塞给他一两袋烟叶子，没有烟叶子的小妇人呢，就会对着父亲嘻嘻地笑着，算是赏赐了。
与父亲在一起过元宵，怕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正月十五的晚上，心想吃完元宵，便要带父亲去豫园赏赏灯，让父亲开心一下，或者是寻找一下当年的感觉。但是怎么央求，父亲还是说自己头晕。正当万般无奈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望着窗外喊叫说：“你们快来看看，好大的月亮啊。”
别人对月亮也许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我却不一样。就说在上海这几年吧，由于对故乡的思念无法排解，于是便患了文人的酸毛病，喜欢看月亮。而上海的月亮，在霓虹灯与灰蒙蒙的天空污染下，已经像是患上了黄疸肝炎似的，是那么无精打采。所以我常有的办法，就是偷偷地翻过大铁门，爬进西郊的动物园，在乌漆麻黑的树林子里，我就能看到健康一点的月亮了。
因而，我一眼就看出了，今夜的月亮确实比平时要胖一圈。爱人带着父亲一齐跑到阳台上来了，她说，报纸上已经讲了，面前的这轮月亮，是五十三年来最大最圆的月亮。也就是说，在场的人中，除了父亲外，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月亮，而且谁也不敢肯定，在剩下的生命中，还能看到第二次。多么难得的一次大团聚啊。我甚至在想，上天也许在几十年前，就调整好了自己运转的速度与角度，要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个元宵节，为我与父亲安排这么一次，也许一生中仅有的一次大团聚。
这轮月亮，刚刚从东方的天边升起，一会儿挂在树梢上，一会儿挂在楼顶上，一会儿挂在半空中，它好像在徐徐地踮起脚尖，想把千里之外的山山水水，与上海的街街巷巷，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想把昨天与今天的时时刻刻，全部浓缩在自己的怀抱中。
父亲与我们一起站在窗口，欣赏着外面的景色。此时璀璨的烟花不时地在天空炸响，家家户户的窗户都亮起了灯。父亲问我，这些楼里住了多少户人家？我大略计算了一下说，光是建华城小区，怕就有一万多家吧。父亲若有所悟地说：“一户人家怕有三四个窗子吧？难怪有那么多窗户都亮着，这景致，真好看呵。”当我在欣赏大月亮的时候，父亲欣赏的却是万家灯火，而这些便是父亲进城后，第一次觉得好看的景色了。
其实，月亮代表的，并不是团聚，而是缺憾。人们在不能团聚时，借着共赏这轮圆月的机会，让目光与灵魂在月亮中，来一次无奈的相遇。这是我们这些自称为风雅之士的幻想罢了。作为凡夫俗子的父亲，他并不懂得在思念之时，举头望明月，低头想儿子。他只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撑起一盏油灯，照亮一扇窗子，等待着游子的归来。故乡不灭，这盏灯就不能灭，那扇窗户就不能灭。
父亲吵着回家，时时不忘回家，不就是急着回去点亮那盏灯，点亮一个不灭的故乡吗？
正月十五元宵节一过，爱人要到泰国出差，我则也要上班了。原以为父亲通过一场革命，能够在城市里寻找到自己新的归宿，但是这场革命却以失败而告终了。看着窗外的灯火在慢慢地减少，父亲又意外地问，火车票买好了吗？
我从身上掏出一张纸说，已经订了，就在三天之后。
11.父亲的风月
在与父亲一起泡澡的几个小时里，虽然大家都是赤条条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有人想看到父亲的私隐，是要费好大一番周折的。
父亲放弃飞行选择火车回家，而上海直达故乡又没有列车，为了父亲不至于迷路，我选择了K466次从宁波始发，所以必须把他送至宁波。青涩时代的一位女同学，恰恰在宁波地区教书，听说父亲在上海，一再叮咛要去她家住一夜，也算是顺道走走亲戚吧。既然如此，就应该有走亲戚的样子，必须把父亲弄得干干净净的。
