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新鲜出炉的导演口水仗发生在两位黑人兄弟之间，斯派克·李屡次三番批评“黑疯婆子系列”的泰勒·派瑞：“看什么人的片，投什么人的票。”显然是怪对方的低俗喜剧让同僚失去政治判断力。派瑞怒了：“我受够了他妈的斯派克·李，你们可以这么写——派瑞叫他直接下地狱。”瞧，他们说同行的时候所用论据也并不内行，口气还狠过外行，证明“品头论足”也是天性，是与“不想被批评”一样的天赋人权。
背后悄悄说的另一副作用是没人听得到好话。大家辛苦一场，为的就是听好话，这点无人例外。指手画脚的评论者也希望他的审美得到认同，如果你变成庞大群体中唯一喜欢《专扁衰仔》的人，那感觉跟进了集中营没什么两样——这时候如果碰到第二个，肯定会相爱的。
至此，我终于找到了近乎完美的劝架之道，不如以后都只说好话，坏话就让它微笑不语吧——优点在于导演这边只听赞美，影迷那边遍地知音。如此，影片获得认可的程度就与大家谈论它的总量成正比，不是有很多人抱怨“烂口碑好票房”吗，现在都解决了——上映半个月还找不到一篇影评，哀哉！导演依然会伤心，但程度会降低。比较一下，在“看过所有王家卫”的前提下，“只喜欢《神探飞机头》”和“讨厌《花样年华》、《春光乍泄》、《阿飞正传》、《东邪西毒》、《2046》……”的意思一样，哪个更刺耳？
当然，这一制度建立在电影人与影评人不发生奸情的前提下，不符合我国国情。至于老外，虽然达不到神州水军惊人的规模和GDP，却也并非卡普拉电影中的詹姆斯·斯图尔特——因特殊原因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他们一样干得出来。
如果她仍在世，6月19日将是宝琳·凯尔的92岁生日，差不多就是这期杂志出刊的日子。凯尔为《纽约客》写过23年影评，罗杰·艾伯特和前文提到的阿蒙德·怀特都受到她的影响，总之很牛逼就是了。在1978年3月的《纽约客》上，凯尔表扬了一部叫《手指》（Fingers）的电影——你当然没听过，谁都没听过——这片在当时口碑并不好，凯尔却将新导演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与奥森·威尔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相提并论，还说“影片吼出了导演的野心，你能感觉到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意图没能被完全表现，仅仅因为成本、演员和他个人经验的欠缺……尽管如此，他仍然让人想起年轻时的田纳西·威廉姆斯。”
两个月之后，《国家评论》的约翰·西蒙也写了《手指》的影评，爆料说年轻的托贝克曾是凯尔的伴游（escort，随同女士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的男伴）。两人相差25岁，不知道“escort”这个词是否带有暧昧的暗示，但至少也是关系亲密吧。可惜直到今天，被一堆肉麻词儿捧起来的托贝克也没有成为凯尔预想中的伟大导演，为沃伦·比蒂的《巴格西》写剧本已经是他事业的顶峰了。
很奇怪，说着说着，影评人和电影人就从仇人变成爱人。借用《和莎莫的500天》中的一句台词，他们的关系就像《席德与南希》，是一对吵闹的疯婆子、疯汉子，而且吵得很享受。妈妈教育我说，遇到这样的夫妻，别管闲事，好好看你的热闹。
电影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电影晚场的经历，就像赶飞机，第一次永远不会晚，因为你早就紧张兮兮地提前数个小时出门了。但时间一久，变成老手，可以精确计算到分秒的时候，早晚有一天会错过片头字幕，然后变成自己讨厌的“已经开场还撅着屁股找座的人”。这种晚场往往是由于“意外”的交通堵塞或买票队伍太长造成的，终于接受教训，提早出门，结果满眼望去都是绿灯，卖票窗口空空如也——去得太早，坐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望云，扮小清新，其实只有轻舞飞扬的塑料袋，片刻后被“这里是消费区”的大妈赶了出去。早也不是、晚也不是的尴尬，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又不是买不起电视和DVD，干吗还要大老远跑去电影院看片子？
