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则无欲，无欲则刚，刚则无不胜，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人须立志，立志须正。要善于养育浩然之正气，端正自身，方能端正天下。心正，则人格节操卓然自立，他人服膺于你，为你所化。
什么是正？正，止于一。一，即至善的所在与至善的道理。心达到了至善，就恢复它的本来样子，不为物累，不以己悲。没有忿恨，没有滞碍。不牵挂，不动气，不着意，不思虑，心纯如雪。心正则行有所止，有所止，则有所安，有所安，则自有所得也。
正气不可无，不可瞬间违背，内心永怀一个方正之石，遇人处事自然不会失了方寸茫然无措，而可泰然自若，屹立不摇。
欲正其身，先正其心，才可正其言，正其行。对人对事，坚守自己的一腔正气。不但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在品德上为人之表率，也要端正自己的认识，使自己在知识与见解上得到他人的信服。端正自己，以正为本，胸怀磊落，成就大我。
一、正气是做人之本
1.用“正”化解一切不平之气
我们做人，不只要有道德，处世更要有道德。道德最好的表现形式，即是公平待人也就是为人要“正”。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不平则鸣。无论严治还是宽治，都需要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
张南轩说：“从政就需要公平心，这个心不公平，就是好事也会办成错事。例如扶弱抑强，本来是办了好事，往往会因好事办成错事。就像明镜似的，漂亮自漂亮，丑恶自丑恶，何须我来多此一举。如果先以这个人为丑恶，就轻视这个人，则无往而不丑恶的。”
要平他人的心，尤其要平他人的气，平他的情。要用“正”去化解一切不平之气。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说：“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为他人作轻重。”他自己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不能做到公平二字，就无以取得人心而达到大治。
在现代社会中，如果仅仅以我存在于小我的圈子内，以我的成就存在于小我之中，这种小我有限度。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不能做到“正直”“正气”，则将一事无成，得也不到别人的尊敬。如若能把我置于国家、民族、全人类甚至宇宙中去，自然我所成就的我，就是无限的大我，独创的大我。要想灵活独创这个大我，以不是人间所有的为贵，就应该去物趣存天趣，去俗机存天机。就不宜把人与人相等，而宜把人与天相等，使正气达于天。
把人等同于天，就能胸怀宽阔，磊落大方，内外晶莹，没有半点杂物，一片风光霁月，一片天理流行，空灵恬淡，一派自然全新的景象。融和无间，逸韵无穷，就能与天地同化，与天地同参！
2.立志以正为本
大丈夫做人堂堂正正，内心世界方方正正。李白有诗云：“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宋代刘炎说：“君子志于泽天下，小人志于荣其身。”孟子说：“士何事，曰尚志。”世间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只在无大志而已！小有志气的人，也只在功名利禄富贵与妻妾儿女衣食的讲究上。这样的人，纵使能做大官发大财，或是享受着一时的荣华盛誉，但对于千秋历史没有半点涉及，对人生毫无了悟，到头来还是个凡夫俗子。
这里所说的立志，就是要求人们树立超人超世的大志，树立改造天地，创造历史的大志。这样虽不得于上，也可勉得于中，从而使自己的生死，区别于禽兽的生死。人秉承着天地的灵气而生，应力求对天地、对人类、对历史、对父母家庭有个交待。这个交待，不是吃喝穿着、生儿育女所交待得了的。所以立志实为做人第一大事，第一根本。
曾国藩说：“有志则不甘为下流”，“人才以志气为根本”。谢良佐曾说：“人须先立志，立志则有根本。譬如树木，须先有根本，然后培养，方成合抱之木。”世人常常开口说“志气”，闭口讲“志向”。说志气，立志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人的力量。讲志向，立志是做人的目标，也是做人的道理。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就要先树立顶天立地的志向。立志做大人，就要以圣贤为业；立志做大事，就要以英雄豪杰为业；立志于富贵，就要以名利为业；立志于小人，就要以衣食为业。
做人总要有个志，方可有路走。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无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坠惰，而百无所成，皆由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抵乎！”立了志，不变移，不动摇，总会有成就的。从来没有不立志而有成就的人。做人惟有立志，立天下第一等大志，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才能成大器。
文天祥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元代王恽诗云：“成事自来输有志，不教勋业镜中看。”
