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民营经济如何发展？
武汉如何改变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格局？
武汉如何恢复九派横流语出毛泽东诗词《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九派”是指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有九条支流，“一线”是指这一带的长江。——编者注）的气度，重新容纳天下人才？
武汉光谷能否光耀全国？
武汉能否实现高端突围？
在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武汉的中国交通中心能否名副其实？
武汉未来的振兴，必须解决上述内生性难题。同时，在中部诸雄竞争中，武汉处在长株潭城市圈和中原城市群的夹击之下，武汉都市圈如何突破中国大城市圈固有的产业协同难的困局，实现普遍的崛起？
大音稀声，大巧不工，武汉崛起，必以厚重深沉见长。
而在中部城市中，洛阳绝对是一个异类。
洛阳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中国的中部重镇，同时还是著名古都。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黄河之滨，邙山之下，沉睡无数古代英雄豪杰。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亦诉说着这个十三朝古都的灵性与佛缘。洛阳风头之盛，已经超越了北京，几与西安齐名。同时，洛阳还是河南各城市中，唯一能与郑州分庭抗礼的城市。
如此，洛阳的崛起，不仅是一个普通中部城市的崛起，更是一个曾经的古都城市融入现代化的过程，在洛阳的身上，可以看到众多中国古城的未来。洛阳可以说是西安、北京、杭州、开封、安阳、徐州、襄阳、敦煌、宝鸡、邯郸、淄博等城市的缩影。
洛阳与武汉，同为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都面临着产业结构亟须颠覆性转型的难题。中部核心城市的产业突围之路，庶几就是中国内陆所有城市的突围之路。
洛阳与郑州的争雄，正如中国众多省份内发生在正副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城记”。解决了洛阳与郑州的协同发展问题，即解开了沈阳与大连、福州与厦门、杭州与宁波、呼和浩特与包头、广州与深圳之间的迷局。
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已经从改革之初的优先发展沿海，拓展到中西部发展，从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均衡战略，未来中国的整体性崛起，已大局初定。同时，本次金融危机也使中国开始警醒。中国是所有大陆性大国中唯一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而今后，大陆市场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引擎。中部广阔的腹地市场，以及其位居天下之中的险要战略地位，是其未来实现强势崛起的核心优势。
中部城市的现状，与中国的整体状况非常类似，既有发达的区域，同时也有数量庞大的农业人口。武汉与洛阳等中部城市的崛起，即是中国崛起的缩影。
武汉：百年一鸣？
辛亥百年，江汉激荡。
作为曾经的首义之城，武汉在中国的地位，被重新认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事实上，这座位居天下之中的城市，其盛衰沉浮，皆由大势使然。
自张之洞兴办洋务，昔日汉口，一度成为晚清和民国时代的重镇。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即要将武汉建设成“东方芝加哥”。而在新中国时期，相对封闭的广阔大陆对九省通衢的武汉亦多有借重，武汉扼控东西，连接南北，雄踞天下之中，居中国经济版图的天元之位。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国家大略，使武汉被遗忘在历史烽烟中。
盛衰皆有道，离合总关情。
百年轮回，沉浮有度。
大国崛起，其国家中心，莫不成为重镇，如俄罗斯之莫斯科，美利坚之芝加哥。
中国重启内需时代，则武汉居天下之中，必效莫斯科、芝加哥等城市，崛起于中国腹心之地。
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外贸立国，到内需立国，变化瞬息间。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东风已备，武汉可有艨艟巨舰？
武汉犹如一把重剑，刚猛，却失之轻灵。武汉重工业的过于强势，压抑了大众工业的发展，而民营经济的不彰显，亦使武汉欠缺活力。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可叹的是，武汉以中国第三个科教文化基地之姿，却上演了一出孔雀东南飞的悲剧。缺乏九派横流的气度，使武汉无法再容纳天下雄才。
光谷不光，在全国高新产业园蜂起争雄的大势之下，光谷的先发优势消失殆尽，而武汉乃至湖北整体经济实力的弱小，则使光谷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
在长株潭城市圈、中原城市群的夹击之下，武汉都市圈未能取得压倒性优势，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难以产生协同效应。武汉有陷入“圆环套圆环”怪圈的危险。
高端崛起，似乎更像是一种愿望。贫穷而庞大的中国，需要大众产业的振兴，而没有先发优势的武汉，更需要中端崛起，高端突破。
大鹏展翅，前程几万里？长期处于郑州阴影下的武汉铁路局终于独立，南北高铁变为通途，但武汉欲成为交通中心，还需要中国开启内需时代，并且打通国内关卡。