现在流行把去影院搞得特别神圣，比如仪式感啊这种成人化的词儿都出来了。不知道所谓仪式感包不包括被挤在地铁或公车里一动不动，鼻子正对前方美女吃了一半的臭豆腐。当然了，电影的伟大让臭豆腐不再是臭豆腐——若干年后闻到熟悉的臭味，顿时陷入惆怅，因为它让你想起《香料共和国》的诱人味道，忍不住为土耳其和希腊的民族矛盾而流泪。对有车一族来说，在停车场绕大圈找空位或高昂的停车费也不是问题，《拆弹部队》不也是挤在狭小的装甲车里么？暑期档就更好了，或者《暴雨将至》，或者《烈日灼人》，这种天气让人想起米尔科·曼彻夫斯基和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朝圣的快感随着雨水或汗水撒了一地，那些在家里吹着风扇、喝着小酒、跷着二郎腿、穿着花裤衩、搂着小媳妇的惬意懒虫们哪里懂得？
唯一的问题是，上文提及的所有影片都无法在内地院线看到，在其出品国所取得的票房也难以同好莱坞大片相比。拜托，这又不是90年代，人们会因为在大银幕上看到哈里森·福特坠落就大呼小叫。都这么多年了，您还没看腻千篇一律的打架片么？但是无论国内国外，哪怕在陈词滥调中被认为有高雅品位的法国，看得最多也还是傻了吧唧的美国片。电影院根本成不了真正优秀影片的集散地，因为它们一直被大片统治着。久而久之，导致一些小片取得几千万票房就当作重大胜利，《生命之树》艰难地向千万大关迈进，而它可是今年口碑第二好的美国片，主演还是布拉德·皮特。
有种观点，觉得好的商业电影会促进其他电影的发展，达到共同繁荣。理论上可行，不过迈克尔·贝必须愿意把挣来的花不完的钱送给科恩兄弟——他还是科恩兄弟的粉丝呢，反正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事。事实上，多数小片都是靠独立公司的东拼西凑才拍出来的，福克斯探照灯、索尼经典之流只负责拣好的发行。无论主观上是否愿意，这些片子得不到来自大公司的施舍，谈何“共同繁荣”？反过来，随便一个喜剧烂片都能在2000家以上的电影院首映，这难道不是在抢占生存空间么？当然了，电影院也得生存，那么它的境界就跟在微博上买粉丝差不多，就算别人不好意思骂你贱，你也不该好意思承认自己“神圣”吧？
另一种理论认为电影院可以放大电影的优点，即，让它们看上去没有那么烂。这对90%的商业片都不成立，除了每年数得过来的十多部一级制作，多数片子放到大银幕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有趣的是，即便是画面平平的喜剧也能取得极好的票房，为何大家选择了电影院？原因就和《新闻联播》的高收视率是一个道理，因为DVD在公映后四个月才发行，结果是你在固定时间里要么不看“电视”，要看就只有这一个节目。如果电影院真的那么牛逼，干吗不和电视、影碟公平竞争呢？再说那些因为大银幕而有所提升的片子，也无非是感官上的提升，这样的高潮在年轻时很容易达到，时间一长就麻木了。还好年轻人永远不会消亡，所以好莱坞只需要把拍过的东西再精装修一下就得了。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可以期待一个让多元化电影占领市场的未来（虽然这听起来比二三十年代的科幻片还要假），即便如此，影院自身也依然存在令人难以启齿的问题，比如——撒尿的问题。影迷都喜欢说“电影重于生命”之类的话，如果我组织测谎，我会选择让说这话的人喝完25升的可乐再去看《2001太空漫游》——一部关于人类起源与未来，关于哲学和存在伟大命题的电影，我相信由它而生的强大精神力量会让你忘记紧绷的膀胱，宁可失禁或穿上成人尿布也绝不离开半步。通过这个测验的人，才有可能真的视电影大过生命，或者电影依然大过生命，但是膀胱大过电影。如果在家里，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不停上厕所，不用担心漏掉任何内容，因为可以暂停。如果你是在半夜看碟，还可以退碟等明日再看。
当然，这听起来不那么地道，因为认为电影应该一口气看完也是常见观点，另一方面，没有人强迫自己一口气看完三集《指环王》，或者一万集的寅次郎。而曾经无比经典的香港连续剧，抓人靠的就是结尾的吞吞吐吐。所以，“一口气”不过是对远古时代观影过程的僵化模仿，别忘了，老观众们之所以一口气看完，是因为他们只能一口气看完。放映员不会因为你要撒尿而暂停，也不会照顾没看明白的而倒回去重放——后来有些影院反复播放同一部电影，有可能进场时看的是后半部，下一轮再补上前半部。有相当多的观众就是这么颠倒着看完一部电影的，我觉得挺好玩，在家里复制这种过程也不是难事。
