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所载：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太宗自知不妙，遂将太子詹事（太子府总管）李世眅，出调为叠州都督，毕竟世眅老成练达，智烛几先，一经受诏，便即拜辞，也不及回家，竟草草着带行装，出都西去。当时盈廷人士，都道太宗优待世眅，世眅有病，太宗赏剪发和药，世眅宴醉，太宗亲解衣覆身，种种恩惠，远出入上，所以世眅受诏即行。哪知世眅是窥破上意，料得此次外调，寓有深意，故立刻就道，不少逗留。果然世眅去后，太宗召语太子道：“李世眅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即是为你打算。他若徘徊观望，我当责他违诏，置他死刑。他今受诏即行，忠荩可嘉，我死后，汝可召用为仆射，必能为汝尽力，汝休忘怀。”太子惟惟遵教。
果然，不久太宗谢世，高宗登位后便召回世眅加以重用，一直到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世眅以78岁高龄寿终，都是翼赞高宗最忠心的一位重臣。
一个是假扬是抑，一个是假抑实扬，但在用计的手法上都可归结为以退为进、佯退实进，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让能人为其所用。
7.假退真“做”可保进路退路都能畅通无阻
有的时候“假退”只是一种策略、手段，一种权宜之计，有的时候假退却要真“做”，因为只有真“做”才能让人信服，才能疏通进路与退路上的淤积物。
南北朝时的苏绰就是一位以深邃的见识和博大的胸怀把“后退”这出假戏做真的领导者，自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领导者。
西魏的大臣宇文泰掌握朝廷大权，文帝元宝炬只是个傀儡。
宇文泰聪明能干，文武皆备，西魏在他的主持下国势强盛。有人为了邀功请赏，于是吹捧宇文泰说：
“大人功德无量，苍生受益无穷，应该顺应天命，承继大统。如此名实一体，方不负百姓厚望。”
宇文泰见他鼓动自己登上帝位，心中有喜，表面却说：
“天子当有天子之福，我自知德才不具，不敢有此一念啊。”
时任大行台左丞的苏绰是宇文泰的心腹，一次，宇文泰对苏绰说了有人劝他称帝的事，苏绰随口说：
“这是有人要置大人于死地，大人不该听从。”宇文泰一笑道：
“我在魏国说一不二，谁还能治我的罪呢？皇上也得看我的眼色行事。”
苏绰见宇文泰野心显露，心头一沉，他规劝说：
“大人既有皇帝之实，自不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做那篡逆之事。大人深受国恩，当思报效，否则，天下人便会认为大人忘恩负义，趁人之危，如此天下难安。”
宇文泰被苏绰说中了心事，心头一紧，他急忙掩饰道：
“这全是小人的蛊惑之言，我并没有听信，你何必当真呢？”苏绰为了打消宇文泰的野心，进一步分析了时局，他说：
“我国外有强敌在侧，内有百废待兴，大人此刻更该以仁恕待人，方能永保权位不失。如今皇上虽弱，但民心依然向着皇上；大人虽权高位重，但堵不住悠悠众口。现在有人游说大人，他们是不明大义啊。”
宇文泰反复思量，终觉苏绰说得有理，于是放弃了邪念。
在这里，苏绰给宇文泰“退”的建议是十分高明的：退让一步是假，收揽人心是真，通过我们所谓的真“做”，把收揽人心、巩固权力的目的落到实处。
苏绰协助宇文泰治理西魏，进行了许多变革，遭到了许多人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给他加了不少罪名。
宇文泰相信苏绰的为人，对所有人的控告不加理会，他对苏绰说：
“我是信任你的，你如果想惩治他们，我一定为你出气。”苏绰开口道：
“变革举步维艰，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这个时候惩处反对我的人，只会使人心惶惶，发生动荡。我请求宽恕他们。”宇文泰摇头说：
“你太仁慈了，这只能让他们越闹越欢，增加对你的诬陷，你甘心这样吗？”
苏绰平声道：
“我以仁恕之心待人，不是向他们示弱，而是想感化他们啊。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绝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为难他们，我这样做是为了朝廷的长治久安。”
苏绰没有任何报复举动，大出反对他的人的意料。时间一长，这些人相信苏绰此举不是假做，遂生愧疚之心。
一天，一位反对苏绰最强烈的大臣拜见苏绰，对他说：
“你不和我们计较，可见你大人大量，难道你真的不记恨我们吗？”
苏绰道：
“我非圣贤，生气总是有的。不过我能宽恕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
大臣连连赔罪，不解地问：
