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的试验一点不比海南落后，建市之初的石狮党委系列只设市委办和党务工作部两个部门，政府系列只有市政府办公室、经济局、国土建设局、教科文卫局、侨台外事局、内务局、人事监察局、财政局、税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局等11个工作机构，平均比当时的一般县机构精简了2/3，五套班子的领导人数也少了一半多。一时间，作为“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前来取经采风者络绎不绝。
更令人们称奇的是，一个小小的石狮经济局对应的其他平行县的局（委）就有22个，而对应的省级委（厅、局）有34个，一个教科文卫局则包办了平行县的科委、卫生局、文化局、体委等4个机构。
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倒金字塔”结构，对应的上级机构大如斗，而下面的机构却小如线。于是，就在石狮人频频介绍自身的改革经验之时，一连串的烦恼也无法避免地接踵而来。
一位石狮粮食公司的领导到上级开会要求调拨粮食，很多人并不知道此前的石狮已经把粮食、商业、物资、旅游、二轻等经济行业性部门的管理职能收归新成立的经济局，然后取消这些部门，分别成立了相应的经济实体公司，并允许其下属企业吸引内外资成立股份公司，由其自主经营，参与市场竞争。还没等他介绍清楚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时，上级的人就不耐烦地说：你们是企业部门，跟我们无关，回去吧。于是，这位领导只好赶忙回来叫人补刻了一个粮食局的公章。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解决与上级对口问题，石狮市当时曾专门刻有计委、物资、粮食、旅游、土地等九个部门公章妥为保管，以备不时之需，遇到什么事情就取出相应的公章盖上。即使这样，公务人员仍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疲于接待，而且成绩有限，因为上级评各种先进的时候还是轮不上自己，原因很简单：主体不清。
到省里开会也成了问题，上头指定某某局开会，可石狮却没有这个局，只好派个人去取文件。有时候尽管局名对上了，但又因为级别不对应，本该去个局长的可石狮只有这个部门的科长，这在上级看来就是对工作不认真，甚至有点不可理喻。由于一年到头会议不断，仅一个经济局就要对应泉州20多个部门，对应省里30多个部门，最后实在分身乏术，就干脆派部车去拉文件，有时候一次拉回一车。
就在石狮几乎每天都体验着改革者的尴尬之时，另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先锋海南省也面临着同样的烦恼。那个时候的海南经济基础薄弱，得跟国家“要饭吃”，北京来的部长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海南要健全机构。言下之意，要不然我给了钱干了活算谁的呀？你文化体育都在一个厅里，体委说我拨给你的钱是拿去搞体育的，你凭什么用它去搞文化？文化部说我拨给你的钱是拿去搞文化的，你凭什么用它去搞体育呀？你没有一个专门的厅，我拨了钱放心吗？
实际上，到实行机构改革的第二年，石狮就已经有些吃不消了。根据上级加强党的领导的要求，石狮党委系列工作部门增至5个，政府部门增加3个，将原人事监察局分拆为人事局和监察局，另增设司法局和安全局。在随后的十几年间，石狮的这场机构改革一直艰难地踯躅不前。
到1991年，党群系列增加共青团等部门，政府系列将司法局和监察局合并为司法监察局，但将审计局和外经委从经济局分离出来，将教育局从教科文卫局分离出来，使部门总数达到17个。到1996年，石狮市出台25个职能部门的“三定”（定职能、定内设机构、定编制）方案。此后的1997年、1998年和2002年，三次改革中又新组建9个行政机构。伴随着机构日益庞大，人员也在膨胀。
“机构膨胀得很厉害，建市时官员数量是100来人，现在是400多人，党校培训时都坐不下。”2004年时，一位石狮官员对记者苦笑着说。后来有位泉州领导说了句公道话：“当时石狮有些措施是过渡性的，有些是理论上讲得通的，但在大的体制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不好坚持的。比如，石狮曾一直坚持市委书记兼任政府市长，直到2006年政府换届时才由市委副书记出任政府市长。在其他市委书记都不兼任市长的背景下，石狮这样做只能把一把手累死。”
海南省后来在总结自己的行政体制改革经验时说出以下几条教训：第一，一些市县不按省委政府要求进行机构改革，超编设置机构，连进人都管不住，机构改革又怎能不陷入“缩减——膨胀——再缩减——再膨胀”的怪圈呢？第二，精减机构不仅是“减人”，关键是“增效”，提高执行力。第三，“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没有错，但没有组织好大社会，又怎么可能有小政府呢？
或许与海南不同的一点是，石狮的民间力量非常强大，各种群众组织异常活跃。正是基于此，石狮才更加坚定了机构改革的信心，按照当时的理念：坚决把不该管、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通通下放和转移出去，政府只做那些社会做不了、企业做不了、群众做不了而应由政府来做的事。
但事实证明，“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随后的石狮人都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一个面积不过16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0多万的县级市，要想孤军深入根本是不可能的。后来有人评价说，石狮的这场改革是一场失败的试验，但它同时提供了一个标本，供以后的改革做借鉴。它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整个社会制度还没有足够成熟之前，任何改革都注定是一场无言的结局。
令人欣慰的是，石狮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2007年12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次被海外媒体称为“决定21世纪前半段中国的方向”的会议上，中央不仅明确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指出“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公民意识”、“表达权”等一系列新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的报告上。随后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是：2008年3月，两会代表们坐在一起审议酝酿已久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一个人们关注已久的新名词——“大部制改革”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历史仿佛完成了一次轮回，但毕竟已时过境迁。20年后的这个春天，当世人都在等待着“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时，不知此时的石狮人作何感想，不知有多少人还能记起，就在20年前的那个夏天，一个中国新生的县级市与刚刚建省的海南一样，上演了一场令它们至今仍刻骨铭心的“破冰之旅”，每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石狮人都或多或少地成为这次旅途中的一员。
曾几何时，一场“小政府、大社会”的试验为石狮再造了空前的品牌影响，也鼓舞着石狮人继续奋勇前行，但现实的逻辑又最终使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忘记这一段历史：在闽南一个叫石狮的地方，一群顽强而执著的人，曾经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几乎所有的激情，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贡献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