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值得人们记忆的是，1993年11月30日，一位年仅28岁的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在职女博士周真平经过同样的程序，成为全国首例公开选拔的党外女副市长，全国近百家媒体予以报道。《人民日报》在当时的一篇报道中特意提到：“这一次公开选拔女副市长比前番政府班子公开竞争更进一步，完完全全脱离了‘组织推荐’这一传统惯例，在人选问题上做到真正面向社会，凡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或许是石狮人深感自己的教育贫困，周真平在竞选演说中的一番话打动了人们，于是，在福建的政治舞台上，又多了一位年轻姑娘的传奇。
一个至今仍让人有些感到迷惑不解的事情是，为什么石狮这个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方会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或许正是因为石狮独特的经济结构，才使得有关方面决定在制度层面进行尝试。1988年8月17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召开第52次常务会议，专题审议石狮市对外开放的有关政策。省长王兆国主持会议，明确表示支持石狮作为全省的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赋予石狮市政府以省直辖市一级的经济权限，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农业开发、土地开发、税收、外汇调剂、金融和人员出入境方面，甚至超过了当时沿海开放区的优惠政策。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16项政策大多都没有落实，但石狮人还是一度自豪地称石狮为“民办特区”。
建制升格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选举市领导之前的5月20日~6月5日，石狮就组织了全国最早的一次公务员考试招录，而且面向全国，只要是年龄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党政群机关干部及企事业在职干部都可参与。
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公务员公开考试招录到公开选拔市长，再到90年代初的竞选女副市长，石狮这个改革开放的产儿似乎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坚持着某种默契，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或者改变很多人对石狮的一种误解：石狮从来就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石狮，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人们意识形态的进步无形中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基础。
另一方面，对石狮来说，脱胎于市场经济并一以贯之的改革精神将是一笔不可忽略的无形财富。多少年来，这种精神已经融合到每一个石狮人的血液里，流淌在石狮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可能的角落。正如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经典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说：“一个自由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自由的一部分。”石狮人的民主意识，也与他们正在实践中的颇富自由精神的市场经济一起萌芽、生长，虽然在很多时候，他们关心政治是从关心经济开始的，是为生存而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石狮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价值直到今天还有待人们去发现。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88年是一个难以概括而又不无微妙的年头。一方面，此前3年的高速增长让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一个“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内地”的开放大格局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带着某种焦虑，试图在制度层面寻求进一步突破。
在企业界，盛行一时的国有企业承包制渐露疲态，一些乡镇企业的先行者开始尝试产权更清晰的改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企业利益共同体”的新概念，随后他进行了一场“花钱买不管”的革命；在北京，有人写出了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
这一年在经济领域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件事情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再一次来到中国，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颇为自信地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极力主张中央政府放开价格管制，并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在四川考察时，弗里德曼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省长请教说：“教授先生，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老鼠是不同的，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纠缠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耸耸肩，没有回答。事后，一位同行的经济学家发表文章说：“我是有答案的，但我当时没有说，我的答案是，把所有老鼠的尾巴都一同砍掉事情就解决了。”于是，一场最终全面失控的“物价闯关”拉开了序幕。
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1988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专门负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过程中的综合研究和协调工作，一个叫“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概念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
相映成趣的是，刚刚建市的石狮几乎与千里之外的新建省海南在同一时间接生了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管婴儿”，二者的改革动机如出一辙，结局也非常相似，也都注定留下同样的遗憾。
先从海南的改革说起。就在1987年8月，中央决定将海南从广东省里划分出来单独建省，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年轻研究员廖逊被请到海南设计“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案。
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最初只是一个行政体制的简单构想。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感到政府通盘覆盖、社会被挤到边角不是个好办法，政府再强有力，也并非万能，难以满足改革开放形势下的多重需要，必须充分发挥社会本身的自主功能。而如果这种功能充分发挥了，对提高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确实很有帮助，政府的管理会更省力，更集中，也更有效。
海南试验的超前性在于：他们一方面在1988年的一次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另一方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一是大幅度精减省级行政机构，二是取消地区一级行政机构设置，全省党政机构一下子由原海南行政区的118个减少到38个，只相当于内地省级机构的1/3，整个省级机构行政官员比原行政区还减少1700人。
举例来说，当时的海南借鉴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办法，将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合为一体，设“贸工厅”，类似于日本的通产省、英国的贸工部、法国的工贸部。又仿效联邦德国的经济合作部，将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合并到一个“经济合作厅”统管。“文体厅”则使用了“大文化”的概念，将对文化、广播、新闻、出版、体育、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统成一个“超级大厅”。还有一个创举是，海南不设地区一级政府，由省直接管县，这在全国各省、自治区中至今还是“独一份”。
在进行“小政府”改造的同时，海南政府试图构建“大社会”。据当时海南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位重要参与者迟福林回忆，当时他牵头事业单位的机构改革，事业单位除有15％划为行政性事业机构外，其他全部分类推向社会。对社会团体实行“三自原则”，除了工、青、妇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逐步实行领导人自选、活动自组、经费自筹。但此事引起不小震动，有些事业单位负责人到省领导家里去告状，说是端了他们的饭碗，扬言要组织游行，省委、省政府反复做工作才平息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