作为人来说，生存在这个世道上，就要有理想，有抱负，有目标，不可糊涂一生。理想与目标就是人们的志向，就是内心的方正。张横渠的名言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禅宗六祖的名言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他们做人的志向和抱负，也是他们做人的理想与目标；这里面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也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
想当圣人，就要有圣人的理想；想当英雄豪杰，就要有英雄豪杰的理想。这都能引导人们发愤向上，提高人的人格、精神，提高人的品德、地位，使之虽在人世中却能超脱一切人世，从而创造历史，不被历史淘汰、淹没！古代的哲士说：“匹夫一立志，便可参天地”；“人不怕才力不够，却怕志向不立”；“雄图大志，为伟大事业成功的基础。世无缺乏雄图大志而能成其为伟大的人。所以一切才智、自信与勇敢，均须以雄图大志为根本”。可见古往今来的圣人、英雄，做人均是以方方正正的志向为根本。
3.节操应集正气之大成
老子、孔子、释迦佛、耶稣，是集天地正气而大成的人。集大成的成就大，集小成的成就小，没有不是这样而能成就那样的。所以说天下可均等，国家可以推托，爵禄可以抛弃，财利可以推辞，衣食可以残缺，头可断、可碎，身可烹、可脯，而道义不可丝毫违背，不可片刻离去，这就是所谓古代的大人！
老子说：“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人能体会天地之道而存养天地之气，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至大至刚，能充塞于天地的浩然之气。这个气用之于达时，能经天纬地；用之于穷时，能以死恪守善道。而这个穷时的死，也就是普遍说的气节或节操。即古代所说的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以死卫道、视死如归的节操。
孔子说：“早晨听懂了大道，晚上死了也值得。”在生死关头，“当道存在自己就存在，当道不在自己应死去，眼前所见的只是道，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存亡”。听不到道，生死关头就无法辨别清楚，便不可避免降志辱身、败名丧节、违道伤义而苟且偷生。
正气不能培养，邪气必然会在心中产生。节操不能立，人格便在利欲中丧失殆尽，这样不是家庭逆子，便为社会的害群之马；不是国家奸臣，便为人类的蟊贼。连禽兽都不如，又怎能成为善人呢！
古时候，尧要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而隐居。这是正气，也是节操。让给舜，舜待尧死，守丧三年后，逃避到南河的南面，而天下的人民跟随着他，万不得已而受位。这是正气，也是节操。夏桀殷纣暴虐人民，殷汤周武仗义革命。这是正气，也是节操。伊尹辅助太甲，周公辅佐成王，都是正气的体现。
古代比干丞相临死还要劝谏，充满了忠义；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饿死而更加受显彰。申包胥站在秦廷里七个日夜痛哭不绝而以保存楚国；子路诉说卫国叛乱，跑去救驾，有断缨而死的气节；颜回一竹筒饭，一瓢饮水不改变自己的乐趣；曾子穿着粗布衣袍还没有完整的，糟糠野菜填不饱肚子，不合于义的上卿也推辞不做；邢蒯聩的死为了庄公，王蜀欠的死为了城市，以拿国家俸禄而又死于这种事情，忠正的臣子不服侍两个君主；平原君以贵而为朋友是卑贱，以富而为反是为了济贫；虞卿交出相印偕同魏齐投奔以大梁；及魏齐因信陵君的“开始难以见到”而自杀……凡此种种，是正气也是节操。
我们如果能培养这些正气，节操便自立，而名垂万世，足以成为千古效法的榜样了。如果以此来报效国家便能自忠，以此来为人民服务便会自仁，以此来居于官位做事便可自敬，以此来管理财政便会清廉，以此来交朋友就会信诚，以此来修心养性就能严谨；以这样的名声不苟获，以这样的生存不苟得，以这样的死亡不苟免，如此便自然是精忠贯日月，浩气塞天地。怎能仅仅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呢？
4.端正自身，才能端正天下
心不能做到豁然大公的人，就是不能端正自己的心，端正了自己的心自然就无偏。要想心正首先要端正自己，端正了自己就能端正家、端正国、端正天下。
所以《大学》中认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修身的根本在于正心。孔子说：“自己率先端正了，天下谁敢不端正？”所以傅子说：“领导立德的根本，不外乎正心。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左右人员就正，左右人员正了，所有官员都正，所有官员正了，国家就正，国家正了，天下就正。”
“所以天下不正，国家就不正；国家不正，所有官员不正；所有官员不正，左右人员就不正，左右人员不正，领袖人物就不正；领袖人物的身不正，心就不正。正心的道理就这样说吧！”这是一个大端正！端正了心，就端正了自身；端正了自身，就端正了天下。
孔子说：“心，是身体的主宰。天子以天受命于心，心不正则天下混乱；诸侯以国受命于心，心不正则国灭亡；平凡人以身体受命于心，心不正则受杀害。”所以说治与平的道理，简易并不复杂，四海以内的事，反求于心就能得到。所以端正了自己的心就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就是得到了中庸的心德。上层人物保存着这个心，就能大而正。下层人物，自然跟着潜移默化。天下人的心都端正了，天下怎么会无治呢？
