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T外星人》之后，影片植入广告渐渐流行，到今天已经势不可挡。据估计，各大公司用于电影植入的广告费，在2005年是722亿，2010年则为18亿。所以，是时候换个思路理解电影了，尤其是那些好莱坞大傻片——人家才不傻呢，当你看到《少数派报告》，以为这有关菲利普·迪克和自由意志，真正的主题却是“汤姆·克鲁斯带着欧米茄手表，钻进了雷克萨斯汽车，去GAP购物”。——对未来的预言写在一部奥斯卡提名的动画短片中，即《商标的世界》。
因为斯皮尔伯格积累了丰富的植入广告经验，他的广告主题已经隐晦得如同艺术电影。不过在好莱坞各大广告公司刚进军电影业时，技巧之拙劣甚至会让《唐山大地震》的白酒和保险甘拜下风。包括十分经典的《回到未来》，男主角迈克尔·J·福克斯在1955年的酒吧点了“Pepsi Free”，并强调这是不含糖的可乐。1988年的《外星小精灵》则更差劲，主角如同ET和尤达的私生子，演技却比日本特摄片的怪兽还要烂。“外星小精灵”一家来到地球后生命垂危，喝了可口可乐之后活蹦乱跳，真遗憾萨鲁曼没给他的兽人大军备上几箱，否则中土的历史将重写。与可口可乐捆绑在一起的永远是麦当劳大叔，他带着小朋友在饭店跳街舞，那场景就好像某部给初中生看的迪士尼电影，大叔也得到了应有的承认，获得当年金酸梅的最差新人奖。
鉴于大势已变，提醒一下心怀电影梦的同学，忘记莎士比亚和三幕剧吧，最近一次编剧四级考试的题目是：如何让霍比特人穿上高乐高牌高跟鞋？
这残酷的现实让我很是担忧，在把我的想法说给圭多听了之后，他很是不以为然，“你以为只有商业片是靠广告活着的？你比梦露还天真。”原来，无数艺术电影也都被拖下了水，你可以回忆下最近看的某部冷门佳片，无论是来自老挝或基里巴斯，你以为那是诚意之作，其实只是包装更精美的广告罢了。不要忘记，这可是圭多的爆料，是不容置疑的。
还记得《出租车司机》中去买枪的那场戏吗，什么玛格南44、38口径短管转轮枪、柯尔特自动、华瑟380……“司机”将所有枪都把玩了一遍，那支玛格南44几乎得到了360度全方位展示，还有长达十秒的平移特写镜头。一身精肉的罗伯特·德尼罗手握玛格南44、单臂伸直的形象被定格于电影史，有人说这象征了人民群众对政府、警察的失望，其实那只是马丁·西科塞斯涉足军火业的开始——他后来不还拍了表面上模仿希区柯克，其实是红酒广告的短片么。其实，《出租车司机》的故事根本就是为卖枪而写的，证据就在圭多看过的“永远不会公布”的删减片段里：玩枪的“司机”突然面对镜头微笑，说：“世道乱，谋生艰，司机生意很难做，还好我有玛格南。”
必然的，有些同学会觉得军火植入的故事没有可信度。我自己也很疑惑，尤其是某乘客神经病似的大谈他要用玛格南44杀死妻子的那场戏，他特别提到了“（被枪击后）她的脸血肉模糊，不可辨认……如果私处被打中又是什么样子？”如此血腥的描述难道不会影响公司的形象么？还是圭多一针见血，“那是他妈的军火商，你还指望他们搞团购，送哆啦A梦的抱枕吗？”他又提醒我，想想看那位乘客是谁演的——马丁·西科塞斯本人，一个很喜欢致敬的导演，这一次他是在向军火商致敬。
广告的本质谋杀不了《出租车司机》的经典地位，就如同战争促进民用科技，广告也间接激活了电影艺术。塞尔乔·莱昂内以无法更近的大特写闻名于世，成功地将美国西部片在意大利通心粉中放大，让这垂死的类型电影重获新生。其实，大特写最初只是为了展现“狮子牌”化妆品的神奇功效，“狮子牌”在罗马家喻户晓（相当于大宝在国内的地位），幕后的控股人就是莱昂内家族（Leone即为狮子之意）。《好坏丑》上映时，意大利随处可见印有伊斯特伍德、埃里·瓦拉赫、李·范·克里夫面部特写的大海报，在那坑坑洼洼、皱纹遍布、黑头滋生的面孔上，写着“no Leone no Face”。而在《西部往事》的首映礼上，当亨利·方达初次亮相的伟大特写镜头被拉到最近时，观众无不惊呼：“瞧他的脸有多脏！”
克劳迪娅·卡汀娜出演的妓女在《西部往事》中戏份颇重，因为莱昂内突然意识到男生很少使用面膜。而美艳如卡汀娜，少了狮子牌面膜，也会变得好像印度村妇，更何况生为凡人的你我？多年后，归隐的莱昂内（忙着打理家族企业）拍了《美国往事》，因为他突然意识到光有粗糙的脸不足以证明狮子牌的神奇功效，还得让人们看到使用后的变化。这才有了舞动着的詹妮弗·康纳利，配上莫里康内神启似的音乐，都是为了衬托那水嫩如果冻一般的皮肤（有意购买的女生可留下联系方式，或登录我的淘宝店）。
