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相仿的莉莉基金会的教训本应使约翰逊警觉。它也是与捐赠者的公司关系不清，曾因利益冲突问题而困扰了很多年，并由于要把年迈的公司主管们安置在基金会董事会里吃闲饭而使基金会不堪重负。
1968年约翰逊去世后，事情便接连发生——所幸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所有的董事很快都脱离了公司。林哈德在退休后，立即潜心于公益事业的调查研究，向一些知识渊博的人士求教。他决心要使这个基金会不只是办得好，而且要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一个龙头。随后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几乎走遍全国，去寻找适合担任基金会新总裁的人选。他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就是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里声誉很好的医学院院长戴维·罗杰斯（David Rogers）。
这样一来，这个原来由一批与医药体制关系密切的保守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加进来了一个教育家和医生、一个要创立提供保健服务的新系统的积极的改革家，看起来这样的组合好像未必能和谐共事。
另一个潜在的问题是：林哈德仍然执意要担任全职的董事会主席，并把自己和总裁的两个办公室连在一起。所以，罗杰斯必须在他的“垂帘听政”之下主持工作。不过，与人们的担心和估计相反，这一切问题都圆满地解决了。
在以后的10年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写下了一页光辉的记录。它依靠罗杰斯挑选来的才华横溢的一班人马，完成了近30项医疗保健新方法的跟踪实验。这些为残疾人、为乡村社区、为在校儿童、为老年人及其他所作的科学实验，都是全国性的，其结果都有详细的科学评估。
然而，在约翰逊死后的第二个10年里，事情开始变得不尽如人意。林哈德变得日益专横，罗杰斯再也不能忍受，最后离开了；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职员也相随而去。不过，从那以后，董事会逐渐多元化，新一代年轻有为的职员被吸收进来。如今，虽然基金会再未能重现当年的辉煌，但仍然属于非常优秀之列。
捐赠者在创建基金会时如果过分倚重自己公司的老职员是很冒险的，处理得不好，结果就可能十分糟糕。
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屹立至今，是因为避过了美国公益事业史上空前巨大的一场灾难。这个基金会是埃兹尔·福特（Edsel Ford）和妻子埃莉诺·克莱·福特（Eleanor Clay Ford），在埃兹尔的父亲、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的默许下于20世纪30年代签署创立的一项计划。对于公益事业，老福特一点儿兴趣也没有，而福特夫妇略有兴趣。他们最初的意图只是要建立一个中介机构，以便捐款给各种地方慈善活动。
到1948年，老福特和埃兹尔都去世了，基金会继承了福特汽车公司几乎全部股权。埃兹尔的儿子亨利·福特二世从大学辍学回来，开始领导父亲留下的问题成堆的庞大公司。当时，老福特从前的保镖哈里·贝内特（Harry Bennett）手下一帮恶棍，仍然在公司地盘上握有实权，使公司遭受了惨重的亏损。年轻的亨利接手时，公司已是奄奄一息：整个管理一团混乱。他用了很多时间来收拾残局，而他去上班时还不得不随身带着手枪。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亨利得知自己还继承了福特基金会主席的头衔以及许多相关的责任。对此，他毫不开心，正如他第一次拿到董事会议事日程时对一个亲信顾问所说的：“这玩意儿根本不是我的本分，我想干的就是制造汽车。”
在汽车生产方面，情况倒确实有所改进。贝内特那帮人被撵走了，一员干将被雇来全面整顿公司业务，不到两年，利润就开始滚滚而来。如水涨船高般，基金会的资产也增加了。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公司继续繁荣，这个基金会必将大大发展，甚至可能成为全国最大的一家。为此亨利作出了一个决定：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探讨研究基金会应该具备怎样的机构和项目。也许这是出于埃兹尔的遗孀埃莉诺的要求，她是这整出戏中一位聪明而坚强的角色。很可能她是听取了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博士的建议，他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也是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董事。
罗恩·盖瑟（Rowan Gaither），一位聪慧过人的年轻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和康普顿博士一起搞过一个重要的科学项目，被选为这个专家委员会的主席。他挑选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与他共事，其中包括从美国心脏协会请来的威廉·麦克皮克（William McPeak），他后来成了设计这个规模宏大的新实体的创造奇才。
这个委员会用了两年时间，向全国各地的许多有关人士和机构进行咨询和调查。他们得出的研究报告，在全面分析、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基金会优先事务并确定了它的地位作用；这至今仍是同类工作中最为出色的。1952年，董事会开始以这份文件为指导进行工作，并聘用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担任福特基金会的第一任总裁，他是一位企业家，作为刚刚完成的马歇尔计划的主持人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霍夫曼随即带进来一个由资深的项目总监等组成的充满活力的工作班子——对于公益事业这个沉闷世界来说，也许活力太盛了些。这一班人马，包括罗伯特·哈钦斯这个才华横溢而又颇有争议的原芝加哥大学校长在内，在很短的时间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推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大胆新计划。他们的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扬。
