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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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进行到约四分钟，马克和女友的对话越来越不和谐。在前者表示“我能把大人物引见给你”后，女友怒了，她想说：“这他妈的（Fuck）是什么意思？”但是“Fuck”只说了一半，被硬生生憋了回去。问题来了，她干吗要憋回去？是觉得不好意思，觉得太过分，还是反映了其他的心理变化？据出演女友的鲁妮·玛拉回忆，实拍时双手插兜的芬奇突然把裤子口袋翻了出来，“里头是空的，”玛拉边说边无奈地耸肩，“那我还能说啥。”
影片后半段，肖恩·帕克说：“你（马克）代我对他说‘Fuck You’。”这个“Fuck”念得字正腔圆，还拖长音。再往后，爱德华多生气了，扯着嗓子喊：“我的Fuck牌拖鞋。”为什么他们可以说？因为《社交网络》希望得到PG-13的分级，必须遵守MPAA的“Fuck”上限。在这个问题上，谁都别想蒙混过关。笔者的朋友去MPAA实习，听力考试的题目是“上海口音的Fuck出现了多少次”？最近一个找麻烦的是《国王的演讲》，全片一副PG的假象。直到柯林·费斯出演的乔治国王一口气说了42个“Fuck”，以为MPAA会念在他是结巴，说话颠颠儿的而放过一马。但是总局明察秋毫，给“R”没商量。
说到这儿，也就明白芬奇的空裤兜是啥意思了，这是在对鲁妮·玛拉说：“亲爱的，我们的‘Fuck’已经用完了。”
美国电影人在接受采访时会说各种事情，却很少提起分级。《影片未分级》揭竿而起，有几个人看过？片子倒不赖，但没人宣传，业内人士也讨厌它。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大家知道实情，该怎么想——你芬奇不是号称愤青吗，我以为你整天琢磨怎么推翻星巴克的暴政呢，原来精力都用在“这‘Fuck’该给谁呀”的破事上，导演也不过如此嘛。
这真是件让大家尴尬的事情。想象一下，当制片方要PG-13，主创就得开着名贵跑车，坐在有长桌子的办公室，讨论“Fuck”的分配问题。《社交网络》的编剧阿兰·索尔金最不高兴，因为原剧本“Fuck”无数，都白写了，还好不是按字计酬。演员为了抢戏各执一词。杰西·艾森伯格说：“我是男一，理应有‘Fuck’。”安德鲁·加菲尔德说：“这要考虑人物状态。这场我生马克的气，就需要一个‘Fuck’；生肖恩·帕克的气，也需要一个‘Fuck’；生女友的气，还需要一个‘Fuck’。”大牌贾斯汀不担心，因为合同里写着：“‘Fuck’全归我。”
所以说导演是生活艺术家，直来直去没好事。劝鲁妮·玛拉时，八成是：“你这次不说‘Fuck’，我就让你当《龙文身女孩》主演。”如此，对于“某某片出现多少‘Fuck’”的花絮，您可得换个角度看了。不是因为导演酷，而是小农意识，觉得“反正分级是R，‘Fuck’不说白不说。”
这才是好莱坞的本质，自从分级取代海斯法典，允许大放厥词，对“Fuck”的明争暗斗就从未停歇。所谓导演的“最终剪辑权”，其实就是“Fuck”的分配权。还有“某人因创作分歧而退出”的套话，其实就是“Fuck”归属问题谈不拢。梅根·福克斯被双规，因为她曾在“我真（他妈的）不敢相信，贝要让我们去（他妈的）金字塔旅游”这句抱怨中，掺进了两个“Fuck”。对志在PG-13的大片来说那可是致命的伤害。贝顾全大局，忍受“小气男人欺负女人”的指责，乃一代豪杰。还有前两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编剧罢工，起因是他们希望出台新条款：把上一部省下来的“Fuck”用到下一部。这可是太过分了，MPAA没让他们得逞。
限制“Fuck”次数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了。除了脏话，MPAA对吸毒、暴力也有规定。但是，PG-13中的暴力场面也很常见，与R级界线模糊。何不仿照“Fuck”的规定，限制一下……比如一部电影的阵亡人数。这样，在四部《X战警》中无法无天的家伙就得收敛些了。到时候，会有穿西装的人走进大银幕，对准备杀人的金刚狼说：“哥们，够数了。”天知道，也许真有限制，所以《泰坦尼克号》的露丝不得不活下来。
