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间，要说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影响，在欧美声誉之隆，名气之大恐怕没有一个人能与辜鸿铭相比。早在十九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便以民族主义的情怀，攻击西方汉学研究的缺陷以及传教侵略的危害，受到了西方的关注。真正确立他的名声的还是那本为义和团运动和传统文明公然辩护替清政府打抱不平的《尊王篇》，该书出版时销量极好，“各国竟购读之”。同时，辜鸿铭还以流利的英文翻译了《论语》和《中庸》，向西方提供了由中国人独立翻译的面向大众的英译儒经读本。翻译家的事业也为辜鸿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10年，辜鸿铭用英语写成并出版《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总结近代中国抵御欧洲近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保守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是他在清末出版的最后一本重要的英文著作。该书曾一度改版重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以英文发表了《中国人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令辜鸿铭在西方名声大噪，红极一时。
除英语外，辜鸿铭的德文也非常出色。在欧洲留学时，有一次，他乘坐从维也纳到柏林的火车，因旅途劳累，在座位上闭目养神。座位对面的三个神气十足的德国青年便对这个留长辫子的中国人开始品头论足了。辜鸿铭假装听不懂，没有理会，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若无其事地倒看起来。那三个人看了，不禁乐得五官挪位，“瞧这个装模作样的中国土老冒，连报纸都拿倒了，还看得满来劲！他到底做给谁看，这儿又不是中国？！”
他们欺侮辜氏不懂德文，得意地放声大肆哗笑。这时，只见辜鸿铭懒洋洋地抬头，冷不防流出一串字正腔圆，地道得不能再地道的德语：“你们德国文字真是太简单了。不倒着看还真没有什么意思。甭说这种通俗玩艺，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那部《浮士德》我也能倒着给你们念个一字不差。”
他还用最典雅的德语，大引歌德语录，教训他们该怎样尊重他人。羞得那三个青年面红耳赤，趁火车到站，赶快溜下车去。
一个人在语言上的修为达到此种境界，即使他主观上不想自负，那种不期而然的“自负”还是会时不时地流露出来。
在北大任教授时，辜鸿铭对于聘请来的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相当不客气。原因是他看不上眼。一天，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拖着一条辫子坐在教授休息室，恰好有一位新聘来的英国教授也踱进来。那个英国人见他这副怪模样，忍不住用手指着辜鸿铭，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校役：“那个老头子是谁？”校役低声告诉他：“辜教授”。英国人笑了，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仿佛是在取笑辜鸿铭那根举世无双的辫子。这时，辜鸿铭便用英语问那英国教授的姓名，教哪一学科。英国人说：教西洋文学，辜氏立即改用拉丁文与他谈话，见那位英国教授应对不下了，他才俯偏着头，让眼光从墨晶眼镜上面的空隙里看过去，故作不解地问：“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弄得英国人十分尴尬。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位辜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1914年袁世凯为筹备帝制设立所谓“参政院”，以为辜鸿铭是帝制派，便叫他也担任参政院议员。辜鸿铭在《清流传》改定本中曾痛骂“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气义且不如”，哪里肯买他的账？一天辜鸿铭从会场出来，领到出席费三百银元，他拿着现款便跑到京城八大胡同去逛妓院。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妓女随唱名鱼贯而过任嫖客挑选。辜鸿铭到每个妓院都点一遍名，每个妓女奉送一块银元，等三百银元全部花完，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辜鸿铭尝自称“辜疯子”，最遭人误解的也正是这佯狂。可又有谁明白他由平和转悲愤，从悲愤到佯狂的心路历程？“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辜鸿铭可当之无愧。
1918年的安福国会选举，是段棋瑞为排挤直系势力而一手操纵的。段棋瑞利用日本借款公然收买选票，只要有文凭便可得二百元。据胡适在《记辜鸿铭》一文中回忆，某安福系政客来游说辜鸿铭投他的票。辜鸿铭推说文凭丢了，那人忙说：“谁不认得你老人家？只要你亲自来投票，用不着文凭。”辜鸿铭说：“人家两百块钱一票，我老辜至少要卖五百块。”那人说：“别人两百，你老人家三百。”辜鸿铭说：“四百块一文也不能少，且要现款，还价请滚出去。”那人只好答应，并送来钱和入场证，请辜鸿铭第二天务必到场。
等那人一走，辜鸿铭立刻乘车到天津，把四百块钱花光，两天后才回到北京。那人闻讯骂上门来，说辜鸿铭不讲信义。辜鸿铭拿起棍子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今后不要再上我门来！”那人仓皇逃跑了。这便是义利关头痛快淋漓的辜鸿铭。
辜鸿铭喜欢小脚到了成癖的程度。更令人不解的是，他醉心于那股裹脚臭味，甚至谓之雅味。
他喜欢清人方询著《香莲品藻》一书，他认为这是一部令他心悦诚服的阐述缠脚“艺术”的专著。辜鸿铭并不完全同意方询的观点，他自有一套独特的见解。“小脚女人，神秘美妙，它讲究的是瘦、小、失、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特有的肉香，脚味算头一等！前代缠足，乃一大艺术发明，实非虚政，更非虐政。”有时辜鸿铭也承认，他所谓的“肉香”实则是一种奇臭。但他却另有一番高论：“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妙，妙在其臭；食品中有臭豆腐和臭蛋等，这种风味才勉强可与小脚比拟”。
其实辜鸿铭的古怪不在于他的多变，而在于他的以不变应万变，在于他对儒家理想的狂热坚守，在于他不仅把儒家文化理想当作命根子，并且还固守着儒家传统的政治制度，乃至那些在别人看来和儒家思想并无必然联系的社会习俗。辜鸿铭的固守中国传统，归根结底，是对儒家思想理性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又具有中西文化的双重背景。他是由理性认同进而产生对儒家文明深沉挚爱的。辜鸿铭对纳妾缠足等的维护，也未尝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现。
实际上，辜鸿铭古怪的实质，正在于他是中西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独特产物。更深一层，是中西文化中特定部分独特组合的产物。因为这种组合中有冲突，所以才会给人以怪诞不谐的感觉。辜鸿铭那我行我素、耿直风流的个性，又何尝不是中国名士风度的熏染与崇尚个性自由的西方观念的默化之果，即中国名士风度与林语堂所谓西洋“蛮子骨气”的不伦不类的杂交呢？他的“古怪”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
