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佚名
我的童年有两年的时光是在乡下度过的。
那是在1970年，我6岁的时候，因爸走“五七”道路，举家下放农村，回到了故乡哈达窑沟。此前，大姐作为68届知青已经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落叶归根，就这样，我们全家又在故乡“会师”了。
初到乡下，什么东西都因陌生而备感新鲜。老家的房前屋后都是菜园子，那青翠翠的小嫩葱，白生生的韭菜花，沿篱笆墙一路疯长的绿黄瓜，都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乡村岁月，晨钟暮鼓。奶奶每天都叼着一杆长烟袋、扎着一块油渍麻花的破围裙、手里抱着个大猪食盆喂我们家养的那头大黑猪，我至今还能回想起祖母当年赶猪进圈时嘴里哼着“得得得”的情景。屋前的菜园子里有一个葡萄架，每到葡萄熟了时候，我就爱往菜园子里钻。可人小个矮够不着，只能干眼馋。这时候，爷爷就会拎上一把剪子剪下最大的一串递给我。那时候，年幼的我对爷爷充满感激，我曾在《遥想祖父》一文中说，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我是唯一不怕爷爷这个威风凛凛的当家人的人，也是唯一没被他打骂过的晚辈。爷爷对他的这个小孙子疼爱有加。他曾领着我到生产队的香瓜地里，牛气地冲看瓜人喊一嗓子：“给我孙子拿几个瓜！”然后边跟旁人唠磕，边心满意足地看着我一通将瓜吃个够，临走扔下一句“记账。”
其实，乡村留给我童年的记忆并非都像故乡的青山绿水那般美好。只是因为年幼无知、不懂事，而不懂得世道艰难罢了。那时候，年长我6岁的我哥哥每天要往返五里路到长岭子上学。
而我现在已经过世一年的二姐，当年正值豆蔻年华的16岁少女每天则要走15公里路到六四、九厂中学读书。一个来回就是30里地，天天如此。由于是下放，乡亲们都认为父亲犯了什么错误，尽管父亲被留在了县上工作，可还有人认为我们全家再也回不到城里了，所以，很受冷落与歧视。父亲能够凭本事走出乡间在城里做官，虽然官不大，可这对祖父来说，也是件荣耀的事。而今我们全家都被城市打了“退票”，这让祖父在村上很没面子。那段日子，性格暴躁的祖父变得更加暴躁，动不动就发火。一次，不知我哥姐他们犯了什么错，惹得老爷子一通大骂，言语中有一句很不中听的话，令我母亲极为生气。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一向孝顺的父亲第一次对他的父亲表示了不满。
到乡下的第二年，我们全家从爷爷奶奶家搬出，住到了村小学校旁边的一间土坯房里，也就是在那一年，我上学念书了。母亲虽然文化不多，可对我的学习督促很严，躺在土炕上，娘儿几个伴着一盏昏黄的灯光说着知心的话。乡村的冬夜真冷真漫长啊！“9·13”事件后，上面落实干部政策，父亲被调到市委工作。那年冬天，父亲坐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回乡搬家来了，我们家回城了。可作为知青的大姐却不能和我们一块回去，她在农村待了整整八年。我现在仍时常想起在村口老柳树下，大姐教我唱那首《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情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手舞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别了，大姐！别了，爷爷奶奶！别了，故乡！等家里的东西都搬上车时，已是黄昏时分，天也飘起了雪花。父亲和我哥我二姐坐在卡车上，母亲带着我坐驾驶室里。司机黄叔打开了大车灯，两束耀眼无比的光柱照在乡村公路上。汽车载着一家人在苍茫的暮色和漫天的飞雪中向着城市疾速挺进……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人的命运、人生的经历和轨迹真的不是个人所能完全把握的，它总要受到身处的时代的影响，总要被社会的大潮的冲撞的挟带，在生活的激流中浮沉，尤其是在“文革”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