还有的行为比暴力更可怕，比如“非暴力”。孩子们看完《甘地》，会得出什么结论？如果爹妈不给买iPhone，就绝食静坐；如果小流氓欺负你，就伸出脑袋让他们打。而这片子的分级，甚至连“PG”后的“13”都免了。我很想知道，如果有惨剧发生，MPAA会不会觉得内疚——至少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应该内疚。否则，那位因为拍了《天生杀人狂》而被强制内疚的导演也太冤了。
那么，为何MPAA要把“Fuck”和其他不良行为区别对待？更诡异的是，同样说“Fuck”，标准也不统一。按照官方的规定，一部PG-13只许说一个“Fuck”。《社交网络》说了两次，却没有被抓，真纪录片《士兵宫殿》说了42次，MPAA还替它说话。倒霉的假纪录片《等待古夫曼》，只说一次就变成了R。而这唯一的台词还引自《愤怒的公牛》，就是“你Fuck了我的老婆？”专家表示，其他片子用“Fuck”只为骂人或感叹，《等待古夫曼》的“Fuck”却是“Fuck”的本意。知道了两种“Fuck”的区别，也自然明白“Fuck”与暴力、毒品的不同。
原来，“那件事”才是MPAA唯一在乎的，他们就好像收购了城管部门的扫黄打非办。什么打击斗殴凶杀、脑浆飞溅、吸毒成瘾、街头小贩，都只是幌子，只要别跟“那件事”扯上关系就成。在此影响下，裸露下体的男人也能拿到好分级（《苹果酒屋法则》的PG-13），光屁股的女同志却必死无疑。芬奇也是考虑到这一层，才不让鲁妮·玛拉说“Fuck”——好好的小姑娘，腼腆些不行吗？
MPAA对“那件事”如此敏感又是为何，难道我们不是盼望着天天都做“那件事”吗，我们不是希望把“那件事”做好吗，我们不是一直在寻找有助于“那件事”的食物吗？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适度的“那件事”有益于身心健康。反过来，你什么时候听过适量地打架和吸毒延年益寿了？这么好的“那件事”，为何到了电影里就成了禁忌？因为当小孩懵懂地提问“露丝为啥一个巴掌拍到车窗上啊”，你好意思说“因为她高潮了”吗？
30年前，我去庙里拜佛时遇到过一位高僧，他问我：“什么东西你看到了，却没看到？”后来才知道，就是包含“那件事”的电影，尤其是跟父母一起看，它在电视里头又叫又闹，全家人却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父母觉得尴尬，心想“给个提示会死吗！”于是分级制诞生了：PG指的是不会尴尬的电影；PG-13是可能会尴尬的电影；R级是必须尴尬的电影。当然，不能否认有些父母是开明的，他们不在乎孩子偷看了有“那件事”的电影，只要没跟自己一起看就行。
正是因为不好意思解释，冠冕堂皇的“为了下一代”的句式诞生了，父母的难堪义务得以免除，MPAA则是专管电影的分部。另一方面，小孩听多了这种调调，便把“那件事很不好”跟“玩火尿炕，山上有狼”一样当作常识和纪律。这难道不是错误的教育方法吗？没关系，就算孩子不小心上了山，看到狼，狼也不会吃他，倒是他从此以后再也忘不了狼。
两代人在“那件事”上的默契一直延续至今，已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国派》里的好爹爹打破常规，想要若无其事地跟亲生儿子谈论打手枪和成人杂志，但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因为他不明白，我们现在所谓的对“那件事”的教育，不可能进化到父母亲身示范的程度，最多就是暗示：“孩子，如果你有什么疑惑，咱家橱柜下面藏着的东西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一些外国的父子电影中，教打棒球、开枪甚至掐架的情节都很常见。但是，你什么时候看到教孩子做“那件事”的爹了？《美丽人生》的老爸够厉害吧，硬是把集中营说成了《幸存者》。假设有人请他可爱的孩子参观洗头房，回过头问奖品是啥，他还能说出花儿来吗？《大鱼》的老爸爱给儿子讲故事，里头有老女巫、小女孩、连体华裔女，还有跟孩儿他娘相恋的经过，可是“那件事”呢？一个爱吹牛的男人怎么会忘记提“那件事”呢！原来，“那件事”只有在老爸讲给同事的版本中才能听到，此时拍出来的就不是充满童趣的《大鱼》，而是荒淫无度的《好多码120天》了。所以好莱坞电影上映后，总有后续的×××版推出，为的是把“那件事”补充说明一下——这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要叫醒睡美人，光有王子的吻是不够的……