在家洗澡，不彻底，也很无趣，加上父亲有些伤风感冒，这样只会加重他的病情。于是我便带父亲去大浴场，蒸一蒸，泡一泡。父亲开始问大浴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大家一起泡澡的地方。父亲说，都认得吗？我说，都是生人，谁也不知道谁。父亲竟然开始抵制起来。我说，正是生人，所以才不用害怕，大家脱裤子下水，提裤子走人。父亲还是一句话，不去。我生气地说，要去江南人家过夜，脏兮兮的，怕不合适。父亲不情不愿地跟着，开了好几十公里，让警察查扣了一次，走错了好几条路，好不容易才找到浦东一家名叫四海游龙的大浴场。
在更衣室里，我让父亲脱衣服。也许是父亲第一次在生人面前脱衣服，他四周看了看，像是被逼良为娼似的，先是脱下棉袄毛衣，再脱下外裤毛裤。这时候走进来两个人，他就停下来了。我催他接着脱，他又慢腾腾地脱下线衣线裤说，短裤不脱了。父亲意思很明显，他要穿着短裤去蒸桑拿。如果真是这样，这样的镜头被摄影师拍到了，或许能成传世名作。我说，为什么不脱了？你看看吧，这里的人，有谁穿着短裤吗？既然人家让你看了，你不让人家看，会惹来麻烦的，人家以为你有什么毛病。父亲环顾了一下，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我给他示范，从从容容地，一件一件地，脱了个精光。可以说，这是我成人之后第一次，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父亲面前露出自己的私隐，父亲竟然低下了头，不敢看了。最后一边嘟哝着什么，一边褪下了那块遮羞布。
说心里话，这一时刻，我也不敢正视父亲，不是我害羞，而是怕引起彼此间的尴尬。所以大家无话，先后进入到大浴场里。我们先在大浴池里泡着，我借着看电视的机会，偷偷地向父亲看去，才发现父亲虽然也是赤条条的，但是他抬起左手撩水时，必然要放下右手，捂着他的裆部；抬起右手搓澡时，必先放下左手，严严地捂着。接下来，在淋浴、刮胡子、刷牙时，他依然如此，就是在场内行走时，也是单手一前一后地摆着，不清楚的，还以为他是一个瘸子。
我提醒他说，放松点吧，在这里大家都一样的。父亲根本不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时有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一直好奇地盯着父亲，他们也许想从这个老人的下半身，寻找到自己未来的身影，但是父亲的遮掩，让他们十分失望。在我们去蒸桑拿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正当他蒸得大汗淋漓，我舀了半瓢凉水，冷不丁地泼在他的身上，他一激灵，双手下意识地抬了起来，抱住了自己的膀子。私隐就这样暴露无遗，许多人趁机看过去，把他看得有些慌张，然后很严肃地对我说：“这会要人命的！”这句话，还真把我给吓住了，只能再次允许他遮挡着自己。
告诉大家吧，我已经有了超乎寻常的发现。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此时此刻的私隐，好像比我想象的要雄壮得多。曾经有一个设想，想让鳏居多年的父亲，到上海后享受一下时代的进步，找一个小姐解决一下个人问题。针对这件事情，我玩笑式地征求过一些朋友的意见。有一位男性朋友说，还是免了，这等于在雪地里撒尿，脏了父亲的本色；有一位乡党说，享受一次没有关系，你要考虑长远一点，万一父亲上瘾了，而山里又没有小姐，那怎么办？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开始是强烈反对，但是不几天，她又回话说，左想右想，觉得是有必要的，城里的单身男人不找小姐，也许有情人，或者是在自行解决，老人家可没有任何排解的办法。人生往往是有馍时无牙、有牙时无馍的状况。原以为，父亲年轻力壮，牙齿正好时，母亲却去世了，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好时代，父亲的牙齿已没有了。不管意见如何，最后决定，还是不要浪费资源。如今看到父亲的私处，心想自己或许判断失误，父亲的下半身，也许长着锋利的牙齿。