什么是正？止于一的叫做正。什么是一？至善的所在与至善的道理。心达到了至善，就能恢复它的本来样子。没有喜好与憎恶，没有习染，没有物累，没有滞碍，没有亲近，没有忿恨。不牵挂，不动气，不着意，不思虑，内心是开阔一片，纯于白雪。保存着天心，遵循着天理，这个心不需要正就自正。心有所正，行就有所止；心有所止，则自有所定；心有所定，则自有所静；心有所静，则自有所安；心有所安，则自有所得。得，就能得到至善的本体。这样就能得到一个心，有了这个心，就不会好恶于天下，就不会轻重于天下，这样就自然不生其心。
“生于这个心，害于这个政。”不自生这个心，就是无善无恶的心。有了这个无心的心，自然能冲漠无朕，灵明无味，至诚至神。而一切都归于无意、无物、无念。这样自有“竿头丝线凭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便不会被天下动心，不被万物累身，不被利与害昏智，不被生与死挠神。这样只有个相辅相成，只有个天理当然。用这个心治理万物，万物都正，治理天下，天下都正。
二、做人不可违背正气
1.正气不能瞬间违背
历史上的圣明君主，之所以能听到称善的人就要揖拜，劝谏的人则川流不息，因为他们对意见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古代的仁人志士，之所以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也因为他们对死生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古代君子及德高望重的人，之所以能不违背道义而成名，也因为他们对名利有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如果为了道义所在，正气所存，就是万死也不辞，这又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所以孟子评论伯夷、伊尹、孔子的相同之处时说：“能够得到百里地方的君主，都能以朝见诸侯而有天下。哪怕是行一处不义，杀一个无辜，而得到天下，都不愿意这样做。”
因此，道义不能瞬间离开，丝毫违背；正气不能瞬间违背，丝毫损去。这就是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而这又是不可辩解的。不然，那些汉奸贼子，贪官污吏，匪盗流寇，奸佞小人，也都能说“我无可无不可”了。
一个人有了无可无不可的胸怀，就能看到他的容人气量。虽然能容人，心中也应该有个主宰，有个见解，有个辨别，这就是从容量发掘为对人的雅量。
根据《唐史》记载：
“狄仁杰能做宰相，实际是娄师德推荐的，而狄仁杰却不知道，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一赳赳武夫而已，数次把他排挤在外。太后武则天觉察到了，曾经对狄仁杰说：‘娄师德了解人吗？’狄仁杰回答说：‘我虽与他同为大臣，却没有听说他了解人’。武则天说：‘朕起用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也可以说他了解人啊’。狄仁杰出来后，感叹地说：‘娄公的盛德，我被他包容得很久了，我却没有觉察到’。”
又载：
“娄师德对人宽厚清慎，触犯了他也不计较。他弟弟去做徐州刺史，准备起程，娄师德对他说：‘我位及宰相，现在你又去做徐州的刺史，我认为荣宠太深了，恐怕要遭人嫉妒，你准备怎样自勉呢？’他弟弟跪着说：‘从现在起，如果有人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哥哥大概不会忧虑吧’。娄师德满面不高兴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所担忧的地方，他人吐口水到你面上，他是愤怒你，你擦去它，就违逆了他的意思，所以他更加恼怒你，口水不要擦去，让它自干’。他弟弟当时笑着接受了。”从他人的口水吐到脸上让他自干，可见娄师德的容人度量。
《唐史》中还载：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你在汝南，很有善政，你想知道诬陷你的人的名字吗？’狄仁杰说：‘您认为我有过错，请指出来我好改正它。知道我没有过错，这是我的不幸，我不愿意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武则天很是赞赏他。”这种不愿知道诬陷我的人的名字，就是对人的雅量。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所记载的宋太祖的事情：“赵普经常推荐某人做某官，宋太祖没有应允；第二天赵普又来推荐其人，宋太祖还是没有准奏；第三天，赵普又来推荐其人，宋太祖大怒，把他的奏折撕得粉碎摔到地上，赵普便跪到地上把破碎的奏折捡了起来。回家之后，赵普把那撕得粉碎的奏折拼凑起来，又拿去上奏宋太祖，宋太祖被他的诚心所感动，重用了推荐的人。又有一位大臣应当升迁，太祖素来不喜欢那个人，不同意。赵普坚持为那人请求，并且说：‘刑法用来惩治罪人，赏赐用来奖励功臣，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而惩罚与奖赏，您怎么能以自己的喜怒来专断呢！’太祖大怒不已，站起来，赵普也跟着他站起来。太祖进宫去了，赵普站到宫门口不回去，最后竟然得到同意。赵普的刚毅、果断就是这样子。”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宋太祖赵匡胤，有无可无不可的容人之量与雅量，并能够看出赵普的刚毅、果断精神。这种君臣之间的风趣雅事，后世是不多见的。
