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生产，如果一直牢牢记住这一点，那么金融运作就成了第二位的了，它不过是记记账而已。
我们的财务操作非常简单，我们最初的宗旨是现金交易，手中确保有大笔流动资金，获取各种降价的好处，同时在银行获取利息。我认为银行主要是一个可以提供安全而方便地存钱的地方。
我们在参与竞争者竞争经营的那一刻，便丧失了自己的经营方式。我们在成为金融专家的那一刻，便损失了原有的产量。工厂的金库应当是车间而不是银行。
我并不是说一个经营企业的人对金融一点都不知道，但他最好知道少一点，而不要知道得太多，因为如果对金融太精通的话，他就会想法去借钱，而不是去挣钱——然而，为了归还所借的钱，他就要借更多的钱，这样他便不是一家企业家，而成了一个玩钞票的人。
如果他真是一个玩钞票的高手，也许可以把这一套戏法玩弄很久，但注定有一天会犯错误，那时他的一切就会全都崩溃了。因此产业不能和银行业混在一起。
我认为有一种趋势存在，即很多企业家和银行业混在一起，也有许多的银行家和实业搅和在一起。这种趋势使实业和银行业两者的目标都变形了，并且使两者都受到了损失。
资金从实业中来，而不是从银行中来。我发现工厂能满足对金钱的每一种要求。例如有一次，某公司急切地需要资金，当工厂发起动员时，它征集的钱款比这个国家的任何一家银行愿意借贷的钱款都要多得多。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用否定的态度来谈金融问题。好几年前，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否定福特汽车公司归标准石油公司所有，在那次否定声明中，我们还附加了一个否定声明——否认我们将与任何其他行业合并，或我们想通过邮寄方式出售汽车。
去年最盛行的谣传说，我们要到华尔街去寻求贷款。我不想费力去否认这些谣言，要否认这一切，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了，只是证明了我们不需要任何外面的钱。从那之后，我再也没听到去华尔街贷款的谣言了。
我们并不反对借钱，也不反对银行家。我们所反对的是试图用借钱来代替生产工作，是那些把企业当做西瓜来分割的银行家。
我认为应该把货币、借贷和金融放在它们恰当的位置上。为了做到这点，每个人必须首先确切地考虑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钱，这些钱将来怎样偿还。
金钱只是一种经营工具，它是机器的一部分。如果问题出在企业内部，你可以借10万台车床当做10万美元来使用。但是，这种事就是有再多的车床也解决不了问题，有再多的钱也是一样。只有多开动脑筋思考，用聪明和勇气才能解决问题。
一家企业如果滥用它已经拥有的财产，它将同样会继续滥用它所能获得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消除滥用。当做到了这点时，企业将会开始挣钱，就像一个康复的身体开始自己制造充足的血液一样。
借款经常容易成为陷入困境的借口。借贷是懒惰和骄傲的催化剂。有些企业家太懒惰，不想知道一切，也不下到基层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他们太骄傲了，不允许任何他们所倡导的事情出错。但是，企业规则像重力规则一样，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将会感受到它们的厉害。
为扩大生产而借钱是一回事，为弥补错误的管理或浪费而借钱则是另外一回事。你不应该为后者去借钱，因为钱在这方面起不了什么作用。浪费得靠节俭来纠正，管理不善得用脑子来改正。这两者的纠正都与钱无关，而且，钱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它们的敌人。
很多企业家都感谢自己的星相，因为星相向他显示他最好的资本是自己的头脑，而不是银行的贷款。在某些情况下，借钱就像喝醉的人为了醒酒而再喝一杯一样，并不能期望它帮到什么忙，它只能增添困难。扎紧企业开支中松开的口子比借任何7%利息的贷款都更加合算。
企业的问题是最需要考虑的。与人们关系密切的企业最重要的事就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你生产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以一种价格——对他们来说是帮助而不是一项重负的价格——卖给他们，那么你的事业便会永远前进，而人们买你的东西就好像喝水一样自然。
但是还应经常注意生产产品的过程。机器损耗了，需要及时维修；工人们可能会变得不服管理、懒惰或粗心——企业是由人和机器为了生产产品而组合在一起的，人和机器都需要经常维修和替换。有时候人更难“伺候”，他们更需要修补——而他们自己总是难以认识到这一点。
当一家企业中充斥着坏方法时，当一家企业由于对它的功能不注意而出现问题时，当管理人员舒舒服服地靠在他们的椅子上，以为他们制定的计划能永远地实施下去时，当企业成了一个悠闲生活的场所，而不是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的场所时——那么，企业就要遇到麻烦了，在明朗的早晨你会发现，自己在干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工作，但从中收获却少得可怜。