泡完澡，洗完身上的所有污垢，我准备带父亲去二楼看看。在休息室坐下后，上来一个服务员，问要不要保健按摩。我心想，还是循序渐进的好，也趁机看看父亲的反应。于是说，那先给我爹捏个脚吧，除了我妈，还没有人摸过他的脚，这可是世上最纯洁的脚，所以给他叫个最漂亮的。服务员应声说，我们这里个个都是林黛玉。不一会儿，果然进来一个穿着还算严肃的大姑娘，端着一盆子水坐在父亲的面前，然后一手撸住父亲的脚丫子，一手就伸向了父亲的大腿。没有想到，父亲反应十分强烈，脚一踢，把人家一盆子水踢翻了。
我问：是不是怕痒？还是怕花钱？父亲什么也没有回答，爬起身就向外走，一脸的恼怒。在上海的这些日子，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发火。服务员身上被淋湿了，跟落汤鸡似的坐在地板上，眼泪水都出来了。我赶紧扔下五十块钱，追着父亲而去。
当我们赶到更衣室后，父亲气呼呼地套上了他的短裤，穿上了他这一辈子也脱不掉的遮羞布，走出四大浴场。虽然冬天的上海有些寒冷，但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穿着单薄、藏头露尾的时髦女郎，而在一扇扇窗户内，是什么样的情景，你是可以大胆想象的。
袒露，正是现实社会在人们身上的烙印。而我的父亲，虽然时代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把它的利爪伸向深山老林，伸进他顽固不化的体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能站在自己的道德城堡里，坚守多久呢？
12.孝道的本质
有一天晚上，我要求与父亲同睡。起初的想法，是想借机教他一些坐车的常识，但是当我把火车票掏出来，跟他反复讲了好多遍，嗓子都哑掉了，他还是无法明白一些事情。比方说，从什么地方下车，我说列车员上车后，会把车票收走，发一个牌子，然后在下车前半小时，牌子就会还给他，这时候就可以下车了。他不停地点头说晓得了，但是再问他的时候，他还是问，“到站的时候会广播的吧？”你想想，他是一个聋子，当他听到广播的时候，那还不把他拉到外星球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厕所。在火车上不怕他饿了，也不怕他睡不着，这些都不会要命的，但是如果找不到厕所拉屎撒尿，那真会出事的。按照父亲的个性，他是不会当众大小便的，只好拉到裤裆里去了。他说，他会问别人，我说可以问的，只是不能问茅司（厕所），人家是听不懂的，以为要去餐厅吃饭。但是没过几分钟，再问他茅司叫什么，他又忘记了。
现代化的东西跟他是讲不清的。本来不想再和他同床了，等他睡着后再去摸他的脚板，就发现他的脚板，像是一块冰凉的石头。所以在父亲离开前的几天晚上，我都是陪着父亲睡的，虽然没有再唠什么家常，但是却为他暖了暖脚。也许由于他路走得太多的原因，他的脚已经全部结成了硬痂，传热效果十分差，要把他的脚焐热了，至少需要半夜的时间。其实在我们老家，替老人暖脚也是儿女们孝顺的一个内容，可惜的是父亲很快就要回去了，回到他整夜整夜冰冷的被窝里。
在送父亲去宁波余姚坐车的那天，上海下起了大雨，起了很大的雾，走到半路的时候，雨大得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车窗前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特别是有大卡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的车好像掉进了大海似的。我不停地对父亲说，雨太大了，太危险了。父亲只是愁容满面地看着前方。我甚至把车停在路边上不走了，真希望他能说一句，那我们还是不走了吧。但他还是一声不吭。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危险的存在，也许他真的很想回家。