2.培养自己的浩然正气
宋朝高忠宪曾经说：“静如是，动不如是，这是气静。静如是，动也如是，这是理静。理静，理明想静，胸中畅然无事而静。气静就是定久气澄，心气交合而清静。理明则气自静，气静理也就明。两者交资互益，以理气本不是两种原因。默坐澄心，体验天理，为延平门下最高的教诲。如果是虚假地用气静，动就会失去，有什么益处呢？默生澄心，体验天理，说的是在默坐之时，这个心澄然无事，就是所说的天理。”高忠宪进而揭示出默坐澄心，要以体验天理为入圣的直截功夫。所以龟山门下，教人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未发作之前，作什么样的气象？这也就是明心见性和融彻天地的不二法门。
主静，实则要达到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与“不动心”的最主要入门方法。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不是心中别有天地、别有世界、别有人生，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所以程明道教人：“人心必有止境，没有就听从于物，这是不动心的道理吧！”朱熹教导人说：“学者半天静坐，半天读书，如此三年，没有不长进的。可以去体验一两个月便不相同，学者不做这种功夫，而虚度人生，太可惜了！”所以心中一静，就会自然没一点事发生，没有尘沙之念，透出事业功绩的世界之外，透出现实的世界之外。像这样怎么会不超凡脱俗，怎么会不神智清明呢？
静就能使心明神清，慧增开悟，神采万千，适应方圆。以它来临大事，处大难，解大疑，定大计，自然毫无阻碍，垂手可得！所以蕺山说：“遇事不能应付，只有炼心法，更没有练事法。”道家修养大法是：练心法，练气法，练精法，练神法。全部都是以练静为入门宗旨，也就是收放心的方法。
不论是哪一位圣贤豪杰，统治天下容易，统治人心却难。所以禅宗鼻祖达摩说：“制心一处，无事莫辩。”制心的方法，不外乎静坐。制只不过稍带有强力的意思。不像儒家所说的养心治心来得平易，来得自然。
梁启超所说的治心要法是：“治心的功夫，必须心地洁净，不追逐于外缘，没有纷乱于内心，超脱于尘网之外。”心中没有一点杂念，没有渣滓在里面，就有茑飞鱼跃自呈活泼的气象。然而我辈并非厌世脱尘之流，不得不接触万事万物，志愿越多，他所接触的事物越多，不像有道的人有自然之心，即使有秩序，就像百万之师，而没有主帅，号令纷乱，怎么会不崩溃呢！所以，凡是遇事惶恐，丧失自己的操守，都是乱为之害，实要有损存养的功夫。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没有不是以恳切之心作为第一大事。存养用功之法，大都以主敬主静两条为宗旨。敬的妙用，大都以制外为养中之助，因为我辈的德业之所以不长进，其原因虽很多，仍然不外乎是受外面环境所牵累。受外面环境所牵累，就是眼耳鼻舌身五官，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物交换于物吧。眼耳鼻舌身既受牵累，他的本意就会随之动摇，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引神罢了。
“志一就会动气，气一就会动志，辗转缠缚，主客易位，势就不足以相敌。敬就是检制客贼，而杀他的气力。客力杀而后主力乃得增长，所以叫做内外交养。静的妙用，全在于存中作为外应的根本。我辈被缠缚于这个境界，这个心受惊扰，没有一刻来顾及。如果没有静坐来制约它，就会成为躯壳罢了。心有存养功夫，自然就会坚实，没有它就会动摇。孟子的得力，在于不动心。而他的功夫，在于善养我的浩然之气。静坐不足，尽主静之功，而主静之功，必然从静坐入门，所以前代儒人都把这个作为方便的法门。”
梁启超的这番理论，正可以说明主静功夫，不但可以作为入圣入哲的门槛，而且也可以作为英雄豪杰成就大事、立大业的基本要素。
三、严以正己，以正服人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此处的“正”与“不正”，都是针对领导者而言的。孔子的这句名言的意思是：身为领导者，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遵从；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
要知道，领导者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部下的注意，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能以适宜的态度或行动出现在部下面前，就会立刻影响到部下的士气，如此一来，组织就会更加牢固。
1.在纷争中应扶助弱小
领导者并不是表现出强制的态度就能让部下心服。相反，身为领导者必须要有敏锐的头脑，来调解同行之间的纠纷，并且以柔和的心情来扶助弱小，若非如此便无法担任领导之责。
从动物园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如有争论由老大裁决、休息时弱者优先”的守则，这也就表示了调解纠纷和扶助弱小，是身为领导者不可或缺的特质。
生物研究学家K·罗连斯对冠克马雨品种的乌鸦所做的研究，说明首领的责任。
这种乌鸦有着极为明确的顺位制，从上到下每只乌鸦的地位都有一定的顺序排列，且一生不变。他们从幼鸟时期开始就互相争取地位，但只有一只能够登上首领之位。