“你太客气了，你给我们恩典，如何是为了自己呢？”苏绰诚恳地说：
“我报复你们，你们必记恨在心，寻机泄忿，如此冤冤相报，无尽无休，只能是两败俱伤。我现在得势，你们奈何不了我，一旦我失势，你们还会饶了我吗？眼下我们不结仇怨，我也没有担惊受怕的那一天了。”
大臣听完更受感动，他对其他大臣说：
“苏绰有心宽恕我们，却毫不居功，他这样大仁大义，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作对吗？”
反对苏绰的人一时纷纷反正，成了苏绰的坚定支持者。
宽恕他人是一种退让的方式，也许这种宽恕不是发自内心的（就像苏绰所声称的那样，因此我们名之曰“假退”），但以其散发出的人格魅力和博大胸怀而为人折服，从而为自己排除各种障碍。
8.避锋芒与找机会不能偏废
我们一再探讨领导者在逆势之下避其锋芒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暂时保全自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是这个道理。但是仅仅停留在避锋保身的阶段是很难有翻身的机会的，所以避锋的同时要主动创造条件去找机会，这样的“假退”才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武则天时代，对于宰相一直采取残酷打击的政策，大都罗织罪名，以酷吏加以制约与镇压，使这批世袭贵族、豪门，尤其是李唐时代的功臣勋旧，遭到了重大打击。
公元684年9月，武则天临朝称制，公元690年即位称帝，在位16年。自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长寿二年（公元693年）10年之中，共有宰相46人，被杀、自杀、被流放者几乎占全数70％以上，比之汉朝武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长寿元年一月，也是恐怖政治达到高潮的时期。武承嗣———来俊臣联盟达到鼎盛。
由于武则天临朝称制、称帝已有十多年，李唐贵族势力已遭到重大打击，则天两个儿子中宗与睿宗已被“束之高阁”。因此，武则天侄子仗着武姓宗族与亲信的便利，开始着手建立武姓王朝的准备，武来联盟乘着铲除李唐旧臣的机会，一方面试探恐怖集团人物的力量强大与否，一方面借巩固消灭旧势力集团的成果，再次把行动矛头指向七位素享声誉的大臣。
这7人是三位宰相：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四位大臣：司礼卿崔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和潞州刺史李嗣忠，而尤以狄仁杰、魏元忠最卓声望，是朝臣中李唐贵族的领袖级人物。
武来联盟打出的寻罪王牌仍如同以往构陷他人一样：谋逆罪。这正是武则天最为忌讳、最为警觉、也最具杀伤力的罪名。
来俊臣亲自主审狄仁杰，他首先进行诱供，说，如果狄宰相首先承认犯罪事实，就可以免死罪，还可免除酷刑。来俊臣残酷的刑讯逼供，天下尽知，尤其是惩罚大臣之重，更是令人毛骨悚然。
狄仁杰当然深知来俊臣用刑的残毒，就来了个缓兵之计，首先承认犯有谋反大罪，但内容非常空洞，没有所谓的谋反事实。大而化之是狄氏“认罪”的原则，为以后翻案作准备，这是他的过人之处。狄仁杰说：“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归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仅仅作为李唐旧臣，就对“大周革命”有谋反之罪，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被迫之辞。来俊臣根据以往经验，只要承认反罪就行，其他再说，就坐等则天皇帝批斩或北流。
但狄仁杰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在狱中还晓以大义，进行策反活动，在人身自由稍有改善之际，就以书信秘缝于绵衣中，送达家人，让儿子狄光远上书鸣冤。
实际上，武则天以酷吏制旧臣，其中冤假错案何止千万，武则天早巳了然于心，但根基未稳的非常时期，她便听之任之；一旦天下进入正常运行轨道，君臣和睦、上下一心的局面当是武氏时代、武氏王朝能够昌盛、延续的重要条件，这一点她也是知道的，因此，假装从前受到蒙蔽的武则天抛出“掩耳盗铃”伎俩，借此案祭出“仁慈君主”手段，对来俊臣把持的监狱系统进行审查。
武则天首先在宫中召见来俊臣，问狄仁杰所称“谋反罪”是否是酷刑逼供得来的，遭到来氏断然否认，认为他们都处之甚安，朝衣朝冠都披戴在身，根本没有用刑。
武则天此举是“打招呼”，是告诉来俊臣不可过分行事：我已知道监狱中的残酷行径，以前只是不明言而已；现在若再如此，我还是要管的。随后，武则天又派使者通事舍人周琳到狱中巡视，虽然来俊臣的淫威使周琳在狱中望而却步，但狄仁杰等臣还是被去掉囚衣，披上朝服，等待检视。