扬帆长江，奔向海洋。武汉大学的校歌，隐约中预示了武汉的未来。
负重剑，行长路，成大器，乃武汉崛起的必然之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一代天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所作的《菩萨蛮·黄鹤楼》，尽现武汉“吞吐山河、扼控九州”的沉雄大气。
武汉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流域——长江流域之中部，亦是中国铁路和公路交通之中枢，在外蒙古独立、中国东北部分领土丢失于俄罗斯之后，武汉成为中心略微南移的中国的中心，居中国经济版图的“天元”之位。武汉连接南北，扼控东西，襟带山河，雄视天下，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就其战略地位而言，武汉乃中国最核心的枢纽城市。当年日军进攻中国、占领武汉之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方才彻底放弃正面作战，避居重庆，奉行持久战的战略，以待变局，由此足见武汉地理位置之重要。
以武汉为圆心，向四周延伸约1000千米的区域，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主要经济区的重要城市。华北渤海经济区的北京、天津，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上海、苏州、杭州，南方沿海经济区的香港、广州、深圳，长江上游经济区的成都、重庆，黄河中游经济区的西安，均在这一区域之内。
明清以来，汉口渐成天下之中，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为四大名镇之首。而自武汉成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及张之洞督鄂以来，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武昌首义，民国肇造于此，而孙中山更是在其《建国方略》中称“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新中国成立后，武汉仍然是继上海、北京、天津之后的第四大城市。美国著名学者麦金利·康韦早在1999年即发表《未来的超级城市》一文，将武汉列为“21世纪全球十大超级城市”。
遗憾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竟逐步消沉。举目四望，在中国最富竞争力的城市中，已找不到武汉的踪影。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城市竞争力排名中，武汉已经跌落前十之外，落后于大连和青岛。而其国内生产总值则不足上海的1/3，北京的1/2，甚至比重庆还低。
江汉横流，英雄本色。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武汉沉浮，本为常事。百年一个轮回，2011年即是“武昌首义”100周年，只有探讨兴衰之道，方可知武汉衰落之因，亦可求武汉未来崛起之道。
第一节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还需10年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势二字，关乎成败。而对于一个区域来说，所谓时势，既有国家乃至全球时空条件变化的因素，亦有制度和文化变迁的因素。有时候，时势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人力之所为，武汉的兴衰，即是时势变化所致。
汉口之所以能够成为四大名镇之一，乃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到长江流域，同时农业社会的经济是内向型经济，内陆交通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武汉扼长江中流，凭借“九省通衢”的地利，首次跃上全国经济版图。高峰时，汉口的茶叶出口量占全球茶叶贸易量的60%。武汉的发展，几乎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产物。
洋务运动时期，是武汉在全国声望最高的时期。当时，武汉不仅是国内的商业中心，更由于《南京条约》的被迫开放通商，从此向国际性大都市转型，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国内第二大经济中心，人称“东方芝加哥”。汉阳枪炮厂和卢汉铁路（现京汉铁路），使武汉成为当时全国的工业和商业中心。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初期，武汉是全国第四大工业城市。由于当时中国正在努力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同时，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时势，迫使中国从战略安全角度考虑，将中国的经济中心重新从沿海转到内陆，作为内陆中心的武汉，自然成为重要的工业重镇。武钢、武汉重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武重”）等武字头的大型国有企业迅速崛起。而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则打通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使武汉在原有的水路枢纽之上，更添陆路枢纽。
武汉今日之相对衰落，乃是国家战略的大势使然，并非人力而为。