伍迪·艾伦创造了一切
电影篇
谨以此文纪念伍迪·艾伦第四十部长片公映，以及彼得·杰克逊的《被遗忘的银色》，以及我终于在周末找到了水管工，可他对空调一筹莫展。
伪纪录片这两年火得很，基本都是恐怖和惊悚，赚了不少。有人觉得它的兴起与DV普及关系密切，扯淡。真正的原因是，约40年前，伍迪·艾伦以《傻瓜抢银行》开伪纪录之先河，好莱坞片商最近才意识到有利可图，纷纷效仿。该片同时也是伍迪·艾伦的处女作，还不成熟。到《变色龙》时登峰造极，以假乱真。通过在历史胶片上做手脚，甚至能看到主角和希特勒一起。后来有部电影学了皮毛，让一个乡下傻小子跟约翰·列侬同台，就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没错，《阿甘正传》，悲哀。
身为大师，伍迪·艾伦从不抱怨后辈抄袭，大家也就厚着脸皮装不知道。更有人引用他的话作为辩护，来自《奇招尽出》的结尾——“不管写什么，都要追求原创性，如果非要偷，偷最好的。”也成了圈外人的座右铭。
在抄袭的过程中，伍迪·艾伦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科学、文学、哲学、宗教、心理学、音乐、戏剧等，最多的则是电影。
1伯格曼和费里尼
伯格曼蜚声国际，成为艺术大师始自1957年。对死亡的恐惧与迷恋，对上帝的怀疑在《野草莓》、《第七封印》、《处女泉》中均可看到。能有这么大的进步，要感谢伍迪·艾伦的熏陶，因为“死亡”可见于他的每一部电影。后来伯格曼拍摄了大量戏剧式电影，如《沉默》、《面对面》、《呼喊与细语》，影片中的家庭、母女、姐妹、冷漠、残酷调子，与伍迪·艾伦偶尔为之的几部正剧，包括《内心深处》、《情怀九月天》、《另一个女人》何其相似，只不过更加得心应手。伯格曼则摆脱不了“不过是把戏剧拍下来”的批评。伍迪·艾伦旺盛的创作欲也感染了伯格曼，“即便无法在质量上赶超他，至少数量上可以比一比。”果然，他一生共拍了60多部电影。不过伍迪还在拍片，结果仍未可知。
在很多创作细节上，伯格曼更是直接拿来。如《香蕉共和国》中梦到一群送葬人抢棺位，到《野草莓》就变成梦到拉棺材的马车。《安妮·霍尔》等片均可见成年主人公回到过去，与小时候的自己和亲人对话，《野草莓》简化成老头进入童年记忆，看自己的家人用餐（《安妮·霍尔》还是最早打破“第四面墙”的电影，即角色对着观众说话）。从《爱与死》到《独家新闻》，出现无数次的死神形象，进化为《第七封印》中爱下棋的死神。而与其对弈的十字军扮演者，正是《汉娜姐妹》演员之一的马克斯·冯西多，他后来成为伯格曼御用，是为收集八卦之用。另外，下棋的点子改编自伍迪文集《扯平》中的一篇《死神摊牌》，“我”与死神玩金罗美（扑克游戏）。
反复使用的交叠的面孔，是今天必提的伯格曼标签。这源于《爱与死》，但主要是《内心深处》。所以我们会在《沉默》里看到正脸特写加侧脸特写，《面对面》的两个女人面对面的构图。伯格曼发挥想象力，通过改变脸的朝向制造戏剧冲突。据统计，除了两个后脑勺同时正对银幕，其余的搭配都用过了。
众所周知，伍迪·艾伦是个不俗的业余魔术师，魔术也是他的常用素材，伯格曼便拍摄《魔术师》表达敬意。对偶像的持续狂热换来了不错的结局，最终通过丽芙·乌曼有了一面之缘。“他对我的电影票房成绩不佳、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还有对制片商忍气吞声表示很同情。”伍迪·艾伦在伯格曼逝世后回忆道。他印象中的伯格曼全不似电影中那般冷峻，“他问我：‘你觉得这么做会不会有意思，把摄影机放那儿一动也不动，让演员们在镜头中进进出出？别人会笑话我吗？’”
正因为伯格曼借鉴太多，人们便认为《夏夜的微笑》来自《仲夏夜性喜剧》，伍迪·艾伦亲口证实这是个偶然。还有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有人注意到该片与《名流百态》的相似，尤其是名流聚会的段落，这也是偶然。有此误解不奇怪，因为费里尼也深受伍迪·艾伦影响。如《朱丽叶与魔鬼》翻拍自《爱丽斯》，《八部半》翻拍自《星尘往事》。伍迪·艾伦曾在《安妮·霍尔》中借别人之口谈论过《大路》和《爱情神话》，费里尼就强迫所有熟人都去看这部电影，而且要他们自己买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