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下之下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谋反
【原典】
安禄山****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然后作乱。会杨国忠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且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独与孔目官、太仆丞严庄、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自馀将佐皆莫之知，但怪其自八月以来，屡飨士卒，秣马厉兵而已。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别将高秀岩守大同；诸将皆引兵夜发。
诘朝，禄山出蓟城南，大阅誓众，以讨杨国忠为名，榜军中曰：“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于是引兵而南。禄山乘铁舆，步骑精锐，烟尘千里，鼓噪震地。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禄山先遣将军何千年、高邈将奚骑二十，声言献射生手，乘驿诣太原。乙丑，北京副留守杨光翙出迎，因劫之以去。太原具言其状。东受降城亦奏禄山反。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
庚午，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杨国忠扬扬有得色，曰：“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上以为然，大臣相顾失色。上遣特进毕思琛诣东京，金吾将军程千里诣河东，各简募数万人，随便团结以拒之。辛未，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贼。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棰渡河，计日取逆胡之首献阙下！”上悦。壬申，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常清即日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乃断河阳桥，为守御之备。
安禄山在30岁之前一直混迹于边疆地区，是一个不很安分的商人。30岁那年步入军旅，不到4年的时间就做到平卢将军。天宝元年（741年）正月初一，他刚刚40岁时，一跃成为驻守边疆的藩镇安禄山家乡朝阳古城一级的最高军事统帅——平卢军节度使。在此后的十几年中，他飞黄腾达，在唐朝严格按照任职年限资格任官的体制下，创造了和平年代边疆军帅仕途腾达的神话。天宝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岁的时候，已是身兼三镇节度使，同时兼领平卢、河北转运使、管内度支、营田、采访处置使。从40岁到49岁，安禄山从一方节帅到身兼三镇节度使，荣耀君宠达到顶峰。天宝十四年狡黠奸诈、骁勇善战的他拥有重兵，以“清君侧”为由发动了叛乱。
安禄山能够快速起家，既与他本人性情狡阴险诈、善于逢场作戏，外表却给人一种憨直、诚朴的印象有关，又与宰相李林甫的自私、狭隘、嫉贤妒能分不开，更与唐玄宗的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直接相关。在当时的局势下，安禄山的出现正逢其时。但谁又能料得到呢，唐朝廷一手捧上来的宠儿，竟然会造成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势态。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建中二年——中唐名将郭子仪
【原典】
辛丑，汾阳忠武王郭子仪薨。子仪为上将，拥强兵，程元振、鱼朝恩谗谤百端；诏书一纸征之，无不即日就道，由是谗谤不行。尝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李灵曜据汴州作乱，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惟子仪物不敢近，遣兵卫送出境。校中书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钱二万缗，私产不在焉；府库珍货山积。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诸孙数十人，每问安，不能尽辩，颔之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辈皆出麾下，虽贵为王公，常颐指役使，趋走于前，家人亦以仆隶视之。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郭子仪是中唐名将，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累迁至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大唐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二十多年，史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贞元三年——唐德宗体察民情
【原典】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唐德宗真是太难以醒悟了！自古以来，人们所担忧的，是君主的恩泽壅塞着，不能传达到下面去；小民的情绪郁结着，不能通报到上边来。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怜恤，但百姓并不归向；百姓在下面忧愁怨苦，但君主并不晓得，终于导致百姓流离反叛，国家倾危败亡，大约道理就在于此。德宗因打猎得以来到百姓家中，正赶上赵光奇敢进直言，又了解民间的疾苦，这真是千载难逢的际遇啊。唐德宗本来应当查处有关部门搁置诏书，残酷地侵害百姓，横暴地增加赋税，盗窃和隐没公家资财的情况，以及自己周围那些天天称道民间丰熟喜乐的阿谀奉承之徒，将他们诛而杀之；然后洗除杂念，改变计虑，刷新朝政，摒弃浮华的装饰，废除空洞的具文，谨饬号令，勉励诚信，审察真伪，辨别忠奸，哀怜困穷，昭雪冤屈，天下太平的业绩便可以实现了。然而，唐德宗丢开这些不肯去做，却只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赋役。然而，四海广大，百姓众多，又怎能人人都亲自向天子讲明情况，户户都得以免除徭役与赋税呢！
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会昌六年——“小太宗”李怡
【原典】
初，宪宗纳李锜妾郑氏，生光王怡。怡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群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号曰光叔。上性豪迈，尤所不礼。及上疾笃，日不能言。诸宦官密于禁中定策，辛酉，下诏称：“皇子冲幼，须选贤德，光王怡可立为皇太叔，更名忱，应军国政事令权句当。”太叔见百官，哀戚满容；裁决庶务，咸当于理，人始知有隐德焉。
唐宣宗李忱，初名李怡，初封光王。武宗死后，以皇太叔为宦官****贽等所立。在位13年。综观宣宗50年的人生，曾经为祖宗基业做过不懈的努力，这无疑延缓了唐帝国走向衰败的大势，但是他又无法彻底扭转这一趋势。
唐宣宗聪明细致，沉着果断，用法不徇私情，能虚心纳谏，从谏如流，不轻易将官位赏人，谦恭谨慎，生活节俭，爱护百姓的财物，所以大中年间的政治较清明，一直到唐朝灭亡，都有人思念歌咏，唐宣宗被称为“小太宗”。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天复三年——唐末宦官乱政
【原典】
庚午，全忠、崔胤同对。胤奏：“国初承平之时，宦官不典兵预政。天宝以来，宦官浸盛。贞元之末，分羽林卫为左、右神策军以便卫从，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为定制。自是参掌机密，夺百司权，上下弥缝，共为不法，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狱，蠹害朝政。王室衰乱，职此之由，不翦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内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上从之。是日，全忠以兵驱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于内侍省，尽杀之，冤号之声，彻于内外。出使外方者，诏所在收捕诛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又诏成德节度使王镕选进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风深厚、人性谨朴也。上愍可范等或无罪，为文祭之。自是宣传诏命，皆令宫人出入。其两军内外八镇兵悉属六军，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
宦官当权，成为国家祸患，由来已久。大概因为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都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一定的时间，有威严畏惧。宦官中间有的又性情乖巧，言语敏捷，察言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触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洞察事物的情理，考虑祸患的深远，除了侍奉以外，不委任宦官掌管事务，那么，近在内宫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美酒一样，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能醉人了。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乱，是从来没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