当你发现缺钱时，可以借到钱，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借来，似乎人们会把钱堆到你身边，这是年轻的企业家所面临的最初诱惑。如果你借了钱，那么你就是在注射一种有害的兴奋剂，在助长疾病。
难道借钱的人会比借出钱的人更聪明吗？一般来说情况不是这样的，借贷往往是去抵押将要没落的财产。
当一个商人去借钱的时候，便是他不需要钱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不需要用借来的钱来代替他应该自己去挣的钱。
如果一家企业状况非常好，而需要扩大生产，这时候借钱相对来说要安全些。但是，如果一家企业是由于管理不善而需要用钱，那么此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企业进行分析，从企业内部消除问题所在，而不要用从外面借来的钱掩盖问题。
我的金融策略是我的销售策略的结果，我相信薄利多销要好于厚利少销，这能够使大量的人们购买，并且给被雇用的大批工人以优厚的工资。它能够让你为生产而计划，消除商业停滞时期，消除无所事事的企业造成的浪费，并且产生了许多合适的、持续发展的企业。
如果你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需要紧急资金的，都是那些缺乏长远计划的持续发展的企业。降低价格被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看成是降低企业的收入，和这种人打交道非常困难，因为他完全缺乏最起码的企业知识。
例如，当我考虑把每一辆车的销售价格降低80美元时，有人问我，这样对产量为50万辆汽车的公司来说意味着减少了4000万美元的收入。当然，如果以新的价格只卖出50万辆车，收入是会减少4000万美元——这是一道有趣的数学计算题，但它与企业没有任何关联，因为当你降低了一种物品的销售价格时，销售量才会持续增长，企业便会更加稳定。
如果一家企业不增长，那么它注定只能是一个衰落的企业，而一家衰落的企业总是需要钱的。传统企业遵守的信条是：应该总是把价格保持在人们愿意购买的最高点。然而，真正的现代企业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
银行家和律师不会欣赏这一事实，他们会把死气沉沉和稳定混为一谈，自愿降低价格是永远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说让普通银行家和律师进入企业管理中，是一场灾难。
降低价格、增加销售量、盘活资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润，这些利润又可用于其他更多更好的经营。由于企业的资金周转很快，以及大额的销售量，使得我们的利润一直就很高。
我们每一件产品的利润很低，但总的利润却很大。利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降低价格之后，有一段时间利润会少一些，但是随后经济规律便开始起作用了，利润会再一次达到最高。
但是，这些利润并没有被当做红利而分掉。我一贯坚持低分红，公司现在的股东没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属于公司的利润应该多于属于股东的。
在我看来，股东应该是那些为公司积极工作、认为公司是一个服务性机构，而不是一架赚钱机器的人。如果获得了大额利润——可用来使公司赚取更大的利润——那么它们应该一部分作为再生产的资金，因为这适合于提供更好的服务，一部分可以转让给消费者。
有一年，我们的利润远比期望的要高得多，于是就自愿地返还每一辆车的车主50美元。我们觉得那是我们无意中向消费者多要了钱。
我的这种价格策略和由此产生的我的金融策略，在好几年前给公司惹来了一桩官司——有人要求进行更多的分红。
在证人席上，我对这一策略给予了有力的说明，这一说明现在仍然有力。它是如下这样的：
“首先，我认为以合理的低价格销售大量的汽车，要比以高价格销售少量的汽车更好。
我坚信这点，是因为它能使大多数人买得起汽车，并享受到使用汽车带来的快乐，因为它给了大量工人优厚的工资。这些就是我人生的目标。
如果我不能在实现这些目标的同时，为我自己及其他与我相关的人赚取丰厚的利润，我们就不能算是成功。事实上，我将是完全失败的。
我信奉的这一宗旨，是很好的经营宗旨，因为它在实施当中很有效——因为每一年我们都能使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我们的汽车，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工作。
与此同时，大量的销售额使我们的利润超出了我们所希望的，甚至超过了我们最初的梦想。
必须记住，你每一次减少汽车的售价而不降低汽车的质量，就会增加购车者的数量。那些愿意以360美元买一辆车的人不会掏440美元买一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