说实在的，送父亲去车站的途中，我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前几天，在我不停地要挽留父亲的时候，父亲还不停地对我与爱人说，等他回家把猪养肥了，把这一年的庄稼收掉了，他就再来上海，现在才发现这只是他的安慰之词。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我再次叮嘱他，年底过来过年，到时候我再去接他。他突然对我说：“人老了，脆得很，说没就没了。”听到他的话，我的眼泪禁不住地打转，总觉得有些永别的味道。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机会肯定是有的，但是在上海相聚的机会，真是谁也说不清的。从小，父亲苦巴巴地把我养大，希望我走出大山，走得越远越好。距离就是我的出息，就是他的成就。同时，距离又是我的乡思，又是他的孤独，让他难以享受儿女的关照，难以享受天伦之乐。这可能就是父亲的伟大之处吧。
我装模作样，在身上摸着，然后告诉他，火车票怎么丢掉了。父亲一下就看穿了我的把戏，笑着说：“你还哄我呀。”
带着父亲走进车站，我挑中了在站台上等车的一位女孩，忙着上去搭腔。人家开始以为是不三不四之流，硬是不敢开口。无奈我只好拿出车票说：“我父亲耳朵是聋的，不会普通话，而且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希望找个人一路关照一下。”这个穿着粉红色夹克的女孩，在我的追问下，才零零散散地说，她家是汉中的，过年时没有买到票，所以现在才回家看望父母。在我的请求下，她才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当K466次列车刚一进站，我便跑过去，希望列车员帮忙照料父亲。他们说，他们马上就换班了，顾不得这些的。我忙拉着父亲挤上火车，还没有站定，列车员已经大喊大叫，说是列车马上要开了。当我刚溜下火车，车门就关上了。
我站在车窗外，透过雾气朦胧的窗户，焦急地向里边张望。这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淡淡的水彩画，我相信没有任何大师能够画出这样的情景：这个粉红女孩，正在帮助父亲安放行李，真如一点粉红的墨水，在慢慢地荡漾着。她使劲地踮起脚尖，把沉重的尼龙袋向上举，最后还是无法够上行李架，接着她脱下了鞋，爬上床铺，吃力地向上托着。这时候，列车启动了，把这幅水彩画带向了远方。
我的眼睛湿润了。接下来，我给粉红女孩发了一个短信说：父亲每天晚上要上好几次厕所，他不知道厕所怎么上，上完厕所怕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床铺了；他不知道开水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下车，如果坐过头了，就走失了，永远找不到家了。我还说了很多，粉红女孩每次都回我一个短信说“你不必太担心”。第二天，估计父亲到站的时候，我还没有顾得上询问她，她的短信已经发来了，说是父亲已经安全下车，请我放心。当天晚上，父亲到家后，姐姐告诉我说，我带给他路上吃的东西，他一件不少地背回去了，但是他竟然说自己已经吃过了。我心里想，他肯定吃的是粉红女孩的东西吧。
接父亲进城的这十几天里，我尽力想做到的，不就是尽尽孝道吗？但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的女孩，她在一路上对父亲的关爱是什么呢？应该也是一种孝道吧！这不由得让我再次回想起那天的情景，当她在吃力地帮助父亲的时候，父亲的下铺上正好坐着三位个高、体壮的男青年，他们如果也站起来，帮上一把，扶上一把，是不是也算尽了孝道呢？但是他们却在熟视无睹中，继续聊着天。
在走出火车站之后，我心里顿时醒悟，孝道的本质是什么？并不是血亲关系，而是倾注在柔弱者身上的爱。在父亲上海之行的过程中，有许许多多认识的朋友，包括我在宁波教书的老同学，放弃了三八节单位旅游的机会，很少下厨的她每顿要做十几个菜，采购了外国进口的水果，晚上还专门修好了电热毯；还有不认识的朋友，像那位一路供父亲吃、扶父亲下车的陌生女孩。她们都对这位老人给予了无限的关爱，这不就是孝吗？
父亲的革命旅程结束了，得到锤炼的不是父亲本人，而是我这个儿子。在开车返回上海时，我看到一位妇人，在一条马路上蹒跚，四周是深深的积水。我轻踩刹车，把车静静地停在了远处，目送她平安地穿过。
原刊责编 朱燕玲 本刊责编 付秀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