无论国家还是城市，其崛起均有赖于特殊时势。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崛起，其本质是借助全球产业大转移，从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而珠三角、长三角的崛起，乃在于引领国内改革的先声，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枢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崛起，乃是全球大陆型大国崛起的异数。无论是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还是巴西，均是内生性大国，即都以内需为主导，国家的繁荣，主要靠工业、商业等实业生产，以及国内消费的拉动，而中国不然。由于处于后发劣势，中国的崛起，从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经济，内需从来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发珠三角，其次是80年代开发长三角，然后是90年代开发环渤海经济圈，最后才是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
在此情况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中国目前的中心城市中，除重庆得益于西部开发战略地处内陆外，其他如北京、天津、广州、上海等绝大多数城市都位于沿海区域。
内需与武汉有重大的内在联系，在中国内需不振的时代，武汉尚无崛起的希望。
外向型经济，注定了沿海等城市成为中国工业、商业的中心，以及对外贸易的中转地。中国的经济活动并非以内陆贸易为主，而是以对外贸易为主，因此，纵使武汉雄踞全国之中，武汉的内部河运、公路以及铁路，均失去了其枢纽作用。甚至一度称雄国内的武汉港，也演变为长途汽车站，笔者回红安，就有三四年都是从武汉港乘车出发的。与“大陆枢纽”和“江河枢纽”被废弃相伴的，是“海路枢纽”的作用凸显，深圳、广州、上海等江浙沿海城市借势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武汉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衰落，其根源就在于，在优先发展沿海的战略主导下，处于内陆腹地的武汉战略地位下降；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外向型经济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的发展，使武汉的内陆交通枢纽地位变得不再重要。以至于在某次会议上，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李宪生追问国家总理温家宝“武汉在哪里”。
武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唯有隐约的踪迹可寻。
而武汉未来的发展，亦需借助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大势。
武汉曾经作出了很多努力。2005年，武汉被纳入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2007年，武汉成为两型社会试验区的城市之一；2009年，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国务院确定武汉为中部地区中心城市。而这些努力，均依赖于一点，即中国从此走向内需时代，并由此进行相关制度文明的改革。
就全球大势而言，几乎所有的内陆型大国，其地理中心，均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天下之中”崛起乃大陆型经济发展的必然。
在全球疆域广阔的大国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国家，首推中国、美国、俄罗斯。而加拿大因为经济主要集中在南部，北部地广人稀，加之人口密度过小，并不具备特别大的代表性。
在俄罗斯九大经济中心中，位于俄罗斯欧亚枢纽位置的莫斯科，不仅是该国的首都，亦是其经济中心之一，甚至是最大的经济中心。除其政治功能外，莫斯科同时还是俄罗斯的工业、金融、科技与文化中心。
美国的经济发展相对均衡，芝加哥是美国仅次于纽约和洛杉矶的第三大都会。芝加哥地处北美大陆的中心地带，被称为“美国的动脉”，为美国最重要的铁路、航空枢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港口。自1948年成为美国交通地理中心之后，芝加哥逐步成为美国主要的金融、文化、制造业、期货和商品的交易中心之一。
武汉在中国亦是如此。虽然改革开放之后其地位相对衰落，但是未来仍然可期。
在“十二五”规划中，调整经济结构已经成为中国未来趋势；而在中国成功赶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从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转型，亦成为趋势。顺应内需时代方是武汉崛起的“未来大势”。
但是，武汉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座未来之城。
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但是，芝加哥的发展，亦经过长期等待。1848年，连接五大湖区和密西西比河水系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和贯穿东西部的铁路竣工后，芝加哥就成为水陆交通枢纽。便捷的水陆运输极大地刺激了芝加哥工商业的发展。1870年到1900年间，芝加哥的人口从29.9万人猛增到170万人。芝加哥逐步成为美国的经济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