遗憾的是，经典广告时刻少之又少，多数更像因为植入事件而大出洋相的《变形金刚3》。说起来，在这个“商标的世界”中，一个拍广告出身，还让拍广告的时候认识的广告模特成为主演的导演，他的电影中出现多少广告都不奇怪。但很少有人在情感上接受这样的行为，我觉得，观众的厌恶——尤其是影迷的厌恶，有着深刻的弗洛伊德依据。因为“植入广告”中的“植入”二字，让我们觉得电影被扒光了衣服，趴在床上，任“广告”蹂躏。
有了这个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何同为植入，我们对艺术电影，或者所谓的创意广告接受程度更好，因为它们温柔、体贴、花样繁多、前戏够足。商业电影则粗鲁、突兀、招式陈腐、挺枪就入。也可以解释为何我们对外国电影植入的抱怨远远小于对国产片的抱怨，因为出事的不是自家孩子。甚至可以解释人们为何对《变3》中的国产广告抱有相对宽容的态度——因为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停地被老外植入，偶尔植入一次老外，也算不能明说的为国争光了。
但是，电影怎么办呢？难道只能努力走艺术路线，让每部电影都变成《冬天的骨头》？这部电影表达的主题是：“如果没有用‘费力轻电锯’锯断老爹的手，可怜的乡下女孩还有她的老母与弟妹就要露宿山头了。”可是别忘了，艺术的植入也还是植入。最好的办法，是“反植入”。
所谓“反植入”，就是在其他商品中植入电影广告。比如在膨化食品里加入《第七封印》的死神画片，或者干脆在薯片上刻出死神的脸。然后当可爱的小朋友满怀对生活的希望打开包装袋，看到的却是提醒他“人终有一死”的伯格曼。或者把《毕业生》的结尾教堂戏植入婚庆公司的宣传片，再打上字幕：“我们承诺，每一次婚礼，都将以新娘被人抢走而告终。”再或者跟房地产公司合作，按照《2012》的风格做新楼盘的模型，到处都是裸露的墙壁，压扁的汽车和断手断脚的一家三口，售楼小姐露出甜美的微笑：“海景别墅，三万一平，2012，与您同行。”
劝架
五月第二周上映的《伴娘》成为上半年最大的惊喜。票房暂且不论，向来遭歧视的女仔电影（Chick flick）取得匹敌《太坏了》或《意外之孕》的口碑，足让《周末夜现场》最搞笑的克里斯汀·韦格蜕变为第二个蒂娜·菲。这部电影如此成功，以至于制片人阿帕图提前在推特上为续集选角，他看中一名叫卡琳娜·朗沃思的女孩，还直接@她。笔者大为兴奋，惊呼“微博选秀时代到来”，谁料穿玛西娜T恤的哥们又跳了出来，让我查查当事人的户口。
于是我惊讶地发现，卡琳娜并非专业演员，仅有的“演出”经验是在一部关于美国影评人如何爱电影的纪录片中出演自己——她是《洛杉矶周报》的电影编辑，为《村声杂志》写影评，其中就包括《伴娘》的影评，她一点也不喜欢这部电影。正是在评论发表之后，阿帕图直接@她：“@karinalongworth，我喜欢你的新大头照，你已经被《伴娘2》选中，我们需要一个‘穷酸女孩（sour girl）’。”还配了一张卡琳娜的近照，我才意识到这不过是阿帕图又一恶毒玩笑，地点在电影之外。
“穷酸女孩”是个不太靠谱的翻译，我的理解是“又宅又怪”的女孩。照片上的卡琳娜戴了一副上框白、下框黑的猫眼眼镜。镜框的两端高高翘起，远看如同《黑天鹅》，也可能是《粉红火烈鸟》，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流行，玛丽莲·梦露和《蒂凡尼早餐》中的赫本都戴过，出现在21世纪有点格格不入，被阿帕图所攻击。
另一件事，年初纽约影评人协会奖颁奖的时候，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和《New York Press》的阿蒙德·怀特展开对骂。起因是后者把《黑天鹅》贬得一文不值——还不如卡内·韦斯特（说唱歌手）的音乐录影带。达伦本是去给自己的摄影师颁奖，谁料他借机对台下的怀特发难：“我觉得该给怀特颁发‘最佳同情心奖’，因为他缺这个（同情心）。说真的，你得保持风格啊，因为这给了我们又一个不看《New York Press》的理由。”怀特也不是省油的车：“很好，达伦看了我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因为他看过了，他知道（片子烂的）真相。”