然而之后陆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霍夫曼过分专注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竞选，以致冷落了基金会的工作。这年年底，他被免职了。当时世界已进入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开始横行，罗伯特·哈钦斯作为一个无所畏惧的公民自由权利的热情维护者，像一支避雷针，引来了右派势力对他所任职的福特基金会的无情围攻。此后连续数年，为了应付国会一系列的调查和媒体持续不断的攻击，基金会的精力消耗殆尽。
但是，福特基金会还是战胜了这场风暴生存了下来。它的历任总裁有的保持低调，有的名声响亮，基金会的形势也有进有退，时起时伏。不过总的来看，它比原来人们所担心会出现的局面要好得多。这大部分应该归功于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埃莉诺·克莱·福特、罗恩·盖瑟、威廉·麦克皮克、亨利·福特二世，以及备受争议的罗伯特·哈钦斯。他们填补了老福特和埃兹尔留下的空缺，使基金会走上正轨，并成为一个今天受到国内外普遍敬重的有效的公益机构。
麦克阿瑟基金会
芝加哥的麦克阿瑟基金会，是基金会中面临困局而最终找到出路、轰动一时的最新例子。
它的捐赠者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是一家很赚钱的大保险公司的东主。此人品质低劣，贪得无厌，对公益事业和公众事务根本不感兴趣，他甚至与自己的独生子也不共戴天。他于1970年建立基金会，纯粹是为了避税。按照他们这一类捐赠者的典型方式，他把商场上的一些狐朋狗友加上自己的妻子塞进董事会。他的妻子认为建立基金会纯系胡闹，从未参加过一次董事会会议。但之后他又出人意料地把与其交恶的儿子罗德（Rod）也拉了进来，弄成了一锅真正的大杂烩。
1978年他临终之际，有的董事问他想要基金会今后做些什么，他显然毫无主意，只是对他们说：“这是我挣的钱，你们这帮家伙得想办法把它给我花掉！”在如此这般的“指导”下，基金会一开始的状况可想而知。那时的董事们绝大多数都是保险公司的职员，面临着必然存在的严重利益冲突。不过他们都和捐赠者一样，信奉那种粗鲁而实用的个人主义。只有罗德·麦克阿瑟，作为一个自我造就的成功企业家，与其父亲的政治倾向相左，坚信基金会应该“置身于社会变革的前沿”。
罗德实际上带着一种报复心态投入于基金会的工作。他有两个目标：彻底清理他认为像马厩一样污秽的基金会；同时拿出大部分资金设立一个意义重大的现金奖项，颁发给那些在世界各地“特立独行的天才”。在父亲死后的头一年，罗德就强烈要求扩大董事会，增加一些有能力的、独立的董事，他还极力主张基金会所持的保险公司的股份应该多样化。
但是，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他几乎是每战必败。后来他意识到这些人都有利益冲突的把柄，而且又害怕把内部的争斗公之于众。于是，他开始威胁他们说，要起诉控告他们，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他们。他还细心地搜集并掌握了各种账目记录。
人们从未见过公益事业中如此规模的一场内战。最后，罗德胜利了。他获得了实施他的“特立独行的天才”计划的基金，现在称为麦克阿瑟研究奖金计划，成为基金会成就中的一项王牌。他还成功地扩大了董事会，增加了七名董事。这都是他亲自推荐的、声望很高的人士，包括两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和三名前大学校长。其中只有一个曾在尼克松总统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的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和那些与保险公司关系密切的董事们的保守倾向沆瀣一气。几个月后此人竟要求董事会撤销罗德的职务，董事会否决了他的要求。他一怒之下，便辞职而去。
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基金会的表现渐臻佳境，但罗德仍不肯姑息。他一再指控某些董事会成员对基金会的资产处理不当，索费过多，指控那些仍与公司关联的董事们对业务管理不善。到1984年年初，他对所有董事（两人除外）提出诉讼，列举了一系列的罪状，要求法院或者按照破产法对基金会进行处理，或者把它解散了事。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未能了结，因为在此期间，罗德患癌症去世了。这个在麦克阿瑟基金会发展过程中骚动不安的因子的传奇，就这样结束了。
罗德是理想主义的、不屈不挠的，像只野猫一样厉害。他不只是难以对付，他的有些朋友乃至他的敌人，都感到他有点近乎疯狂。但是，从公众利益的立场来看，他所提出的大多数主张都是正确的。他是原先的董事会中唯一坚持认为基金会的作用应该与它的巨大财富相称的成员。他的方法是生硬了些，但在他去世后，不断改进基金会、董事会和项目的趋势仍在继续着，由此可衡量出他的成绩。
为什么罗德如此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去拯救并转变他父亲的“纪念碑”，答案得从一个被冷落、被嫌恶的独生子的心灵深处去寻找。如果他没有奋力把基金会从父亲留下的水平上提升，那今天它很可能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耻辱（应当提及的是，罗德在他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是一名自立的、成功的企业家。在去世之前，他用自己的财富创建了J.罗德里克·麦克阿瑟基金会。它所实施的一个项目，就是去帮助那些“遭到现有机构不公正对待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