其实，家庭观影提供了更多有趣的可能，你可以一口气看完；遇到没看懂的也可以退回去，话说编剧写本子的时候改过好几次，演员演的时候重拍好几条，我再听一遍台词怎么了；看《记忆碎片》可以先看前半部，然后假想自己是导演怎么拍，次日看到官方选择，你可能佩服也可能鄙视，这种体验在传统模式下难以实现。另外，我试过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看片，也在通读剧本后欣赏，感觉完全不同。最后，谁不希望有一个可以边看边点评的环境，我从没见过看球和看演唱会的人是闭着嘴的，那是对选手和歌手的侮辱。但在电影院你必须这么做，否则就被嘘，有感而不能发，这是啥世道。
真正属于电影院的特点，恐怕只有“群体体验”一条。但就和“一口气”一样，这也不是任何人的初衷：《飞行大亨》里的霍华德·休斯在私人影院看样片，《肯尼迪家族》的肯尼迪总统也是——还有他的情人相伴。如果你坐在第三排正中间，还好意思边看《建党伟业》边摸女友的奶子吗？或者，上千人的场子坐不到百人，谈什么群体体验。或者，眼前的群体未必是你想要的群体，因为他们迟到、早退、喝饮料、吧唧嘴、大声喧哗、从不关机，在阶梯式影院普及之前，前排哥们的大脑袋可能还正好挡住了安妮·海瑟薇露的点，那得多郁闷啊。更别说多厅和小厅早就成为标准配置——电影院自己就在弱化群体效应，我们还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出租车司机》一度挽回了我对电影院的看法，虽然他带着女孩看成人电影令人尴尬，但总比在他家里要好——那是个破破烂烂的小公寓，而且刚认识就带到家里看黄片，变态的程度要远胜于去公共场合看黄片。与“出租车司机”的情况差不多，在北上广闯荡的外地同学不一定租得起像样的房子，当然，这不能怪社会，电影院暂时变成了正确的选择，但我相信并祝愿所有人都会有自己的房子，那时候总不至于还要闻地铁的臭豆腐了吧。NO！哪怕一年中给你印象最深的十次感动可能只有一两次来源于影院，我们依然惯性地把它当成图腾。
也许，电影院被承认只是因为它是专门用来看电影的地方，一旦你进到小黑屋，唯一能做的就是安静地看片。但如果在家里，总有更多事情等着你，从帮助小鸟打绿猪到去楼下打羽毛球，从收看体育节目到制作韭菜盒子，选择无数而且往往比看电影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所以，电影院是计划生育的产物，是独生子，哪怕人丑脑笨，也依然独享所有的爱；在家看片则好比入了天主教，不许避孕，有娃就生——如果今天生的娃叫《绿灯侠》，爹妈环顾四周，心里八成想：孩子够多了，这个新来的就直接送氪星，然后我们嘿咻一小下。
猩猩哲学
11月11日去看《猿族崛起》，结果钱包丢在了电影院。因为从来没丢过，我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来自上天的暗示。果然经过菜市场的时候，我在一堆土豆中发现了耶稣基督的脸，他看起来胖了不少，把土豆都压坏了。他盯着我，说了一句话：“为什么猩猩可以推翻人类文明，而蟑螂只会被踩死，鲨鱼被炸烂，鳄鱼被炸烂，大蛇被炸烂……”我感受到神启之光的照射，就像一台功率超高的电磁炉，让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终极答案，就隐藏在耶稣刚才的问话里。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都在思考“为何是猩猩”的问题。也许与达尔文有关，自从他提出进化论之后，人们每次挖出猿类的骨头都跟见了老祖宗一样高兴。它们接近于人，因此最可能变成人，而成为唯一的潜力股。就《猿族崛起》来说，恺撒从普通猩猩跃升为猩猩之王的过程中，权术与战术运用自如，而且会说话，有沟通的可能。相比之下，其他起义的物种实在简单粗暴，《极度深寒》里的大章鱼按说是深海生物，非要跑到水面袭击游艇，还要把剩下的几个都杀光，您不怕撑死啊？少数怪物被安排成“情有可原”的样子，比如那个非要去纽约产卵的大蜥蜴，美国户口就那么重要吗？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疑问得到了解答。这时一道霹雳闪过——用进化论解答耶稣提出的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呢？