至于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决定谁是首领、谁是下阶层者，身居高位的乌鸦是不会和同伴起争执，尤其是不会和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乌鸦起争执，若是加入争执，也一定是帮助地位低劣者说话，这样才能平息地位较低者的不满。
总之，动物界的首领必须是公平处事者。
猿猴也是如此。猴群之中若有新的领袖出现，这领袖的立场也和前述的乌鸦相似。当同伴有了争执时，能够挺身调解纠纷、扶助弱小者，就有资格成为大家的领导者。
要成为领导者就必须能够顺应群体的期望，而解调纠纷、扶助弱小，正是象征了符合群众的期望。
就现代企业而言，受命担任领导者地位的人，一定要能够展现出实力来赢得大家的认同，这就必须要从指导部下、调解部下之间的纠纷等符合部下期望的事情开始做起。
2.一碗水要端平
上下级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处于良好的状态中，上下级的需要就得到满足。
一般来说，上级需要下级对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勤奋努力，圆满地、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而下级则希望上级对自己的工作上加以重用，在成就上给予认可，在待遇上合理分配，在生活上给予关心。
对下级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当下级工作取得成绩时受表扬的是上级，当上级工作发生失误时，挨打屁股的是下级，造成下级心理失衡。
因此，领导者要善于发现和研究哪些是下级关注的中心，并抓住这些中心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下级最迫切的需要，从而调动下级的积极性。
领导者在与下级关系的处理上，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不分彼此，不分亲疏。不能因外界或个人情绪的影响，表现得时冷时热。
当然，有的领导者本意并无厚此薄彼之意，但在实际工作中，难免愿意接触与自己爱好相似，脾气相近的下级，无形中冷落了另一部分下级。
因此，领导者要适当地调整情绪，增加与自己性格爱好不同的下级的交往，尤其对那些曾反对过自己且反对错了的下级，更需要经常交流感情，防止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
有的领导者对工作能力强、得心应手的下级，亲密度能够一如既往。而对工作能力较弱，或话不投机的下级，亲密度不能持久甚至冷眼相看，这样关系就会逐渐疏远。
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的领导者把同下级建立亲密无间的感情和迁就照顾错误地等同起来。对下级的一些不合理，甚至无理要求也一味迁就，用感情代替原则，把纯洁的同志之间感情庸俗化。这样做，从长远和实质上看是把下级引入了一个误区。
而且，用放弃原则来维持同下级的感情，虽然一时起点作用，但时间一长，“感情大厦”难免会土崩瓦解。
领导者在交往中要廉洁奉公，要善于摆脱“馈赠”的绳索。无功受禄，往往容易上当，掉进别人设下的圈套，从而受制于人。
有功于人，也不要以功臣自居，否则施恩图报，投桃报李，你来我往，自然被“裙带”所缠住，也会受制于人。
馈赠是一种加强联系的方式，但在领导活动中往往诱使领导者误入歧途。有些馈赠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获取动机，特别是在有利害冲突的交往中，随便接受馈赠，等于授人以柄，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领导者在交往中，要注意自己身边人员的状况，从实际情况来看，领导者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贴近的人，这引进人对于领导活动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平时，领导者在一引进事情上是依靠他们实现领导的，而他们又转靠“别人”的帮助来完成领导者的委托，于是就出现了“逆向”的情况。领导者周围的人可直接影响领导行为，而“别人”又可左右这些人的行为，这里存在着一条“熟人链”。
显然，这些人不仅向领导者表达自身的需要，而且还要为“别人”办事，这自然增加了制约因素。
以上的原理告诉我们，领导者应该注意身边人的制约，不仅要调整好与他们的关系，而且还要改变他们中的人员结构，提高他们的素质，避免给工作增加阻力和困难。
3.人人平等，机会均等
前面说过，不要有偏见。现在我们又要说，不要另眼相待。这两个问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凡是对一些人有偏见的领导，对另一些人则会另眼相待。
“有偏见当然不好，我们对工作努力的同志另眼相待难道也不对？”有的领导不明白了。
我们的回答是：另眼相待同样有害无益。
对于干得出色的下属当然是应该表扬的，但是，该表扬的时候表扬，该评功的评功，平时还是应该与其他职工一视同仁。
这就是说，他靠工作出色赢得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其他方面还是同别人一样。别人若像他一样工作，那也能赢得所应该得到的东西。这里强调的是工作，突出的是公平。