不管怎样，辜鸿铭“怪”的性格中也有值得我们欣赏的一面，现在很多人没有“个性”，没有“脾气”，没有“创见”，乖得像一只绵羊，生命中只有生物成分了！为何不可以多一些“狂妄”的家伙，让世界刮目相看！多一份才气，就多一份创新，社会就能多一份进步。
仗义执言的人格魅力
为人之患，在于胸无识见者而偏好议论纵横以惑世，成竹在胸者却缄口不言以误世。虽说大智若愚是一种人生修炼的大境界，然一旦智者哲人只为明哲保身而避世逃世，社会就会由于缺少正义良知而走向混乱；这虽是智者之福，却是社会之祸。
曾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傅斯年，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有两个绰号，一曰“大炮”，一曰“老虎”。
傅斯年出身儒门世家，熟读儒家经典，深得刘师培、黄侃等旧派大师的器重。在北大期间，他毅然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创办《新潮》社，鼓吹科学思想，提倡白话文学；作为“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扛着大旗聚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之后他在英德留学七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由于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他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学校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成果非常卓越。
傅斯年才气横溢，他一身兼有治学、议论、办事三种不同类型的才干。他天资高，心思细，气魄大，既有谋事之忠，又有知人之明，是一个天才型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些才干使傅斯年具备百分百的从政资格，但他却把热情投身到学术和教育事业。他先后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延聘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一大批卓尔不凡的学界泰斗，使上述学术和教育机构在短短十几年里突飞猛进，硕果累累，取得了令瑞典汉学权威高本汉教授咋舌不已的成绩。
傅斯年以其成就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后世的追念。傅斯年生性豪爽直率，锋芒毕露，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他一生憎恨不平、痛恨无情，对不义之事总能无所顾忌地仗义直言。在台湾，人人称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放胆直言的好汉。声威赫赫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被他抨击过的就有宋子文和孔祥熙。他先是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把孔祥熙轰下了台；接着又以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宏文震惊朝野，迫使宋子文卷了铺盖走人。他以一介书生的身份，一连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创下民国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例，这需要何等的胆识与气魄呀！
傅斯年是个真性情的人，他的坦率、直言以及嫉恶如仇都是他真性情的流露。在那个重利轻义、虚伪势利的社会里，了解像傅斯年这样性情毕露的人，“将使你知道在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另外一个世界值得你爱和怀念的一件东西，永久都不会忘却，俗气因而可以少得多了”。
从历史定论的角度说，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战士，是中国学术研究以及高等教育的带头人士；他是敢怒敢言的谔谔之士，是中国历史上有学问、有志气、有修养的知识分子。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高兴了，一高兴就去找老校长蔡元培喝酒。那天是蔡元培带头喝醉了，傅斯年也跟着醉了，之后大伙就开始比赛放狂话，狂来狂去，谁也比不上傅斯年狂，他说：“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从北冰洋到南冰洋（南极洲），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好家伙，他比秦始皇还厉害。多亏他是在大学里工作，要是在外事部门非引来严重外交纠纷不可。“大炮”的外号不给他给谁呢？
傅斯年炮打孔祥熙才叫动人心魄呢。抗战初起，傅斯年就准备弹劾庸劣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他甚至还与中共的参政员吴玉章联络，以期共同采取行动。他在参政院上揭露说：“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专门发国难财。我们本是势力国而非法治国，利益之到手全不管一切法律，既经到手则又借法律名词如’信用‘、’契约‘等以保护之，这里面实在没有公平。”然后他又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傅斯年到台大任校长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大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他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
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发表评论：“傅斯年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
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刚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把麦克阿瑟当成了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报纸刊登出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有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身体不好，虎威却一点也不减。
他当台大校长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位教师发了一份通知，说本校长说不定哪天就要听课，请不要见怪。那会儿的台湾，工作机会极少，失去教职，就得饿肚子了。傅斯年仅用这一招，就令台大的教风学风大大改观。
他主张经济平等，消除贫富界限。傅斯年的廉洁可以说是很彻底的。
可以这样说，傅斯年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