与极端恐怖分子相对应，我是极端和平主义者，就算是万里之外不相干的两个人吵架，也会替他们觉得尴尬，恨不得大喊“别打了”。就好像二年级上《思想品德》课的时候，老师放映了《日落大道》和《双重赔偿》，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腐蚀人性。小孩子狗屁不懂，只有被忽悠的份，唯独穿玛西娜T恤的同学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原话是：“某种消极悲观的情绪过滤掉了黑白画面中的‘白色’，剩下的只有比夜晚还黑暗的东西……可以称之为‘黑色电影’吗？”代表老师权威的三杠班长开始反驳他。猜猜看博学、稳重的穿玛西娜T恤的同学作何反应——只见他定定神，深吸气，把吐沫啐到了班长脸上。
阿帕图、阿伦诺夫斯基和影评人怀特就像我那穿玛西娜T恤的同学，面对不同意见，他们没有就片论片，而是互相攻击，丑态百出。在一个健康的制作与评论体制下，应该始终将电影作为讨论对象，导演不能因为被批评几句就小心眼，影评人更不该点火就着，都像你们这样，如何共同进步啊？出于好心，我希望找到让双方和解的办法。仔细想了想，巴赞或许建立过一套完善的交流规范，找了一下午没有找到，反而看到一篇关于他的闲话文章，作者是美国电影学者、影评人大卫·波德维尔，这直接导致了下面的跑题。
文章引用了巴赞对奥森·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威廉·惠勒的《小狐狸》等片的评价，表扬了他们对“景深”的运用，不但让电影更好地表现“现实”，而且丰富了电影语言。以往的画面都是单一的远中近景或特写，观众对于自己看到的东西没有选择权；“景深”镜头将远景与特写融入同一画面，人眼可以自由选择关注对象。比如把小凯恩委托给银行的那场戏，在前景的签字母亲和背景的玩雪小孩之间，我选择了电脑显示器上的蚊子，打赌它十秒内会飞过来吸血。你猜怎么着，当我盯着蚊子的时候，曾经看不下去的《公民凯恩》突然变得流畅了。
当然，波德维尔真正要说的是巴赞理论的来源，在威尔斯和惠勒的影片上映期间，摄影师格雷格·托兰和导演曾在不同的刊物上提过“景深”云云，本是宣传的一部分。巴赞后来的“大发现”更像是将英文翻译成法文，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只是把通稿作者改个名。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我没有找到巴赞关于规范交流平台的论述，反而看到他占电影人便宜的秘史。影评人要是也烧香拜神，上面供的肯定是巴赞，巴爷都闹革命了，伙计们自然一呼百应。这让我特别难过，因为越发看不到调解成功的希望。
原来，积极的答案藏在电影里。《八部半》里有个影评人，像C-3PO一样碎碎念，最后上吊自杀，这是费里尼的幻想；《白烂贱客》中杰与沉默的鲍勃完成复仇，把羞辱他们漫画的小宅男都打了一顿，这是替导演凯文·史密斯出气。这二位看起来很暴力，其实是内心脆弱的表现。将心比心，但凡脸蛋没变成“脸书”那样厚的人，总会被负面评价伤害。有时候还被指责缺乏诚意——“诚意”比“好坏”还难判断，一旦是我们不识货怎么办？退一万步，如果跟你相熟的朋友把麻辣豆腐做砸了，在他主动自责之前，还是尽量别谴责吧。所以我的建议是悄没声地说，别放到博客或媒体上让当事人知道。可怕的是，就算我们都闭嘴，争论也不会停止，因为电影人与电影人的战争更恐怖，俗称的“窝里斗”一开战，我连架都没法劝，因为不能当面评论嘛。
比如两个以越战电影成名的导演迈克尔·西米诺和奥利弗·斯通，西米诺说：“奥利弗难以置信、近乎疯狂地嫉妒我，因为我出版了一部小说，他一直想成为下一个海明威，他不想成为导演。”还有贾樟柯：“我非常不喜欢金基德，我觉得他是走火入魔的独立导演，我觉得他艺术上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是哗众取宠。”这句话有泛酸之嫌，真实性难以考证。但如果他真用“哗众取宠”形容金基德，那感觉就好像奥尔森姐妹中的一个，说另一个长得难看。我觉得挺伤心的，因为我很喜欢金基德和贾樟柯导演，他们的《空房间》、《呼吸》和《春夏秋冬又一春》都是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