如果你把一切特权都授予了他，甚至对他做错的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你让别人怎么向他学习？
另眼相待所造成的特殊化，使他和其他人员有了差距和隔膜，别人反而无法也不想向他学习了。人们会因为妒忌、仇恨而消极怠工：“他既然这么得宠，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工作都给他去做呢？我们忙个什么劲儿！”
一定要给下属一种公平合理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人人都是平等的，机会也是均等的，他们才会奋发，才会努力。这样做，对作出成绩的人也有好处，有助于他戒骄戒躁，不断上进。
对女性职员和体弱的职员也不能另眼相待。确实是不适合女性工作的岗位，干脆就不要安排女性。既然安排了女性，就要同工同酬。
体弱的职工也是一样，要么明确规定了半休，在规定的时间内也要和其他职员一样工作，作为企业是一个集体场合，要有一种工作气氛，弄几个闲散的人在一边是会影响士气的。
我们不要以为好心一定能干好事，像另眼看待这种“好事”，不论对本人，对旁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4.不可鼓励私心
人一旦当了领导，自尊心就会随之增强，敏感度也会提高，常常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自己被忽视了。别人一说悄悄话，或在暗中商讨事情、组织活动，就会觉得不是滋味。感到自己被“架空”了，或者是在和自己作对，因此对下属产生偏见，以致影响了工作。
某研究室，领导由一正二副组成。两个副手，一个分管业务，一个专管行政事务，主任全面负责。三驾马车，可以说是搭配得当，四平八稳。但主任却总觉得自己有职无权，甚至疑心两个副手串通好了，故意“架空”自己。
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他就故意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凡是副手赞成的事，他就反对；凡是副手反对的事，他就赞成。这样一来，大大影响了工作，三驾马车颠覆了。
这是滥用权力，以私害公的典型例子。
以私害公的另一种典型情况是任用私人。
任用私人和任人唯亲的情况不完全一样。谁都知道，任人唯亲是有害工作的。有的领导便想：“我是任人唯贤的，但同样的贤能，我为什么不能任用亲近我的人呢？”
这一念便错了。任人唯贤，就是说，“贤”是惟一的标准，不能再有其他标准。你在贤能之外还看他与你亲近与否，这就不是“唯贤”，而是二元标准了。尽管这和任人唯亲的一元标准比起来，你是好多了，却仍是不对的。
人是感情动物，对自己所亲近的人，难免因为感情关系而易于看到优点，不易看到缺点。所以，你认为“贤”实未必“贤”。就算确实“贤”，别人也照样不服气：“为什么同样贤能，他能上，我不能上，还不是因为他是头儿的人？”
若是未必贤的人，影响就更坏了。
人人都会这样想：“看来还是私人关系管用，我们再卖力也没用！”这不是为认私情而害了工作吗？
许多领导干部认为，只要不贪污、不受贿，走后门插私人，就不算以私害公了，其实不然。“私”是一种很奥妙的东西。当人作为个体而出现的时候，“私”就溶化在他的血液之中。
一般的人，私情私欲只要不膨胀到侵害别人、触犯法律，问题就不大。领导就不行。我们反复讲过，领导者要对企业负责，领导者的利益应该就是企业的利益。也就是说，你的私情私欲必须为企业利益所替代，这决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做到的事。严格地说，几乎七情六欲都是你的敌人。为了不以私害公，你必须抱高度警惕，作许多努力，当然也要牺牲很多东西。每做一件事情，当领导的不妨扪心自问：“这件事中，有没有我的私情在内？”或者说：“这么干，别人是否会觉得我有私情在内？”在得到满意的答案之后，你再大胆地工作吧。
四、公正无私，不徇私情
1.陈寿评价诸葛亮公正无私
魏晋时期的史学家陈寿，他的父亲曾任马谡的参军。马谡失掉街亭被杀，陈寿之父因谏议不力，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古人把头发看得很重，所以，被强迫剃发既辱自身，又辱祖宗。依常人之见，陈寿对诸葛亮纵使不怀仇怨，也是心存芥蒂。陈寿撰《三国志》时，有人曾担心他会对诸葛亮加以非议；然而，陈寿却肯定了诸葛亮。他在诸葛亮传的评述中说：“亮之为相国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由于陈寿出以公心，《三国志》反映了历史真实，为后人塑造了一个丰满光彩的诸葛亮形象。
公正无私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一个人具备了公正无私的品德，就能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扬善除恶。
知道陈寿事迹的人还不太多，而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则是脍炙人口，人所共知的了。解狐是祁黄羊的仇人，但当晋平公征询南阳县令的人选时，祁黄羊却推荐了解狐；祁午是他的儿子，但当晋平公征询尉（管理军事的官）的人选时，祁黄羊却推荐了祁午。解狐和祁午到任后都很称职，表明祁黄羊既不计私仇，又不避嫌疑，荐人唯贤，一片公心。
公正无私，还体现在严于执法，不徇私情上。