虽然周琳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它散发出来的政治信息使两方面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狄仁杰等人知道武则天已动恻隐之心，知道女皇帝已对监狱刑讯逼供产生了怀疑，就更加起劲四处活动，寻求更多的同情与支持；来俊臣之流则是慌了手脚，看出武则天的不满。于是也加紧活动，恫吓朝臣，极力掩盖真相。
武则天既然已有变通监狱中大臣命运的想法，就需要一个朝臣的奏章和谈话作为引子，让话从他们口中说出，自己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以便不给群臣完全改变从前的决定、朝三暮四、出尔反尔的口实，这于皇帝尊严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于突然之间改变朝臣生死命运，也必须给他们恩重如山的感觉，否则反而生怨，起不到效果。
正好这时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奴隶的上书给了武则天以契机。这个姓乐的小孩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以告密来反告密，因为只有告密者才能得到武则天亲自的接见。小孩在武则天接见时放胆畅言，指出了来俊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冤案遍地，武则天于是决定亲自讯问狄仁杰，于是此案得以真相大白。
后来的故事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出：武则天以圣明的样子决定，从宽处理七大臣，武则天在朝座之上，堂而皇之地对群臣说：“古人云以杀止杀，我今以恩止杀，就群公乞（任）知古等，赐以再生，各授以官，伫申来效。”于是，此案得以戏剧性结局，七大臣居然全部保全了性命。
从狄仁杰的经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假退”、“实进”有时并非自然地成为因果关系，需要两手都要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9.要敢于付出让人侧目的代价
退是要有代价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后退一小步就能换来大踏步的前进。有的时候，你的退必须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才能达到迷惑对手、免落口实的目的。
大辽皇后述律平虽然是个女人但权力欲极强且敢作敢为。这一天她升御座，告诉群臣：“皇帝于昨天晏驾了。”群臣陡然听到这一消息，无不吃惊，纷纷跪伏地上，号哭声顿时大作。大圣大明天皇阿保机死在扶余城，死时年55岁。阿保机一死，皇后述律平立即摄行皇帝大权。她在扶余城住了些天，八月初才传旨护大行皇帝梓宫西归皇都上京。人皇王耶律倍得知父皇驾崩，赶忙到军中护梓宫西归。九月中旬，述律平和人皇王耶律倍护梓宫回到了皇都城。皇后即命令康默记等监管修建阿保机的陵墓。
按照老规矩，老皇上死了，太子应在柩前即位的。但是皇后述律平亲自摄政之后，只是忙着为阿保机修建陵墓，整顿朝纲，根本不提新皇帝即位这件事。皇后不提，太子、人皇王———耶律倍怎敢提一句？有几个臣下试探着讲谏，提出由太子耶律倍即位的事，述律平只是推说国事繁忙，即位之事暂且不谈，待老皇上灵柩落土后再说。臣下们渐渐明白：皇后是根本不打算让太子耶律倍即位的。于是一帮亲近太子的大臣，以耶律迭里、耶律匹鲁为首的文臣武将联名上疏，指出储君耶律倍现已成年，且陪慧灵敏，又饱读经书，知书达礼，礼贤下士，可早登大位，望皇后交出权柄贻养天年。皇后见到表章，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当面发作。后来终于找到一个由头，将耶律迭里、耶律匹鲁及一些酋长数十人全部杀了。一时间更无人再提太子即位之事了，可皇后仍不肯罢休。她想，斗胆进表逼她让位的几个人虽然除掉了，但天皇帝生前逆臣不少，而且又多是拥戴太子耶律倍之辈，不想法除掉这些人，也会留下后患。她暗地里寻思着剪除党羽的计策。这一天，举行老皇帝阿保机的灵柩送入陵墓的入土仪式，皇后述律平将老皇帝生前的十名亲近之臣叫到面前，朝他们说道：“大行皇帝生前，你们和他一起南征北战，为契丹国立下卓著功勋，天皇帝也待你们恩重如山。今天皇帝升天，尔等重臣本应该留在朝中帮我整顿朝纲，重振基业，但念及天皇帝一生轰轰烈烈，死后也不好让他独自一人寂寞相处，你们素来得到他的信任，就请你们为我去传语大行皇帝，说我特派你们去侍奉皇帝于地下。”说完便要将这些人全部杀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