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丸案”说起
明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初一五更，继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就撒手人寰。临死之前，他连续进服了方士李可灼进献的两颗红色的丸药，因此大臣们指责“红丸”是导致皇帝暴毙的罪魁，并涉及到内阁大臣方从哲。这就是震惊朝野的“红丸案”。后来，另一位内阁大学士将进药的过程详细地上疏给继位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干系。
实际上，神秘地出现在大明宫廷的“红丸”，是用处女经血和秋石（男童尿）、人乳、朱砂调制而成，方士们说它是一种借妇人之“元阴”以补男人之“元阳”的特效药，可以补肾壮阳，增强性功能。从药方看，其主要成份应该是朱砂——毒性很强的硫化汞或氧化汞！
明光宗朱常洛在服“红丸”之前，还误服过被称为“虎狼之药”的峻泻药——大黄。据史书记载，朱常洛在做太子期间，因得不到父母的关照，常常精神苦闷，而纵情于酒色。前朝的郑贵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进而当上皇太后，就一次向朱常洛贿赂美女8名，朱常洛一一笑纳。但纵情行乐的结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泰昌元年的八月十日，朱常洛病情加重，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献峻泻药大黄，致使皇帝“下痢无度，日数十行”……
于是，一些大臣断定崔文升用反了药，皇上患的是虚症，本应“虚者补之”，而崔氏则“虚者泻之”了。当时，朱常洛的外家等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遍谒朝中大臣，要求治罪崔文升。朱常洛只好下令，将崔氏逐除皇宫。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常洛的身体日益衰竭，他在做好了一切后事的安排后，忽又求生心切，抱着再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红丸”。一颗“红丸”下肚后，朱常洛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说：“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又不顾大臣的劝阻，再进一颗“红丸”。次日五更，皇上便驾崩了。这就是“红丸案”的经过。
原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很糟糕，不是怠于朝政的懒汉，就是嗜色无度的色鬼。混蛋皇帝嘉靖，用酷虐宫女的方法，强行采集处女月经炼制“红丸”，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红丸”有两种成份分别是“红铅”和“秋石”，前者是收取处女经血加药拌和、焙炼，后者采用男童尿，去其头尾，收其中段，加药熬制而成。以今人的眼光来看，经血和童尿经加工熬炼后基本上都已挥发，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了。但皇帝老儿喜欢，还是照炼、照服，处女们再痛苦也得承受。嘉靖中叶以后，皇帝曾三次大规模采选民间幼女入宫，每次多达数百人，供采经血之用。
这种既无耻又无用的“采阴补阳”做法，极大地摧残了少女的健康，伤害了少女的自尊心。明代诗人王世贞曾写诗反映这些少女身心备受摧残导致脸色发青泛红、憔悴不堪的情景，诗中说：“两角鸦青又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皇帝们在少女身上的无耻行径，激起了宫女的强烈不满和拼命抗争。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以杨金英、苏川菊为首的10多名宫女，给熟睡的朱皇帝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绳索，企图把他勒死，可惜绳子结的是死结，朱皇帝幸免于死，而杨金英等宫女则“上了路”，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壬寅之变”，亦称“宫婢之变”。
采集处女经血以炼制长生不老的“红丸”，是皇帝们“采阴补阳”的极端发展，“宫婢之变”也为这一罪恶行径敲响了丧钟。那么，“采阴补阳”的谬论究竟从何而来，它还有没有一点科学道理？且听下文分解。
“采阴补阳”和“还精补脑”
面对成群如花似玉的妻妾和天下数不清的美女，一些贪色的皇帝总想统统占有，统统宠幸，但是欲望无穷，性能力有限。毫无疑问，他们遭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医学上关于“纵欲伤肾”、“纵欲折寿”的金语良言。
清代以前，西医尚未发展起来，国人相信的只有中医。因此，我们只能拿中医说理。中医最高经典《黄帝内经》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是故“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按照这一理论，正常有度的性生活对人体是有益的，是人的本能，禁欲是不对的也是行不通的，正如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说的，“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中医还告诫人们，“色欲耗神”，“恣淫伤身”，尤其是年老之人、有病之人，一定要注意“戒房事”，保护肾精。并提出了“欲不可早”、“不可醉以入房”等警告。现代西医证实了中医关于保肾精、节房事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人体精子中所含的锌是“生命的火花”，频繁射精会使“火花凋谢”。
然而，美色对拥有无数美女的皇帝来说，是挡不住的诱惑。况且，有不少外来因素促使他们不得不沉溺于酒色之中。皇帝老儿的内心想法是，既要“美人在侧，美酒在杯”，又要不伤身子，并通过性交达到健康长寿，保持永久的战斗力。这实在是两难选择。世间有没有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呢？从医学角度看是没有了，但一些精通“房中术”的方术家要为皇帝探索，并且推出了一个个看上去很美的办法，诱使皇帝们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代性学专家刘达临教授在他的《浮世与春梦》一书中指出：所谓房中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房中术，是中国古代性科学的总称；狭义的房中术，是研究性交技巧的一门学问。现在多数人的理解是倾向于后者，即狭义的房中术。中国古代的房中术，离不开道家，也不是止于道家。平心而论，“房中有术”，它是研究性交的必要性及如何性交才对人有益的学问，本身无可非议，道家在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起过历史性的进步作用。但由于一些道学家急功近利，急于迎合皇帝纵欲又不伤身的需求，便盗用中医的“阴阳学说”，杜撰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炼制一些“灵丹妙药”，供皇帝受用。他们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采阴补阳”，还有一个什么“还精补脑”。