隆虑公主是汉武帝的妹妹，其子昭平君又娶武帝之女为妻，昭平君平素不守法纪，隆虑公主怕他日后触犯刑律，去世前以重金向汉武帝预赎昭平君的死罪。后来，昭平君果然因罪入狱，按律当诛，武帝不顾大臣们的求情，毅然下令将他处死。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徐阶之弟徐陟犯法当惩。但徐阶对海瑞恩重如山。徐阶曾任首辅大学士，当年海瑞直谏触怒了嘉靖皇帝，多亏徐阶营救才得以免死。以后，由于徐阶的提拔，海瑞很快从一个六品小官升迁为坐镇一方的二品大员。然而，海瑞并没有被个人感情所左右，迅即将徐陟捉拿归案，依法定罪。
公正无私，是否意味着不要个人感情，甚至六亲不认呢？当然不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汉武帝决定处死昭平君时，曾哀痛不已；海瑞下令捕拿徐陟时，也曾心绪难平，思虑了多半夜。他们何尝不重亲族之情？何尝不念恩人之德？但是，面对公与私的冲突，虽然手握权柄，他们仍能以公为重，忍痛去私，这正是他们公正无私的品质的充分表现。
公正无私，还体现在公私分明上。
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其兄诸葛谨分别在刘备和孙权手下为官。即使在孙刘两方不和的时候，他们依然各自为国，忠心耿耿。但同时，兄弟二人又始终关系融洽，手足情深。诸葛亮出使东吴，诸葛谨出使蜀汉，二人均于公堂议国事，于私宅叙胞情。
当然，讲公正无私，摒弃徇情枉法，以私害公的丑恶现象，并不否定对合法合理的权利的维护。对于争取和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人们应该予以支持，社会应该予以保护，必要时，可以求助于法律这一有力武器。
为人公正，就能走遍天下；心中存私，则将到处碰壁。
2.裴宽身正得好报
无论做官或治家，都必须以身作则，因为上行下效，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即是指这个意思。孔子亦言：“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它的意思是；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管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正”，不但是要端正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在品德上为人之表率，同时也是端正自己的认识，使自己在知识与见解上获得人的信服，不然谁又会服从于你。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唐代润州刺史韦诜，女儿长大成人，他暗中为女儿挑选夫婿，好长时间还没有合适人选。韦诜在子女婚嫁上十分谨慎，并不是要求门当户对，他需要的是人品。德行好，家教严格，便是良好的姻缘。
一天，韦诜登楼远眺，忽然看见一个人拿着铁锹，在花园里埋什么东西。他有意无意地去派人打听埋东西的是何人。一打听，原来那个人名叫裴宽，是润州的一个参军，为人十分仁义，从不愿接受贿赂，害怕玷污了家门。不久前，有名手下赠送给他一束干肉，裴宽不敢自欺，于是来到后花园中将干肉埋掉，恰好被韦诜看见了。
讳诜听得连连点头称赞，决定将女儿许配与裴宽为妻。女儿对裴宽也是一见钟情，两人终结秦晋之好。可是，韦诜族中的亲戚朋友，十分看不起裴宽，说他又高又瘦像稻秆。韦诜知道后，说道：“疼爱自己的女儿，必然将她许配给贤良之人为妻，又怎能以貌取人呢？”
后来，由于裴宽始终严于律己，光明正大，秉公办事，从一个参军慢慢升为礼部尚书，这证明了韦诜的眼光有远见。
五、不平则鸣，维护正义
1.崇尚道义，仗意直言
不平则鸣，意思是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就应发出不满的呼声。
人们情绪的变化，与客观环境的影响和外物的作用密切相关。当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情绪的波动起伏变化就会被激发出来，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程度愈深，这种激发就愈强烈。人们由此而发出不满的呼声，对暴虐、强权等邪恶进行无情的谴责、抨击和鞭挞。
不平则鸣，北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针对地主官僚和广大农民贫富极为悬殊的状况，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不平则鸣，南宋钟相、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针对阶级压迫非常严重的状况，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这表明农民不仅在经济上要求均分财富，而且在政治上要求平等。不平则鸣，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针对土地高度集中。赋税十分沉重的状况，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要求分给农民土地，减免农民赋税。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向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冲击的新水平。
