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取得的任何成就，既有“做”的成分，也有“说”的功劳。一个善于说服人的领导能够轻轻巧巧地化解矛盾，能够三言两语激发起士气，能够与上下左右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当然，会说能辩、以言建功的人不一定说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是奉行“话不在多，全在理上”的说话原则，做到一语中的，所以，这样的领导者总是说最关键的话，他说的话也一定能够服人。
1.以理服人是一门“算清账”的技巧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当你说服人时，应该顺应人类这一本性，晓以利害，分析得失，从而提高说服的力量。
春秋时期，齐孝公想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当时，鲁国和莒国在洮地结盟，齐孝公便拿这为借口攻打鲁国西部边境。
鲁僖公知道不是齐国的对手，便派展喜前去犒劳齐国的军队。齐孝公以挑衅的口吻问展喜：“听说齐军压境，鲁国人害怕了吗？”展喜妙对说：“小人确实害怕了，可君子并不害怕。”齐孝公说：“你们鲁国穷得室内四壁皆空，粮食断绝，四野里连根青草都没有，仗着什么而不害怕？”展喜回答说：“从前我祖周公和贵国的太公二人共同辅佐周王室，成王慰劳他们，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互相侵犯。’这个盟约至今还藏在盟府之中，由太史掌管。由于有这个历史渊源，齐桓公称霸时曾经纠合诸侯，来商讨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谐，弥补他们的过失，而救援他们的祸难，目的是为了显扬自己的职责。等到君王即位，各国都盼望说：‘它肯定会继承桓公的霸业吧！’我鲁国因此不敢保城聚众。难道他才即位九年，就背叛天命，废弃职责？他怎么对待先君？他一定不会这样做的。靠着这个，所以不害怕。”
展喜的这番话软中有硬，无懈可击。齐孝公只得说：“说得太好了，您回去传话给鲁侯，愿从此以后两国不断增进友好关系，不再彼此加兵。”于是就班师回国了。
展喜说服齐孝公的方法是软硬兼施，软中有硬。这种方法对于一切游说活动都是很有用的。
在一般情况下，游说活动是友善、温和的。和谐融洽的谈话气氛是说服人的必备条件，然而，温和不可过分。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于言谈话语中，加入一些神圣不可侵犯、坚决不可动摇的“刚硬”成分，使之隐隐约约感到威慑力量的存在。刚柔并用，更能够服人。
运用刚柔并用的说服方法，应该根据说服对象的不同特点，灵活机动，有所轻重。人是千差万别的，“龙生九子，子子各别”，世界上没有性格、能力、道德等一模一样的人。人的特点不同，对不同说服方法的敏感程度也不同。游说者要根据对象的口味，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些人萎靡颓唐，行动散漫，自我意识淡薄，被动性强，他们不敢正视现实，喜欢察颜观色，侥幸心理很重。对这样的人，应该“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以刚正严厉、尖锐激烈的语言，促其醒悟。这时“刚”是主要的，柔是次要的，以刚为主，以柔为次；有些人反应速度快，脾气暴躁，感情常常支配理性，而且一触即跳，一批就闹，说服这样的人，最好以柔为主，以刚次之；主要以商讨的口吻，平心静气的腔调，推心置腹的情感，先稳住对方的情绪，然后再逐渐深化议题。
但是，必须注意，侧重刚柔的一方，并不是以一方代替另一方。以“刚”为主的时候，不要忘记“柔”，否则，便可能使彼此关系如箭在弦，极度紧张。以“柔”为主的时候，不要丢了“刚”。否则，就被人当做软弱可欺。刚柔双方，无论失去哪一方，都不能很好地说服人。
2.想成事先要会说话
不能否认，很多事情是做出来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事情是靠说来解决的。领导者面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只会做事、不会说话是行不通的。
领导者会说话首先体现在要把话说到点子上，关键时刻一句话不嫌少，只要有分量就有说服力。
武则天当了皇帝，其侄儿武承嗣和武三思为了出任皇太子，曾多方求人相助。狄仁杰曾从容地对武则天说：“姑侄和母子这两种关系到底哪种更亲一些？陛下如果将儿子立为太子，那么在千秋万岁以后仍可配食太庙。如果册立侄子，从未听说侄子成为天子以后，仍将姑母的牌位立于家庙之中的。”则天这才恍然大悟。
到痛快淋漓之时，就是不想听从也身不由己了。中宗李显能够返朝执政，虽然关于鹦鹉折翅和双陆不胜之梦起了一些作用，其实姑侄和母子之说是起了决定作用的。大凡迷恋生前的人，没有不计划身后之事的。当时王方庆正居相位，他把其子安排为眉州司士参军。有次武则天向他问道：“你身居相位，为何要把儿子安排得那么远呢？”方庆回答说：“庐陵王李显是陛下的爱子，如今尚在外地，为臣的儿子哪敢处于近地？”这也可谓善于讽谏。
慈祥之主可动之以情，英明之主可晓之以理。武则天虽然英明但却并不慈祥，因此当狄仁杰侮辱她的宠臣张昌宗时，她并不发怒。推荐张柬之后，她用而不疑。这都是因为她很英明的缘故。而狄仁杰一句至理之论自然能打动她。