“采阴补阳”，即采取女子身上的“元阴”，用以补益男子身上的“元阳”。既然如此有益，那就“采”的越多补的越多。他们还拿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作例证，说“黄帝御千二百女而成仙”。此话对皇帝的误导极大，既然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都御女过千并成了仙人，朕是拥有天下的皇帝，比黄帝还富有，为何不敢多御几个女人呢！于是，皇帝们有了纵欲的理论根据，心中踏实多了。
“还精补脑”，更是一个让人容易上当的“理论”，其意是性交时不要射精，这样可以让精液回流到大脑中去，使大脑得到补益。这一说法的理论根据源于中医的“肾”理论。中医认为“肾藏精主脑髓”，于是房中术专家就捕风捉影地得出了“还精补脑”的结论。既然性交还能“还精”于脑，皇帝老儿何乐而不为呢？
热衷于“采阴”、“还精”的皇帝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热衷于“采阴”、“还精”的皇帝是魏武帝曹操。此人能诗善武，才华横溢，对房中术也颇有兴趣。他把左慈、甘始、郄俭等200多名方士召集起来，视为座上客，向他们讨教房中术的奥秘。并且用许多宫女做试验品，竟然还“亦得其验”，“行之有效”。其实，这哪里是“学术试验”，这简直是集体淫乱嘛！
皇帝的“成功试验”，自然极具示范效应和表率作用。于是，魏晋时期的许多贵族、官僚纷纷效仿，甚至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曹操的儿子曹丕后来也做了皇帝，他在《曲论》一文中记载了人们争相学习房中术的情景：“颖川郄俭能辟谷，饵茯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至之所，茯苓价暴贵数倍……左慈到，又竟售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奄竖真无事于斯术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郄俭可以不吃饭，仅以中药茯苓作饮料；甘始善于气功，老了还有少年的容貌；左慈有补导之术，还是一个军官。起初，郄俭所到之处，茯苓价格暴涨数十倍。后来甘始来了，众人无不趋之若鹜，跟着他呼吸吐纳。左慈到了，又传授补导之术，以至连“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都前来向他们请教房中术。
曹操之前，在西汉末年搞“新政”的王莽，也迷恋房中术。据史书记载，他把发白的头发和胡须染黑，在全国征集了120多名窈窕淑女，进行“采阴”试验。这个无耻的家伙，在发泄兽性时，竟然在群臣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进行。《汉书·王莽传》说，“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纵淫乐焉。”所谓“考验方术”，就是用女人作试验品，检验方士关于“采阴补阳”的效果。
魏晋时期，“采阴补阳”和“还精补脑”的房中术大行其道。除了皇帝们热衷于用女人作试验外，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房中术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创新把房中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魏晋时期的房中术专家们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即性交时只要忍住不射精，就可以使精液回流到大脑，起到补脑的作用。著名医学家、炼丹家葛洪，对“还精补脑”之术情有独钟，他说：“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葛洪是医学权威人士，他的话在当时含金量很高呢！
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忍精不泄”可以养生。他的话简明扼要：“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一定要“闭精锁关”。他创立的“御女术”认为，性交时如果男人忍精不泄，就会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他还提倡男人要多多“御女”，才能吸取更多的“阴气”，以弥补性交中失去的“阳气”。“御女”愈多愈好，这对皇帝们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理论支持！有了理论支持，行动起来心里就踏实多了，“房劳伤身”之类的顾虑会一扫而光。
“好！多御女还是有好处的嘛”，皇帝一定会感谢这些为自己效劳的房中术专家！
元代的统治者来自草原，“只识弯弓射大雕”，但他们对来自中原的房中术也很敏感。元代统治者既信仰佛教又信仰道教，他们把佛、道合一，把密宗佛教的性修炼同道家的房中术结合起来，称之为“演揲儿法。”荒于声色的元顺帝，不仅广征民女，乐此不疲地做“采阴补阳”的试验，还饶有兴致地接见了来自西域的房中术专家。在元代，宫女们既要为皇家轻歌慢舞，让统治者欢心，还要给君臣和僧徒们充当房中术的试验品！
到了明代，房中术更加走火入魔。明朝共有16位皇帝，自第八位皇帝朱见深起，几乎个个都是房中术的崇拜者和实践者。在他们的影响下，朝廷上下竟谈房中术，臣下纷纷以向皇帝献春药、春画而邀宠。看到皇帝贪恋女色，有的方士、道士趁机勾结官员，假借圣旨征求民女，荼毒百姓。有一个孙太公，专用房中术游走于缙绅之间，为了调制所谓的春药，竟然把一些小男孩骗去让他们喝一种热剂，顿时使小孩阳具痛绝胀闷不已，求死不得，于是就将其阳具割下制为春药，献给皇帝。据说，割了数百名男童，真是残忍至极，丧尽天地良心！尤其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三位皇帝，怠于朝政，沉溺房中术，使大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
也许是房术实在无“术”可言，也许是受试者屡屡上当受骗，到了清代，就基本上没有皇帝肯买它的帐了。康熙帝就坚决拒绝方士们的“灵丹妙药”。一次康熙帝南巡途中，有人献《炼丹养身秘书》以邀宠，康熙帝拒之于门外，他对随行御医说：“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宋司马光所论甚当，朕有取焉。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执还之。”
又有一次，康熙帝北巡驻跸赤城，路旁跪一道人，求皇帝为灵真观加赐名号，康熙不但不予赐号，还严厉斥责说：“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嗜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道士自宜清静修身，何必求朕赐号。尔妄求徼幸，本应处治，姑从宽宥。以后若敢妄行，决不饶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