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百姓遭受苦难的时候，慨然向前，挺身而出，为百姓不平而鸣。他们不计个人安危而为民请命，维护正义，令人钦敬感佩。
唐代的魏征，多次对唐太宗犯颜直谏，促使其实施清明之治。明代的海瑞，冒死上疏嘉靖皇帝，指斥抗议他昏庸无道，以致官贪吏虐，民不聊生。“文革”期间，陶铸对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行径愤愤不平，并曾当面怒斥江青，使其狼狈不堪。不平则鸣，反映了人民群众不甘受欺凌的决心，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不平则鸣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它对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它要求人们在“不平则鸣”之际，还要做个“敢鸣者”、“善鸣者”和“公平者”。
遇到不公平之事“敢于鸣”，说明自己有道德的正义感，但光“敢于鸣”还不够，还要“善于鸣”，“鸣”之前先要好好想一想：“该不该鸣和怎样来鸣？”也就是说要“慎鸣”。因为自己认为“不平”之事不一定是真的“不平”。想好了，看准了再“鸣”亦不迟。同时，还要注意根据不同性质的问题和对象，采取不同的“鸣”的方式和方法。
不平则鸣，有助于促进人们做一个说话办事的“公平者”。如若人人都努力坚持公正原则，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实事求是地待事、待人、处世，就会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密切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2.沈链、司马光仗义直言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仗义直言这句成语，这里的“义”，指的是道义、正义。孔子提出“君子以义为上”，墨子提出“万事莫贵于义也”，孟子提出“义，人之正路也。”仗义直言，意思是说为了伸张和主持正义，敢于说公道话。人们常以此语来勉励自己，或以此言赞誉那些刚直不阿的人。这句成语出自《汉书·贾谊传》。仗义直言是一个人具有正义感的表现，我们应该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敢于“讲真话、吐真情、求真理”，培养自己仗义直言的美德。
要仗义直言就要敢于讲真话、吐真情、勇于追求真理。自己应该做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讲真话的人。这就要克服私心杂念，敢于为他人讲公道话，而不能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圆滑得像泥鳅。罗曼·罗兰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自私和怯懦的人常不快乐，因为他们即使保护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却保护不了自己的品格和自信。”我们要敢于为国、为民、为他人讲真话、讲公道话。
敢于直言的人都是那些不惧怕因此而招致灾祸的正直的人。韩愈曾讲“直言失官”，欧阳修也说过“直言逆耳而触怒”。但在我国历史上敢于讲真话、吐真情的人却比比皆是。
明代的锦衣卫沈链就以敢于讲真话，吐真情而垂名史册。当时严嵩父子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对于外敌屡犯京师置之不理，满朝文武惧怕严嵩，无人敢言，独沈链在皇帝面前敢于吐真情。皇帝问他是什么官？他说：“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并奏疏严嵩十大罪状。结果“帝大怒”，沈链遭贬，严嵩又以沈链“谋反”将其处死。直到明熹宗时才得以平反，并追封为“忠憨”。沈链敢于讲真话、吐真情、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了我们民族仗义直言的美德得到了人们的崇敬，成为后辈们学习的典范。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会遇到一些事被谎言、假象所笼罩，谎言似乎倒成了“真理”，使一些不真实、不公道的事情成了理所当然的事，甚至使得一些人遭到不白之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挺身而出，坚持真理，仗义直言，揭穿谎言。这需要有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追求真理的精神。
西汉朝李陵是李广之孙，天汉二年主动请战率军五千北击匈奴，直入敌腹地，屡创敌军，捷报频传，但因孤军深入，后援不足而在稽山战败，武帝闻知十分恼怒，欲治重罪。司马迁闻讯后，敢于仗义直言，面陈李陵有“国士之风”，为国家立了大功，虽身陷匈奴，终非无能，武帝没有听进司马迁的话，大发雷霆，但司马迁仍然坚持讲公道话，结果被关进监狱，处以宫刑。但他仍痴心不改，又秉笔直书，如实记载。至今人们仍在赞颂司马迁这种追求真理、仗义直言的美德。
当然秉公直谏、仗义直言并不是主张说话简单粗暴，而是要注意讲究方式，以真心、真言、真情去打动、感动对方。唐代魏征正是以真心、真言、真情而相谏，感动和打动了唐太宗，才使仗义直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