领导者要会说话还体现在对方式方法的讲究上，这里有两件事不能不提。
一是宋朝时宰相李纲打算重用张所，但因张所早先曾弹劾过宰相黄潜善等人，李纲又感到十分为难。有一天，当他和黄潜善闲谈之时，顺便向黄说道：“如今正当危难之际，我们都肩负着天下的重大责任。但四方的士大夫们在多次号召以后，都没有前来应命之人。前不久在商议设置河北宣抚司时，只有张所一人可用，但却因他口出狂言而获罪。像他所得被贬之罪，谁都认为他是罪有应得。但鉴于如今形势紧迫，不能不临时任用。但要任以谏官之职，使其身居要职，当然不宜。使其暂时任以招抚使之职，让他冒死立功，以赎其罪，也无大碍。”黄潜善听后，欣然同意。
第二件事是三国时郭淮的巧于应对。
公元220年，曹丕受禅登基，建立魏国，天下各地都派人前来相贺，征羌将军郭淮受左将军张派遣，亦预定为贺客之列。但是，走到半路，郭淮病倒了，所以没能赶上曹丕的登基大庆。
来到京城以后，在一次君臣宴会上，曹丕表情严肃地责怪郭淮说：“大禹曾在涂山召集各路诸侯大会，防风氏因晚到便被杀死。现在，魏国建立，普天同庆，而你却来的最晚，你说说这是什么缘故吧？”曹丕把防风氏被杀的典故说给郭淮，意思是告诉郭淮要当心自己的脑袋，回答好了还算可以，回答不好则必杀无疑。郭淮听后，回答说：“我听说，五帝时总是以德来教导人民，夏朝的时候因为政治衰退，才开始使用了刑法。现在我生活在唐虞盛世，无刑法之用，因此知道可以不像防风氏那样被杀，所以我才敢来迟。”唐虞是中国传说五帝中的尧和舜，他们在位时政治清明，百姓和乐，所以把他们治国的时期称为唐虞盛世。郭淮巧妙地把曹丕比作唐虞，回答巧妙。曹丕听后，心中大悦，不仅没有处罚郭淮，反而把他提升为雍州刺史，加封射阳亭侯。
郭淮既是不动声色的吹拍，又巧妙地设了陷阱———以夏的政治衰败为喻，使曹丕不好杀他，用的颇是地方。
说话的技巧并不是雕虫小技，是智慧的体现，是知识和思想的结晶，对于领导者更是如此。
3.用堂而皇之的理由才能打动人
说服当权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从大局出发，发之所未见，说以所未闻，然后再由大及小，由事及人。
楚康王的时候，楚大将伍举被人诬告，说是由他放走了他那个犯了罪的岳父申公王子牟。伍举听到这消息后，吓得赶紧逃到了郑国。在郑国遇到了好友声子，声子是蔡国的大夫，听了老朋友的遭遇，很是同情，便决定帮助伍举。
声子来到楚国，见到了楚国的令尹屈建。闲谈中，屈建问为什么晋国比楚国强大些。声子说：“这是因为晋国有不少人才啊。但这些人才都原本是楚国的，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屈建不解，让声子给予说明，声子便侃侃而谈：“我听说善于治理国政的人，既不过分赏赐，也不滥用刑罚。赏赐过多了，就会赏赐到坏人头上；滥用刑罚，就会用到好人头上。现在楚国刑罚用得太多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无辜受罚遭罪，迫使他们都逃到了别的国家，反过来又危害楚国。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子仪叛乱时，析公逃亡到晋国。晋国人就把他安置在晋侯的战车里，让他来谋划用兵。绕角那次战役，楚败晋胜，一大半功劳是析公的。因为是他出的计谋，他让晋军在半夜里猛力擂起几千只大鼓，楚军受到惊吓，乱作一团，晋军乘势掩击，大获全胜。晋国又用析公的计谋，进攻了蔡国，袭击了沈国，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郑国吓得不敢再依附楚国了。析公本是楚材，却为晋人尽了大力，您不觉得遗憾吗？”
还有雍子，他被逼无奈，逃离楚国来到晋国。晋国人封赏给他不少土地，让他参予军国大事。鼓城那次战役，楚败晋胜，起决定作用的是雍子啊。雍子带领着各位将领，检阅了车马，喂饱了马匹，烧掉了帐篷，与楚军决战。结果杀得楚国全军覆没。还有屈巫臣，也是楚国人，他被楚公子婴齐所逼，逃亡到晋国。晋国人重用他，让他抵御北狄。屈巫臣帮助晋国与吴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教吴国人学会了乘战车、射弩箭，使只习惯于水战的吴军也能陆上作战了。吴国人长了本领，就在屈巫臣的唆使下，向楚国进攻。一连攻占了楚国的巢地、驾地、棘地、州来，搞得楚国人疲于奔命，无计可施。还有苗贲皇，他也是楚国人，若敖叛乱时，他逃亡到了晋国。晋国让他作了主要的谋士。也是他，指挥着处于劣势的晋军，把优势的楚军杀得一败涂地，楚王受了伤，楚公子侧因此也死去了。郑国叛了楚，吴国又兴兵攻打楚国。楚国不但损兵折将，失去了附属国，还添了不少仇敌。由上述种种可见，晋用楚材，真是大得其利啊！”
屈建听到这里，大惊失色：“这样太不利了！”
声子趁机提到了伍举的事：“还有更不利的事。伍举是当今楚国最优秀的人才，可惜被谣言吓到了郑国，现在已经又逃到了晋国。听说晋国将要拜他为大夫，还要封给他土地。若是伍举将来助晋攻楚，令尹，您看还有谁能够抵挡住他呢？”
屈建听后，十分害怕，立刻派了伍举的儿子赶到晋国，好说歹说，把伍举接了回来，伍举重新受到了重用。
声子说服屈建的关键点在于，把伍举被逼而走的个案扩大为楚材晋用的一个普遍现象。普遍现象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自然使人警醒，个案的问题再经提出也就容易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